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读书人反思“言论”文体的背后

作者：周叶飞

（上海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上海 200444）

文人论政是理解近代中国报刊史的关键概念。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说法，中国的读书人始终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抱负，到了近代，他们通过报刊、大学和学会干预政治。^［1］需要特别澄清的是，媒介不同，“论”的类型及其引发的政治行动，也会显现出不同。读书人通过报刊这一新媒介，创造性地使用被称作“言论”的新闻文体（与此含义相近的还有“论说”“政论”等），对政治事务的运作产生具体的影响。报纸的社会使用通常意味着强烈的“建国议程”。^［2］通过“言论”这一书写自我的形式，读书人与“国事”联系在了一起。

进入民国以后，报刊与共和的关系不断被加以讨论。但不久，对共和政治的厌倦和挫败感弥漫于言论界。对于民国共和的失望，恰恰表明共和依然在读书人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因此，以何种方式重塑、再造共和，构成了时人的问题意识。再造共和通常被看作是一种政治话语，但如果着眼于报刊史的角度，它同时也是一种媒介实践，更带出了对报馆与国事关系的新的理解与想象。与此同时，言论在政治生活中能够扮演的角色及其未来可能生发出来的形式、语言风格等问题，不断被加以讨论。报刊言论自身成为时人言说的对象。

读书人从政治的立场撤退，明显带有对政治的挫败感与幻灭。梁启超反思“吾历年之政治谭，皆败绩失据也”，^［3］643颇能代表一般社会心态。梁氏曾试图以“理论的政谭家”身份介入民初政治，“超然各党之间，主持一团舆论”。这一论政的方式，固然只是为同人所建议，但梁启超也“最主此说”，表示认同。当然，这也是他熟悉的路径。从《时务报》开始，梁启超即是以言论家的身份名世。然则，名义上是办报而不参政，但其最终的意图还是关注政治。关乎此，罗瘿公说得明白：“……办报不入政党，不入政界，以言论潜养势力，俟潜力雄大，不愁不得总理，且可稳固……”^{［4］417-418}只是，一头扎进实际的政务操作，“理论的政谭家”不能不摇身变为“实行的政务家”。但在民初的政治格局里，梁启超始终不能为南北所容。他也曾一度组织进步党，尝试以第三种力量践行理想中的政党政治，然而，民国初年的政党之争又常常陷入无序的状态，脱离民主政治的常规，这让梁启超倍感失望。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一文中，梁启超剖析了数年来的心迹，声称今后不再与闻政治，而其政治生涯，也宣告“中止”。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略显悲观的文章里，梁启超对于自己的言论事业，颇有反思之意。其中特别一点，是其决意告别言论家的身份认同，“不愿更多为政谭”，并一再强调，这是“思之，重思之”的结果。检讨梁启超的思想脉络可知，其报刊活动的起点，讲究的是“笔锋常带感情”，以此为切入点，进而产生“虽铁石人也应感动”的别样“魔力”。梁启超这种应“时”而作的文字宣传，总是紧扣“煽动”的方法，“以极端之议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病”。^［5］

但梁氏“纵笔所至不检束”“笔锋常带感情”的写作风格，在《民报》和《新民丛报》论战后，其实已有很大改观。比如，梁启超为1910年创刊的《国风报》设定了言论的旨趣，即专门围绕各种政治问题进行具体的研究讨论，灌输国民以政治常识。尽管在《国风报》的后期，其言论逐步趋向激进，但其“初志亦求温和，不事激烈”。^［4］327昔日梁任公笔下澎湃的感情，逐渐变得内敛。1912年，梁启超着手创刊《庸言》。在发刊词中，任公反思昔日“振奇之论，未尝不可以骤耸天下之观听”，但也清醒地意识到，“为道每不可久，且按诸实而多阂焉”，“言之庞杂，至今极矣”，而需要中庸之言以进之，故《庸言》取“常、恒、用”三义，采取“无奇、不易、适应”为发言态度，力图从基本问题下手，平实发言。^［6］如果串联起来看，梁启超的这一办报思路，明显有别于其早期所提倡的“煽动”之术，而是寻求一种更为节制的方法，以实现输入政治常识之目的。昔日畅快淋漓的时务文体，逐渐被辨疑析难的理性文字所取代。

尽管梁氏政论力图告别“拨之以感情”，然而民国初年的舆论，却往往因其缺少独立性而沦为政党附庸，“政论徒供刺激感情之用，或为剽窃干禄之资”，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社会方面，都产生了“恶影响”。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其投身言论事业，本是想为国中政治“播佳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是民国政治的“进退失据”。因此，梁启超对于政治的“悔意”，连带起其对十余年来言论事业的自我怀疑，这是自然的事。首先则是政论思路的撤退，“至其政治上之言论、行动，吾决不愿有所与闻，更不能负丝毫之连带责任”。^［3］645

梁启超于其言论事业的悔意，亦预示了当时报刊政论的式微。这其中另外一个例子是黄远生。近代报人通过言论来实现对国事的参与，这是来自“文人论政”的传统。中国读书人的“经世”之道无外乎二：“一派，则实际躬亲政治及社会之事业者，以贞固稳健之道持之；一派，则屏绝因缘，脱离偏倚，主持正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7］9黄远生说这番话的背后，其实有较为温和的共和观念作为支撑，从而使得他的报刊观念与实践更接近于梁启超、章士钊的路子。事实上，在黄远生看来，民国初年的社会固然以共和为号召，但与“理想政治”则相去甚远，民国共和空有其表，在言论一端，“举国言论，趋于暮气，趋于权势，趋于无聊之意识，不足以表见国民真正之精神”。^［7］8因此，需要从言论着手，承担起为国家“养气”的责任。正是从这个思路出发，黄远生、蓝公武、张君劢于1912年创刊《少年中国》，将言论文章看成“国家之元素”，试图经由文字发抒正气，“挽回国家元气于一二”。^［7］9

起初，黄远生设想报刊的角色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此时的报刊疏离于结构性的权势，不再为“政治界之一寄生虫”。报纸被界定为一种“神圣职业”，特别提倡一种“人格主义”。^［9］但是，黄远生所想象的报刊腾出手来在共和的框架中长袖善舞，这点并不容易实现。1915年，黄远生在《新年闲话》中，谈到报刊在袁氏当国的政治环境中已然不能恪守其固有的角色，沦为了一个“局外者”。曾经，黄远生等创办《少年中国》，一班“少年”意气风发，试图从言论入手，廓清舆论，以纾积郁。到了《庸言》时期，固有的报刊实践则“大加刷新”，不再恪守政论文字的旧路。1915年，黄远生在《申报》连续数日刊登启事，声明“所有向曾担任之《申报》驻京通信员及承某君预约上海某报之撰述，一概脱离”。^［10］受累于帝制复辟运动，黄远生的言论事业不得不就此终结，决意“此后当一意做人，以求忏悔居京数年堕落之罪”。同年十月，黄远生去信章士钊，点评当下言论界，认为能够“以言论救世者”，唯章士钊能副其实。但黄远生笔锋一转，感叹“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处说起”，认为解决政治的根本方法，要从“提倡新文学入手”，从而能够“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章士钊的复信答言，则代表晚清以降的主流观点，固守以“政论”而“论政”的传统。^{［11］210-213}

心迹是个体的，而风潮则是时代的、社会的。事实上，在1915年以后，“中国出现了一股很奇怪的潮流，那些热衷于政治的领袖人物纷纷放下原有工作，专心去从事文化的思考”。^［12］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伦理”和“文学”对于当时中国的意义，被新思想领袖们以一种全新的逻辑起点去言说。

当然，这股“文化”转向的时代风潮之中，也有例外者，如章士钊之《甲寅》。

1914年，《甲寅》出版于东京。章士钊后来追述创刊用意，说道：“民国三年，愚违难东京，愤袁氏之专政，谋执文字以为殳，爰约同人，创立杂志。”^［13］这毫无疑问是有政治意图的，故而其中也颇得黄兴与闻，后来胡汉民等也有将《甲寅》改造为党刊的打算。但《甲寅》出刊伊始，劈头声称“本志非私人所能左右，亦非一派之议论所得垄断，所列论文，一体待遇，无社员与投稿者之分”，^［14］2实际追随的正是《民立报》《独立周报》以来的“有容”路径，也暗含拒绝党性染指的意思。

毫无疑问，《甲寅》以反袁为号召，是谈政治的刊物。但是《甲寅》谈政治，和当时一般的刊物不同，即用严格的理性态度去做文字的鼓吹。自宋教仁遇刺，又经袁氏专权当国，章士钊满腔愤懑之情，却又含而不露，其为文能以“真实理论收纳情感”。《甲寅》声称要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其进言之道，抱持“无偏党之怀”，立志一面为社会“写实”，一面为社会“陈情”，^［14］2杂志最为切近的路数，依然是要在原理上界说“共和”。

总体来说，《甲寅》依循“制度追问”的立场，这种追问必然触及民初政局的根源问题，因此，《甲寅》的政治论说，多是围绕着“制度”和“原理”大做文章。一位名叫周悟民的读者致信章士钊，讲述他对于《甲寅》的观感，其中“通讯”一门，“更可征集异闻，合吾国之究心政治学术而无力自为一杂志者，得以略抒其怀抱，其他好学深思之士，又可启发屯蒙，有大叩大鸣，小叩小鸣之乐。今后中国之政治学术之大放曙光，殆将于此期之乎”。^［11］3此语颇能从读者视野看出《甲寅》谈论的内容，是一种“政治学术”，或者是以“学术”的眼光来谈“政治”。1915年3月，章士钊在收到胡适的小说稿件《柏林之围》后复信称，诸类文体之中，当下最要者数“论政论学之文”，其次是“通讯体随意抒写时事”，小说只是“稗官”而已，并非社会急需。^［15］也即是说，《甲寅》杂志对于来稿，存有一种内在的取向，即更为倚重“论政论学之文”，“文学”和“伦理”则很少在其关怀之列。

不过，《甲寅》有一位作者所写的《爱国心与自觉心》却很是不同，“那唯一的论文，好像一颗炸弹放在《甲寅》杂志中间，震动了全国论坛。那篇论文是本杂志之中唯一不与本杂志论调相调和的文字”。^［16］66而文章甫一见报，即引起舆论哗然，在这个问题上的取舍，甚至连《甲寅》中人也觉得为难。

此人就是陈独秀。陈独秀在《甲寅》杂志共发表三篇论文，除了前述《爱国心与自觉心》外，其余两篇分别是《生机》以及为章士钊文《双枰记》所作的“叙”。相较《甲寅》“言不急切”的整体论述风格，陈独秀的文风无疑是很“急切”的。不但文风，其论说的侧重点，陈独秀和《甲寅》似也有不同关切。《甲寅》偏向“政制”，紧扣“共和”学理做“逻辑”的分析，但陈独秀在《甲寅》中的刊文，更侧重对“国民性质”的讨论。其中最典型的，即《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陈独秀在文章中不无激进地指出，国人受专制积习太深，缺少建设国家的智力，无论是“摹拟共和”还是“恢复帝制”，都不足“以为救亡之计”，照这样的判断，“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夫非浮夸自大，诚不能无所怀疑”。^［17］

陈独秀此文一出，颇引起各方反驳，自文章刊发的十个月里，读者来信“累十余通”，“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章士钊为陈独秀辩护，说他不过是采取正话反说、故耸危言的手法，借此警醒国人养成近代国家观的自觉性。章士钊还拉出梁启超的新作《痛定罪言》为陈独秀打掩护。^［18］话里话外，章士钊都有为陈独秀鸣不平的意思。不过奇怪的是，陈独秀并没有出来为自己的文章辩护，甚至他对于章士钊和李大钊的“商榷”，也未见有回应。自此以后，直至《甲寅》停刊，陈独秀再没有在杂志上刊发文字。郑超麟认为，这是因为陈独秀明白，“他的文章不合于《甲寅》的作风”。^［16］70

尽管遭遇“举世怪骂”的舆论格局，但章士钊却颇有先见地评价陈独秀是“汝南晨鸡，先登坛唤”。果不其然，带着“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16］70的雄心，陈独秀不久办起了《新青年》，打算在改造国民性的思路上，开拓出一条想象共和的方法。

世人论及《新青年》与《甲寅》的关系，多注意两者连续和相合的地方。例如，《新青年》作者的聚集，是以陈独秀为首的皖籍知识分子为主，彼此之间有共事革命的背景，“初期《新青年》之与《甲寅》杂志是有一定人事和思想渊源”。^［19］至于《新青年》开设读者“通信”栏目，明眼人也很容易看出其与《甲寅》的渊源。事实上，在刊物上设置“通信”一栏，本来就是章士钊的“创造”。^［20］从《甲寅》的“宁言商榷”，到《新青年》的“发抒意见”，原本就是在同一个脉络里。

不过，相似的形式和话语表述，落实在实践的层面，未必就是一回事。章太炎曾这样形容《甲寅》，说其“言不急切，欲徐徐牖启民志，以俟期会”，^［21］这既是具体经办人的用心，也反映了世人对于《甲寅》的整体印象。而《新青年》仿照《甲寅》开辟“通信”栏目，发表读者来信，固然有激发公众参与讨论的考量，但同时也刻意营造众声喧哗的氛围，带有相当的表演成分。在与读者的互动和讨论中，《新青年》未必能够做到平心静气，这与《甲寅》的“言不急切”有着很大的不同。事实上，在回应读者的商榷意见时，《新青年》同人往往缺少以理服人的雅量，态度蛮横，这引起很多读者的不满。面对《新青年》同人的激进倾向，连恽代英都忍不住致函陈独秀，“劝其温和”。^［22］对于面对读者不要“骂人”的规劝，陈独秀颇不以为然，“到了辩论真理的时候，本志同人大半气量狭小，性情直率，就不免声色俱厉”。^［23］

郑超麟评价《甲寅》时期的陈独秀及其所撰写的文章，认为“他以违反《甲寅》的论调，去同《甲寅》发生密切的关系”。^［16］66这种“违反”，正如前文所述，首先是在语言层面上的，事关“矜持”与“急切”两种不同的文法。但语言的背后，实际又不能不牵涉想象政治、介入政治的方式。章士钊式的政论，总是围绕着具体的政治事件来做理论和逻辑上的界说，具有较强的“时间性”，或者说其所谈论的对象乃是“时事”。章士钊的逻辑文固然是“理论”的，但同时是有明确的“现实”指向的。不同的是，陈独秀的文章恰恰是要消解掉这种“时间性”，跳出一事一物的局限。《新青年》的编者敏锐地意识到，对于近代中国问题的把握，需要从具体的政治讨论中跳脱出来，从而以一种更有距离感的方式，对相关论题进行“文化”上的观察与思考。于是，他们一方面是“淡化或者回避即时性的政论”，另一方面则“广泛地把语言、文学和社会议题纳入政治结构中去‘政治地’对待”。^［24］这是陈独秀及其《新青年》“新”的创造，也是和章士钊的《甲寅》相“违反”的地方，这也表明“论”与“政”的关系以及“论政”的具体形式，都有了新的变化。

从《甲寅》和《新青年》的相同之处，察觉到两者之间的“断裂”，这还不是全部问题之所在。可以说，这种“断裂”在报刊史上的意义，是值得我们去重新感知的。胡适认为，辛亥前《新民丛报》与《民报》之间的论战，造成的一大影响就是梁启超早年提倡的那种“情感”的文章，自此就“永永不适用了”，“笔锋的情感不能不让位给纸背的学理了”。^［25］211胡适以“白话”为典范，站在“进步”的立场发言，否定清末以来改良古文的诸种努力。他认为章士钊所开启的“逻辑文”，尽管论理完足，法度谨严，“但是这种文章，在当日实在没有多大的效果。做的人非常卖气力；读的人也须十分用气力，方才读得懂”。^［25］213结果，在革命的激进主义和袁世凯的专制压迫下，当时不少政论机关都烟消云散了，到了“民国五年（1916）以后，国中几乎没有一个政论机关，也没有一个政论家”，甚至连日报上的时评，“也都退到纸角上去了，或者竟完全取消了”。^［25］213报刊政论的式微，表明原来依靠政论解决政治问题的范式，逐渐变得不太流行，也预示了报刊范式及其思想的转折：从谈法理、论政制的方式介入共和政治，转而拥抱激进，从“全盘的反传统主义”（社会文化意识上的“革命”）来寻求解决社会问题。^［26］而章士钊从《民立报》那里所开创的“矜持”“有容”的叙事传统，随着1915年《甲寅》的停刊，似乎也气数已尽。钱穆发现，“五四以来，写文章一开口就骂人，不是你打倒我，就是我打倒你，满篇杀伐之气，否则是讥笑刻薄，因此全无好文章”。^［27］

对于现代思想的嬗变，胡适曾以1923年为界，将其拆成两段，“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1923年以后，则属于“集团主义（Collectivism）时代”，具有“反个人主义的倾向”。^［28］当然，这是对时代大势的总体判断，并不表明个人与群体（即胡适所说的“集团”）在历史演进中构成线性接续的关系。罗志田主张把个人和群体这两种力量打通后进行分析，而不是做非此即彼的二分，“或可将1919—1925年间看作两种倾向并存而竞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集体”与“个人”一度并存，但时隔不久，风靡一时的“个人”开始淡出，“集体”逐渐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当仁不让的规范性力量。^［29］这其实也是凭靠“主义”来维系新的组织生活的过程。各式各样的“群”和“党派”的出现，原本作为“国之口”的报刊，逐渐扩裂成为不同党派、群体的“耳目喉舌”。报刊由此改变了“论政”的方式，“同时也型构了新的政治交往关系，‘耳目喉舌’虽然仍是向‘国’，但其实际的中心和主掌者则是政治组织，‘国’之口遂变成‘党派’之口，完全溢出原有的政治轨道，围绕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而你搏我杀”。^［30］

1913年春发生的“宋教仁遇刺事件”，使得国民党再次走上“革命”道路，“革命之再起”在组织上的后果，就是孙中山改组其党，打出中华革命党的旗帜。“以此为契机，革命党人重构了其先锋主义的党报理论，以高度共识、同一目标作为纲领，确立‘党性’原则。”^［31］

《新青年》的转型与分化，则从另一个维度呼应了“集团”和“主义”对报刊的影响。《新青年》的前三卷，陈独秀主要吸收皖籍作者，到四至六卷则交给同人轮编，转为同人刊物，成为宣传新思潮的核心阵地。以《新青年》为“媒”而牵带出来的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有其复杂性，即《新青年》杂志的同人，往往来自不同地区、不同的政治派系与阵营，具有不同的职业身份和教育背景，但他们因地缘关系、师友同门关系、相同的政治立场以及大体一致的思想主张而汇聚。《新青年》同人的聚合是一种相对松散的联合，而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团体，参与新思潮的倡导者具有新旧杂糅的特征。这一时期的《新青年》不断地变，不断提出思想主张且各有侧重，新思潮的参与者不见得就能赞同它每一阶段的主张，杂志的人事因而不断地处于一种“运动”的状态之中，陆续地有人加入，也不断地有人离开，“《新青年》像一部急驶的列车，不断地有人上车，不断地有乘客下车，能共乘前一段路的，不一定能共乘后一段路”。^［32］

这种松散的人事聚合，体现在《新青年》杂志的内容构成上，就是同人为文难免畸轻畸重，与其个人思想倾向密切相关，而不是体现组织化的逻辑。如杂志的六卷四号由胡适负责编辑，刊首即为《实验主义》一文。六卷五号则由李大钊编辑，设有“马克思研究”专号，李大钊在本卷发表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1920年9月1日，《新青年》八卷一号出刊，陈独秀在本期并没有援引七卷一号的先例，“发表一篇表明同人共同理想的《本志宣言》，而是发表了一篇《谈政治》，与胡适等北京同人异趣，表明‘谈政治’的抉择和他个人新的政治信仰——马克思主义，实是《新青年》上海编辑部思想转向的一个信号”。^［33］91这意味着从第八卷开始，《新青年》实已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控制的刊物，^［33］90并由此揭开了报刊史上又一段同人报刊的纷争。

围绕着《新青年》转向的因缘脉络以及编辑同人之间纷争乃至分裂的历史，时贤已有诸多翔实的研究，^［34］此处不赘述。从《新青年》南北同人相争之焦点看，争的固然是刊物的控制权，但实际上要处理的是刊物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在陈独秀的主导下，《新青年》办“劳动节纪念号”，开设“俄罗斯研究”专栏，开展社会主义讨论，将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员安排进入编辑部，实际上是将《新青年》杂志从“同人报”改造为“机关报”，从而赋予其组织喉舌的功能定位。报刊与政治的关系，或者报刊涉入政治的远近深浅，已然影响到了《新青年》同人的聚散离合。正如黄旦所言：“当政治需要超过文化情感的强度，不同圈子的边界和裂缝就得以呈现，报刊话语的表达成了各方争持的中心。”^［35］147戊戌时期的《时务报》之争是如此，“五四”前后的《新青年》亦不例外。这样看来，“‘文人论政’型的中国同人报刊，倘若其中的某些成员或者某个派别，具有了明确的政治认同和政治派别角色意识，并力图使同人报转向为‘党报’或者‘类党报’，报刊的纷争、分化乃至分裂就是必然”。^［35］148

舆论被政党力量所主导，亦使得读书人只能在“非政治化”的诉求中表达对公共事务的理解，诸多报刊标榜自己“不谈政治”或“公共”。但所谓“不谈政治”，并不是真的“不谈”，而是如何“谈”的问题。报人和报刊乃是以去政治或者非政治的方式，跟政治发生关系。^［36］“五四”以后，曾对言论事业颇感悔意的梁启超，便忍不住反省自己与“政治”的关系，颇能反映当时读书人的社会心理。对于梁任公而言，书斋里的学术研究和政治场域的公共发言，两者都难以偏废，但这也会牵扯精力如何分配、工作重心放在何处的问题。所以，学术与政治的孰轻孰重，是梁启超经常会遭遇的问题。而破题之道，便是寻求学者和政论家两种身份的合二为一，用梁启超自己的话说，自己较为恰切的人生定位，就是“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这既兼顾了“学”，同时也没有落下“政”。^［37］毫不奇怪的是，到了1920年，梁启超对于政论，再度“热心大发”，想以“创议手段撼动社会”，尽管有同人批评任公“仍在浮处用力，不在实处用力，仍于政治方面有泛运动之兴趣，不于社会方面下筑基础之苦工”，^［4］592但也显示出梁启超重回以言论参与国事的老路。

而随着《新青年》的分裂，原本决意“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出于“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决意创办《努力周报》大谈政治的时候，仍不免被他的一班挚友认为多少有些“头脑发热”，担心他成为“梁任公之续”。高梦旦、张元济、陈叔通、王云五等一班故旧，希望胡适勉力而为的事是“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38］这里面实际处理的，仍然是读书人如何介入政治的问题。无论是在《新青年》还是在《每周评论》，胡适都预备“不谈政治”，只想着“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25］324他确实也如此这般亲力亲为。胡适认为，哲学、文学事业比起报纸言论事业，重要性更胜一筹。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以报纸为业，也有其历史必要性。何况，报馆有益于国事，正是近代国人理解报纸功能的立足点。而为了证明其办报的合理性，胡适主张将文化和政治的关系打通后理解，“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懒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胡适解释，从先前的不谈政治，到此时主张介入政治，他的转向是想在政论界提倡一种“注重事实，尊崇证验”的方法。^{［25］325-326}

对个人志业和政治介入关系的新的讨论，表明此时的报刊不再是一个“行动者”。梁启超执着于“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而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努力论政”的时候，他的所思所想，是“最希望国内爱谈政治又能谈政治的学者来霸占这个《周报》。以后我七天之中，分出一天来替他们编辑整理，其余六天仍旧去研究我的哲学与文学，那就是我的幸福了”。^{［25］326-327}这样看，学术志业需切身的投入，言论事业则要保持必要的距离，“讲学”和“议政”之间，还是要分出个轻重缓急出来。因此，胡适一辈的报刊论政，可以说是一种“政治的业余性”。这种业余性质，决定了他们的聚集是以一种比较松散的形式；彼此间的联合，也缺少一种统摄的理论或者意识形态来规范各自的行动。换句话说，他们是以做学问的方式去跟政治发生关系。这是一种独特的文人论政的类型，也即学者论政。^［39］

作为学生辈的张东荪后来点评梁启超的言论事业，一眼看出“梁任公本人对于干政治与评政治并没有下分别；他往往以评政治来干政治”，但也同情理解，这是“因为时代的关系”所造成的“美中不足之处”。张东荪坚持把梁启超定位为“坐而论道的批评家”，认为“评政治”和“干政治”尽管都是和政治发生关系，但在具体的实践中，两者还是有区别的，要分开来谈：

就是我以为当把干政治与评政治分开。前者作政论是为了干政治的；后者却只对于政治发言而并不去干。中国人对于这一点向来分不清楚。每看见一个人发政论，总以为他是想登政治舞台。殊不知民主国家所需要的不尽是干政治的人才，即坐而论道的批评家在其本身上亦未尝不是国家一种需要。^［40］

对于胡适一辈而言，既要须臾不忘承担公共的政治责任，同时紧紧守住“我”的超然，这样的位置感，很具体地落在“政论家”这个角色的想象上。在《政论家与政党》一文中，胡适区分出了服从政党、表率政党和监督舆论的政论家。其中，监督舆论的政论家，“只认社会国家，不认党派，只有政见，没有党见”，^［41］65这正是胡适的自我期许，也是他介入政治时力图拿捏的恰当分寸。在一个号称“共和”的格局里，“社会上确然不应该没有一个超然的政论”，立于一党一派之上。^［41］66由“不谈政治”到走上“谈政治”的“歧路”，这是“五四”前后知识阶层的一个“新”动向。这个动向可以认为是新的，是因为在经历了对共和的失望以后，报刊与政治的关系在一个新的范畴与位置被重新讨论、摆放。

“言论”通常用来泛指一种文本体式，但兹事“体”大，文体背后不能不“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42］作为一种文体、文类的“言论”，不是孤零零地存在，而是与历史时代相互指涉。立足于这一层面，民国初年的读书人兼报人不断质疑甚至忏悔一己的言论事业，反思报刊“言论”所具有的经世功能。但与此同时，他们又试图创造新的“言论”的形式、语言风格，重构报刊与政治的关系。

如果说，文章报国、文人论政构成了近代中国报刊历史的脉络所在，^［43］那么，什么文人，何种“言论”，如何“论政”，这些都需要在具体的时、地、人的媒介实践当中加以把握。正如本文所展示的，当梁启超、章士钊、陈独秀、胡适等人在讨论“言论”这种报章文体的时候，实际上要讨论的是报纸想象政治、介入政治的方式，进而创造出各自独特的“论政”的类型。“一种类型本质上是一种象征社会的信息，或者说，那种形式本身就是一种内在的本质的意识形态。当这样的形式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被重新挪用时，这一信息继续存在并一定会在功能上被纳入这种新的形式”。^［44］也正是在和报刊与政治关系的不断调适中，这些读书人逐渐确立了自我的位置。

不过，话说回来，本文着力阐述的“言论”乃是报刊之言论，“论政”依托于报刊而论，因而报刊之特性决定了无论梁启超、胡适多么想回到“学术论政”上，都必然受到媒介手段的限制。而报刊天然又与现实政治变动具有密切联系，因而，无论这些读书人在具体言论方式实践上差异有多大，从“论”与“报”（媒介）的关系看过去，他们内在相差或许并不远。在报刊主导的“文人论政”的近代光谱中，存在既矛盾又相容的多重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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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雪怡

校对：康仪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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