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派的“幽灵”：基于卢卡奇对浪漫主义复杂态度的考察

众所周知，青年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源于老黑格尔的辩证法，诚如卢卡奇自己宣称的那样:“《历史与阶级意识》代表了当时想要通过更新和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方法论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的也许是最激进的尝试。”^［1］16因此，当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把辩证法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时，他首先要做的就是详细考察“黑格尔及其与马克思的关系”。^［1］42但是，在进入黑格尔思想之前的理论准备期，卢卡奇都浸淫于浪漫主义思想之中。他本人后来在其1962年出版的《小说理论》的“序言”中就曾自述德国早期浪漫派为其提供了哲学思考的出发点。^［2］20但吊诡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卢卡奇都被视为一个坚定而顽固的浪漫主义的反对者和批判者。当然，这个判断也不无道理，我们只需从他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所撰写的关于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以及霍夫曼的论文中即可窥见一斑，更不必说成书于1953年的《现代德国文学史概要》中那个无情的德国浪漫主义批评者形象。而到了《理性的毁灭》，卢卡奇在洋洋数十万言的鸿篇巨制里，考察了自谢林已降的浪漫主义哲学，依次评析了从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尼采开始，直至狄尔泰、西美尔、斯宾格勒、滕尼斯、马克斯·韦伯等德国哲学家们精神非理性化的进程，并进一步指出正是这一非理性化进程导致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形成。《理性的毁灭》可以被看作是卢卡奇批判浪漫主义的顶峰。那么，卢卡奇对浪漫派的态度为何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我们又该怎样理解这种转变？他对浪漫主义的批判是否意味着浪漫派对其思想影响的消失？他对德国浪漫派的态度与他一贯追求的理想有没有内在关联？

《小说理论》是卢卡奇在“一战”爆发后开始构思并献出的一本力作。学界一般将《小说理论》的付梓视为卢卡奇走向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拐点，卢卡奇本人甚至认为在写作该书时自己“已经成为一个黑格尔主义者”。^［2］15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他所说的。卢卡奇是从狄尔泰、西美尔、马克斯·韦伯等新康德主义思想家开始他的理论之路的，^①接受黑格尔则稍晚一点，即便此时有所接触，也远未到熟悉的程度。在“一战”期间，也就是在写作《小说理论》的那段时间，卢卡奇还只是处于刚刚开始阅读黑格尔的阶段。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卢卡奇的早年密友恩斯特·布洛赫的一则访谈中找到证据。“一战”期间，他们经常通信，讨论社会现实及哲学思想问题，布洛赫夫人觉得布洛赫与卢卡奇的思想存在着某种“共生”关系。布洛赫回忆道：“在当时，我和卢卡奇互为师生，我们之间不分彼此。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克尔凯郭尔以及迈斯特尔·埃克哈特的熟悉主要是通过他，而他对黑格尔的理解则是通过我。”^［3］虽然他在1962年的《小说理论》的“序言”中说自己“当时正处于由康德走向黑格尔的过渡期”，^［2］12但实际上或许卢卡奇在此期间对黑格尔的思想还只是个门外汉。我们从卢卡奇与保罗·恩斯特的一封通信中发现，这一判断大致不差。他在信中写道：“在多年的忽视之后，如今在写作的间隙，我已经并正在大量阅读黑格尔的著作。”^［4］该信落款的时间是1915年4月，而我们知道《小说理论》的写作始于1914年夏，完成于1915年，如果说此时他“已经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至少可以质疑。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在“一战”期间，虽然卢卡奇在写作《小说理论》时已经开始接触黑格尔，但也算不上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黑格尔主义者”。那么除了早期从西美尔、狄尔泰、马克斯·韦伯那里得来的新康德主义思想之外，至少也应该还有其他的理论来源，那会是什么呢？答案就是浪漫主义。^②

德国浪漫派主要表现为对启蒙的对抗，以及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法典的反对，而其实质就是一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拒斥，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排斥，甚至可以说是抗议整个现代工业化的反资本主义。换言之，浪漫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总体上对资本主义现实不满，并求助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对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现状、思潮展开批判。具体来说，它们认为资本主义逐渐将人简化为抽象的、可计算的数量，并建立起严格的定量推理体系，面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浪漫主义热情地捍卫着具体的、定性的、直观的生活和思维形式，以及在前资本主义世界才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前资本主义社会里那些旧有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态度，现在已经被抽象的资本主义理性无情地抛弃。

浪漫主义是19世纪至20世纪德国意识形态和文学中非常重要的思潮，而且“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潮流以及对新世界的向往更是卢卡奇那一代知识分子在面对资本主义时的基本趋势。玛丽安妮·韦伯在为韦伯写作传记时曾对当时德国青年一代的情绪做过如此描述：“年轻一辈又因拒绝所有传统价值，尤其是拒绝那些总是导致战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而同老一辈人分道扬镳。他们渴望一种更简单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集体，一种新的信仰。在他们看来，目前这个同上帝疏离的世界该是被毁灭的时候了。他们期待着一个新世界的诞生，这个世界将是一个超越民族的联合，它最终将由和平、友爱、团结和社会主义来主宰。”^［5］这应该基本道出了当时德国知识界的大致状况。在德国文化传统哺育下长大的卢卡奇，自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洲知识分子当中普遍存在着这种反资本主义现象，但为什么单单在德国达到了特别的高度？一个重要原因是自19世纪初以来德国知识分子中就有着根深蒂固的“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传统。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浪漫主义的论述也有类似的说法，但学界一般都认为，“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这一概念源自卢卡奇。^①

“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是理解卢卡奇早期思想的关键，也是理解他在与第二国际正统历史唯物主义的极端对立中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特殊道路的关键。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那段时期，年轻的卢卡奇一直梦想着一个浪漫主义的乌托邦，这个乌托邦将文化、社区、宗教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把这些作为构建共同体所必需的要素，以此来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肤浅和平庸。所以卢卡奇将德国早期浪漫派视为自己哲学思考的开端。

然而，自1918年12月底卢卡奇皈依匈牙利共产党以后，他似乎就与以前的自己划清了界线，不仅从行动上跨越了前马克思主义阶段迷茫的探索期，而且从思想上也焕然一新，好像他一夜之间就将前马克思主义时期的理论全部清除，马克思主义理论完全占领了他的头脑。那么，在他加入匈牙利共产党之后，早年作为他哲学的起点并对他有着重要影响的浪漫主义思想真的就马上消失了吗？如果它没有消失，而是融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之中的话，那么，我们该如何把握卢卡奇与德国早期浪漫派之间复杂的关系呢？

在加入匈牙利共产党之后，卢卡奇很快就否定了自己早年的作品《小说理论》。就像他在1962年该书的再版序言中描述的那样，这部早年的作品只是为了寻求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危机所构想的抽象乌托邦，在理论上或概念上都无法进一步发展。我们当然知道，后来卢卡奇很快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他在《小说理论》中所说的进入新世界的途径。有时候了解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仅凭他自己的一些声明是远远不够的，正如他在评价司各特、巴尔扎克和托马斯·曼时所说的：“对我们来说，作家的作品才是了解作家人格的钥匙，而不能把作家一时的言谈和信仰看作是了解其作品的钥匙，尽管这些言谈和信仰，作为思想和政治倾向以及艺术倾向的表征，在某些情况下，具有重要意义。”^［6］同样，我们在考察卢卡奇的思想时，也不能仅靠他自己的言谈和信仰，而是要从他彼时所写的著作和文章出发。换言之，卢卡奇加入共产党这一事件及其公开发表的一些自我批评之类的声明并不意味着他彻底改变了或者说丧失了浪漫主义乌托邦式的思维模式。

在卢卡奇于1918年12月加入匈牙利共产党之后，这种浪漫主义的维度并没有消失，而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极其新颖而又微妙的思想融合。卢卡奇在匈牙利革命政府任职人民教育委员期间，于1919年撰写了《旧文化与新文化》一文，此文最充分地体现了这种融合。该文主要围绕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和资本主义的“非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对比展开讨论。^［7］卢卡奇并没有对前资本主义时期作进一步的具体区分，在他的描述中，前资本主义时期仿佛就是一个整体，呈现出与资本主义时期不同的特征。一方面，艺术精神支配着一切生产活动；另一方面，文化在社会土壤中缓慢、有机地生长，正是这种有机的品质赋予了它一种和谐而宏伟的特性。具体来说，他把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有机文化与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商业化了的艺术和文化作对比。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一切事物都不再因其内在价值（如艺术或美学）而被评价，它们的价值只体现在其商品性上。资本带来的生产革命不断地要求制造出新的产品，其形式或质量的快速改变与产品的美学价值或实用性无关，而转向一种对时尚的追逐。^①然而，时尚和文化因为它们本身的性质不同，其各自所指向的现实是相互排斥的。随着普遍的商品化，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开始衰落，简言之，即资本主义破坏了文化。的确，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文化是统治阶级的专属，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些阶级本身受到商品流动的影响，无法创造出真正的文化。卢卡奇所谓的“真正的”文化，或者说复兴的新文化，是一种所有人都能够享受，同时也能参与的文化。由于资本主义的消亡和产品的商业性质，有机发展再次成为可能；社会活动失去了市场功能，恢复了人类的最终确定性。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仿佛又看到了作者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表述。在卢卡奇看来，革命带来的新文化可以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旧文化联结在一起。换言之，社会主义社会重建了被资本主义破坏的文化连续性。

还是在1919年，卢卡奇在布达佩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所成立会上作了题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的报告。^①在报告中，他以同样的方式处理了这个问题。他从黑格尔的客观精神（社会关系、国家、法律）和绝对精神（哲学、艺术、宗教）之间的区别出发，指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是绝对精神起着决定性作用。相反，在资本主义时代，所有活跃的社会力量仅作为客观精神的表现形式存在（客观精神由经济基础决定）：宗教化身为教堂，以一种社会机构的形式存在，扮演着与国家、军队、大学一样的角色。而社会主义将开启一个新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绝对精神（即哲学、文化和科学）将再次主导经济和社会生活。

几年后，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谈及，自卢梭之后，“有机的成长物”（这一概念卢卡奇在1919年就曾使用过），已经从一个“作为反对物化的战斗口号，经过德国浪漫派，历史法学派，卡莱尔、罗斯金等人，获得了一种越来越清楚的反动作用”，^［1］215似乎要迫不及待地与浪漫主义划清界限。但同时，他也认识到卡莱尔以及他这样的作家早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理解并描述了“资本主义的反人性的东西，它压制和摧残一切人性的本质”。^［1］285卢卡奇将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对比，认为前者充满着对各种生活形式的服从、机械化和理性计算，而后者则是有机的共同体。从其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挥之不去的浪漫派的怀旧情愫。我们知道，该书的核心议题实际上是对社会经济、法律、官僚、文化等所有形式的物化（Verdinglichung）展开批判性分析，而其主要灵感很大程度上受滕尼斯、西美尔和马克斯·韦伯等德国社会学浪漫派变体的启发。无怪乎有学者认为，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表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决定性转折，根源于浪漫主义的冲动，^［8］483这可谓是一语中的。

《历史与阶级意识》有别于第二国际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思想并非来自经济学理论。相反，卢卡奇的思想来源于一种受浪漫主义影响的文化理论，在这一理论中，物化的范畴虽然不是从社会历史中发展出来的，但却已经包含在唯心主义的形式中，或者说青年卢卡奇是要“设法使马克思主义恢复其失去的浪漫主义维度”。^［8］479这一判断有两个潜在预设：一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存在着浪漫主义维度；另一个是这一维度被遮蔽了。科拉科夫斯基在全面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后指出，浪漫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动因（motifs）之一，并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方法上，直接将马克思看作浪漫主义运动的承接者。浪漫派猛烈抨击工业社会，哀叹人的异化和有机共同体的消失，科拉科夫斯基甚至认为共产主义的主要特征也来自浪漫派。^①但是伯恩斯坦和第二国际理论家们鼓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片面强调经济因素，他们把社会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互动法则瓜熟蒂落的结果，这种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机械论和决定论的解释，让马克思主义本身内在的浪漫主义主旨一度被隐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雷托和布雷恩斯认为，青年卢卡奇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浪漫主义的维度。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中心章节“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中，其政治目标虽然与《小说理论》中的模糊憧憬相去甚远，但是卢卡奇在“物化”“本质”“总体性”等概念的使用上仍然与早期的文化理论很接近。迈克尔·洛维的表述比较客观，他认为：“物化理论是知识分子在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量化过程时产生了困惑并对其进行批判，而卢卡奇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通过物化理论重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8］479卢卡奇虽然明确将“总体性”和“物化”这两个概念归功于马克思，然而，恰是这两个概念最能说明早期浪漫派思想在卢卡奇理论中仍起着重要作用。

卢卡奇不仅在《历史与阶级意识》里表现出他与浪漫主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在1922至1923年间撰写的文学批评文章中也保持着浪漫主义的思考方式，这体现在其对“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作家的评价上，尤其是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高度肯定。在卢卡奇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以乌托邦的方式拒绝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最激进代表。1922年，卢卡奇在《斯塔夫罗金的忏悔》中，表达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的乌托邦的极大敬意，“在这个（乌托邦）的世界里，资本主义社会中机械的、非人的、没有灵魂的和一切物化的东西都不复存在”。^［9］而在随后的另一篇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篇小说的文章中，他认为陀氏是构想了未来在社会和经济上都得到解放的社会，并试图刻画这个未来社会中人类的内心世界，将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探求未来世界的先驱，^［10］这几乎就是对《小说理论》最后一章的直接呼应。

也就是说，在卢卡奇刚接受布尔什维主义之初，虽然在口头上否定了自己的早期思想，但并没有马上走向浪漫派的对立面。可是，为何20世纪30年代以后，卢卡奇对浪漫主义的认同几乎消失殆尽了？他对浪漫主义的敌意是如何产生的？其实，在卢卡奇的《德国文学中的浪漫主义》（1945年）之前，他的反浪漫主义立场在20世纪30年代的表现主义争论中就有所体现。对好友布洛赫及表现主义的攻伐，也是对卢卡奇自己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所持立场的否定，正是从这时起，卢卡奇被斥为抽象乌托邦主义者。在争论中，卢卡奇提醒对方，表现主义有政治危险性，即它与法西斯主义有着潜在的接近。在20年代末期，卢卡奇的思想就开始转向对浪漫主义的敌视，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可能和他与斯大林主义被迫和解有关。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从1928年到1933年，实现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也是最重要的因素，这显然与浪漫主义对工业化的批判背道而驰，此时已经选择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卢卡奇在这种大背景下不得不放弃并批判自己早年受浪漫派影响所写的文字。为了维持与党的关系，卢卡奇只能接受第三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学说，他隐去了关于社会和革命理论中的浪漫主义的主题（但没有完全放弃），^［11］这才有了1933年《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一文。他在文章中批判自己在1907到1911年间发表的文章带着神秘主观主义的色彩，全盘否定了自己早年对浪漫派的重视以及关于新浪漫主义文化的批评等活动。^［12］因此，卢卡奇在此期间的种种行为，包括写作这篇文章，大多时候被理解为是一种出于政治策略上的考量。

当然，卢卡奇对待浪漫主义的态度并不是一句“出于政治策略上的考量”就能解释清楚的。在其理论生涯中，卢卡奇似乎一直在启蒙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之间徘徊，更多的时候民主、自由、理性的进步观占据主导地位，但“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倾向却时常会显现在其理论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试着以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次完全不同的评价为参照，来管窥其与“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前文提到，“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这一概念最早语出卢卡奇，具体来说是出现在他写于1931年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产》一文中。与他之前对陀氏所作的极高评价不同，他在这篇文章中谴责这位曾给予他莫大希望和理论灵感的俄罗斯作家为反动派。这位曾经被卢卡奇奉为“新世界先知”的作家，如今已经被他扔进了历史的垃圾桶，在他笔下只不过是一位沙皇帝国主义的作家，最多也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知识分子的反对派”，^［13］108而且有走向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卢卡奇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荣光将消失殆尽”。^［13］109这篇文章明显是在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下所作，并将其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与德国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也正因此激起了他在海德堡时的好友布洛赫的激烈愤慨，或者说正是此文让两位故交的关系日益疏远。^①

 如果说这篇文章只是让卢卡奇和布洛赫之间出现了疏离，那么20世纪30年代关于表现主义的论争则直接导致曾经的密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1937年9月，克劳斯·曼在文学杂志《发言》上发文批判表现主义诗人高特弗里特·贝恩投靠法西斯。文章指出，表现主义是导致德国出现法西斯主义的主要根源。^［14］此文一出，立即引起文艺界极大反响。在随后的一年里，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围绕着如何评价表现主义文艺潮流的问题，纷纷撰文投稿《发言》杂志加入战团。虽然关于表现主义的论争主要发生在1937年到1938年间，但是，这场论争的源头要上溯到1934年卢卡奇发表的《表现主义：意义与衰亡》一文。卢卡奇将表现主义与“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联系起来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认为“法西斯主义接受表现主义，并将其看作自身传统的一部分，这绝非偶然”，^［15］111因为“表现主义以激进风格拒绝一切客观现实的认识，强化帝国主义时代的非理性与神秘化倾向，从而在空洞无物的方向上愈走愈远……表现主义者当然坚决反对这种倒退。但由于表现主义者们的世界观未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寄生立场，也由于他们没有任何的批判，更不抗拒接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堕落的意识形态，甚至有时还充当他们的急先锋，所以我们说表现主义的创作方法几可与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合二为一，并服务于这种堕落与倒退的结合”。^{［15］112-113}从这段结语中可以看出，他认为表现主义的世界观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并将其与德意志帝国主义的官方哲学直接画等号，且后来直接发展成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换言之，在他看来，表现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根本就是同一种精神的产物。此文发表三年后，也即1937年，纳粹组织了邪恶的“颓废艺术”展，其中展出了大多数的著名表现主义画作。虽然卢卡奇一生曾多次对自己的理论思想作反省、解剖或修正，甚至是自我批评，但是对表现主义的负面评价却从来没有改变过。1953年，当《表现主义：意义与衰亡》重新发表的时候，他在文末特意写了如下附注：“虽然后来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党人）斥责表现主义为‘颓废艺术’，但这篇文章所作的分析自有其历史正确性，丝毫不会因此而受到什么影响。”^［15］113

曾经的老朋友布洛赫也加入了论战，与卢卡奇的立场针锋相对。他在《关于表现主义的讨论》中认为，不应把表现主义一棍子打死，要看到有些作品久远的意义和伟大的价值，而且他认为卢卡奇和其他表现主义的批评者没有充分了解表现主义运动可贵的主观反叛精神。^［16］虽然这次论争的缘起是讨论表现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但是卢卡奇在这场论争的尾声发表了《问题在于现实主义》一文，将论争的焦点转移到关于现实主义的相关理论上来。他对布洛赫的文章作出回应，并将某些表现主义艺术家真诚的“主观意图”与作品的“客观反动”内容作了区分，甚至以自己的早期作品为例，来说明这一矛盾。他坦言自己在“一战”期间，个人在主观上激烈地反战，并积极寻求出路，“从主观愿望上看，这是一种积极的反抗。然而客观的结果却是：我的《小说理论》（不管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一部反动的著作）充满着唯心主义的神秘性，对历史发展的所有分析都是错误的”。^［17］172同样，在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里的诸篇文章时，主观上“情绪激昂，充满着革命的急躁情绪”，^［17］172而客观结果则是导致这部著作“充满了唯心主义，缺乏反映论的观点，否认自然辩证法，因而是反动的”。^［17］172因此，他给予布洛赫或者其他支持表现主义运动及其先锋派的文艺家们的答复就是：“问题不在于主观体验如此真诚，在艺术发展中努力站在队伍的前列，甘当先锋，也不在于是否首创了技术上令人眩目的新东西；而在于先锋派的社会和人物的内容，在于所做的预言的广度、深度和真实性。”^［17］171

所以卢卡奇认为，表现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就在于，表现主义是以个人主观体验为基础，而这些体验又与客观现实相脱节。诚如布洛赫所言，表现主义主观上的确有激烈反抗资产阶级的意愿，卢卡奇并没有否认这一点，但在卢卡奇看来这种反抗没有准确地把握住客观现实，而仅仅停留在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立场上。因其阶级基础是小资产阶级，所以即使他们在饱尝资本主义压迫、蹂躏之后，所发出的反抗也显得微弱无力，尽显无助和失落。^［15］103卢卡奇进一步强调，这种浪漫主义的反抗很容易靠向法西斯主义，而从法西斯主义的大量宣传来看，这种空洞和虚假的浪漫主义的反抗，事实上已经走上了右的道路。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得知，卢卡奇之所以斥责表现主义和先锋派，在于其主观体验的直接性。这让我们想起前文提到1931年卢卡奇在莫斯科写过一篇批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他在文中把陀氏的影响归结于他能将“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转化为内在的精神问题，从而使得相当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在伪革命主义里越陷越深。也就是从1931年的这篇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起，卢卡奇似乎开始相信某种解释范式，即从反动的维度来阐释浪漫主义，并将其视为一种前法西斯主义。但是卢卡奇在十多年后的另一篇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中，却作出了与1931年完全不同的评价。1943年，卢卡奇应一家美国杂志之邀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篇文章不仅恢复了他对这位俄罗斯伟大作家的崇高评价，更重要的是卢卡奇在文中对“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进行了精辟透彻的分析，尽管在此文中他并没有使用这一概念。卢卡奇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作品都在试图表达“拒斥由资本主义发展所引发的人类道德及精神变态的一场反叛”，^［18］156所以他在作品中所描绘的世界“将其政治理想化作混乱一团”，而“正是这种混乱能体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众不同的伟大，也正是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有歪曲及虚伪的强力抗诉”。卢卡奇对这种反抗极为认同，并将其解释为一种浪漫主义的怀旧，在文章的末尾又一次提及浪漫派的黄金时代的梦想：

……这个梦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乌托邦真正的核心，也是其真正弥足珍贵的地方。这里的乌托邦就是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人与人彼此之间可以相爱相知，在那个状态中，文明和文化也不再成为人类发展和交流的阻碍。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主人公那自发的、野性的及盲目的反抗都是在这个梦（黄金时代）的名义下进行的，无论精神实验有着怎样的内容，这些反抗都会无意识地走向那黄金时代。这种反抗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为作家之伟大所在，也是其在历史上进步之所在：对于这一点，在彼得堡贫苦的黑暗里确实闪耀着一丝光亮，或许正是这一丝光明点亮了人类通向未来的征途。^［18］158

在这个非人的世界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梦想着回到过去的黄金时代，在卢卡奇的描述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写《审美文化》和《小说理论》时期的卢卡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出的崇拜的神情，他对陀氏所构想的乌托邦无限憧憬。当卢卡奇写下“这一丝光明点亮了人类通向未来的征途”这句话时，我们仿佛看到了他早年浪漫主义的世界观再次浮现。

1946年2月，卢卡奇在为《俄罗斯现实主义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作序时，仍然称赞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进步且伟大的作家，并向其致敬，他不仅一反自己在1931年对陀氏的态度，更是彻底颠覆了20世纪30年代反动理论家将其说成是逃避现实的神秘主义者的歪曲形象，坚持认为重要的是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之所以存在的客观现实基础及其历史意义。他宣称：“最重要的因素在于，作家作为人和作为艺术家，都要和一个伟大的、进步的人民运动打成一片……托尔斯泰的根源在农民阶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源在受苦的城市平民阶层，高尔基的根源则在于无产阶级和贫民阶层。但是，他们都是以整个的心灵投身到这些寻求人民解放、为人民解放而斗争的运动之中。”^［19］俄罗斯作家，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卢卡奇精神发展的每个阶段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态度体现在其思想的整体发展上。1969年，他在一篇旧作再版的序言中提到了自己的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直接针对的是既定制度的根本基础，并强调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革命性阐释”^［13］115的联系，他甚至把这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融入自己的宇宙，作为决定革命因素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态度的反复正好说明他与“反资本主义的浪漫主义”关系的复杂多变，这里除了政治的考量，更多的还是文化和哲学上的追求。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卢卡奇对浪漫主义的态度更加微妙，也更加开放，但总是离不开年轻的记忆。1967年，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再版序言中，他承认，从“黑格尔那里获得来的伦理唯心主义带有浪漫的反资本主义因素，对我在这场危机后关于世界的看法还是起了革命积极的作用”。^［1］3虽说很快他就觉得这些思想对他来说是有害的，而且需要加以修正并改造，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些因素已经渗入了他此时的新马克思主义观。同样，在1966年与沃尔夫冈·阿本德罗思的访谈中，他也坦言：“我的确不想否认这点，并且就我个人而言，我最初是师从齐美尔和马克斯·韦伯学习社会科学而不是追随考茨基的，对此，我今天一点也不感到遗憾。我不知道今天是否至于能说这对我自己的发展不是个幸运的机会。”^［20］显然，从这些不同的自述回忆性文字中可以看出，年轻的卢卡奇曾受各种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滋养，从德国社会学到俄罗斯文学，不断挑战资产阶级现实秩序并对其进行激烈的批判，直到后来一步步从无政府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道路。

编辑：李闽言

校对：张雪怡

终校：杨丽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