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铁骊和他拍摄的五个“革命样板戏”》||文/康胜利||【京西纪事】总816期

文摘   历史   2024-09-15 18:42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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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15 179期 总816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的日子里,许多红色经典文艺作品被争相传唱,其中几出“红戏”更是脍炙人口。客观地说,就红戏而言,快五十年了,鄙以为还没有哪一部可与其比肩。大凡四十几岁的人,无不对风靡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红戏“革命样板戏”如今叫“革命现代京剧”烂熟于心,张口就能来上几段。

其实,在那个电视为极其稀罕珍贵之物的时期,当年八亿国人能看到舞台演出的又有几位!样板戏之所以能够迅猛普及全国的重要推手之一,应是电影的拍摄与放映。是它,形成了亿万人民的集体记忆。四十几年后,还要谢谢这些影片满足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怀旧情结。我想今天许多人或许还不知道,我国著名电影导演谢铁骊,就拍摄了其中的《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杜鹃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五部。而其中发生于银幕后面的往事,今天看来更使人唏嘘不已。

导演电影《智取威虎山》

不久前,我拜访了年逾八秩的谢老。

谢老的家简朴素雅,一把藤椅,一张办公桌,一个书柜中摆满了多年来影视纪念物。墙上一幅谢老与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交谈的照片,谈笑风生,为小屋增色不少。谢老热情地与我握手,那手绵软温暖,面庞红润、满头黑发哪像这把年纪的人。说起当年拍摄过程中的酸甜苦辣,谢老感慨万千。

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贯彻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光辉样板》、1967年5月31日社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先后提出了 “革命艺术样板”“样板戏”一词。

此时江青为了把样板戏搬上银幕,开始亲自挂帅物色创作人员。不久,北影导演谢铁骊被选中了。当时谢铁骊导演的《早春二月》被定为“大毒草”在全国大中城市放映,供人们批判,被打成黑帮的他被关在“牛棚”里。1967年是他在“牛棚”里的第二年。尽管江青认为谢铁骊拍摄了大毒草,但对谢导的艺术价值是抹杀不了的,加上谢导“清白”的政治历史,于是被江青选中,从“牛棚”中解放出来,奉命参加“革命样板戏”的拍摄。在当了两年的黑帮之后,谢铁骊突然戏剧性地被“解放”了,谢导觉得真可谓人生如戏。

那个时期真是黑白颠倒。历史上的谢铁骊可是里里外外的“红”,红透了。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少年谢铁骊就受到强烈的爱国主义熏陶,在长兄谢冰岩和小姐姐谢静娴的影响和带领下,在淮阴积极地参加了歌咏和戏剧活动,宣传抗日。1940年,他进入新四军淮海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在这里奠定了革命人生观。1945年日寇投降那年,谢铁骊负责筹备建立了新四军十旅文工团并任团长。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急需新电影人。1949年底,中央组织部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全国各个军的文工团抽调三名文艺骨干进京,谢铁骊就此走出军队,步入了电影界。在担任《林家铺子》的副导演之后,他还执导了电影《无名岛》和《暴风骤雨》。伴着共和国高歌猛进一路走来春风得意的谢导,没想到导演了《早春二月》这部电影,让他倒了大霉。还好,准备拍样板戏电影,必然需要电影导演,因此谢导侥幸地被解放了。谢导回忆说,江青对《早春二月》,尽管她批,她认为那个艺术上还是可以的。另外就了解我的历史,我跟上海不沾边,如果我沾边,沾一点上海的边,她就不会用了。江青这个人就怕人家知道她上海那个老底。她一看,我是从小就是新四军,从来没到过上海,所以她这样才起用我。所以后来有时候她喊我红小鬼,就是这么来的。

“十年动乱”中的极左思潮,使中国电影也在劫难逃,“八亿人看八个样板戏”,就是“文革”中中国电影状况的写照。实事求是地说,样板戏是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文艺工作者长期探索创作的成果,江青却竭力将此占为己有,并把文艺创作和政治斗争等同对待,形成一套僵化的模式,致使样板戏电影或多或少也打上了政治程式化的烙印。

第一部就拍《智取威虎山》,谢导当时对江青的苛刻态度心有余悸,硬着头皮想我们就努力拍吧。一般拍摄一个舞台纪录片,按谢导的进度,最多一个月就可以拍下来,没想到,这个《智取威虎山》久攻不破,比当年真打还难,几乎拍了两年。你拍了,送去样片,不行。不行就再拍一遍,又送样片,又不行。这个过程里面,谢导说他斗胆地顶过江青一次,当然那个时候不是有政治意识的。江青说,你们到东北去嘛,看看那个大森林,选选大森林做背景嘛。谢导说大的树,大雪,如果这样杨子荣那个马鞭子要不要啊,那么大的雪景那是不是要真骑马呀?谢导一句话,使她愣住了。几秒钟以后江青说,我让你们试试嘛!

遵照“试试”的指示,谢导他们后来到东北找了好久,也解决不了实地拍摄的问题。这过程当中江青除了建议他们去东北拍雪景以外,每次看样片都提意见。她要求打光时,像杨子荣出场这个光的亮度要足够,“座山雕”就必须暗得很。拍我们英雄要仰拍,显示高大,拍反面人物,要俯拍,叫我仰敌俯。另外一个,我正敌侧,就是拍摄英雄人物要在舞台中心,“座山雕”之类都在侧面,所以谁也没见“座山雕”在中间坐过,否则就犯政治错误。最后有人仿照毛主席十六字的游击战术给总结了一下,即“我明敌暗,我仰敌俯,我正敌侧,我胜敌败”。

江青关心的东西都挺细,什么都管。有的时候,包括像电影的服装她都会管。她要求《智取威虎山》影片前头要有绿,要出绿,特别强调出翠绿颜色。谢导也不知道为什么她那么喜欢绿色,所以就尽量弄一点绿东西,但是拍摄时不能打绿光啊,给正面人物打绿光就恐怖了。就是这个要翠绿的难题,拍摄时也折腾了好几回。江青对此抓得很紧,随时可能召集摄制组汇报。

那时江青大部分时间在钓鱼台,拍《智取威虎山》时,电话来了谢导都直接去,有时她把主要人员都找了去,什么时候一打电话就赶快去。有一次晚上已经七八点钟了,她要谢导等人立刻到大会堂一个厅。怎么去,也没有车?谢导想要骑自行车,又一想那要什么时候赶到啊!正好还有一辆卡车,他就让卡车送,坐在司机旁边,卡车就开到了人民大会堂。谢老回忆说,还有一次江青心血来潮忽然要到北影厂来,那次摄制组都放假了,她到我们制片厂在北郊小关那个地方。小关那个路很难走,后来江青说,这个鬼地方,不要在这了,重找个地方吧。因此,北影厂后来才在原来的测绘学院那个地方盖了棚。

谢导所说的“棚”,就是现在怀着影星梦的无数北漂族的心中圣地——北京电影制片厂。

谢导对那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在那个年代文化高压的政策下,《智取威虎山》这部拍了两年的样板戏,在审查中也只是侥幸才过了关。谢导说,为什么说侥幸过关呢?最后审查的时候,在钓鱼台的一个专门的放映室,除了毛主席、林彪没去以外,其他当时的领导层几乎都到了。江青没出场,她的习惯是一把专门的椅子,这个腿她要翘起来的,有一个毯子罩着,预先就要放好。叶帅进来后,先跟大家打招呼,还开了一个玩笑,哎,你们到这来坐吧!他边说边指着江青那把椅子,你们为什么不到这来坐啊?叶帅开的一个玩笑,我当时一下都笑了,后来江青、周总理就进来了,就坐下了。看完以后,全体鼓掌,江青没有鼓掌,我估计她不一定满意,但是她没话说了,这个审查也是她请来这些人啊!周总理、叶剑英边鼓掌边说:“这个好啊!”。这么一鼓掌,影片通过了。江青再想说什么,也无话可说了。那次幸亏周总理去了,叶帅去了,假如没有这些高层领导参加审查通过,那个过程和后果就不得而知了。

那时拍戏,摄制组和样板戏团进棚前,都要分别学习一个小时毛主席语录,主要批判导演中心制,就是批判过去电影在黑线领导下强调的“导演中心制”。对此谢导说,尽管每天批判导演中心制,但电影毕竟还首先是个技术活,拍戏的时候,还是要听我的。拍摄《龙江颂》时,大概三个多月就拍下来了,因为我们已经有经验了。《龙江颂》顺利通过是有原因的,江青那时不在北京。毛主席那时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除了跳跳舞,也想看看戏。正好《龙江颂》送去了,主席说:“我也看看。”他也不从什么灯光、镜头这些方面看,就说:“这个戏很好嘛,宣扬了共产主义的精神。能够互相让水,这种品格、风尚值得提倡!” 拍摄的《龙江颂》就这样通过了。毛主席这样一说,江青也就没话说了。

在谢导拍《龙江颂》同时,上影厂在拍《海港》,也是在北影厂拍。《海港》拍完后送审查,江青不满意让重拍。当时,江青点到谢导的名,让他重新拍摄。谢铁骊是二次拍摄《海港》,他就拉谢晋跟他联合导演。谢晋科班出身,素有盛名,与谢铁骊有“南北二谢”之誉。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海港》是第二次拍的。第一次拍的没有用。拍摄过程中,谢晋多次提醒谢铁骊上一次失败的教训,不要重复错误。《海港》后来再送审查通过时,没有像以前那么复杂,对于上头的审查,二谢也有经验了。

本文作者(右)当年看望谢老

在江青的文化专制制度之下,电影导演的职能范围被限制得极为狭小,在拍摄样板戏的过程中,导演丝毫感受不到创作带来的乐趣。在同一个摄影棚下,样板团演员的待遇和电影厂的工作人员所受的待遇截然不同,连伙食都不一样。

在同一个剧组里,样板团伙食待遇标准高,摄制组的伙食,却比样板剧团差两三档。比如拍摄《海港》时,中午送饭来了也不能离开棚吃。给摄制组送的馒头和稀饭,只有一个青菜炒肉丝,还有咸菜。剧团那个伙食可好了。《海港》女主角李丽芳生在北京。幼年学艺,工青衣。1952年,李丽芳加入总政京剧团担任主演,随团赴朝鲜,为志愿军演出。回国后,进入中国京剧院四团。1958年为响应党的“支边”号召,赴西部组建宁夏京剧团。1967年,李丽芳调入上海京剧界工作,此次受命在现代京剧《海港》塑造方海珍的艺术形象。李丽芳已于2002年在上海逝世,享年71岁。谢导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说那个李丽芳真不错,她说爱喝摄制组的稀饭,让我们吃她的。后来啊,不知谁反映上去了,到江青那里,江青就跟军宣队的负责人讲,他们摄制组那么些人,你也要给他们多加一点高蛋白啊。军代表回来了,以后给我们每人每顿加两个鸡蛋。军代表把高蛋白认为就是鸡蛋。就这个,没有吃多久,照明工人提意见了,他们也要吃高蛋白,说我们劳动强度这么大,怎么就不给高蛋白呢?后来军宣队一考虑,算了,都不给了,就跟我们打招呼,以后你们也不要吃啦!我只好说可以……可以,不吃,不吃也好。没想到就为了这个高蛋白,弄得工人不满意。

1970年,文艺界开始清查所谓“五一六分子”,拍摄样板戏的主创人员也遭到怀疑,被下放到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谢导慢慢跟工人熟悉起来后,工人就跟他提意见,说样板戏不错,但我们也想看点故事片,能不能拍点故事片。1971年5月20日,谢铁骊、成荫、钱江联名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份报告,反映广大工农兵群众对故事片的迫切要求。报告得到了总理的支持,1973年元旦,周恩来批评了7年没有故事片的“大缺陷”,要求在3年之内把这个空白填上。此时,他的心思已经在故事片上了。这期间,有个礼拜天,他回到家里,当时他的小女儿上初中,在看一本小说《海岛女民兵》,谢导翻了一下,是部队作家黎汝清创作的。小说讲述的是渔家孤女海霞在党的哺育下,在与渔霸、潜伏敌特等敌人的斗争中,逐渐成长为一名成熟的革命女战士的故事。谢铁骊看完后觉得这是个拍片的好题材,主题好,有生活,内容也很健康,而且在当时强调阶级斗争的环境下,拍这样的片子政治上也比较保险,不会出问题,就考虑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改编也是断断续续的,一面劳动一面琢磨,礼拜天回家休息才能全心考虑剧本。

后来欢迎国际友人伊文斯来中国,在人民大会堂,谢导去了,见到周总理,总理说你们的报告我看了,批转给江青同志了。一听转给江青,谢导心里就犯开了嘀咕。之后有一天在天桥剧场看样板戏《杜鹃山》,休息的时候,忽然有人来找谢导和钱江,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急忙跟着去了。进去一看,江青坐在那儿。俩人都没敢坐下,江青就发话了:“怎么?你们是不是对样板戏拍摄不感兴趣了?”这话一说,把俩人吓一跳,他们赶紧说:“没有、没有!”谁不知道,对样板戏不感兴趣,是多大的罪名!她接着讲:“没有就好!今天你们看一下《杜鹃山》,看完以后,赶快把它拍出来。”

在看《杜鹃山》舞台演出以前,谢导已经把《海霞》的剧本改好了。本来他想筹备拍摄《海霞》,这样一来,就只能拍《杜鹃山》了。江青那样说了,如果拍得不如前边的,罪名就更大了。大家挖空了脑筋,各方面都很努力。所以拍摄在这几个样板戏中间,《杜鹃山》是摄制组自我感觉最好的。有个内景需要一个小瀑布,他们就在上面放个大水箱,预备开拍,水哗啦啦下来。还有场戏,背景是竹林,竹叶怎么弄也不行,这个竹子要弄竹竿绑,那竹叶难绑,怎么弄都像假的。那怎么办呢,谢铁骊回忆道,当我提出这样的难处后,江青马上就跟军队参谋长下命令,你们想办法弄个专列,到南方弄一批竹子来,能够栽活的。真是雷厉风行,没过一个礼拜,一批连根包着土的竹子就运到北影,听说是从江西运过来的。一运到我们就把它种下了。拍摄的时候,连包抬到舞台中,用个小山坡挡住,拍完了就植到地里,居然活下来了。那时候要什么条件有什么条件,你要什么给你什么,所以你没办法说拍不好,你们要还拍不好,问题就严重了。这些竹子现在还在北影长着呢。我在拍《红楼梦》的时候,还用到这批竹子。

谢铁骊先后导演拍摄了《智取威虎山》《龙江颂》《海港》《杜鹃山》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八部“样板戏”他拍了五部。在拍摄《红色娘子军》的过程中,谢导和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发生了冲突。

起初拍摄《红色娘子军》,导演是潘文展和傅清。在拍摄中间,拍第一场就有矛盾,因为刘庆棠是主要角色,此时他已经是文化部副部长了,还是文艺小组的,属于极左小团伙。在江青的庇护下,就是不买导演的账。他甚至责问导演,这个镜头为什么不给我,怎么老给他?导演说,我们为了连着拍方便,先把他的镜头多拍一点,然后再拍您。刘庆棠就是不理解这个,说应该按顺序,而且我的镜头还要近、 要多!这么一来,矛盾就反映到江青那里了。江青一看样片也不满意,说好吧,把谢铁骊请来到那个摄制组里。这个时候,谢导才来到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这个戏中间。这个景是搭在一个空的工厂里,一个厂棚里边就拍。不料这个拍摄过程并不顺利,谢导也跟刘庆棠发生了冲突。原因是刘庆棠对谢导提出了更加荒谬的要求。他要镜头都给他,谢导耐心给他解释,说你没有戏的时候,我镜头给你,你不很僵吗?镜头避过去,对你有好处。刘庆棠不理解,有时候就跟谢导吵。刘庆棠是领导啊,当然敢逞那个威风。不过谢导依然不受干扰,没太在乎他,《红色娘子军》就这么坚持拍下来了。拍下来后来送审查,也就这么过了,他总不能再要求三拍吧。

来自谢老的鼓励

今天,让八十六岁的谢导感到欣慰的是,整个“十年动乱”期间,他都没有停止电影工作,与其他仍然关押在“牛棚”里、被耽误了整整十年的艺术家相比,谢导还是幸运的。自60年代到80年代,除了拍摄样板戏,从“文革”中著名的大毒草《早春二月》开始,他还导演了影片《暴风骤雨》、改编并导演了影片《千万不要忘记》《海霞》《知音》《包氏父子》《清水湾,淡水湾》《今夜星光灿烂》《红楼梦》等影片。谢导的作品在中国影坛上,尽管受到过极左思潮或这样那样的争议,但最终谁也掩盖不了其作品夺目的光辉。包括五个红戏影片在内的拍摄,谢铁骊的导演艺术创作既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又具有新颖脱俗的艺术魅力,能将深刻的思想内容,缜密的情节结构,精细的人物刻画,优美的抒情色彩和浓郁的诗的意境融汇在一起。为了表彰这位多年来担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的卓越贡献,谢铁骊导演先后荣获了中国电影世纪奖、金鸡奖、导演奖、终生成就奖。对此,谢老当之无愧。



注:本文选自纪实文学集《风雨如歌》。



康胜
北京房山人。北京大学艺术学系研究生学力。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摄协会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散文学会四代会代表。曾任中国石油文联副秘书长,兼任第六、七届中国石油摄协秘书长。著有报告文学集《遥远的回声》《风雨如歌》,长篇报告文学《石油师人—转折》《八千里气龙越神州》。《浴火布尔甘》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课本。曾获“人民文学杂志奖”“中国当代散文奖”、“中华铁人文学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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