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富翁为什么要更换国籍？全球化与投资入籍

在《黄金护照：百万富翁的全球流动》（The Golden Passport: Global Mobility for Millionaires）一书中，Kristin Surak调查了向超级富豪出售公民身份如何从少数几个微型国家提供的异常活动转变为一个拥有超过 12 个参与国、每年颁发 50,000 本护照的行业。Lior Erez写道，该书通过六年来横跨四大洲的实地调查，对全球权力动态和不平等现象提供了丰富而精彩的洞察，而这些正是投资入籍这一颇具争议的做法的形成原因。

在大多数人的政治想象中，公民身份往往与身份认同和归属感联系在一起，成为公民的行为被视为表达了成为政治社会正式成员的意愿。事实上，各国越来越多地对希望入籍的个人施加新的限制和条件，要求他们通过公民资格考试，证明自己能流利地使用新国家的语言，并宣誓效忠国家及其宪法。因此，“投资入籍”（CBI，citizenship by investment）计划常常遭到惊讶和反对也就不足为奇了。简单地通过购买获得公民身份的想法似乎与这一制度所代表的一切背道而驰。

当然，现实世界比我们的直觉反应要复杂得多，也细致得多。尽管媒体的头条新闻一再耸人听闻，似乎每隔几年就会“重新发现”建立信任措施这个新现象，但学术界直到最近才开始分析这种做法的实际存在。正如Kristin Surak在其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的著作《黄金护照》一书的序言中指出的，迄今为止，大部分学术研究都集中在出售公民身份的道德问题、将公民身份转化为商品的经济原理，或通过投资授予国籍的合法性问题上，但缺乏实证调查。虽然《黄金护照》并不是对这种做法进行研究的第一部长篇专著（这个头衔属于Jelena Dzankic2019 年出版的《投资者公民权的全球市场》（ Global Market for Investor Citizenship）一书），但本书因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广度和广泛的实地调查而脱颖而出。

苏拉克的目的是对投资入籍提供一个全面和多层面的视角，强调无数相互竞争的利益、观点和因素对这一做法的影响和塑造。在引言一章之后，第二章至第四章概述了投资入籍，可按时间和地域顺序阅读。第2章重点介绍了当前行业在岛屿微型国家和香港的前身，在那里，护照通过官员的自由裁量权换取金钱，其法律合法性值得怀疑，然后追踪了 2000 年代“投资入籍”向正规化和（对某些人而言）受人尊敬的行业的转变。第 3 章介绍了欧盟（EU）及其在 2010 年代在两个成员国，马耳他和塞浦路斯，与投资入籍的斗争。第4章对全球新兴市场进行了新颖而重要的分析。其中包括对中东（土耳其、埃及和约旦）、亚洲（如柬埔寨和巴基斯坦）和东欧（如北马其顿、俄罗斯、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的特别关注。

虽然有时对每个国家和地区背景的讨论显得有些断章取义，但苏拉克成功地传达了这些计划的转变和独特之处，使现有过于关注欧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简单化描述变得更加复杂。对土耳其的讨论尤为突出（108-111）。土耳其是该行业新的全球领导者，目前约占投资入籍总人数的一半。与相对贫穷的微型国家不同的是，对这些国家来说，公民身份与移民是一种经济福利（在某些情况下，公民身份与移民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很大一部分），作者提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即土耳其的公民身份与移民计划不仅依赖于更好的护照的价值，而且依赖于在土耳其生活和投资本身的好处。这就需要对土耳其投资入籍的未来进行新的思考。

接下来的章节分别介绍了地缘政治因素和建立投资入籍行业，使情况更加复杂，从而丰富了我们对建立投资入籍的理解。第5章探讨了主要参与者的作用和动机，尤其是美国和欧盟，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在讨论微观国家试图在这些巨头的要求之间周旋的政治的同时，也揭示了建立投资入籍行业受强权利益影响的程度。第三方可以通过使“产品”合法化来提升其价值，也可以通过取消免签来破坏其价值，土耳其等更强大的国家进入市场很可能反映了这一动态的重大变化；由于其公民身份的价值不仅是外部的，因此第6章在我看来是本研究最具创新性和最重要的贡献。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和访谈，作者让我们对投资入籍商业以及私人和公共参与者之间的权力斗争有了复杂而详细的了解。

前五章的主题是统一的，深入分析了投资入籍的不同参与者和变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发现最后三章更加独立。每一章都探讨了有关这一做法的其他问题（国家是否从中获得经济利益？当地人怎么看？人们为什么要购买护照？），但我觉得这些章节并不一定会增加本书的主要内容。这并不是说这些章节没有有趣和重要的见解。例如，在第9章中，苏拉克探讨了该行业“需求”的驱动力，超越了通常讨论的促进全球流动、政治不稳定保险和财富规划等动机（当然这些动机仍然很重要）。在中东，土耳其、约旦和埃及的 CBI 计划主要针对这些国家的居民（通常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等饱受战争蹂躏的地方），他们寻求确保自己的身份。有时，即使留在原籍国，获得外国国籍也是有益的。例如，越南商人获得柬埔寨国籍对其有利，这样在与柬埔寨政府发生争端时就可以诉诸国际仲裁法庭（96）。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国际学校对本地学生人数有配额限制，因此，让您的孩子加入吉滴国籍可能比加入中国国籍更好（223）。最有趣的是，作者考察了国籍在官方法律意义之外的社会意义：一些受访者认为，即使国籍不具有法律上的优势，对于英国脱欧后的外国人来说，持有欧洲护照仍然更好。一位受访者说：“如果他们看到'欧盟公民'，也许他们会更认真地考虑我”（242）。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本内容全面的书中（除了在导言中简短提及之外），围绕投资入籍的伦理争议一直是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法律学者（包括本评论的作者）的主要关注点。虽然这可以用作者明确专注于对投资入籍的实证研究来解释，但我在阅读该书时的感觉是，这一所谓的空白反映了对这类论点的隐含怀疑和批判性观点。作者的散文常常带有讽刺意味，她不遗余力地批评超级富豪和社区投资行业本身，批评他们在奢华的会议上空洞地颂扬“全球公民身份”，但不可否认的是，该书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即批评西方（尤其是欧洲）对这些计划的虚伪道德主义。例如，她在分析欧盟对马耳他公民身份计划的讨伐时，将其解释为一种机会主义的企图，即要求控制这个国家主权的最后堡垒（121），而在出售公民身份的国家，当地受访者在很大程度上支持这些计划，即使他们是塞浦路斯共产党的成员（198）。苏拉克在方法论的结尾讲述了成为英国人的故事，即使考虑到英国备受争议的高昂入籍费，这个故事也被讽刺为是一个划算的买卖（280）。其中一些批评肯定有其道理，毫无疑问，苏拉克对这一行业现实情况的细致调查将大大改进今后对加银国际的伦理分析。然而，如果能更系统地参与这些伦理争论，将会进一步丰富本书的内容。

总之，《黄金护照》对于任何有兴趣了解错综复杂的投资入籍世界及其深远影响的人来说，都是一本极具说服力和启发性的资料。值得称道的是，该书将学术研究扩展到了欧洲范围之外，并为这个复杂而多面的行业提供了详细的地图，这对未来的研究将是非常宝贵的。因此，该书为正在进行的关于这一引人入胜却又充满争议的实践的讨论做出了宝贵而新颖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