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们往往会认为，观点走向极端的人是因为其社会关系不断提供给ta高度同质性的观点。进而，这些人能够不断从周围得到自己想要的观点或事实来对自身的判断加以佐证。但是，事实是否真的如此？本书则挑战了这一观点，而是提出更令人绝望的命题：接受异质性的观点并不会让人走向温和和包容，反而会加剧人的激进和极端。
这一判断虽然是在社交媒体普遍流行的背景下进行的，但对于我们思考集体行动、派系分立、族群建构也同样有帮助。
西方思想中最古老的观念之一是，理性商谈（rational deliberation）会产生更好的社会。当人们根据广泛的证据形成自己的意见时，社会运转会更加顺畅，这一观念已成为民主基石的一部分。就像我们今天珍视的许多理想一样，这个观念也是在启蒙运动中流行起来的。丹尼斯·狄德罗（Denis Diderot）等哲学家论证，理性已经帮助科学家征服了自然界的许多领域，那么为什么不利用它来建设更好的社会呢？沙龙是这一进步思想的重要场所。沙龙起源于意大利，后来在法国流行起来，是由有影响力的精英组织的关于时事的小组讨论。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风趣与博学并重的沙龙是现代民主的重要先驱，因为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讨论共同挑战的公共集会场所。但其他历史学家认为，参加沙龙大多只是喝酒和寻找性伴侣的借口。
尽管沙龙可能不是促成民主的熔炉，但许多社会科学家还是将其描述成了促成民主的熔炉。根据德国社会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Jirgen Habermas）的说法，沙龙为20世纪出现的大众传播系统奠定了基础。哈贝马斯认为，报纸、广播和电视促成了“公众”（public）的出现，因为它们为社会提供了足够广阔的公共讨论空间，让大范围的人群可以就自己所处时代的议题进行商谈。哈贝马斯认为，通过更有效地传播信息，这些新技术促进了思想之间更好的竞争。这些信念反映了公共领域其他著名学者的观点，为现代舆论理论奠定了基础。近几十年来，詹姆斯·菲什金（James Fishkin）等政治学家推广了“商谈式民意测验”（deliberative polling）的理念，它使小群体的公众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解决社会问题。菲什金认为，这种做法可以引导人们缓和自己的观点，识别出最佳解决方案，甚至对政治更加热情。”
因此，互联网的早期观察者赞扬社交媒体在扩大沙龙文化范围、创造一个巨大而开放的思想市场方面的潜力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观察者认为，社交媒体网站不仅对所有人开放，而且也缺少严格管控公共领域边界的传统把关人（电视制作人、报纸编辑等）。更重要的是，社交媒体为人们提供了看似无穷无尽的信息渠道并利用这些信息形成自己的观点。与线下环境相比，社交媒体还可以让用户与更多样化的人群讨论此类信息。
这种关于社交媒体的高度理想化的愿景，现在看来可能有些异想天开了。但推动这些预言的逻辑，即让人们可以更容易地相互联系，将带来更有效的民主，继续激励着许多技术领军人物。例如，据报道，脸书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认为，脸书用户可以针对什么应该被标记为假新闻进行有效的商谈，即使假新闻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足球。同样，推特的首席执行官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已经考虑调整推特平台的算法以让人们接触到更多不同的观点，因为他认为这会让人们变得更温和。也许你也援引过这样的逻辑。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令人兴奋、经过仔细研究的帖子，没有像你的孩子、猫或狗的照片那样获得那么多的关注？
正如第三章中帕蒂和珍妮特的故事告诉我们的那样，社交媒体不像18世纪的沙龙，而更像是一个广阔的足球场，我们的直觉受球衣颜色而非前额叶皮层所引导。事实上，早在我们开展这项研究之前的几年，心理学家杰弗里·科恩（Geoffrey Cohen）就通过一个巧妙的实验发现了我们的政治身份认同倾向于引导我们的观点，而不是相反。”科恩招募了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学生来评估两项假想的福利政策。其中一项政策提供了非常优厚的福利，符合民主党选民的典型偏好。第二项政策的福利更为紧缩，符合共和党对经济再分配的典型偏好。但在这项研究的实验组中，科恩将两项假想的政策分别归于偏好与之不匹配的政党。民主党人强烈支持据说由民主党所支持的政策，无论这项政策中的福利是优厚的还是紧缩的。同样，共和党人更喜欢据说由共和党所支持的政策，无论政策的内容是什么。
这个实验和许多后续研究表明，美国人在社会政策问题上的分歧程度实际上远没有大多数人意识到的那么严重。尽管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人对社会政策的分歧率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水平，但我们对彼此的态度变得更加负面。自1960年以来，“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y）关于以下问题调查了数千位美国人：如果他们的孩子决定嫁给反对党的成员，他们是否会感到不满？1960年，只有5％的共和党人和4％的民主党人表示他们会对这种情况感到不满。”但在2010年，27％的共和党人和20％的民主党人会对此感到不满。而在2018年，接近50％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会对此感到不满。”在一部关于美国南部政治冲突的精彩民族志中，社会学家阿莉·霍赫希尔德（Arlie Hochschild）认为，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不仅彼此讨厌，而且还建立了“同理心之墙”（empathy walls），来阻止自己把对方当作跟自己一样的人。
社会科学已经产生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我们的政治身份认同是多么容易超越我们的理性本能，超越我们的共情能力，甚至是超越我们围绕非政治议题而与对方建立联系的能力。”例如，一项研究表明，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宁愿从在线劳动力市场上接受较低的经济报酬，也不愿相互合作。”其他研究表明，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会将假想的工作机会和奖学金给予本党派的成员，即使这些人与来自对立党派的候选人相比资质更差。”政治身份认同甚至已经成为我们自我意识的核心，以至于它决定了我们被谁吸引。当一组政治学家随机给一些人分配党派背景，并要求一些受访者判断这些人在外表上的吸引力时，他们发现受访者对对立党派成员的评价较差——即使当实验人员将这些人分配给其他受访者时，来自同一党派的受访者认为他们非常有吸引力。”两党成员之间的差异并不止于此。共和党人喜欢福特皮卡车，而民主党人更喜欢丰田普锐斯。自由派喜欢拿铁咖啡，保守派喜欢滴滤咖啡。研究表明，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目前喜欢的电视节目不同，音乐也不同。”
由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我们的政治身份认同塑造了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理解方式，社会科学家大多放弃了以下观点，即人们会冷静地商谈对方论证中的优点。但还有另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有待社会科学家解决。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不是老鹰队成员和响尾蛇队成员，或者至少可以说，社交媒体平台不是夏令营。正如帕蒂和珍妮特的故事表明，我们的政治身份认同不仅仅是我们每次登录社交媒体时穿上的“队服”。相反，我们的身份认同随着我们与新闻信息流的互动，以及和其他社交媒体用户的互动而演变。那么，关键问题是，社交媒体平台如何塑造我们的身份认同以及我们对他人的看法？
子金
Medicine & Social Sci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