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心”的生成：一项实证研究

      传统的“民心”思想是在“王（皇）权”或“国家”视野展开的，是“自上而下”的统治合法性叙事，表现出抽象性与愿景性。然而，“民心”作为当下的“人民”之“心”，又是“自下而上”的民意与民愿。如何实证性地“解码”“民心”维度、生成机制构成了理解中国之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框架。文章在界定了“民心”操作定义基础上，构建了民心生成的政策－观念－传播理论模型，4203份问卷分析发现了“民心”的维度及其文化、政策获得感、传播的生成机制。 

“民心”自古以来是中国政治、国家治理的核心命题之一。传统的民心思想是在“王（皇）权”视野下展开的，是“自上而下”的统治合法性叙事，表现出抽象性与愿景性。在当代国家治理实践中，民心作为人民之“心”，又是现实的、“自下而上”的民意与民愿。特别是在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民心观已成为现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根基性政治理念。如此，实证性地解码民心的维度和生成机制便成为理解中国之治、回应国家治理重大理论需求的学术任务。

本文在梳理传统民心思想，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民心观基础上，以“问题—现象”路径，归纳政治、社会生活、思想等领域的“经验性”民心的诸种表现，形成民心问卷，进而以定量方法探析民心的维度、结构和生成机制。文章可能的学术贡献为：一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民心观进行理论梳理，明晰其传统文化性、现代政治性和时代特征；二是构建民心的操作性定义并以数据关系确定了民心的维度，证明其国家治理行为效应；三是揭示了民心生成的政策—观念机制。三方面统合可为理解“中国之治”提供民心解释框架。

中国共产党的民心观是把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结合，并总结不同时期革命与建设治理经验，创造性发展而成型的。

“民本”是中国古老的政治文化观念。上古时期，周人便总结夏商王朝的统治得失，形成了“德治”理念。此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孔子总结三代“德治”经验，在“德命”追求挫折中，体悟而形成了“仁”的思想，自此开出中华文明博大的此岸精神世界，并提出“民本”性质的“仁政”愿景。^［1］孟子强调“仁政”行动图式，并建立于“民”之“心”上。儒家的“仁政”乃是起于悯安斯民的“仁心”，行于“安民”“富民”“教民”，达成“仁政”的政治或社会图式。《天人三策》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的国家治理形态。经过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的不断发展，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多种民本性质的国家治理学说，如“民心论”“民舟论”“循环论”等等。^［2］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实践中把传统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思想结合，形成了“人民至上”的政治理念。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论著中，把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主体概念向阶级话语转变，赋予了无产阶级的主体地位，使之担负起“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基本主张是：关注人民群众利益；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明确共产党人的人民立场；明确人民群众发展的根本价值目标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把从“国民”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概念与指向底层民众的“人民”概念对接，形成了以工农为中心的“人民”概念。随着革命的发展，“人民”概念的内涵逐渐定型，即一切能够促进革命事业发展的阶级、阶层以及社会团体都属于“人民”的范畴。^［3］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赢得了民族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构建并不断完善国家政治制度，推进健全国家治理体系和公共政策体系。“中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4］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根本性地改变了传统民本观所蕴含的国家权力路径——“天道”“君权”“人民”不再是垂直的、反馈性的、以“德”受命关系，人民自身是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人民是国家治理行动的主体，也是公共政策的目标人群。简言之，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观取代了传统的“天道”观而成为现代中国国家治理合法性的理念基石。

人作为能够使用语言意义符号的能动者，不仅是“物的存在”，更是“精神的存在”。信仰、价值观等是人类生存更为根本的思想力量。由于民心的高度抽象符号表征功能，民心在国家治理行动中发挥着底层或根本性作用。例如，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5］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如此，民心观把国家—人民—民心—政党—国家治理等要素和层面内在地或底层性地贯通，成为“人民至上”“为人民服务”等政治理念的落实点或切入面。 

政治语境中的民心概念常常是抽象的、动态的。然而，国家治理行动总是以现象和存在问题为前提的，民心也总是人们对具体或情境性的国家治理行动或公共政策的心理反应。因此，如何准确地把握民心，涵育民心，就成为真实的国家治理行动的重要合法性基点或轴心。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尤其是定量研究，能够以数据关系分析达成这一国家治理现实需求。

（一）理论模型

定量研究是从操作性概念界定开始的。这里把民心的操作性概念界定为：民众对国家治理行动或公共政策的政治认知、情感、愿望、信念等综合性心理反应或状况。它不仅是对政府治理的合法性、有效性评价，还是道德性评价；不仅是民众生存需要的政府（政策）满足反映，也是其政治情感满足的体现；不仅是民众对政府治理的外在性评价，还是民众对政府亲和心理的展现。要言之，民心是人民需要、意愿与国家治理、公共政策行动的互动结果，是民众与国家、政府一体性心理体验。   

民心的生成受到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影响，要根本性地揭示其生成机制，需从根本要素构建入手。就操作性理论构建看，可以从其“问题空间”来建构。所谓“问题空间”即研究者在学术意图推动下形成的关于研究任务、研究内容及其变量关系、研究方法等的心理集合状态，围绕研究任务、问题的功能—因素—结构而互动、往复、逐步形成。^［6］国家治理是由治理者、国家任务（社会问题）、民众构成的复杂的、互动的、时间性的问题解决过程与空间状态。现代国家治理是通过公共政策体系进行的，也是通过政治和政策传播展开的。故而，国家政策效果—民众价值观—传播便构成民心生成的底层理论模型。其三维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政策获得感。国家政策能否满足人民的物质、精神需求，构成了民心生成的政策前提。国家是民心生成的施动者：以古人言，民心体现在如《孟子·梁惠王上》所说的“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以现代政治话语来说，体现在“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或“急难愁盼”问题的解决程度上。由是可谓，民心生成主要有赖于国家治理—公共政策满足人民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程度，或者说是公共政策带给民众的受益感、获得感程度。

第二，民众价值观。人们对国家治理行动、公共政策的认知、解释与满足程度很大程度取决于人们的价值观。人作为意义化生存，是以价值观为意义核心。人也以自己的方式认知、解释世界，是意义化的心理中介过程，是信息我化、心理意义产生、作用并反馈的过程。^［7］用认知心理学的术语，即人的心理图式决定了人希望什么、期待什么，尤其是有关政治理想方面。民众诸多的心理因素如价值观、认知方式、性格特征等都会影响民心的生成。^［8］ 这些心理因素也是文化性的。如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公平”“大同”观就天然地影响着民心的生成机制。概言之，民众的心理状态、价值观念系统构成了民心生成的心理基础。

第三，教化传播。民心是能被传播、教化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政治起源于传播。这点古代统治者就已认识到，如唐太宗说：“若教以礼义，使之少敬长、妇敬夫，则皆贵矣。轻徭薄敛，使之各治生业。”^［9］与传统社会政治传播不同的是，当今社会对民心影响最大的是互联网传播。数字化自媒体的信息化传播形态使传统媒体的“把关人”作用大大降低，去中心化的民众参与式信息传播与接收已成为趋势，新的传播方式与传播形态是民心生成的传播或舆论环境，同样需要重视。 

由此可以建构民心生成的“政策—心理—传播”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二）问卷设计

民心是本研究的因变量。民心作为政治思想术语，自古以来有大量的论述，但作为社会科学的民心变量测量，则尚未见到，故而需对民心测量进行实证性操作变量理论建构。在实证研究中，变量的操作化过程大致有两种方式：一是理论导向型，即研究者在学术进展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理论，包括因变量理论内容界定，然后按照其理论结构设计相关题目，测量因变量；另一类是“问题—现象”驱动型，即基于所研究现象的状况观察，以经验总结的方式，归纳变量（包括因变量）内容，依此设计题目，再进行测评标准化。本研究适合“问题—现象”的变量操作化方式。民心作为政治概念，散见于中国古今政治家、思想家的论述中，他们基于国家治理需要，在不同场合、语境下对民心有不同侧重的论述。这些都是民心现象的政治抽象化概括，归纳总结这些表述，即对民心经验的表述，从而能够“客观”地测量出民心状况。这是民心测评内容效度的“政治经验”依据，而不是学者个人的“理论”。依此路径，本研究收集散见于古今政治家、思想家的民心论述或主张，设计民心问卷题目。例如：依据传统的“德治”理念，设计了题目“我觉得中央政府做到了‘以德治国’”；依据“爱民”观，设计了“我觉得中央政府体现了爱民精神”；依据政府责任，设计了“政府表现出很强责任心”；依据养民、安民思想，设计“我现在的物质生活无忧”等共30个项目。

影响民心的自变量包括：其一，政策受益感，可以理解为民众体验到的从公共政策获益的评价，包括主、客观指标。本研究的设计是：（1）主观公共政策受益感。政策内容包括劳动就业政策、住房保障政策、医疗卫生政策、公共教育等13项政策领域；（2）宏观经济指标，包括省级人均GDP（2020年）、省级人均可支配收入（2020年）；（3）民众社会地位（SES）指数，即对收入、职业与受教育程度三个变量分别进行排序，计算Z分数，加总而得。^［10］

其二，价值观。人的价值观非常复杂，施瓦茨（Schwartz）给出了自我导向、刺激、享乐、成就等10种价值观分类，在学界颇有影响。^［11］价值观本质上是以终极观为核心的自然、人生、社会等层面的心理内容及其情境化而生成的意义系统。^［12］由此可见，人所有的价值观都可能对民心产生影响。本研究仅围绕国家治理相关的因素设计，包括：（1）儒家终极观，以儒家思想结构为理论依据而设计，如“对于‘天道’，应有敬畏之心”等10个题目；（2）政治文化，如“只有安民、富民，才能实现长治久安”等18个题目；（3）政治思维，如“社会问题是互相关联的，要以系统思维来应对”等16个题目；（4）中华民族认同，如“中华民族是同呼吸、共患难的利益共同体”等6个题目；（5）国家认同，如“作一个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人，非常自豪”等6个题目；（6）牺牲精神，如“为社会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等8个题目；（7）亲社会行为，如“愿意义务献血”等3个题目；（8）道德感，如“正直感”推崇程度等16个题目；（9）政治参与，如“人们应当经常对国家、世界大事发表自己的看法”等5个题目；（10）政治自主性，如“个人自主和独立性重要程度”等2个题目；（11）市场经济理念，如“赞赏个人自主和独立性”等6个题目；（12）平等意识，如“孩子和父母在人格上不应当是平等的”等4个题目；（13）个人自主性，如“即使无人监督，也会自觉遵守制度规则”等7个题目；（14）物质主义，如对金钱重要程度评价等2个题目；（15）法治观念，如“法律权益的强弱判断”，1个情境故事测评题目；（16）社会压力感，如“生活中的意外事情太多，总让人感到紧张和劳累”等3个题目；（17）信心，如“对工作发展或个人前途的信心评价”等4个题目；（18）成就动机，如“全心全力投入自己工作”等8个题目。除情境故事题目外，α介于 0.523~0.945。

其三，科学文化素质。现代社会是理性主义高扬的时代，科学文化成为人们认知、判断的基本要素，也是民心研究不应忽略的。本研究基于过去的相关研究而设计，^［13］包含：（1）科学知识，如“数百万年来，我们居住的大陆一直在缓慢地漂移”等21个题目；（2）科学技能，如“家里电风扇出现故障，如果让您自己修理，您有哪些感受”等5个题目；（3）科学态度，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4个题目；求知精神，“平时碰到自己不懂的科学文化问题，您是否主动去寻找有关参考资料弄懂这些问题？”等4个题目。α介于 0.653~0.753。

其四，传播变量。当今的传播已经互联网或数字化了，以此为重心设计相关变量，包括：（1）信息来源，如周围人、微信、专业媒体与政府媒体等，共6个选项；（2）信息来源信任程度，如周围人、专业媒体、政府媒体、专家信任等，共8个选项；（3）新闻信息接触时长，共6个选项；（4）信息理性，如对接触到的新闻报道感到怀疑时是否会进行求证，共9个选项；（5）传播参与性，如是否采取网络转发、点赞、评论或线下告知等传播行为，共5个选项；（6）信息茧房，如个体按照自己喜好选择信息来源等共4个选项。除多选题目外，α介于0.728~0.827。

其五，国家治理行为效应。这是外在效标变量，包括：（1）合法性评价，共4个题目，如“中国国家政策是中国制度优势的体现”；（2）有效性评价，共4个题目，如“国家政策做到了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效益”；（3）政策遵从性，共2个题目，“我会督促周围的人遵从国家政策”；（4）政府信任，共3个题目，如“相信中央政府”。α介于0.719~0.906。

在表述方式上，除类别陈述题目外，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　

（三）数据来源

数据来自“文化与国家治理”城市居民第3期调查（前两次分别为1994年、2014年），调查时间为2022年1—2月。为确保调查连续与可靠性，样本量理论设计以二期有效样本数1605个为基准，^①扩大二倍样本量，约5000人为理论样本量。以省级城市为调查地区——依照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布，以关键人口学变量——性别、受教育程度、年龄为取样依据。^②鉴于当前互联网社会样态，采用网络访谈方式进行——招募访谈员，访谈员按预先设计的人口学变量选择原则，每个访谈员访谈5个被试，共回收4 981份样本。按预设的问卷质量管控标准（问卷中加减题目和科学文化素质正反提问对错一致性）进行有效性判断，获得有效样本为4 203人。其中，男性占比45.94%，女性占比54.06%；18~35岁占比64.38%，35~65岁占比30.98%，65岁以上占比4.64%；初中以下占比18.82%，高中占比16.39%，大学本科占比57.29%，研究生占比7.49%。

在数据处理上，鉴于研究目标为考察民心与自变量的数据关系，属于偏心理性质的变量关系考察，加之样本已属大样本，不再对数据进行加权处理。

（一）民心的结构

按常规因素分析方法，即随机拆分一半样本，以探索性因素分析方法确定民心维度。Bartlett 球形度检验（df=435， p< 0.001）和KMO 检验（KMO = 0.975）表明，存在共享潜在因素，适合进行因素分析；采用主轴因素分解法和Promax 旋转法，以特征根不小于1为抽取原则确定因素数量。结合常用的因素选择标准剔除不合格题目，依据是在各因素载荷量绝对值小于0.300，在多个因素上载荷量绝对值之差小于0.150，共同度低于0.300。^［14］ 筛掉2个题目，保留28个与民心相关的题目（见表1）。

进而，以另一半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如表2。从分析结果判断，五因素模型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参数更优（χ2/df=4.431；RMSEA=0.083；RMR=0.053；CFI=0.919，TLI=0.908）。根据各因素题目内容意涵，命名民心的五个因素为：治理满意度、政党认同、德性政府、物质需求满足、安全需求满足。各因素α在0.825以上。

民心五个维度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如表3。

由表3可见，民心五个维度结构中，德性政府平均分最高（4.531），其他依次为政党认同（4.529）、安全需求满足（4.522）、治理满意（4.172）、物质需求满足（3.902）。这意味着，民心的政府道德感评价最高，其他依次为政党认同、安全需求满足、治理满意，物质需求满足，反映了中国传统的德性为上的民心诉求特征。

（二）民心的国家治理行为效应

民众是国家治理的主体行动者与效应的体现者。国家治理的效果最真切或最后体现在民众对国家治理的行为效应上——民众因国家治理的政策、措施、治理行动而发生的行为改变。本研究以民众的国家治理合法性、有效性、政策遵从、政府信任等为国家治理行为效应指标。民心与国家治理行为效应的相关系数如表4所示。

由表4可见，民心的五个维度与国家治理的外在校标——合法性、有效性、政策遵从、政府信任均为高相关，说明合法性与有效性是高度一体性的。民心表现出了高度的国家治理心理或行为功能——“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由此可以得到实证支持。

（一）民心总体生成机制

多元回归分析能够对民心的影响变量因果效应作出判断。采用Harman 单因素检验方法检验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以确定回归分析的合适性。^［15］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18个，最大特征值为36.65，最大解释百分比为38.72%，未发现解释力过大因子（超过50%），说明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适合采用多元回归分析。表5为以民心总分为因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①

在表5的12个回归模型中，模型1为人口学变量的基准回归模型，模型2到模型11是纳入不同自变量的回归模型，模型12是纳入所有自变量的逐步回归模型。

模型1是人口学变量为自变量的分析结果。R2为0.016，说明人口学变量能解释民心因变量1.6%的方差。虽然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但解释力不高，说明民心不能为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人口学变量所解释。

模型2是政策受益感作为自变量的回归结果。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448，从统计学上看意味着，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民众政策受益感增加1个单位，民心效应增加0.448个单位。政策受益感极大地影响着民心的强弱。调整后R2为0.351，说明该回归模型以解释民心因变量35.1%的方差，显著高于人口学变量的基准模型。这验证了民心的生成主要取决于政策所给予民众需要满足程度的基本判断。

模型3是人均GDP与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模型。调整后R2 为0.019，说明只能解释民心1.9%的方差。GDP作用不显著，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民心呈现出显著的反向关联。这意味着，民心受到省一级的地区性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等经济因素影响不明显。

模型4是社会地位指数（SES）作为自变量的回归模型。调整后R2为0.018，能够解释民心1.8%的差异，说明社会地位指数对民心的贡献不大。另外，社会地位指数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随其增大民心值会降低。这个结果虽然意外，但已有文献证明此关系存在——公共服务不对民心产生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或政策受益感知、评价而实现的。原因可能是，SES（收入、职业与受教育程度）越高，权利意识、批判意识越强，民心效应反而越低。^［16］ 

模型5是儒家终极价值观、政治文化、政治思维等为自变量的回归结果。调整后R2为0.421，解释了因变量民心42.1%的方差，是解释力最高的回归模型。这就是说，传统政治文化、政治思维与民心呈现显著正向关联，民心有突出的传统政治文化性。但是，儒家终极价值观的民心效应不显著，且是反向作用，提示二者之间存在其他关系，如调节效应或中介效应，需要进一步统计分析。 

模型6是自变量中华共同体意识、国家认同变量的回归结果。调整后R2为0.403，可以解释民心因变量40.3%的方差，说明民心具有突出的“家国传统”“共同体意识”“国家意识”属性。 

模型7是社会观念维度自变量的回归结果。调整后R2为0.259，意味着可以解释民心25.9%的方差。其中，牺牲精神、亲社会行为与道德感变量与民心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些变量是以社会为中心的，利他性的，意味着民心具有“利他”社会属性。 

模型8是现代西方政治与经济观念为自变量的回归结果。调整后R2为0.255，说明这些变量可以解释民心25.5%的方差。其中，政治参与、市场经济理念、平等意识与个体自主性与民心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民心亦具有现代性。物质主义则与民心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民心的非个人物质取向性。

模型9是个体特征为自变量的回归结果。调整后R2为0.236，说明该模型可以解释民心23.6%的方差。个体性的压力感、信心、成就动机与民心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个体的心理品质，特别是亲社会性的品质影响民心。

模型10是科学文化素质为自变量的回归结果。调整后R2为0.084，该回归模型可以解释民心8.4%的方差。科学技能与民心呈现显著正向作用，而科学知识、科学态度、求知精神则与民心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科学文化素质在民心效应的内在并不一致，也提示可能存在调节或中介效应。

模型11是信息传播维度为自变量的回归结果。调整后R2为0.306，可以解释民心30.6%的方差。其中，信息来源（周围人、政府媒体）、政府媒体信任、专家信任程度与民心有正向显著关系；信息接触时长、信息理性、信息茧房与民心也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互联网参与民心有显著负相关关系。

模型12是总体逐步回归模型，R2为0.642，意味着进入方程的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民心63.8%的方差，有很高的解释力。其中，回归系数最大的变量有，传统政治文化（0.238）、国家认同（0.232）、政策受益感（0.229）。其他显著影响变量中，正向影响的有政治思维方式、中华民族认同、牺牲精神、亲社会行为、信心、求知精神与信息来源信任（政府媒体）等变量；负向影响的有SES指数、儒家终极观念、政治自主性、物质主义、平等意识、科学知识、科学意识、科学技能、信息来源（专业媒体、政府媒体）。人口学变量中，女性高于男性，党员高于其他。儒家价值观、信息传播变量与理论假设相反，说明存在调节变量关系，需要进一步分析。

（二）民心五维度生成机制

以民心的五个维度为因变量，以上述显著影响因素为自变量，可以揭示民心维度生成机制，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表6数据显示，这些自变量在民心不同维度中的作用不尽相同。

第一，在治理满意度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平等意识未具有显著的影响；社会地位指数、儒家终极观、物质主义、科学知识、科学技能、求知精神、信息来源（专业媒体）与民心的治理满意度维度呈现负相关关系；政策受益感、传统政治文化、政治思维则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概要来看，可以说治理满意度是政策受益感与政治文化作用的结果。

第二，在政党认同维度上，社会地位指数、物质主义、求知精神以及信息来源变量未具有显著的影响，具有最大正向作用的是国家认同、传统政治文化。这些说明，政党认同具有国家性与政治文化性。

第三，在德性政府维度上，国家认同、传统政治文化有突出正向关系。牺牲精神、亲社会行为、平等意识、科学知识、求知精神以及信息来源等变量未具有显著影响。这些说明，德性政府具有国家性和传统政治文化性。

第四，在物质需求满足维度上，政策受益感、传统政治文化、政治思维方式、信心对于民心的物质需求维度有突出的正向作用，而社会地位指数、儒家终极价值观、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牺牲精神与科学知识未具有显著影响。这些数据说明，物质性需求满足是政策供给性的，也是政治文化性的，与个体的未来发展信心相关。

第五，在安全需求维度上，中华民族认同、传统政治文化、国家认同与安全需求维度的民心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物质主义、求知精神等呈现负相关关系；社会地位指数、儒家终极价值观、牺牲精神、亲社会行为、平等意识、科学知识、科学技能、科学态度、信息来源等变量未具有显著的影响。这些说明，民众对安全需求的追求不仅是国家观念性的、物质性的，也是政治文化性的。

（三）民心生成的调节效应 

回归分析显示，儒家终极观等与民心呈现负相关关系，这不符合常识，因为终极观是一种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的底层，本应有根基性的底层支撑作用。这提示变量间可能存在调节效应。故应进一步分析影响民心生成的调节效应，可能具有调节效应的变量包括政策收益感、政府信息来源与信任。^①

1.政策受益感的调节作用

经过调节效应的分析，影响变量主效应值显著，且调节变量与影响变量交互达到显著水平的有：儒家终极价值观（-0.077±0.013）、传统政治文化（-0.077±0.016）、政治思维方式（-0.096±0.012）、中华民族认同（-0.038±0.017）、国家认同（-0.098±0.014）、牺牲精神（-0.027±0.011）、亲社会行为（-0.030±0.010）、信心（-0.024±0.010）以及科学技能（-0.050±0.010）。

政策受益感对民心生成产生的调节效应存在两种情况。

一是，被调节变量主效应为正，调节变量与被调节变量交互项为负的有儒家终极价值观、政治文化、政治思维方式、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牺牲精神、亲社会行为、信心以及科学技能。从数据关系看，政策受益感弱化了这些自变量对民心的影响；从概念关系看，政策受益感减弱了传统政治文化、政治思维方式、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对民心的影响。  

二是，被调节变量主效应为负，调节变量与被调节变量交互项为正的是科学技能，表明政策受益感可以缓解科学技能对民心的负向影响，即当政策受益感较高，科学技能对于民心的负向影响可以被削弱。

2.传播变量的调节效应

以信息来源（政府）作为调节变量，影响变量主效应值显著，调节变量与影响变量交互达到显著水平的变量有：政治思维方式（-0.034 ±0.010）、国家认同（-0.039 ±0.012）、牺牲精神（-0.025±0.010）、科学态度（-0.036 ±0.014），说明信息来源变量的调节效应存在。它们均是调节变量、被调节变量主效应为正，调节变量与被调节变量交互项为负。从数据关系看，说明政府信息来源弱化了这些自变量对民心的影响。从变量含义关系看，意味着政治思维方式、国家认同、牺牲精神、科学态度是通过信息来源影响民心的。 

以信息信任（政府）作为调节变量，影响变量主效应值显著，调节变量与影响变量交互达到显著水平的变量只有政治思维方式（-0.036± 0.014）和科学知识（-0.064±0.023）。但存在两种情况：第一，被调节变量主效应为正，调节变量与被调节变量交互项为负的是政治思维方式。从数据关系看，政府信息信任弱化了政治思维方式对民心的影响。从变量含义关系看，政治思维方式不是单一地增强民心，而是受信息政府信任的调节；第二，被调节变量主效应为负，调节与被调节变量交互项为正的是科学知识。从数据关系看，政府信息信任缓解了科学知识对民心的负向影响。从概念关系看，说明信息政府信任高，科学知识对民心的负向作用能够得到缓解。

（一）理论发现

1.民心与国家治理行为密切相关 

上述统计数据结果综合显示，民心与国家治理的外在效标，如合法性、有效性评价、政策遵从、政府信任等高度相关，说明民心是国家治理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心理基础，印证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政治判断。

2.民心是复合性的政治心理图式

本研究因素分析发现，民心由治理满意感、政党认同、德性政府、物质需求满足、安全需求满足等五要素构成的。由此也可把民心理解为由五因素构成的心理图式。心理图式指人在与环境互动中通过经验积累而形成的与某些概念相关的一组认知结构，它使个体对环境信息产生自我性的结构认知与意义生成。^［17］图式往往以特殊片段记忆样例（如代表性、事件情节等）、抽象的语义记忆中的一般知识类型或原型（如理论模型等）、程序化记忆系统的自动化信息加工专门技术发挥作用（如艺术故事等）。^［18］这可启示，与民心五个维度相关的历史事件、名言、政府行为，如党的领袖、模范人物、政府符号等，都可能唤醒民心作用。民心建议与培育要特别重视这一功能机制。

3.民心具有国家观念属性

政治文化、政治思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认同等价值观念具有突出的国家属性，是中国人“家国一体”传统国家观念的体现，它们与民心高相关，且标准化回归系数值大，说明了民心的国家观念属性。 

4.政策获得感调节着多种政治观念而对民心产生影响

政策受益感减弱了传统政治文化、政治思维方式、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对民心的正向作用，强化了儒家终极价值观、物质主义、平等意识、科学技能等对民心的反向作用。这些说明，政策受益感一方面是民心的决定性影响因素，另一方面又调节着相关变量的作用方向与大小，构成了民心生成的政策外在条件。这提示，政策受益感是民心生成的根本性或决定性要素。

5.政府信息来源、政府信任调节若干变量对民心的影响

政府信息来源、政府信息信任弱化了政治思维方式、国家认同、牺牲精神、科学态度对民心的影响。这也提示，信息来源与这些变量共同影响民心的生成；信息信任（政府）弱化了政治思维方式对民心的影响，强化了科学知识对民心的关系，削弱了平等意识对民心的负向影响。这些说明了民心生成的传播机理有独特的时代特征，需要以不同于传统政治传播的思路来理解。

6.儒家终极价值观具有民心的深层调节作用

图2为儒家终极观与其他显著影响变量的相关可视化示意图。儒家终极观与政治文化、政治思维、民众认同、国家认同等高正相关，且达到显著水平，说明其有核心价值观作用。

但在回归模型中，儒家终极价值观与民心呈现出负相关。进一步统计发现，儒家终极观对民心的作用受政策受益感调节——政策受益感越大，儒家终极价值观的作用越低；政策受益感越小，儒家终极观的作用越大。这一结果颇令人费解，仔细分析，从其内容意义关系看，说明了儒家终极观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理念或信仰系统，事实上发挥着精神根基性功能——当政策利益满足了人们所需时，政策效应就突出，当政策效应不能满足时，民众反而以“终极精神”支撑了国家的民心。由此可见，儒家终极观作为民族的“魂”在中华民族的发展中的作用何其重要！ 

7.民心的人口学变量影响不突出 

人口学变量的模型仅能解释民心总变异量的1.6%，男性、党员身份对民心有所影响。这说明， 民心受性别、政治面貌影响，但总体作用不突出。  

8.民心不是经济、社会地位决定的

民心与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地位指数相关不高，甚至是负相关，说明民心不是由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决定的。可能的原因是，民心固然受政策受益感影响，但也受价值观性影响。收入高、社会地位高的民众，可能其价值观的多元性、批判性强，而使其对国家治理行为批判性越高。 

9.民心与现代西方观念有不一致的地方

民心与物质主义、平等精神负相关，与科学知识、科学态度等负向影响，说明二者不是同步关系。民心具有文化性，是价值观性的，故不能以理性观代替民心的政治、文化性。

（二）民心生成机制的修正模型

基于上述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调节效应分析，图3为民心生成机制的修正模型，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图3模型中的变量是统计分析筛选过的有统计学显著水平的因果关系变量结构，而图1模型是假设性的变量关系结构。二是变量方向的修正。如图1所示，政策受益感、传播变量是直接作用于民心，而在图3的修正模型里则是调节变量。

图3显示：第一，对民心有显著影响正向作用的价值观为：政治文化、政治思维；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牺牲精神、亲社会观念、社会信心；科学态度。

第二，对民心有显著影响负向作用的价值观为：儒家终极观、物质主义、平等精神、科学知识、科学技能、求知精神。 

第三，对民心有调节作用的变量为政策受益感、政府信息来源、政府媒体信任。

民心作为中国政治、社会的基本命题，是理解中国、中国之治的必要方面。定量研究是以表征事物属性的数据为对象，以形式化的数据关系描述、解释社会并用之于提高社会质量的研究方式。以定量方式揭示民心的结构及其生成机制更能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提供操作性启示。

从政治理论视野看，中国共产党的民心观是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结合，引领了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制及其治理体系建设。从国家治理底层要素看，民心生成的理论框架是政策—心理—传播。以民心的“问题—现象”为方式归纳政治家、思想家的民心内容作为因变量，以可能的政策受益感、价值观、传播为因变量设计调查问卷，从而构成了民心实证研究的理论框架。

4203份样本数据分析表明，民心包含治理满意感、政党认同、德性政府感、物质需求满足、安全需求满足等五个维度，在民众的国家治理合法性与有效性评价、政府信任方面发挥显著支撑作用。民心与政策受益感、传统政治文化、国家认同、政治思维方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牺牲精神、亲社会观念、信心、政府信息、政府信息信任呈显著正向关系，与儒家终极观、物质主义、平等意识、科学知识等呈显著反向关系。其中，政策受益感、政府信息、政府信息信任有调节效应。这意味着民心的生成，不仅是政策效益的结果，具有价值观念性质，还和政治传播具有密切联系。民心培育应以公共政策获益感为外在条件，以国家政治性观念为内在心理基础，以政府信息信任为传播方式。

编辑：李闽言

校对：张雪怡

终校：杨丽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