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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09月23日 第182期 总8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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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记：人类有史以来发行最多的画像，应属毛泽东标准像为世界之最；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不同时期先后有过四个版本的毛泽东标准像。毛泽东标准像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其过程又是何等的艰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在新中国75周年华诞即将到来之际，让我们以此文来缅怀新中国最伟大的奠基人毛泽东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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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标准像的印数曾创下了世界之最。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报刊著作中使用和各地张贴、悬挂的数量，已高达上百亿幅。从 50 年代初至今，我国共公布过 4 次毛泽东标准像，如今在天安门城楼和在全国各个场合悬挂的是第四个版本。殊不知，这 4 次毛泽东标准像版本的选片、修整、技术加工和制片，均出自一人之手。他就是被我国摄影界称为“一代暗房宗师”的陈石林先生。整整半个世纪的风霜，浸染了陈老的双鬓。岁月流逝，往事悠悠。发生在毛泽东标准像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由制作领袖像引起的几起风波，一幕幕又浮现在陈老的眼前，把我们也带回到那个年代。1950 年 8 月，中央新闻摄影局来了一个 20 岁出头年轻人。略瘦的体格，浓黑的眉下，闪烁着一双有神的大眼睛。他叫陈石林，响应周总理的号召，刚从台湾海峡的彼岸归来，满腔热情地来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当时给陈石林定的工资是 380 斤小米。折合旧币 38 万元，也就是新人民币 38 元。因此有人怀疑他，说可能是台湾特务，要不为什么放着那边 800 多块大洋不要，来拿这 30 多元呢。幸好，领导对这个难得的人才很重视，不但照常重用，而且还吃上了一定级别干部才能吃的小灶。这一切，皆得益于组织上对陈石林的了解和信任。1929 年，陈石林出生在瘦西湖畔扬州城里的一个职员家庭。“二十四桥明月夜”的秀丽风光，滋润了一个中学生的摄影艺术萌芽。他 15 岁在扬州中学读书时，就利用假期到一家亲戚开的照相馆学徒。尔后几年间，羽翼渐丰的他先后辗转于南京、上海、香港、台湾从事摄影工作。1949 年初，陈石林在香港大光明电影公司工作时，曾和 3 位同事一起，将毛泽东和朱德在延安研究作战方针的电影正片，制成照片的负片，第一次在香港印制发行，使大都不知毛泽东形象的香港人，通过照片认识了毛泽东。后来他任台北市国际艺术人像摄影公司工作部主任时，还曾特约聘用郎静山（后来成为世界知名摄影大家）为公司的摄影师。陈石林的归来，确实使暗房技术人才奇缺的新中国摄影界受益匪浅。在新中国举行开国大典时，毛泽东还没有标准像。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领袖像头戴帽子，是这位人民领袖在延安时期拍摄的。这当时在一些西方人眼中，颇有些“土八路”的味道。何谓“标准像”，标准像的要求是免冠照片。作为党的主席和国家元首，庄严的标准像是必不可少的。由此可见，制作毛泽东标准像，已是迫在眉睫的大事。开国之初，百废待兴。毛泽东日理万机，不可能到照相馆去拍摄标准像。于是，1950 年的深秋的一天，中央新闻总署副署长兼新闻摄影局局长萨空了向总署署长胡乔木提议，由摄影局为毛泽东拍摄标准像，以供党和国家正式场合及全国各地各单位悬挂。经毛泽东同意，摄影局摄影处副处长陈正青与齐观山、郑景康、侯波 4 名同志到主席住处拍照。因当时主席只有一小时时间，太仓促，光线也不足，致使所有照片都不能用。拍照未取得良好结果，萨空了又叫来陈正青，让他在局里物色一名在照片后期制作方面具有较高造诣的同志，在主席以往照片中遴选并制作出一幅标准像。经各方面衡量，陈石林被选中了。荣膺大任的陈石林，激动得心都要跳出胸膛。他感谢党的信任，从此在怀疑者面前，也挺直了腰杆。陈石林一头扎进局资料室，把建国一年多来记者们拍摄的全部照片都翻了出来，一张一张地过目寻找，终于选中了一张。这幅照片是 1950 年 9 月主席同几位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的合影，虽然只是半侧面，布幕影调也太深，但只能就此退而求之了。对此，陈正青也认为可以。加工制作时，陈石林小心翼翼地将主席人像从第三枚钮扣以上裁下，放大至 12 英寸。然后把左侧背后的其他头像修除，再运用不同的技术手段对主席像各处进行加工修整，经翻摄制版后放大而成。对建国以来的第一幅毛泽东标准像，领导们审阅得非常严格，结果感到很满意。很快，新华社向全国正式公布了主席的标准像。当年这幅标准像就印刷了 2000 万张，除中国外，还发行到全球 40 多个国家。建国 50 周年我国发行的最新版百元人民币，2000 年 10 月发行的 20 元面值的人民币，上面的红色毛泽东头像，就是雕刻家临摹第一版毛泽东标准像精心刻制的。第一版标准像面世不久，加工制作第二张毛泽东标准像的任务又下达了，这次要求必须是正面的。那时相机还是个稀罕物，因而领袖的照片也不太多。陈石林左挑右选，竟选不到一张符合基本要求的。一天，他从许多卷片中，发现了一张主席与一个团体合影的照片，便单独剪裁下来。这张照片是“摇头转镜像机”拍摄的，遗憾的是，用的是美制航空卷片，不仅反差大，而且颗粒粗，层次差。陈石林到底是技高一筹，胸有成竹。他将主席头像单独放大成 12 寸，用锋利的刮刀把膜面上的黑色影像细心刮掉，又丝毫不伤及纸基，修成白色背景，目的是烘托出面部形象。强光部位的眉毛和眼纹都是加工修整出来的。现在看来美中不足的是发型修得过于整齐，好像贴在背景上似的，面部的光比跟衣服的光比也不一致。尽管有缺憾，因画面的形象端正庄重，面容和蔼可亲，新华社发了此稿。后来绘制天安门上的标准像以及在四卷《毛泽东选集》中，采用的都是这张正面标准像。建国十年大庆前夕，中央有关部门决定拍摄、制作第三幅毛泽东标准像。记者在主席住地拍摄了一张半侧面像，清晰度较高，皮肤的明亮部分和阴影部分的质感很强。但由于灯光不柔和，面部光影不规则，没有照相馆拍摄的人像所具有的那种润泽而柔和的光线效果。加之人物与背景靠得太近，使背景上产生大块灯光投影。同时衣服上有大块褶皱，白衬衣领也未拍全。上级听了陈石林的看法，便指示交给北京最有名气的中国照相馆加工修整。4 位高级技师精细入微，笔路讲究，但经翻版再制作出的照片，中间影调损失较多，影响面部的质感表现。领导上不甚满意，就提出由陈石林再做加工。他采用了反转显影复制底片的方法，用黑灰水色在复制的底片上修整。他反复研究了原照片的优点和欠缺，祛除了背景上的灯光投影，抹平了衣服褶皱，把没有露出的白衬衣领描绘出来，对面部的条纹和光斑，则一丝不苟地用黑灰水色涂淡、涂均匀。最后，还适当加大了高低光部位的密度。后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审阅，选定了陈石林加工制作的这一幅。此外，陈石林还加工制作了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标准像。国庆节那天，全国各大报刊都在头版头条刊出了这两位主席的标准像。自1960 年到“文革”兴起的 1966 年，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毛泽东巨幅画像，都是以这次的为摹本绘制的。1976 年在天安门广场悼念毛主席的百万人大会上，要用黑白照片，也是用这一版放大的。第四次毛泽东标准像的制作是应群众的要求开始的。1964 年，人民群众对领袖的崇拜正趋向一个新的高峰。有些同志发现目前悬挂的第三版毛主席标准像单突出了一只左耳，并且左眼珠偏上，说显得毛主席“偏听偏信”，有损于伟大领袖光辉形象。为此，上级要求再拍摄制作一张显露两耳的正面标准像。由于近 5 年来广大群众看惯了现在的标准像，新的标准像怎样才能满足人们视觉上的习惯，把形象拍摄、制作得匀称完整呢？陈石林动了不少脑筋。他要求记者用长焦镜头，拍摄 5 英寸以上的底片。可当时记者限于条件，拍摄了只有1 英寸的照片。照片上的毛泽东，眼轮匝和嘴角影调很深，眼神不够明亮，显得比较苍老。面对这种情况，陈石林利用自己经多次试验刚刚研究成功的“透正拷负”照片最新工艺，对标准像进行加工制作。在透明正片和负片上仔细修整，弥补画面上的缺陷，校正过深的影调。经过陈石林一周多时间的不懈努力，这幅在白色背景下黑头发、深色衣服的标准像，终于圆满完成了。第四版毛泽东标准像，黑白鲜明，层次丰富，质感强，公布并悬挂后，深受广大群众的好评。从 1967 年元旦至今，天安门悬挂的巨幅毛泽东正面标准像，就是以这幅照片的形象为摹本，面部结构按比例放大绘制的。画面上的影调也是按这幅照片各级影调的比例绘制的。绘制前，陈石林向画家要求，最难于处理的面部颧骨处要注意画好，整体一定要忠实于原作的光影，一定要反映出主席的神采。40 年的岁月中，从第三版特别是第四版毛泽东标准像，悬挂在多少个场合，中国人民多少次高高举起，恐怕天文数字计算机也难以统计了。至今，第四版毛泽东标准像仍高悬在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城楼上。其实，人们不知道，陈石林曾制作过第五幅毛泽东标准像。那是在“文革”中，他想展现伟大领袖的最新风采。照片拍好后，陈石林怀着激动的心情，精心加工制作耗时长达两个月。如今照片拍摄及制作的技术和质量都日臻完善，无奈此时的毛泽东已年逾古稀，面庞臃肿。陈石林试着对局部进行了一点修饰，结果仍无法从根本上掩饰龙钟之态。他想，广大群众要看的是神采奕奕的主席标准像，看来是做不到了，这幅标准像发出去是一定不能被接受的。至此，陈石林的选择只能是放弃了。“文革”前，中央规定毛主席像均由新华社统一制作。陈石林当时任新华社摄影部技术组和翻修组组长，对主席像制作质量、符不符合标准，负责审定。“文革”开始后，新华社老领导石少华下台，新班子上，就有人贴大字报说陈石林有“海外关系”，单位也审查他。尽管在这种不利形势下，大家还是推选他当领袖照片工作小组组长，负责领袖照片在全国的生产印刷工作，因为人们了解他――当时全国人民非常熟悉的毛泽东最早的一张青少年时代的照片，是他从已受潮褪色的家庭合影中挖下来精心复原的；那张著名的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照片，原为美国记者斯诺先生所摄，在无法得到底片或照片的情况下，是他从一本早期出版的英文书籍的印刷画上拍摄制作出来的；还有毛主席头戴草帽视察人民公社、毛主席重上井冈山等照片，“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和几大领袖人物的照片，也是他制作的。从技术角度负责来讲，大家也认为非他莫属。在那个把领袖推向“神坛”的非常年代，这个职务非同小可。当时上级部门对此项工作，不是一个“极端重视”所能形容的。既要生产出质量最高的主席像，又不容许出现丝毫的质量纰漏，稍有差池就是“罪大恶极”的“政治问题”。那时人人都谨小慎微，记者送来的主席照片即使拍得不好也不能说“不好”，政治上最忌讳这一点。陈石林还记得有多次某领导交给照片时，经常是一句话也不说，他也默默地双手接过，绝不能评论。修版时，他必须独自关起门来，在完成之前是不容许被别人看到的。“文革”中，全国山河一片红，毛主席像需求量极大，而首都生产能力有限，供应不上，新华社压力很大。“红卫兵”等造反组织扬言：“你们是封锁主席照片！”为此，有关部门决定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生产印制，仍由新华社统一发稿和管理。外地印制单位有报社有照相馆，当时对各地的要求是要与新华社的一样，可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陈石林建议并经领导批准，即所有各省、市、自治区承制单位都归所在地负责宣传的部门管理。在生产过程中，制版最重要，故由新华社把底片和标准样品发向各地宣传部门，同时发布生产技术程序及质量标准。各地在正式大量印制前，都要将样片返回到新华社，经陈石林逐一审签“同意”后才能生产。当年除台港澳地区，全国生产制作毛主席像的有 28个省、市、自治区的重点照相馆和印制单位数百个。几年下来，印制数十亿幅竟未有事情发生，可见陈石林把关之严。当时极左思潮泛滥，连普通人头脑里“阶级斗争”的那根弦都绷得紧紧的。有人曾对陈石林说，一般照相馆的老职工都有政治问题，解放前他们印过蒋介石、军阀的相片，怎能让他们生产主席像？陈石林回答道，你要印得不好你负责，他有技术，怎不应该让他印呢？这句话虽很平常，陈石林也没料到竟救了一大批老人，使他们因能参与生产而很少或免遭批斗。1966 年 12 月 27 日，宣武公安局的人来新华社找到陈石林，手拿一沓毛主席相片，说出现了反革命事件，抓到一个人，是广安门新影照相馆的经理，姓秦。他在 12 月 26 号主席生日这天胆敢烧毁毛主席相片，被红卫兵当场抓获，打了个半死送公安局。你们认定一下照片，我们定的性质是现行反革命，准备判处死刑。陈石林看后，不紧不慢地说：“应该烧毁。”那人一听脸色陡变，大叫：“不得了啦，你敢再说一遍？”陈石林把照片拿给那人看：“这样质量的照片能让革命群众看见吗？为了维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你说你有什么办法？新华社就是这样，后院有锅炉，我可以领你去瞧瞧。”那人一下子懵了，竟脱口而出道：“要不烧，埋掉行不行？”“不行，你怎敢说埋掉伟大领袖？”陈石林立即抓住了把柄，再看那人，已经吓得面色如土了。那人走后，听说第二天放了人。去年，陈石林听中国照相馆一位经理说当年此事在北京影响很大，有关部门专门对全市照相馆开会，研究如何妥善处理残破主席像问题。最终的意见是任何人任何单位都不准擅自单独处理，必须集中起来统一销毁。他还听说，那次被救下性命的人如今已是区劳服公司的副经理了。狂热的年代必然会产生狂热的人，歇斯底里式的斗争不足为奇，神经质的“彻底革命者”更比比皆是。1966 年，在一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有三四百名大、中院校红卫兵从四面八方聚向宣武门，包围了新华社。原来有人在毛主席检阅红卫兵时挥手的照片上，发现主席上衣口袋上，隐含着刘少奇的像。这本是发现者在不正常心态的驱使下，鸡蛋里挑骨头的无稽之谈，却轰动了造反派队伍。面对蜂拥而来又满怀阶级义愤的人群，陈石林走到已经被人摆好的桌子前。他说：“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颗忠心，发现照片有问题，革命精神很好。我的家庭出身是工人阶级，我本人也是工人阶级，所以我也无限忠于毛主席。但我看不出来，哪里有问题？”说着他在桌上摆开照片和纸，“你们谁讲的，请来写一下！”顿时，场面冷了。这下，陈石林的嗓门一下子大了起来：“不行，谁讲的谁上来，讲话要负责！”一言出口，竟鸦雀无声了。见此状，他斩钉截铁地吼道：“我们新华社的照片质量是最高的，是主席信任的。我们经过努力，刚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照片同广大红卫兵见面，就有人跳出来破坏，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个阶级敌人一定要查到！”话音未落，再一看，下面已是树倒猢狲散了。从制作新中国第一幅毛泽东标准像到现在，历史已经整整越过了 50 个春秋，陈石林也已年过七旬。他现在仍老当益壮，退休后又出版了第 4 本摄影技术专著，继续耕耘在光与影的世界中。除此之外，他还酷爱考古，对古陶瓷鉴赏和研究也具有很高的造诣。老伴邵玉爱与他互敬互爱，志同道合，连逛古玩市场也是一同前往。
这几十年，陈老值得回忆的事情的确不少，但真正让他感到自豪的，就是有幸从事制作毛主席标准像这项神圣而又光荣的任务。更使陈老高兴的是，他制作的毛主席标准像不仅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叹，还得到毛泽东主席本人的喜爱。1998 年元月，陈石林在广州与李讷见面。李讷诚恳地对他说：“那第四张标准像为什么就那么好，无论在哪个方向看，主席的眼睛都在看着你。主席很喜欢，是亲自圈定的。”主席女儿的一番话，难道不是最宝贵的嘉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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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胜利北京房山人。北京大学艺术学系研究生结业。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摄协会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散文学会四代会代表。曾任中国石油文联副秘书长，兼任第六、七届中国石油摄协秘书长。著有报告文学集《遥远的回声》《风雨如歌》，长篇报告文学《石油师人—转折》《八千里气龙越神州》。《浴火布尔甘》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课本。曾获“人民文学杂志奖”“中国当代散文奖”、“中华铁人文学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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