《中南海里的新闻电影女摄影师舒世俊》上篇||文/康胜利||【京西纪事】总825期

文摘   历史   2024-09-30 16:54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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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30 188期 总825





题  记几十年前,中国还没有磁带式摄像机,更没有如今的高科技视频设备,那么每一年天安门广场国庆节阅兵、游行庆典、八次接见红卫兵,以及国家那么多经典时刻、历史事件,是如何拍摄的呢?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新闻电影女摄影师,她的故事会告诉我们这一切。



 当您坐在影院里或打开电视机,看到近半个世纪前的主席和总理讲话、外国元首来访、元帅授衔、国庆大典等历史画面,您一定会发出对历史沧桑的感叹。然而您或许不会想到,这些珍贵的传世镜头,很多就出在一位风华正茂的姑娘之手。她,就是新中国第一代新闻电影女摄影师舒世俊。

为建立人民电影事业,1949年,国家从河北正定的华北大学选拔了部分学生到北京参加电影学习团。结业时,北影厂挑选舒世俊、官自均、汪莲生、陈锦俶、王云晖5位女同志,要培养成为电影摄影师。这些活泼机灵的姑娘们高兴极了,她们为自己有幸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女摄影师而自豪。

这些活泼机灵的姑娘们高兴极了,她们为自己有幸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女摄影师而自豪。北影厂摄影总队的小伙子们也乐坏了,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没想到,总大队长徐肖冰在欢迎会上给小伙子们兜头一瓢凉水。他在欢迎致辞后说要宣布几条纪律:“一是女同志不许谈恋爱,要集中精力学习业务;二是男同志不许打扰她们。”

舒世俊刚满20岁,俊秀的面庞上总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她被分配做北影新闻摄影师王少明的助手。王少明是当时电影摄影界的权威,抗战时期,他就在郭沫若任厅长的国民政府第三厅领导下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搞电影摄制工作,与阳翰笙、曹禺、郑君里、舒绣文等都有交往。北平解放时调到中央电影局,后被分配到北影搞新闻纪录片摄影,负责中南海内新闻电影摄制工作。为了培养新中国第一代女摄影师,他毫无保留地倾注了自己的心血。

在建设工地采访

电影摄影不同于拍照片,当时它的机器重,还有照明、遮光、反光板等一系列繁杂的辅助设备,再加上新闻摄影要东奔西跑,非一般体力所能承受。为了度过这第一道难关,舒世俊苦练长跑、双杠等,不久纤细的身材就丰满健壮起来。为了练技术,别的男助手都去玩了,她们仍在不停地苦练在黑布袋里装卸胶片,擦拭机器。这期间,小舒作为摄影师助手,到内蒙古包头钢铁公司筹建工地去采访,深秋当地就飘起了鹅毛大雪,她背着装有机器的大木箱,遮阳伞挂在腰上,身上还有三脚架、反光板、铺盖卷,老乡说是演杂耍的。她曾只身抱着电瓶,坐着长途汽车回京充电。返回包头时,汽车开到坝上地区天就黑了。她不愿和一伙大车把式挤睡在大炕上,就蒙着一块油布,把200元钱塞在袜子里,拿着一根汽车摇把,在司机座位上忍冻听了一夜狼嚎。那时中央记者下去采访,无人接站,为驮机器只好找老乡雇条驴;住的地方也没保证,在锡林郭勒采访草原民兵时就在地上刨个大坑,苫上油布就打开了出差必备的行李卷。因没汽车配合,骑在马上跟拍,臀部都磨破了,火辣辣的生疼。晚上开会时,她们就跪着听,当地同志很奇怪就问,姑娘家支支吾吾红着脸哪好意思说。

次年,经综合考试,舒世俊在女学员中第一个拿起摄影机,负责中南海新闻摄影工作。

1951年国庆节,上级让王少明拍摄朱总司令阅兵,临时改用摄影棚里的大座机。这铁家伙重得很,要几人抬。舒世俊没用过,就连夜跟王少明学,凌晨4点,就向天安门出发了。阅兵开始后,摄影吉普车行驶在检阅车前,路不平,车又颠,舒世俊把手伸在黑布袋里卸换胶片。虽然看不见,也绝对不能错,不能把拍过的当成未拍的,也不能对不正胶片齿孔,这些动作都要以秒来计算。腾下手来,她还要用身体压住摄影机的三脚架。这次,舒世俊把平时苦练的功夫全用上了。

也有尴尬的时候。一次舒世俊在中南海勤政殿拍摄缅甸驻华大使向毛主席递交国书,正蹲在柱子后面装胶片,毛主席走了出来,就问李银桥:“她干什么哪?”“她是拍电影的,装片子呢!”毛主席一听就停下了脚步,看着舒世俊操作。这下把舒世俊看“毛”了。“这就是战士拆卸枪的基本功,你要多长时间?”舒世俊吭吭唧唧地说需要一分钟,毛主席就盯着看。结果舒世俊紧张得超过了时间也没装好,脸涨得通红。毛主席见状笑了:“战士们都是蒙上眼睛练,你的基本功也要练好!”

青年时代的舒世俊、李华夫妇

1951年,在助手晋升摄影师综合考试后,舒世俊在5名女学员中第一个拿起了摄影机。不久,厂里分设东北、华北、华东等大区摄影队,她分在华北区队,负责北京中央新闻电影摄影工作。

1979年以前,我国没有一部便携式磁带摄像机,电视所采用的新闻节目,几乎都是由1953年从北影独立出来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用电影胶片拍摄的。

一名出校门不久的姑娘,要承担起这份重任,困难太多了。体力和技术过关后,还要克服心理负担。第一次拍摄死人就对她又是个考验。1954年2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在京逝世。拍摄遗体告别时,舒世俊站在遗体前拍面部特写,吓得手直抖,焦距都调不准了。以后经过锻炼,她逐渐适应了。齐白石逝世,她能定下心拍了。最见效果的是1961年梅兰芳逝世时,舒世俊赶到医院,当时只有梅躺在那里,她竟敢只身给梅先生拍摄遗容。

尽管当年徐肖冰给小伙子们宣布了纪律,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爱情的种子一旦萌动,再贫瘠的土地也能发芽。

舒世俊年轻漂亮,又做着令人羡慕的工作,追求者当然众多,其中有权有名者不少。可小舒呢,偏偏选中了摄影队比自己年长一岁的小伙子李华。李华是东北人,为人豪爽,相貌堂堂,其实,小舒更看重的是志同道合。他是一位资深战地记者,在解放战争中,他出生入死,摄制了大量珍贵资料,人们熟悉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伪总统府上的旗子被拔下,凄然落地的镜头,就出自其手。1949年,中苏合拍了我国第一部彩色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李华是中方摄影师,因此片,1950年他荣获“斯大林奖金获得者”称号。两人倾心相爱时正值李华采访在抗美援朝前线,那时战场每天都死人,保不齐要丢掉性命,要残废了怎么办?这些两人都谈过。李华义无反顾,小舒千叮咛万嘱咐,只有在这种生离死别的抉择面前,人们才能诠释“最牵挂你的人是我”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1955年秋,舒世俊、李华经组织批准,把行李卷放在一起,就结婚了。新婚的第二天,上级下达了任务:立即准备,明天拍摄元帅授衔授勋典礼。接到通知,舒世俊提前一天和照明师赶到中南海怀仁堂。在徐肖冰的组织下,她做好了摄影的一切装备。

9月27日,舒世俊到中南海怀仁堂拍摄元帅授衔授勋仪式。这天午后,她就在休息室计划抓拍一些镜头。不一会儿,彭德怀、罗荣桓、陈毅等同志先到了,他们都换上了崭新的元帅服。这元帅服是在保加利亚定做的,海蓝色的军服上镶着金星,威风凛凛。彭德怀表情凝重,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拍镜头时才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朱总司令走了进来,陈毅笑呵呵地起身打招呼:“总司令好漂亮哟,这套行头比战争时期可强多喽!”朱老总笑容满面地也不答话,双手抱拳一个劲向大家致意。陈毅走近叼着大烟斗的贺龙,风趣地问道:“你南昌起义时打响第一枪,想没想过今天能当个元帅?”贺龙说:“啥子想当元帅?都没想过是第一枪,就想这仗怎么打好呢!”叶剑英在旁边插了话:“你们新四军要是叶挺在的话,就是两个元帅啦!”一句话,说得陈毅笑意顿敛,眼圈一红,感慨地说道:“要是叶挺活着能看到今天多好,我一定把桂冠让给叶军长!”

3时整,仪式开始。毛主席率非军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上主席台,左右是刘少奇、周恩来。全场军官齐刷刷起立,好半天,毛主席连连扬手“坐下来,坐下来”,全场才落座。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和授勋命令。毛主席神情严肃,走到站在排头的朱德面前,双手把军衔命令状、勋章及证书授予他。两位战友的手握在一起,久久也不松开。舒世俊赶紧推近镜头,把焦点牢牢定格在紧握的手上。仪式当晚,在怀仁堂旁的大草坪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刘少奇委员长为授衔授勋举行庆祝酒会。刘主席、周总理频频向元帅们敬酒,舒世俊看到,彭德怀元帅的第一杯酒没有喝,默默地洒在一株苍劲的翠柏下。事后,毛主席曾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舒世俊至今仍认为,这话不会是针对有人争衔讲的,而是说只有到革命成功荣誉到来时,就会更加怀念牺牲了的战友们。今年春节前夕,我有幸看到了这部署名为摄影师舒世俊的1955年新闻纪录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北京授衔时,刘伯承、林彪正在青岛休养,第二天,舒世俊的爱人李华前往青岛去完成了补摄任务。为摄制十大元帅授衔影片,舒世俊、李华夫妇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来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成千上万的人沸腾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战士、民工都往前涌,一下子就乱了,竟把主席的鞋挤掉了,急得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大将使劲吼:“干活去,干活去!我要给你们蹲禁闭!”蹲啥也不顾了,毛主席刚放下铁锹,一个战士抱起就跑。舒世俊的鞋也被踩掉了,她拼尽全力和同事们抢拍了影片《领袖和我们同劳动》,把一代开国元勋在十三陵水库挥锹、推车的感人场景记录下来,现今仍是被影视片频繁采用的珍贵资料。

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与舒世俊等交谈

也就是在这一年,舒世俊痛失爱子。顺义县“大跃进”大炼钢铁,领导派她去摄影,此时她已颇感身子不便,但“困难”二字它是说不出口的。雨后泥泞,卡车在土路上颠得老高,任务完成了,怀孕已6个月的舒世俊却早产了。那粉扑扑的小儿子来到这个世间才几个小时,就夭折了。抱着儿子,心如刀绞,可为了工作,做父母的泪只能往心里流。

从1952年下半年起,毛主席每年都要到各地去巡察,他说“在北京听不见真声”。每逢出发,中央警卫局直接通知舒世俊,让多带胶片,厂里也不知道,只知道小舒“有任务”。有时太仓促,洗漱用品都来不及带就直接上了接人的汽车,直奔火车站。轰隆隆车走了半天,也不知去哪,不管荒郊野外,这车随时停。

有一回,毛主席视察农业,火车停在一片农田边。舒世俊一打听,才知道此地是河南境内的七里营。主席戴上大口罩,只带了几名同志大步朝正在播种冬小麦的农民走去。舒世俊住的警卫车在专列前部,主席在车尾,她把摄影机遮在衣服下跳车就往后跑。主席捂上口罩是怕农民认出不敢讲真话,舒世俊这样做一是为配合主席隐蔽,二是怕惊农民,那时很多人认定被人摄影就会被机器吸去血。

毛主席招呼过几个农民,问道:“也在搞密植吧?每亩撒多少种子?”老乡们以为是县上、公社里的干部来了解情况,就争着说50斤、80斤、100多斤,看来他们心里也没多大谱。毛主席看着无行无垄的麦田,眼神里浮现出一丝疑云,便问:“小麦挤得密不透风,地毯似的,能行吗?”“中!中!”老乡们不约而同。“谁让你们放那么多种子?”“干部呗。”

毛主席边走边调查,突然有一天通知周围县长立即上餐车开会,舒世俊抄起摄影机就奔会场。

“你们是一县之长、县太爷,坐在宝塔里可不行,不知民情。你们搞密植,说说到底亩产能多少斤?”县长们面面相觑,有的说两千,有的说三千,也有的说不出。沉默片刻,毛主席突然发问:“你们相信上帝吗?”什么,相信上帝?这下,大伙儿更懵了,谁也不敢吱声。毛主席见谁都不答,就认真地说道:“你们不信,我信。我们的上帝就是老百姓,就是群众。你不去做调查研究,不找农民了解,就随便说多少斤。坐在宝塔里当官当老爷,群众要打倒你。”舒世俊拍下了这一切,同时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这次视察后,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促进农业增产的“八字宪法”。

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

五六十年代,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专列,简陋得很。全列车只有主席办公的一节有冷暖气。主席说不扰民,全体就在车上吃住。每顿饭要交3两粮票、5毛钱,省市领导上车开会就餐也不例外。一次停在安阳农村,骄阳似火,四周空旷,铁皮车厢成了烤箱。专列一停就是3天,小舒和不参加会议的领导、警卫人员都热得钻到车轮底下,铺张报纸躲避酷热。与众不同,小舒还要抱着电影摄影机,一声呼唤就得往车上跑,那年月漏拍、拍虚等技术事故在厂里看来就等同于政治错误。

(未完 待续)



注:本文选自纪实文学集《风雨如歌》。



康胜
北京房山人。北京大学艺术学系研究生结业。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摄协会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散文学会四代会代表。曾任中国石油文联副秘书长,兼任第六、七届中国石油摄协秘书长。著有报告文学集《遥远的回声》《风雨如歌》,长篇报告文学《石油师人—转折》《八千里气龙越神州》。《浴火布尔甘》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课本。曾获“人民文学杂志奖”“中国当代散文奖”、“中华铁人文学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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