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如何影响政治社会生活？

“关系”在中国文化、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活中都占据关键的地位，它是我们理解权力分配、政治互动、资本交换的重要切入口。理论上，关系权、行动者网络、社会资本理论都对“关系”给予过充分关注；实践中，无论是从历时性角度还是共时性角度，都能够发现生动的“关系政治”样态。

作者：叶 娟 丽， 宋 佳 琳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430072）

叶娟丽

宋佳琳

“关系”可以说是社会科学长久以来关注的议题，“中国式关系”更是如此。从约束“关系”主体规则的性质来看，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正式关系与非正式关系，而浸润在传统农耕文明之中的“关系”，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都更多地带有非正式关系的特点，各种非制度化的人际关系更是在公共生活、资源分配等重要层面发挥着持续性的作用。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农业发展历史的大国，中国社会结构被深深地烙上了基于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农业文明底色。私人领域如此，公共生活也如此。“关系”成为理解中国政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概念。

就国内来说，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众多社会科学中，“关系”以及“关系”的非正式性越来越多地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成为其理论研究中的重要议题。而在海外传统汉学以及近年来兴起的海外中国问题研究中，“中国式关系”被赋予了与西方语境不同的含义；Guanxi，这个在英文文献中直接由汉语拼音指代的单词，更意味着“关系”与生俱来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含义及其对于理解中国政治社会生活的独特意义。综合来看，无论是海外中国研究，还是中国国内的社会科学研究，学界对推进与“关系”相关的概念、理论及其应用研究，具有如下两个共同的特点。

其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研究宏观视角“关系”的主要理论框架，^{［1］［2］}乡村社会是研究“关系”的主要立足点。^{［3］［4］}而中观或微观视角的研究，侧重于探讨“关系”对商业发展、企业绩效、职场网络等的具体影响，一些研究承认“关系”对于做生意、经营企业、跨国工作者的环境适应等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5］［6］［7］［8］}也有研究聚焦于“关系”的负功能。^{［9］［10］}除此以外，还有专门对体制内“关系”的相关研究，如关于公务员晋升中的“关系”。^［11］

其二，关于“关系”的本质及影响，并没有得到专门的研究，更多的是在对与“关系”密切相关的概念、理论，如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等进行阐述时，兼及关于“关系”的内涵及其特点，其中，将“关系”与资本结合起来的研究居多。^{［12］［13］}

根据既有研究，一方面，“关系”与许多经典理论，如社会网络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具有天然的因缘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理论能够成为我们理解“关系”的本质及其运作的视角与解释框架。另一方面，“中国式关系”又不同于西方理论语境中的“关系”。这种不同，不仅在于其具体体现的形式与特点不同，更在于它总是与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现象联系在一起。比如说，“中国式关系”可能体现为地位较高者向地位较低者施以恩惠、获取回报形成的庇护主义关系，^［14］即某种个体之间的关系；也可能体现为下级政府为了应对上级政策指令而形成的“共谋”关系，^［15］即一种政府层级关系；还有可能体现为政商之间以政绩—业绩为纽带驱动的“地区性增长联盟”，^［16］即一种综合了政治经济多方力量的合作关系。但无论是哪一种形式，这些“关系”都可以影响或者有助于获取特殊的权利/权力，以其连带资源的特征渗透在政治实践的方方面面。

毫无疑问的是，在社会飞速发展、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先进的控制手段与标准化流程得以成功地将人与人、事与事之间的关系以更清晰可见的方式呈现出来，进而规避那些潜在的关系网络。然而，技术的发展速度与政治实践的复杂化程度总是同步推进的，在我国具体的政治社会生活实践中，仍然存在着正式与非正式、有序与无序、规则与关系的矛盾与对立，这些现象以其特有的方式保持着某种动态的调整与平衡。因此，即使是在规则至上的今天，“关系”仍然是观察中国政治社会现象的一个重要切入口。基于此，本文拟基于既有的研究，系统梳理“关系”这个特殊的概念以及与“关系”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从“关系政治”的视角来理解今天我们的政治与社会生活。

作为对事实或理论的概括，概念是学术思想的精粹。尤其是其中的核心概念，“集中体现了一种学说或一个学派的思想成就和主张，也是学者和学术共同体的身份性标识”。^［17］“关系”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学术概念，是包括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共同推进的结果，其内涵既从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而来，又附带着各种不同类型“关系”交织的复杂特征。而要理解“关系”，首先必须理解“关系”的本来含义及其在不同语境中的具体意义。

（一）“关系”的词源学意义

从词源学意义上，“关系”可以简单地根据字面意义理解为人与人、人与事物、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更常见的情况是，“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简称，指代能够影响甚至决定人与人或者人与事物之间发展走向的某类因素。因此，它涉及很多元素，比如在讨论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时，“关系”更指向人与人之间精心构建和维持的相互承担义务和利益的关系。^［18］这表明“关系”分先天与后天，它需要且可以被构建，并且由于牵扯不同的责任和利益而影响着关系主体之间的互动。

在中国话语中，“关系”首先可以区分为家庭关系与非家庭关系。所谓家庭关系，指基于家庭，通过婚姻、血缘等形式呈现的包含夫妻子女在内的关系。这种家庭关系，追溯到中国古代，典型代表即孔子提出的五种基本的关系框架即五伦，分别是皇帝官员、父子、夫妻、哥哥、弟弟和朋友。^{［19］［20］}家庭关系是非家庭关系的原型和基础，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共性——家庭集体主义，^{［21］［22］}比如父子关系就是君臣关系的典范，兄弟情谊是友谊的典范。而基于父子关系与君臣关系，可以区分出表达性的关系和工具性的关系，^［23］分别对应着家庭关系与非家庭关系。其中，在表达性关系中，以家庭和爱为导向的社会互动是内在属性驱动的；而在工具性关系中，有明确目标导向的交换关系是由外部利益所驱动的。

其次，在中国语境中，“关系”是正式关系与非正式关系的综合体。所谓正式关系，指有明确形式、具备合法性的非人格化关系，非正式关系则是指以情感、义务等非正式特征为基础的私人关系或组织关系。而中国视域下的“关系”，无论是内涵上还是外延上，都是以上复杂关系的综合体，可能会以“特殊关系”或者“个人关系网”的内涵呈现。^［2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关系”作为一种情感和义务，它意味着可以提供一种好处，这种好处比较复杂，包括那些会对寻求帮助一方和提供帮助一方带来直接或未来潜在影响的因素。^［25］同时，构建或者维持“关系”需要付出一些代价，但对于“关系”所带来的好处和利益而言，关系成本往往被视为是可以接受的。

此外，在中国话语体系中，还有一些概念与“关系”一词密不可分，如人情、面子等。由于中国语境中“关系”的构成基础是以天命观、家族主义和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传统伦理观念，因此，基本的关系模式也可以表达为人情、人伦、人缘。^{［26］84-89}人情是最能体现“关系”的：它一方面以资源交换为目的，另一方面又体现为报恩，比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很多不能够用价格来计算和衡量的东西，被称为“人情债”。同时，人情也可以与权力相勾连，如中国话语中经常出现的“走后门”“撑腰”“靠山”“有关系”等，都是对人们用人情来同权威者做交易、用权力操纵资源的描述。面子或脸面作为一种文化心理现象，也代表着人们对自己形象的塑造，而脸面意涵所暗示的资源的多寡，直接影响着人们与他人关系的建立。^{［26］129-136}“关系”和面子的结合影响金钱和权力的获得，在海内外华人政治经济圈都是至关重要的。^［27］

可见，在“关系”固有的人际交往、利益联结、权利义务等含义基础上，“中国式关系”被附加了更多的传统文化意义，尤其是儒家文化中的人伦、人情观，更加强化了“中国式关系”的特殊性和封闭性。

（二）海外中国研究视角的“关系”

在以英文为主的西方语境中，与“关系”语义接近的单词有relation、relationship、connection、link、relevance、bond、nexus、tie、filiation等。但仍然有学者认为，这些英文单词都不足以表现“中国式关系”的特殊内涵。因此，从早期的海外中国研究开始，就出现了专门指代“中国式关系”的英文单词：关系（Kuan-hsi）、关系（Guanxi）；其中，Guanxi这个地道的中国词还得以进入《牛津英语大词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第二版。根据该词典的解释，Guanxi的语义为：源于中国普通话，字面上理解和“联系”是一个意思，特指在中国有助于商业活动和其他交易的社交网络系统、有影响力的人际关系。而在普通话未普及之时，在海外中国研究中，“关系”一词都被翻译为Kuan-hsi。

1.关系（Kuan-hsi）

韦氏拼音将中文“关系”译作Kuan-hsi，取代英文中已有的relation或者relationship，首次出现在英国传教士霍德进（Henry Theodore Hodgkin）的著作中。^［28］在研究中国的国家特性时，他将中国语境中的special interests直接翻译成Kuan-hsi而非利益。此后，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的文献中，也纷纷使用Kuan-hsi这个单词来指代“关系”。如侯继明（Chi-Ming Hou）在研究抗日战争前中国的外商投资时，就提到某种基于资本的特殊利益就是Kuan-hsi。^［29］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在讨论“文革”前中国的干部关系时，也提到下级自处的明智之举就是与直接上司保持某种灵活的Kuan-hsi。^［30］孔迈隆（Myron L. Cohen）在研究中国台湾南部的宗族现象时，甚至发明了一个新的英文单词，即brothers Kuan-hsi。^［31］

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是最早阐述“关系”（Kuan-hsi）的性质及其功能的学者。在1972年一篇提交给美国历史学会年会的论文中，他重点研究了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关系”的具体形式和功能是什么，以及在中国革命进程中这些“关系”是如何变化的。他列举了11种“关系”的类型学，并且认为这些“关系”是传统中国政治录用的重要基础。^［32］紧接着，在1973年一篇讨论中国派系政治的论文中，黎安友进一步研究了中国式庇护关系（clientelist ties）的一些特点，并通过区分其与正式的权力关系以及与一般的交易关系的不同，将其定位为某种特殊的准契约（quasi-contractual）交易关系。^［33］

家博^①（J. Bruce Jacobs）是另一位系统研究过“关系”（Kuan-hsi）的海外学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他不仅论及“关系”，还集中研究了“关系”、面子和派系等相关问题。^［34］根据对中国台湾马祖乡的调研，家博系统地梳理了几种不同的“关系”。^［35］他在文中明确表达了为什么不使用英文中固有的relationships和connections，是因为将中国语境下的“关系”翻译成这两个单词都会引发误解，他认为“中国式关系”的内涵与上述两个单词都不能对等。因此，他更愿意直接使用Kuan-hsi这个词。在家博的研究中，“关系”是政治组织的基础，为了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马祖乡的人们基于“关系”而组织起来。简单地说，“关系”是基于共同身份的人与人之间的个别的、特殊的、非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联系。有地缘关系的人认同相同的籍贯，有血亲关系的人认同相同的世系甚至家族，许多包含了“同”字的中文术语明确承认了这种共同性，即“相同”或“共享”，如同乡、同事、同学等。这种共同认同将“关系”与普通的社会交往区分开来。“关系”是可以量化的，一种“关系”强于另一种“关系”，取决于两个变量：一是“关系”的情感内容，即所谓的“感情”（kan-ch’ing）；二是这种共同认同对相关个体的重要性。基于对中国台湾农村的观察与调研，家博力图建立一个关于中国派系关系的分析模型，以论证感情与特殊关系对理解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重要性。^［36］在这篇文献中，家博还致敬了同样致力于研究“关系”对中国政治重要性的一些学者及其研究。^②但事实上，家博关于“关系”、面子的研究，也影响了其他学者。如白蓓莉（Barbara L. K. Pillsbury）根据对台北一个社区的参与式观察，集中研究了中国人面子上和谐背后的派系斗争问题。^［37］金耀基（Ambrose Yeo-chi King ）则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式关系网络的构建，认为即使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通过各种运动意欲铲除文化中的“封建要素”，但“关系”、人情、面子仍然是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关键性的社会—文化概念，“关系”仍然在塑造和影响着中国人的社会行为。^［38］

2.关系（Guanxi）

尽管早在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就已经正式批准《现代汉语拼音方案》，并由其取代了自1867年以来使用的韦氏拼音，但由于各种原因，韦氏拼音仍然是英文世界对译中国一些专有名词的首选。一直到1979年，联合国通过决议，决定以中国大陆地区实行的汉语拼音取代韦氏拼音；紧接着，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也开始规定以汉语拼音作为拼写中文的国际标准。此后，尽管还有部分学者，包括港澳台地区的学者和部分海外的华人学者，在写作中仍然会使用韦氏拼音，但总体而言，国际上已经开始盛行在外文写作中以汉语拼音来对译中国特有的一些单词。就这样，海外中国研究中的Kuan-hsi开始被Guanxi所取代。

目前看到的最早在英文文献中直接使用汉语拼音Guanxi一词的是白瑞琪（Marc J. Blecher）。1979年，他与合作者将中国语境下的人事关系直接用汉语拼音表达为renshi guanxi。^［39］此后，1981年，魏昂德（Andrew G. Walder）在研究改革开放前中国的企业制度与工业生产组织时，专门分析了关系网络（networks of guanxi）^［40］对工业生产的影响，其中提到的后门交易（back-door dealing）与微腐败（petty corruption），被认为是当时工业组织亚文化的一部分。

就这样，Guanxi成为一个特别的概念与分析工具，频繁地出现在海外中国研究文献中。如白鲁恂在研究亚洲权力、权威与文化的关系时提到，中国人真正信赖的是私人关系而非公共权威；但在官方立场上，“关系”又被视为公共利益的敌人而遭到否定，从而使得“关系”的运用得不到正确引导，反而使之成为私人服务工具而导致阴谋、权术盛行。^［41］戴慕珍（Jean C. Oi）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创建了两个核心概念：“结构性动因”（The structure of incentives）和“法团主义”（corporatism），并系统地论述了中国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党、政、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42］ 阎云翔基于对黑龙江省夏家村的观察与调研，尝试构建一个关于关系复合体的一般模型，来研究既有研究中的“关系”与中国本土生活中的“关系”的差异，鉴于人们培养“关系”所付出的经济与社会成本，认为人们追求“关系”并不仅仅在于其经济收益，而是有更多的政治与生活意义。^［43］王大伟（David L. Wank）则继续沿用魏昂德和戴慕珍的庇护关系概念，研究中国个体工商业发展过程中的“关系”，并认为企业主与政府官员的私人关系成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一部分。^［44］杨美惠（Mayfair Mei-hui Yang）针对既有研究认为“关系”会随着中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而衰落的观点展开了批评，认为“关系”作为一种历史文化模式或者资源，其塑造社会制度结构与文化的功能在中国全球化过程中正在发生变化，传统的社会领域的“关系”也许会衰落，但在新的商业交易领域，“关系”则会获得新生，成为商业交易中一种新的社会形式与表达方式。^［45］林亮宏则比较了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地区的不同关系文化，认为尽管“中国式关系”对商业活动、商业伦理和组织行为都有深刻影响，但在台湾保存儒家文化较多的地方，更加重视“关系”尤其是面子，且相对于大陆，台湾的“关系”更倾向于带有工具性的、法律性的、规范性的伦理特色。^［46］

总之，利用“关系”概念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现象的作品层出不穷，这些研究都认同“关系”对于理解中国社会与政治现象的极端重要性。除了上述研究外，包括但不限于韩格里（Gary G. Hamilton）、任柯安（Andrew B. Kipnis）、邓菲（Thomas W. Dunfee）、曾荣光（Eric W. K. Tsang）、唐志强（Tong Chee Kiong）等人，都将“关系”作为观察与理解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切入口。基于中国农村社会传统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与各种不断扩展的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成为农民行为的支配性因素，徐勇提出了“关系叠加”的概念，^［47］并将“关系”作为他研究中国国家演化和国家治理的认识视角、解释框架和分析方法。

（三）从“关系”到“关系政治”

仅以上述关于中国政治与社会的研究为例，我们发现，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关系”，更强调后天建构且内在地附带责任和利益要素，它能够影响人们之间的基本互动或者获取参与主体意向的社会要素，归根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给“关系”前加定语似乎能够更好地理解它，比如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的范围更广，我们把所有与人有关的关系都笼统地称为社会关系。而政治关系则不同，它更加强调“关系”是围绕国家公共权力而形成的，表现为各种政治现象或者政治主体之间的联系，比如与政府、政党、阶级、民族、各种政治团体有关的关系体系。因此，政治关系可以是狭义的，比如特指政治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是广义的，指每个人都处于一定的政治关系之中，它是人们在交往活动与劳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政治性关系。

但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政治关系本质上是各种政治利益诉求和利益关系的反映，其特点是：后天建构，且带有政治的强制力量，涉及政治权力分配。一般来说，政治关系主要涉及三个要素：利益、政治权力以及权利。利益是政治关系产生的驱动条件，它通常贯穿着整个政治关系从建立到消亡过程的始终；政治权力是政治关系维持与运作的关键变量，利益冲突或利益分化导致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出现，因此，获得或者保障利益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夺取或者运用权力；权利是处于政治关系中的个体存续的前提与基础，它与利益相关，同时需要依靠政治权力来保障或实现。政治关系以社会关系为基础，同时又是经济关系的反映。

基于“关系”的无处不在，更由于“关系”与政治的密不可分，有研究开始重点关注政治的关系性，或者说关系政治。如有学者在区分政治理性、道德理性和科学理性之间的特点时明确提出，相对于科学理性可以是私人性的，政治只可能是“关系性的”（relational）。^［48］正式的“关系政治”概念首先出现在国际政治研究和亚文化研究当中。而与“关系政治”（relational politics）概念同时提出的，还有“关系哲学”（relational philosophy）的概念。^［49］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概念有点类似于分布于地球上使我们得以明确地标示地球表面的任何位置的经纬线，^［50］标示着研究前进的方向。这些概念的提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研究“关系政治”的新窗口。

关于“关系政治”的内涵与外延，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勒纳（Josh Lerner）认为“关系政治”是“亲密的面对面的参与”，^［51］也有研究认为“关系政治”的特征就是相互了解且相互影响。“关系政治”并不依赖于共识，也不一定会产生共识。在不平等的政治环境下，“关系政治”（而不是协商、参与或一元民主）似乎是唯一的选择。^［52］“关系政治”产生的根源，是因为政治生活中的人们不仅希望从中获得自由和平等，还希望从中获得兄弟情谊等亚里士多德式的友谊、团结、互惠或者第二波女权主义所倡导的“姐妹情谊”。“关系政治”的缺陷不言而喻，比如对于范围广大的政治治理或经济治理，“关系政治”会比选票、市场和法律等非私人的工具效率低得多，且“关系政治”会给团队中那些具有特殊技能、地位甚至年长者赋予不公平的特权。“关系政治”有时也会促进正式政治，比如通过单独接触、利用别人的信任来鼓励弱势群体参与投票等。“关系政治”有时甚至优于利益政治，因为一个利益团体如果遇到利益冲突，就有分崩离析的风险，而“关系政治”的韧性更有利于解决分歧。“关系政治”成功的范例，如民权运动、女权主义和环保主义等，都是实质性的经济和社会需求与创新形式的“关系政治”结合的结果。总之，“关系政治”是一种超越了非私人的正式政治的互动模式。

在中文文献中，张紧跟等人最早明确地解释何谓“关系政治”。在一项关于草根非政府组织（NGO）的“非正式政治”的研究中，他们提到，海外中国研究尤其关注中国政治的“非正式性”的一面，只是侧重点不同。如黎安友关注派系（faction），邹谠（Tang Tsou）关注非正式组织（informal group），罗德明（Lowell Dittmer）直接把中国政治解释为一种非正式政治（informal politics），白鲁恂虽不同意罗德明的研究范式，但同样关注中国政治的“非正式性”。他们将这类海外中国研究发现的中国政治过程充满非正式关系网络以及由这些非正式关系网络组织起来的政治活动，称为“关系政治”。^［53］就这样，从某种特殊的利益联结到浸润在整个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中的非正式政治——“关系政治”，就成为中国政治研究中一个可欲且可行的概念与分析工具。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鉴于当时的语境，这种社会关系可以理解为因商品交换而形成的广泛的社会关系，是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将人作为特殊的“个”而非普遍的“类”时提出来的。作为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当中基于物质或者非物质交往所形成的一系列关系，既包括先天的，比如血缘关系，又包括后天建构的，比如朋友关系，广义上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所有关系，且它们相互叠加构成的经济结构、法律制度、政治上层建筑等，共同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精神生活。

“关系”的影响如此深刻且广泛，因此，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关系”不仅是重要概念和分析工具，甚至其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方法论。这里，仅以关系权（力）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为例，通过回答何谓“关系”，“关系”的结构是什么、“关系”的功能又是什么，系统梳理既有研究中关于“关系”的相关理论。

（一）关系权理论：“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力

将“关系”与权力相结合，早在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研究中即有先例，但具体从何时出现“关系权力”（relational power）这个概念，已经不可考。美国政治思想史权威弗里德里希（Carl J. Friedrich）曾在一篇文献中自述，早在1937年的著作《宪政与政治》（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Politics）和1941年的著作《宪政与民主》（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and Democracy）中，他就试图区分实质性权力（substantive power）与“关系权力”，只不过当时他并未对“关系权力”概念进行明确界定。后来，在一项关于克里斯玛型权力（charismatic power）的研究中，弗里德里希提出，“关系权力”可以理解为一种“共识权力”（consensual power），它与基于正式契约的强制性权力（coercive power）不同，主要取决于领导者可以提供的保护（包括安全）以及屈服于这种保护所需要的交换条件，^［54］有点类似于后来黎安友等人提到的庇护关系。

后来者的研究，基本上继承了“关系权力”的这个含义。如杨伟聪（Henry Wai-chung Yeung）认为，“关系”的特殊性使之可以被看作是某种特殊形式的权力。在这种权力关系中，存在着与二元关系、异质关系并行的专门承诺，这个意义上的关系权力有点类似于交易成本经济学中的“资产专用性”的概念，主要涉及的是行动者之间基于某种专门的承诺所产生的交易问题。^［55］何子恩（Benjamin Tze Ern Ho）则主张，“关系权力”既是特殊的，又是可以共享的，由相关互联的行动者所共同拥有，一旦关系破裂，则形成“关系权力”的资源就会消失。而且，“关系权力”会随着其使用而增强，比如定期投资于“关系权力”，会使彼此关系更亲密更广泛，从而使行动者获得更多的权力资源。^［56］有学者专门讨论了区别于国际关系权力的国家内的关系权力，认为这种关系权力主体体现在人类个体或者群体构建合作或者形成冲突过程中的关系控制方式，包括控制互动和组织机会、控制互动的回报和结果、控制行为者彼此之间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如在社会不合作情境中，这种“关系权力”可能造成利益冲突、社会混乱和不信任，有些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管理方，会使用“关系权力”来调节劳资关系，通过分而治之的方式破坏下属之间的合作，从而为自己谋利。^［57］

总之，既有研究都把“关系权力”界定为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或联系结构（其中“关系”或联系可以体现为不同的方式，行动者可以是个人或集体）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些行动者控制或限制他人行为、违背他人意愿实现其意图的能力，并明确地将它与话语权力（discursive power）、表现权力（performative power）相区分。^［58］与此相类似，有研究将权力分为制度权力（institutional power）、关系权力（relational power）与话语权力（discursive power）三种。其中，“关系权力”是指那种通过关系网络而在机构与人们之间流动或共享的权力，通过跨越差异的联盟而形成，内部的平等、互惠是其重要基础，是一种有利于人们的集体行动、组织起来和团结一致的权力。^［59］在一项测量政治权力集中程度的研究中，“关系权力”被作为一个衡量等级森严型、互动型和混合型三种不同决策体制下权力集中程度的指数，^［60］也有研究将“关系权力”作为与结构权力（structural power）相对应的概念。^［61］

“关系权力”早期主要被广泛地用于研究地方政治。如在一项关于尼泊尔地方主义与民族团结的跨学科研究中，作者区分了实质权力（substantial power）与“关系权力”对尼泊尔不同地区、不同种性的不同影响，认为正是分配正义的缺失导致了普遍存在的特殊分层现象与不对等交易，而这些权力分化机制激发了地方主义，阻碍了尼泊尔的民族融合与团结。^［62］法国学者贝夸特·勒克莱尔（Jeanne Becquart-Leclercq）多次论及法国地方政治中的“关系权力”。^［63］随着“关系权力”概念的日益扩展，企业管理研究中也开始出现相关研究，如有学者认为企业的控制权主要来源于产权、资金权、信息权和人际关系权。在这里，人际关系成为企业控制权的第四大来源。

在中文文献中，比“关系权力”“关系权”更早出现的概念是“关系权威”。在一篇讨论中国转轨经济中私营企业融资问题的博士论文中，作者创建了“关系权威”的概念，指代以个人角色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国家权威在以“关系”交往为特征的社会人际环境中的扩散，是基于熟人社会的“差序社会结构”与“国家权威”的结合，既区别于形式上的国家权威，也区别于真实的国家权威；在具体的私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关系权威”的具体体现即“政府企业家”，他们掌握着“国家权威”之外的资源配置权。^［64］作者认为，他的“关系权威”概念受到了翟学伟“日常权威”概念的启发。根据翟学伟的观点，与西方社会秩序不同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秩序中，人与人之间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是嵌入在日常关系网络当中的，且这种日常关系网络不仅表现为家人、亲属和邻里等非制度性的生活关系，而且也表现为工作和行政上的制度关系，而人们在社会秩序中的角色就是由其所处的关系网络决定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权威，即“日常权威” 。“日常权威”对他人的支配，不是来自正式的国家权威，而是基于其关系网络。^［65］

在“关系权威”概念基础上，刘军等人在研究中自然地提出了“关系权力”的概念。他们认为，西方权力来源理论并未完全概括所有的权力现实情况，尤其是在中国情境下，各种以同学、同乡、亲戚等为表现形式的特殊关系的存在，对中国企业的管理决策存在重要影响，而这就是“关系权力”。^［66］后来学者在此基础上分别对“关系权力”进行了实证研究和进一步的模型拓展，^［67］总结了“关系权力”的界定、种类以及特点等。在中国政治学界，最先对“关系权”进行系统论证的是徐勇。关系即权力，且权力也在关系中，这构成徐勇“关系权”思想的核心观点。^［68］政治的核心是权力，这既可以理解为用“关系”来获得权力，又可以理解为以权力来形塑“关系”、促成“关系”。相对于实质性权力体现为对物质或者利益的直接或间接占有，“关系权力”的表现更加隐蔽，无法准确描述，更无法度量。

根据既有文献的结论，“关系权力”的产生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途径。首先是基于血缘关系，如古代的皇亲国戚能够获得优待，又如母凭子贵，母亲因为儿子显贵而显贵；其次是基于地缘关系，俗语有“三个公章不抵一个老乡”，中国人尤其认同一个地方一种风俗习惯的人群；最后是基于人际关系，所谓“公章碗口大，不抵熟人一句话”，这里说的熟人、朋友等都是特殊权力的来源。“关系权力”所依赖的关系也有正式与非正式之分，即制度化的关系与私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能够成为政治运作过程中的关键性影响因素。正是因为中国深受传统社会关系的影响，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不可避免地部分交织在一起，人们也倾向于用一些私人关系去更快地解决公共领域或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所以“关系权”对于描绘与分析中国社会互动的基本样态具有很强的适用性与说服力。

总之，“关系权（力）”强调“关系”与权力的相互关联，主张权力在特定的“关系”中构成和动态运行，权力受制于特定“关系”；同时，“关系”体现为多种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不同要素互相作用的动态网络。从更广泛的意义看，特殊主义的“关系权力”并非中国独有，更非传统时代才有，它既是中国政治特色，更是政治生活的普遍规律。

（二）行动者网络理论：行动者处于“关系”中

如果说关系权理论解决了何谓“关系”的问题，那么，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则解决了“关系”的基本结构问题。根据行动者网络理论，“关系”是由包括权力和组织在内的要素所形成的网络，这种网络在物质上是异质的，代理者、文本、设施和架构等都是在社会关系中生成的，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描述这些物质性的要求结合在一起产生自身并在社会网络中再现制度和组织模式的方式。^［69］用约翰·劳（John Law）的话说就是，“行动者网络理论将社会和自然中的所有东西看作一个关系网络，所有东西（行动者）都处于网络之中，并与其他（行动者）持续发生关系、产生结果，没有什么能存在于这些关系的互动之外。而研究这些网络特征和运作的非同质要素（物质化—符号化的工具、情感及感觉、分析方法），共同构成了这个理论”。^［70］由于给予非人类（nonhuman，即技术物）以代理权，行动者网络理论备受争议。

一般认为，卡龙（Michel Callon）最早提出行动者网络的概念。在《行动者网络社会学——电动汽车案例》（“The Sociology of An Actor-Network: The Case of the Electric Vehicle”）一文中，卡龙基于行动者网络概念，描述了法国电器公司通过联结起各类制造商、消费者、政府部门等多种物化因素，建立了一个推广电动汽车的行动者网络；其中，电器公司就像一个转译者，代各方发言，使得各个要素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社会网络。^［71］

不可否认的是，行动者网络理论是一群社会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包括但不限于：卡龙、拉图尔（Bruno Latour）和约翰·劳。其中，拉图尔最先对网络行动者理论作出了完整的介绍。^［72］在《重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导论》（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一书中，拉图尔从批判以涂尔干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社会学的概念开始，认为学者的任务就是采取科学怀疑的立场，发誓永不使用那些预先包装好的抽象概念，或者至少应当在承认新概念是可用的前提下来使用它们。他批评结构主义社会学在使用“社会”“权力”“结构”“环境”这些概念时，往往在其中添加了资本主义、帝国、规范、个人主义、场域等定语，有时会颠倒其中的因与果。在此基础上，他不厌其烦地介绍了网络行动者这一叙述方式（而不是一种理论或者收集数据的方法）。在拉图尔的论述中，网络只是一个概念，而非一件事物，它甚至不是指那些偶然形成的关系网络，而是指行动者在特定环境中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相互作用所促进或者阻碍的彼此之间产生的某种持久的结果。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追踪世界上可能存在的所有值得研究的“关系”，但他自己也承认，目前尚不清楚人们如何来确定哪些关系值得研究、应当选择哪些行动者以及这种追踪要持续多久。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发展，有几个关键的节点。

一是向经济学研究领域扩散，如卡龙的研究。^［73］1998年，卡龙出版了论文集《市场法则》（The Laws of the Markets），创造性地将行动者网络理论应用于市场经济和危机分析，提出了经济学的操演性（performativity of economics）概念，认为旨在描述经济过程的经济学，在实践中，其发展结果不仅描述了经济，而且产生了经济；或者说，市场这样的实体并非既定的，而是不断被产生的。世界被描述它的公式所驱动。基于对这一现象的批判，卡龙意图重新审视政治与经济、市场之间的关系，以设计和实施新的可以替代市场的形式。

二是应用于亚文化研究。通过与社会学中的依恋理论（a sociology of attachment）相结合，有学者将行动者网络理论应用于音乐爱好者和吸毒者研究，提出了激情组织（organization of passion）的概念。^［74］认为行动总是处于网络和先定的关系设置当中，“依恋”总是与集体、客体、技术和外在约束纠缠在一起，它是由集体创造的，受制于他人创造的条件，正是那些精心设计的关系触发了人们的共鸣和感受。

三是应用于组织学研究。^［75］将行动者网络理论应用于组织分析，其理论假设即所谓的对称性原则。那就是，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共同参与了组织、社会和技术的建构，它们是平等的参与者，所有的主体（如思想、技术、组织）尽管不具有本质属性，但它们可以被动员进组织实践中。社会组织和秩序的产生源于互动与转译，如果要了解权力与组织的机制，就需要从“交往”开始，分析“交往”如何产生了我们所熟知的权力、名气、规模、范围或组织等。

总之，根据行动者网络理论，“关系”可以被建构、可能涉及多个要素、无处不在且不一定互斥，它们构成庞大的关系网络。可以说每个人与每个要素都被紧密地联结在这张网络里，都成为具有主体性的一分子。行动者因为处于“关系”中，它们的行为受到与其他行动者关系的影响，反过来也形塑着与其他行动者的进一步互动。

行动者网络理论包括三个核心概念，分别是行动者、转译者和网络。其中，行动者既包括人类行动者，也包括非人类行动者，甚至可以指某些观念，它们存在于一个彼此依存的网络世界。转译者（translator）指行动者不断把其他行动者关注的问题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个转译的过程一方面可以将所有行动者联结起来，另一方面也存在改变、扭曲行动者愿意的风险。网络则指代一种抽象意义上的网络，是所有参与到实践过程中的行动者、通过“转译”而进行汇聚，进而结成的行动者网络。总之，行动者都是网络中的一个个节点，他们会互动，且互动越活跃、越频繁，其相互之间的联结就越紧密，其影响也就越深远。

这种行动者网络的特点在于，它没有中心，没有主客体的对立，所有节点都可以作为相应的主体，有自己独特的能动性。在宏观政治现象中，这种行动者的能动性体现最为明显的是，各级政府作为单独的主体，既存在于不可违背的庞大政治体系网络之中，又因为各自所拥有的权力和资源掌握着不同层次的主导优势，而每一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极大程度地影响着政策执行与落实、民众意愿传达的成果与效率。

根据行动者网络理论，事物的本质都是可以被塑造的，每个行动者都可以经由其中不同的关系而产生变化，不存在所谓的“社会系统”的概念，因为网络往往是突生的，且更具有不稳定性或者脆弱性。^［76］从这个意义上看，行动者网络理论也可以用作在地化地理解“中国式关系”及其在中国社会中源源不断地生长的历程，从而成为紧密结合中国社会以及人际交往特殊性来解释中国“关系政治”实践的有效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方法。

（三）社会资本理论：“关系”意味着资源与资本

如果说关系权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解决了何谓“关系”及“关系”的结构问题的话，那么，社会资本理论就解决了“关系”的功能问题。本质上，“关系”，尤其是人情、面子等互惠关系，其结果就是指向其连带的特定资源、交换关系乃至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原先是作为经济学概念被使用的，传统上被广泛理解为与个人资本相对应的一个纯粹经济学概念。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含义大概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被断断续续地使用。如托克维尔就提到，美国的公民社区参与程度与其政治民主制度的维持直接相关，而这正包含在帕特南提及的社会资本含义当中。杜威在专著《学校与社会》（School and Society）^［77］中使用了这个术语，但他没有给出任何定义。

在《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一书中，帕特南将社会资本概念的创始归于美国实干的改革家汉尼方（L. J. Hanifan）。^［78］他认为，在论文《乡村学校社区中心》（The Rural School Community Center，1916）和著作《社区中心》（Community Center，1920）中，汉尼方正式提出并界定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将社区凝聚力和人们对社区的投入称之为社会资本，强调社会资本不是不动产、个人资产或者冷酷的金钱，而是能够让这些有形资产在日常生活中服务于人并使个人、家庭等凝聚成为一个社会整体的那些东西，如善意、伙伴关系、相互同情与社会交往。而汉尼方关于社会资本的界定事实上已经接近帕特南提出的定义。

此后，社会资本概念在一些文献中得到使用，如美国社会学家雅各布斯（Jane Jacobs）开始使用社会资本指代社会网络的价值，但她没有对其进行明确定义；^［79］政治学家索尔兹伯里（Robert H. Salisbury）也只是笼统地提出社会资本是利益集团形成的主要原因。^［80］一般认为，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最早从概念视角对社会资本进行界定^［81］且明确地将社会资本区分为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与象征资本。^［82］根据布迪厄的定义，^［83］社会资本可视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或多或少的相互认识和认可的制度化关系所建立的持久网络相关联。换句话说，与一个团体的成员资格相关联，该团体为每个成员提供集体所有资本的支持，这是一种“凭证”，使他们有权获得各种意义上的信贷。从功能上说，“关系”一定连带着某种社会资本，每个人在“关系”或者关系网中的位置得到确认，就意味着每个成员都能够在特定事件或者情境中获得的优待和利益也得到了相对保证。布迪厄提出的“信用凭证”在“关系”中更具有解释性，比如A和B认识，C想获得A帮助的时候，可以请B将其介绍给A，就获得了“关系”上的转移。正是由于B和C的关系，让A能够信任C且限制了C的不恰当行为。

美国经济学家劳里（Glenn Loury）也曾尝试性地定义社会资本，^［84］但其定义并非系统性的论述，而只是强调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其定义主要启发了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 S. Coleman）。从功能的角度，科尔曼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具有两个共同要素的各种实体：它们都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所组成，并推动结构内的行动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行动者）的某些行动”。^［85］劳里和科尔曼都强调“关系”有助于促进个人流动，密集的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形成的必要条件。与有些学者认为社会资本有可能带来坏的公共物品（public bads）^［86］相反，劳里和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好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的重要来源。

 20世纪90年代后，社会资本概念广泛流行，一度成为世界银行研究项目的主题。而帕特南的三部文献^①的出版将社会资本研究推向鼎盛；

其中，《使民主运转起来》是1993年美国畅销书之一，社会资本因此而成为政治学与社会学研究领域的理论热点。

根据社会资本理论，不仅“关系”的性质决定着社会资本的多少，“关系”的强度同样也是决定社会资本高低的重要变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度是社会互动过程中能够真正发挥社会资源价值的重要杠杆。因为社会资源分布不平衡并由此产生了权力分配不等以及地位的分化，因此，需要各个权力层次的主体之间通过交换来实现要素的流动或者主体地位的变化。何谓交换？布劳^［87］认为，交换是一个特殊的交往活动，是需要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自愿性活动，上述说到的通过信用凭证来获得第三人帮助也可看作一种社会交换，它也需要双方或者多方配合以达到平衡，权力悬殊可以成为交换的动因，交换也可能成为加重权力分化的助推器。

格兰诺维特关于找工作的研究也体现了社会资本流动与交换过程，他认为，在职业市场中，弱关系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并成为提供广泛工作信息的重要渠道，这种信息也作为一种社会资源促进了工作流动机会的增多。^［88］进而，格兰诺维特强调了社会关系网的作用，认为经济行为乃至所有人类行为都要镶嵌到行为背后的社会关系网之中，对社会行动和社会制度的分析要置于对社会关系的分析基础之上。^［89］这意味着，“关系”、资本、社会行动将作为密不可分的整体成为理解政治社会秩序的重要方向。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当中，“关系”的内涵与外延一直在不断地变化，不变的是“关系”的属性或其功能——作为网络，作为资本，甚至作为一种权力。从纵向的历史发展看，中国以传统乡村社会为基础，历经经济变动、政治变局、体制更替，不同阶段的社会，其关系带有不同的时代色彩，进而使中国社会乃至政治呈现出显著的历时性特征。而立足当代，从横向的关系主体互动看，不同主体之间在多方相互作用下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关系模式，再现着中国式“关系政治”生动的现实样态。

（一）历时性的角度：从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到原子化社会

从纵向的历史维度观察“中国式关系”，我们会发现，这种关系始终处于不断的变迁当中。宏观地看，“中国式关系”的变化伴随着中国社会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再到原子化社会的发展过程。

1.熟人社会的“熟人政治”

在传统熟人社会，“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对当时“关系”特征的经典概括。这一格局呈现的关系模式，形象地说，就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自己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并且与其发生联系的这些要素也有亲疏远近，有深浅之分。^［90］比如离自己最近的是小家庭，往外推依次是家族、邻里或者村落、市镇，最后到国家；离得最近的波纹越深，意味着与自己的关系越紧密，反之同理。它表明，传统社会最重要的关系是以血缘为主的，其次是地缘，它们作为扔向水中的那块“石头”，推动着社会关系一层一层向外扩展。在以血缘为基础的最紧密的小圈子中，年长者占据较高话语权，利益、资源和权力依血缘亲疏来分配；走出圈外，是以地缘为基础的熟人社会，除了血缘外，这个圈子的人基于人情、面子而团结，共同“对抗”圈外的陌生人社会。以此类推。与这种基于“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相适应，当时的政治格局也体现为一种皇帝制度下的“熟人政治”，讲究“亲疏有别”，一方面是内部团结有序、规则刚性、道德约束力强，另一方面，圈子与圈子、组织与组织之间难以达成合作共识，政治系统运行效率低下，内耗严重。对于上层精英，“争夺皇位”、意图成为“皇帝”的亲信，是其重要使命；在社会底层，抱团取暖、分门分派，是在政治斗争中生存的重要法则，因此，同宗、同乡、同门自然地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

2.半熟人社会政治的多元化与异质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其带来的人口流动等，冲击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使得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以及所谓的熟人社会、人情、面子等观念，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尤其是农村社会，伴随着对外开放、社会流动与商品经济带来的观念变化，传统的基于血缘的仪式和风俗习惯逐渐失去约束力。横向上，家庭关系、宗族关系逐渐让位于新型的利益关系、交换关系；纵向上，代际关系也在空间分隔与资源控制等众多因素下走向失衡，乡村的血缘地缘关系的紧密性在慢慢瓦解，^［91］传统的熟人社会开始向半熟人社会^［92］过渡。半熟人社会的出现，伴随着从自然村到行政村的发展变化，以及这一过程中中国乡村社会各种关系和乡土逻辑的变化——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再以礼俗性往来为基础，而是开始向法理型团结靠拢。一方面是人们互相之间的直接联系减少，另一方面是外来力量开始介入熟人圈子，多元化与异质性开始成为这种新的关系模式下政治生活的特征。

当然，熟人社会并不仅仅局限于传统中国乡村，它在城市有另一种变体，即“单位”。“单位”掌握着提供政治晋升、物质利益、社会关系与精神满足的所有资源、机会与权力。“单位”的高度组织化，在“单位”内部人员之间形成了超强的利益联结，加上长时间的共同工作、封闭的共同生活空间等，使得“单位”这个城市里的另类熟人社会中的人们，也慢慢形成了传统乡村社会类似的依赖性人格。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导致传统单位制的解体，原来国有企业包办的职工就业、医疗、子女上学、娱乐等各种事务的日益社会化和商品住宅的推行，使得城市里的熟人社会也开始变迁到半熟人社会——一种新的“单位+社区”的关系模式。

3.原子化社会的庇护政治

由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的发展，主要出现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市场化、城市化、现代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全球化、世俗化的影响，我国城乡社会的关系模式进一步发生剧烈变化，普遍呈现出一种“原子化”的特征。^{［93］［94］}从物理学的本意而言，原子是指化学反应不可再分的基本微粒，它由原子核和绕核运动的电子组成。在原子化的社会关系中，原子核是抱团的社会强势群体，他们掌握着公共权力或拥有强大的经济影响力；而其他的绕核而行的电子，则是广大的社会边缘群体，他们表面上看是自由的，但同时也是孤立的甚至无力的。因此，在所谓原子化的社会中，一般而言，传统的自然形成的那种相互依赖的共同体逐渐变少，充满烟火气的村落与温情脉脉的单位社区在日益衰落，人和人之间的直接关系变得弱化，人们日益与公共领域疏离。在这一关系模式的外围，人们的积极互动越来越少，个人主义的色彩日益突出，个人利益开始成为很多人的奋斗目标；但在这一关系模式的内核，强强联合的结果是利益的聚集和阶层的固化。而在内核与外围之间，人们很难产生直接联系，即使有联系，这种社会关联也主要以基于个人利益的庇护主义形式而存在。在这种关系模式下，作为原子核的地位较高的庇护者能够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资源向作为自由的电子的那些地位较低的个人或群体施以一些制度外的恩惠或利益，而原子化的个人被迫沦为被庇护者，向庇护者回报以支持、忠诚或服务，既而形成某种较为稳定的互惠关系。^［95］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无论是个体之间还是团体组织之间，这种以利益为取向的工具性的庇护关系广泛地存在。

在政治或公共生活领域，庇护主义将公共的因素与私人的因素结合在一起，主要体现为政治上的交换关系。例如对于领导人来说他要完成各种任务，而积极分子的帮助在其中非常重要。因此，在各单位中依靠积极分子和骨干来推行各种活动，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不同的积极分子与领导人的关系不尽相同，正是因为单位的领导人掌握了大部分资源分配的权力，与这些领导人搞好关系就能稳定地获得更多的资源，在人民公社时期或单位时期尤其典型。换句话说，庇护关系表现为一种微观的政治交换关系，比如农民之于地主或其他精英的依附关系。

在经济领域，庇护主义则体现为物质利益上的互惠关系。如杜赞奇在对华北农村的研究中发现，农民及其家庭需要在“保护人”的庇护之下来签订和实施各种契约，从事各种活动，以避免自己的利益受损或者为了获得“优待”。就这样，围绕庇护者及其亲友形成的感激与责任关系一方面加固了庇护者的村际威信和社会资本，另一方面也得以与被庇护者形成长久的互惠关系。^［96］

如果说，从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到原子化社会，描述的是宏观视角关系样态的历时性变化的话，那么，“朋友式关系”和“同志式关系”^［97］则是从更为具体的微观视角观察到的我国社会个体关系的纵向变迁。根据傅高义的界定，朋友关系代表着一种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和道德准则，而同志关系则代表着一种普遍主义的人际关系和道德准则。“同志”的称呼本来是伴随着革命而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个称呼仅局限于革命者内部，但此后在整个社会中通用。从“朋友式关系”到“同志式关系”的模式演变，折射的是我们国家稀缺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98］我们知道，1949年之后，社会主义的再分配体制取代了过去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配置体制，国家掌控着关键的稀缺资源，不仅包括实体上的物质资源，还包括获得就业、居住等各种福利的机会或权利。因此，传统关系的“差序格局”趋于瓦解，国家掌握稀缺资源的分配权这一制度前提，对传统的社会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关系进行了解构与重组，一些与新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与社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中国特色关系模式就这样慢慢建立起来。

（二）共时性的角度：从国家建构、府际互动到官员仕途

从横向的关系主体维度观察中国式关系，我们会发现，这种关系渗透在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体现出一种典型的“关系政治”特点。从其影响对象的范围来看，无论是国家建构、政府管理还是官僚机构运行乃至官员个人发展，都无不受到“关系”的影响。

1.国家建构与国家治理层面的“关系”

从历史来看，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那些非正式的势力与治理资源的影响。比如，地方官府、宗法家长、行会、土豪劣绅、保安警官、有特权的个人等，都可以利用其特殊的地位或影响力，截留国家下放的权力，并运用这种特殊地位来获取经济资源和其他各种利益，从而形成“地方割据”“行业割据”“企业割据”等，对国家政权建设和政治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当然，这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发展中国家在国家转型与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大多都面临着“旧者已亡，新者未立”的局面，市场机制和契约规制发育不成熟之时，就会面临特殊利益和特殊关系“绑架”“分割”国家权力的现象。对此，萧功秦建构了软政权和分利集团的概念，并将其归因为“关系”对资源的强吸纳所带来的现代化的陷阱。他认为，传统社会内部并不存在一种配置资源的市场和契约机制来整合那些从国家控制中脱离出来的社会个体与群体，从而导致了行政效率低下和规则被任意破坏的“软政权”现象。^［99］

除了软化国家权力建构的基础，“关系”对我国基层治理的影响更甚，尤其是在乡村宗族社会中。如根据肖唐镖的描述，宗族作为“非正式治理者”，却能够通过较为规范的渠道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在从干部选任到村务决策和管理等方面施加显性或隐性的影响。^［100］尽管其参与的是非正式的体制外行为，很多并没有明确的合法性依据，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围绕宗族所形成的关系模式仍然深深地嵌入在村庄治理当中，以宗族身份和个人关系影响着村庄治理。

2.政府运行层面的“关系”

在我国治理范围广泛、政府层级较多的条件下，正式体制之中的非正式关系也能够持续影响着政府决策与政策执行。比如，基于纵向层级与横向部门间权责的不同设置，每级政府部门和同级不同性质的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和资源是不均衡、不平等的，基层或下级政府在执行来自上级部门，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各种指令或政策时，往往就会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策略，来应付这些政策对执行的具体要求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检查，从而导致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偏离政策的初衷。周雪光将这种现象称为地方政府间的“共谋”。这是一种特殊的正式制度内的非正式关系，它可能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基层政府出现问题时会转而游说直接上级部门来为之掩盖保护；或者是直接上级部门要求下级部门掩盖问题，以应付来自更上级政府的要求和检查。

除此之外，在地方政府运行过程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模式，即“逆向软预算约束”。^［101］它与传统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正好是相反的过程。有些企业由于生产经营不善而面临亏损时，会基于所有制上与上级政府之间的“亲缘关系”而通过自下而上的途径游说上级部门追加投资，从而突破既定的预算约束，导致所谓的“软预算约束”。而当行为主体由企业变成政府时，情况发生了逆转，政府会通过权力、政治压力或交换关系等，将本不属于政府管辖的资源转变成政府可支配的财力，比如基层政府向企业或者个人收缴正式税收之外的费用，有些是强迫或者诱导辖区内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向政府项目捐资投资，还有些是用小部分投资来设立某项政府工程，以此为“诱饵”鼓励下属企业或者单位通过集资等形式来继续完成该项目。总之，这类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特殊关系，在改革开放初期并不少见。

3.个人发展层面的“关系”

除了上述的国家、政府层面，“关系”归根到底主要体现为基于个人利益的个体之间的关系，直接介入官员的晋升考核当中。如樊红敏研究的河南地方社会，基层干部的晋升过程显著地存在着关系策略的有效运用。^［102］边燕杰等人对两百多名基层法官的实证分析也证明，在个人资质相同的条件下，关系资本越多，基层法官的晋升机会就越多。^［103］当然，在干部的政治生涯、仕途和职业发展当中，更多的时候“关系”并非单独起作用，而是与多种要素杂糅在一起。如欧阳静对桔镇干部晋升过程的考察，不仅描述了其中的关系运作，同时也讨论了对于干部职业生涯同等重要的关键变量——能力。^［104］总体上，干部的晋升是能力、关系、经济、领导推荐、群众基础、机遇和资历等综合发生作用的结果。如根据冯军旗对中县的调研，当地就存在家族、干亲、同乡、同学、战友等多种关系类型，这些关系都会在干部选拔任用的民主推荐环节起到重要作用。^［105］

基于个体利益的关系，并非都是自私的甚至非法的关系，也有些特殊关系同时也属合理合法、公开透明的正式关系。如周黎安所研究的政府与企业的特殊“联盟”，或者说政府与民营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的相互关系，他称之为官场与市场之间的特殊关系。一般来说，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对于政绩目标的实现度与政府对企业的资源支持度形成了可衡量、可量化、可签约的权利义务关系，与非正式关系和私下交易形成鲜明对比。基于官员政绩和企业业绩的同步驱动，往往一个地区内部会形成“政绩—业绩”纽带，进而形成以其为中心结成的“竞争性地区增长联盟”，其中的驱动力量，既有制度化的正式关系，又有人格化的非正式关系，这样一种“混搭”关系，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比较常见。

图1  “关系—资源—权力”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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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心如

校对：毛温仪

终校：李孝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