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地方——关于山西抗日根据地基本问题的新视野

本文通过基础文献史料的细读重返“历史现场”，以明确的问题意识为导向，突出对经验和概念的精细化分析，从武装、政权、民众三个角度的经验性层面对作为“革命堡垒”的山西抗日根据地何以可能及其限度进行了深入的方法论思考和阐发。中共如何深入敌后山区创建和发展根据地？根据地实践与山区社会结构之间的复杂互动给八路军敌后抗战造成了怎样的契机和挑战？当根据地面临不利因素时，中共如何将被动不利局面转变为对敌作战的有利条件？当有利条件丧失时，又如何在逆境中积极创造条件和可能？中共所处的根据地山区社会，历经战争和革命的不断冲刷，此时的地方已然成为一个互相牵扯和联动的“革命共同体”。正是对这一共同体的持续打造和营建，中共为革命创造了资源、动力，而地方在革命的带动下，也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变。文章力图提出一些新的分析视野，突破通史类惯性叙述，揭示和呈现中共在战争条件下与山区社会之间的多重关系，以期推进区域抗战史研究的纵深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的局面下，山西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重要战略区域，并依托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等山区先后开辟抗日根据地，为中共开展持久抗战创建了坚强的“革命堡垒”。这一抗战基地的成长也是八路军不断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改造和重构山区社会的历史实践过程。近年来有学者从民兵、自卫队、兵员等武装力量的动员和组织角度所作的具体研究，^①丰富和拓展了对中共抗战史的认识与理解。相比之下，大多数研究局限于既定的历史叙述，^①反而忽略了对抗日根据地内在结构和条件的关注与探究，以致对根据地基本问题的讨论表面化。中共如何深入敌后山区创建和发展根据地，而根据地的运作机制与山区社会结构之间的复杂互动给八路军敌后抗战带来了怎样的契机和挑战？当根据地面临不利因素时，中共如何将被动的不利局面转变为对敌作战的有利条件？当有利条件丧失时，又如何在逆境中积极创造条件和可能？对于这些问题，仍缺乏精细研究。^②这样，不仅很难对根据地有制度性、结构性的理解和把握，而且集中于某一具体问题时容易产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碎片化”现象。

本文试图通过文献史料的再解读重返山西根据地的“历史现场”，以历史的内在视野形成充分的历史感和问题感，进而从武装、政权、民众三个角度的经验性层面作一些方法论思考。首先，就武装而言，中共如何在变动不居的战时状况中打造富有生机的革命力量和革命秩序。其次，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总方针下，根据地政权建设如何在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社会结构规制中曲折地展开和推进。最后，民众是根据地成长中的重要生命线，但是这一“革命性的群众”并不是现成的，要动员民众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以适应战争形势所需，正是中共动员和组织工作的重点。因此，笔者努力对山西抗日根据地的革命实践提出一些新的分析路径，突破通史类惯性叙述，进一步揭示和阐发中共在战争条件下与山区社会之间多重关系互构的历史图景。

对于根据地，尤其是在其初创期，武装是决定其生死存亡的力量。在八路军开赴山西进行华北抗战之时，中共在作战任务和兵力使用上就坚决主张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以实现“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1］并指示彭德怀向国民党方面作彻底的解释说明，其中包含“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及“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等。^［2］尽管因战局形势多变，中共在战略部署和推进上时有调整与变化，但坚持开展山地游击战这一总原则一以贯之。这在毛泽东致彭德怀的另一电文中体现得更加突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3］35不过，游击战如何具体展开，特别是在日军进攻河北、山西、绥远等地的战况紧逼下，中共能否将游击战原则尽快转化为具体军事行动，还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中。

中共虽有丰富的游击作战经验，可进军华北抗战面临的是与苏区革命根据地完全不同的历史境况，尤其在阎锡山政权经营20多年的山西，要从中打造新的革命力量，对党和八路军而言是极有难度的工作。正如毛泽东强调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3］35所以，当华北失陷的危险局面日趋严重时，毛泽东对坚持敌后游击战的指示更有针对性。“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因为有红军，其次则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来。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我们应坚持这一方针，布置全省的游击战，坚持废除苛捐、减租减息，人民参政及改造晋军的［根本］方针”。^［4］这些对八路军以山西为根据地进行持久抗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转入以八路军为主的游击战争阶段。为了适应这一新形势，中共通电八路军各部，尽快发展地方民众武装，“以控制一部为袭击队，大部尽量分散于各要地，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义”，而且“红军应在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下，放手发动人民，废除苛杂税，减轻租息，收编溃军，购买枪支，筹集军饷，实行自给，扩大部队，打击汉奸，招纳左翼，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精神”。^［5］但是对挺进山西抗战的八路军而言，首先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以正规军为基础进一步培育和发展地方武装。刘伯承指出：“我们的游击战争原是游击队、自卫军和基干军队三个成分有组织而艺术地配合行动。……就这三个成分配合作战的作用来说，好像组成了我们打敌人的手一样，游击队就是筋，基干军队就是骨，自卫队就是肉。”^［6］刘伯承以 “筋”“骨”“肉”比喻山地游击战的说法，形象地道出了根据地武装游击力量的辩证性实践关系，即不能孤立静止的而要从相互联系的整体视角去理解和把握。游击队这一“筋”，是联结基干军队“骨”和自卫队“肉”的坚劲组织，如果没有“筋”的存在，那“骨”和“肉”就会受损，导致抗敌之“手”难以正常活动、出击；如果没有“肉”的保障作用，那整个“手”的“骨”和“筋”就发挥不出刚韧的力量；同样，如果没有“骨”，那“筋”和“肉”就失去了骨干支架，“手”仅是摆设而已。^①

在山西，太行根据地是继晋察冀边区成立后创建最早的根据地。1938年3月20日，冀豫晋省委在辽县召开干部会议，强调建立太行根据地就是“利用自然山”，“建立人造山”。^②相比于刘伯承对游击战术“筋”“骨”“肉”相互配合关系的强调，省委关于“利用自然山”“建立人造山”的指示，一方面是用太行山区自然地理环境的优势来建立打击敌人的“基点、据点及前进阵地”，另一方面则强调动员和组织山区民众对于根据地游击战的必要性。所以此次辽县会议还特别指出：“领导与组织武装，是我党在目前阶段中唯一重要的任务。……在敌人武装进攻的现时期，我们唯一的斗争的方式即为武装斗争。……现在的战争已由正规军队的片面抗战发展为群众的武装抗战了。”^［7］148-149这一关于如何建立根据地和发展群众武装的方案部署暗含着在战争局势的逼迫下，既有的太行山区社会在“人造山”的革命进程中将会迎来前所未有的变化。就像毛泽东所言：“一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只有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这三个基本的条件逐渐地具备之后，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8］可见在创建根据地的三个条件中，居第一位的武装力量对于中共以根据地为基地开展山地游击战争有着决定性作用。除了八路军主力部队外，强调武装的重要性，其意义更在于如何不断壮大武装力量，只有如此，才可能从根本上确保持久抗战的最终胜利。否则，不掌握可以“战胜敌人”的武装，一切就无从谈起。

接下来，本文就山西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及开展游击战争的复杂性及其不易作一些考察分析。这些问题因抗战历经三个阶段而有差别和变化。首先是1937年10月，八路军三大主力部队先后挺进山西配合友军抗战，后因战况不利，主力军撤至太行山、管涔山、恒山等山地创建根据地，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主进行抗战，直至1940年底百团大战基本结束，是为第一阶段。其次从1941年初到1942年底，在日军不断地扫荡、蚕食、治安强化、经济封锁等疯狂反攻下，各根据地陷入困难时期，不仅遭受巨大损失，而且一度被压制、收缩。正是在第二阶段，中共重新意识到人民武装和地方武装对于根据地抗战发展和巩固的重要性。于是对百团大战前后一度进行的编并地方武装力量的武装政策进行纠正和调整，全力推进以基干队、游击队、民兵、自卫队为主的群众武装和武装群众的做法，进而衍生出组建和发展游击集团，以期在更大程度上开展群众性游击战。此时还重点强调军区的组织形式和制度，突出地方武装力量的主体性地位，从地方党、军队党以及地方政府的相互关系中实现游击战争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第三阶段从1943年初到1945年8月，整个抗战形势日渐好转，山西根据地开始摆脱严峻局面，根据地武装在结构和制度上有了新的进步和发展。不过与前两个阶段相比，这时的根据地一方面继续重视以游击小组、民兵、自卫队为主的人民武装进行群众性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开始更加突出军事与生产、武力和劳力的结合，从而为整个根据地山区社会的重构和建造开辟了新的路径。

全面抗战时期，山西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主要由八路军、游击队、地方武装三部分构成。在武装性质上，八路军属于正规军，游击队和地方武装属于非正规军，在具体作战中前者对后两者又具有领导和指挥作用。各根据地除八路军主力部队外，游击队一般由县区基干队组成，是地方武装的骨干；另外就是以自卫队、民兵、游击小组等组成的人民武装。根据地武装力量的构成非常复杂，在此主要就基干队、游击队、民兵和自卫队等所关涉的武装问题进行分析讨论。

为了开展游击战争，刘伯承在抗战初期对游击队和自卫队的作战任务有专门说明。游击队首先要到处宣传日军的暴行，组织抗日民众团体，发动广大民众参加抗战，建立抗日政权，并“取消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救济难民，以增强抗日力量”。而游击队如何参加抗战，刘伯承强调说：“到敌人后方和翼侧袭击敌人，消灭其小部，破坏后方交通，劫毁辎重，在敌人将到之地实行空舍清野工作，以扰乱、分散、迷惑和疲惫敌人，造成日本强盗四面受敌人心惶惶的环境，并加强侦察警戒，以配合我们抗日的基干军队消灭敌人。”^［9］这些关于游击队作战任务的战术性话语要落实到具体战斗中，是一个艰难复杂的武装起来的过程，而且战绩状况还要受到太多不确定因素影响。自卫队是由不脱离生产的民众所组成的，为了“警卫战地民众生活的安定，以巩固后方”，承担的任务有：“……布置秘密侦察网、通信网，清查户口，派出巡查队，并在要道口子设置盘查哨，检查行人路条，消灭混入的敌探、汉奸，封锁消息，炸毁入口道路（防装甲、汽车、骑兵等来袭），预告在敌情发生时的动作，规定号炮、紧急集合场及消灭敌人小的便衣队和扰乱敌人大部队，使不致遭受敌人突然的袭击和骚扰。”^［10］无论是游击队还是自卫队，参战的任务、种类、环节繁多，反映出战时武装对于民众有严苛的条件要求和规定。既有八路军作为组织者、指挥者和领导者，也有地方党、政府、团体组织参与其中，还有被动员和组织起来的各阶层民众的认知与配合，以及每一次战斗胜利或失利的战局状况、武器装备、作战技术等等，都制约着群众游击战的展开和效果。

这些问题在抗战第一阶段的民兵工作中尤为突出。1940年8月，晋冀豫区第一次军区扩大干部会议提出“建立坚强的民兵，保卫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保卫家乡”，并要求各根据地正式建立统一的民兵制度。次年9月在检查一年多来的民兵工作时，仍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除一部分青抗先外，大部分民兵是编制起来的，许多队员不承认自己是民兵，不能真正地发挥其作用。二、民兵建立缺乏深入的政治动员，群众对民兵表示怀疑，抱旁观态度，或消极地应付躲避，社会与家庭阻力也很大，没有造成社会舆论，造成参加民兵的运动。三、在领导上还存在着浓厚的官办性。”^［11］可见发展民兵武装并不容易，民兵多是被“编制”的，缺乏群众基础。赖若愚在谈到晋中游击战争发展的不平衡时也指出，在抗战初起阶段，“敌人刚刚打进来，群众民族义愤激昂”，^［12］291“当时的游击战争完全是表现在游击队的猛烈发展上，游击队的成分，大部是先进的感觉最敏锐的群众（骨干是阳泉、榆次、太谷的工人，及各地学生）。广大的农民群众，还未大量地参加武装斗争”，游击战“缺乏群众性”，“不巩固”，并且“带有浓厚的狂热性”。^{［12］291-292}尽管中共一再强调创造、繁殖武装力量对于山地游击战的重要性，所遭遇的种种问题和困境也接连不断。其实，武装起来参加到游击战中会有怎样的效果，不仅因为不同性质的武装力量，其作战任务与程度有别，而且要完成作战任务所需要的游击战术、人员配备、武器弹药、作战计划、敌军情况等，更直接事关战争的胜败。

所以讨论中共的山地游击战，需要深入游击战的具体环节，才能真正把握中共如何由政策性的游击战略转向实地游击作战行动。关于如何开展游击战，刘伯承指出：“使用小的队伍，少至几人多至几百人的队伍，在敌军后方活动的……特别是在广大民众拥护掩护之中，袭击或伏击敌军，破坏其交通与辎重。……它没有战线与后方的组成，所以说它是‘非正规的作战’”。^［13］即便是“小队伍”的游击队，要完成这些作战任务也并不轻松。1940年11月，朱德等人谈到八路军游击战遭遇的诸多困难时就反映了武装起来抗击敌人的复杂性及其不易。如不少中、下级干部在作战指挥中存在“不善于掌握部队；不善于识别地形、寻找战术上的优良机会；不善于组织火力与运动；不善于组织在各种不同情况运用适切情况的战斗队形；不善于射击指挥与维持射击纪律；不惯与比邻部队之协同……不懂各兵种与各种兵器之性能与威力；不善土工作业”，甚至于“战术上演成某些恶劣作风”等问题。^［14］589从这些作战问题看，游击战领导者的政治素质和作战技术决定着战役能否顺利进行。还有游击队队员，作为冲锋在前的武装力量，其作战能力的优劣直接影响着战事发展。因为他们“一般的各种战斗动作不熟练，不知利用地形、地物；射击技术很差，不懂射击纪律，不爱惜弹药，不会打手榴弹，不会刺杀，白刃扑搏的顽强性不够，不知爱惜武器”，结果“丧失了许多可能取得之胜利和增大许多可以避免之伤亡”。^{［14］589-590}根据地初创时期，中共就强调游击队是从群众中产生出来的武装，“它对于本地的地理、风俗、人情等都很熟悉”，^［7］151应该利用这些优越条件发挥“它的地方作用”。但是游击队员熟悉本地情况并不等于他们在作战行动中就会娴熟地利用其有利条件，战局的变化和残酷性可能会影响这些有利条件的正常发挥。

如何进一步提升和加强游击队的军事战斗力和政治素质成为中共特别重视的问题。这在赖际发创建游击队的经验中有充分体现。他认为，首先应当选拔得力干部去加强游击队的领导，“经过轮番训练办法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及战术指挥要领”，克服“缺乏战斗指挥能力及建设部队经验”的不足。其次，因为游击队成分复杂，“党政工作薄弱”，还必须“正确地领导”，培养游击队“艰苦奋斗的作风”，“干部和队员生活以平等为原则”，^［15］612而且要“积极行动，打击弱敌，不受敌袭，争取小大胜利，兴奋群众，兴奋部队，提高战斗力”，否则不能发展和巩固游击队，增加“抗战困难”。还要帮助游击队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游击队的武装主要是“用旧式棍棒刀矛土枪”，要尽可能“配备一部分打得响的步枪，更能使游击队壮胆”。“小游击队是没有什么后方，伤病员及缴获资财基干队应帮助收容保管，同时伙食费及服装基干队应帮助解决”，而且游击队“应受基干队指挥与领导，……要带到战斗中去锻炼他们，休息时应帮助军政训练”等。^［15］613赖际发是晋中第一支游击队的领导者，他对于如何增强游击队战斗力的经验之谈，足以说明游击队从编制到武装起来再到参加实际战斗的艰辛革命过程。

另外，正规军与游击武装力量的关系也值得探讨。百团大战前后，八路军主力部队编并地方武装现象严重，导致各根据地内的游击队几乎全被改编或垮台，基干武装力量受到严重削弱。日军因受百团大战重创，对根据地进行大肆反扑、进攻，这对山西根据地的生存和秩序造成严重威胁。为此，中共及时进行武装政策再调整，强调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大力发展和组织民兵，重新从群众游击战中发展和加强基干武装（即游击队）力量。1940年年底，中共就创建军区制度指出：“军区、分区制度是我军军事组织形式之一种，它主要包括着地方基干队，地区独立团、营、游击队，以及半脱离生产及不脱离生产之地方武装（如自卫队、青抗先等），是一种地方性质之军事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动员训练广大的人力作为野战军补充的源泉，同时又是组织与领导各种地方性的武装组织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因此，它是积蓄武力的机关，同时又是使用武力的机关。……军区必须建立自己独立性的工作，准备即使野战军离开本军区的时候，仍能在任何情况之下坚持作战。”^［16］可见强调军区组织工作的独立性，就是要进一步稳固根据地自身的武装力量，确保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从1941年初开始，各根据地在全力宣传武装政策的同时派遣一些主力部队作为基础，开始发展以县区基干队为主体的基干武装，组织游击集团。所以主力军、游击队、地方武装、人民武装的相互关系随着战争形势有所变化。是年2月，彭德怀、左权在一份电文中对游击队发展问题明确强调：“加强地方军、游击队，健全军区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不要把游击队一般化，这是完全对的，……如果游击队削弱、消灭，这就会使正规军亦不能存在，某些地方采取吞并的办法是错误的。”^［17］中共之所以对主力军编并地方武装力量的问题及时纠正和调整，即是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做法严重影响了根据地的生存安全。在游击战争中，八路军随时都会进行跨区域作战，如对地方武装力量编并过多，势必造成根据地自身武装力量弱化、空缺，反而会给日军侵占根据地造成可乘之机。

在抗战更加艰苦的第二阶段，中共对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军区制度、游击集团更加重视，彰显出地方武装对于根据地抗战的决定性意义，中共还对各军区地方武装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批评和纠正。如太行区：“过去武装政策执行的错误，就在于对游击队与自卫队采取自流放任与不民主的现象，……致使地方武装无衣食，不能发展，战斗力又弱，逃亡严重，斗志不坚，逐渐削弱甚至坍台……再加上基干部队编并地方武装的吞并主义，越发促其削弱与坍台的速度，……而正规军也无法补充，甚至裸体跳舞，分散游击，这是几年的痛苦教训，必须坚决纠正。”^［18］因地方武装直接决定着根据地的政权安危和游击战的有效展开，在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后，以山区民众为基础的地方武装、人民武装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当抗战走出困境，中共在根据地已营造广泛稳固的社会基础，武装起来的力量足够强大，不仅对日作最后反攻的时机成熟，而且以民兵和自卫队为主体的人民武装成为根据地山区社会革命性变革的主要推动力。

此时游击集团的问题也是根据地武装起来的一项重要内容，呈现出地方武装发展的组织化、制度化特征。“游击集团是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相结合而组成的广泛的游击战争组织形式。……军区、军分区的干队，现分在下层系去帮助组成和强化游击集团者，是因地方武装太弱，不得已而采取的办法。”^［19］672游击集团的作用，在政治上“必须环绕在对敌政治进攻的任务之下，才能完成其武装斗争的任务”；在军事上“发展地方武装，实现全面游击战争，使打仗与生产相结合，以村级为尤然，并不致于使干队裸体跳舞，顾此失彼，……逐渐失去抗战的人力、物力、财力”。^{［19］672-673}很显然，创建游击集团在于解决地方武装太弱的问题，真正实现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克服由基干队单一作战的“裸体跳舞”现象。所以立足于村、区、县的自卫队、民兵、游击队和基干队等构成的游击集团，为中共开展游击战提供了组织保证，否则可能会导致游击集团难以维持和发挥游击作用。如在太行五分区，因未能从“村区基本级组成经常的游击集团，就地生根机动，与民众血肉结合”，而是直接以“基干团或独立营临时组成之”，结果导致“顾此失彼，且这些队伍一去，现地敌人伪组织又要起来”的被动局面。另在辽县的梁峪和川口“只有两个各自孤立的民兵组织”，“没有游击集团互相策应，特别未有接敌活动的游击队，以致在家门口孤立受袭，民兵队长伤亡，川口被迫维持”。^［19］673

从武装起来的角度可以看出中共开展山地游击战的种种复杂性和不易。赖若愚在谈到晋中区游击队的武装活动时指出：“……游击小组，隐蔽在自卫队进行情报除奸（侦察汉奸），宣传调查，有时秘密地配合武装活动，进行伪装斗争（化装八路军）”，“据点附近利用善意的游民分子、退伍军人等，建立别动力量，在一定职业掩护之下，乘机在据点内打手榴弹，散发宣传品，扰乱敌人”，“敌人要民夫修路，群众自己打两个手榴弹，使一齐跑散。敌人要粮紧迫，群众便自己打枪，自己报告敌人说‘八路军劫走了！’敌人强迫村干部自首，不得已时，即由民兵伪装八路军，在半路劫回”。^［12］294当然这些群众性的“伪装斗争”必须有“基干力量的支持与掩护”，否则可能遭到“敌人更厉害的镇压”；而基干武装如果没有民众武装的配合，也很难发挥作用，同样容易遭受打击。百团大战之前，日军主要以军事进攻为主，企图以武装力量消灭根据地，但是“敌人还未遭受多大挫折，还保持许多有利条件”；百团大战后，日军遭受重创，针对八路军和根据地先后以“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进行残酷“扫荡”“清剿”。根据地陷入抗战最艰苦阶段，面对日军全面侵袭，中共在敌后根据地必须因时、因地、因人进行战略战术上的调整和改变，才可能有效应对日军从军事、政治、文化、观念等方面的“蚕食”和“渗透”。基于此，才能理解此时中共为何会对民兵、游击集团等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并于1941年初把武装起来的重点由主力军转移到民兵和自卫队上来。

抗战后期，即使战争形势越来越有利于中共，细心经营基干队伍、民兵、自卫队等地方武装及进一步发展游击集团的全面游击战争，对于根据地政权来说仍是不可掉以轻心的事情。因为武装起来在各根据地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在武装民众过程中面临的一些主客观问题，始终是中共在开展山地游击战时所念兹在兹的。1944年8月，邓小平就民兵问题指出：“民兵工作，在太行有进步。四二年冬和四三年，曾作两次训练。太岳比较差些。……地雷战有发展。去年，全区制造石雷几万个，因未遭遇大‘扫荡’，尚未见其效果。……总之，民兵对地雷信心是有的，问题是训练与使用。今天民兵的武器，最有效验的，还是地雷（铁、石、磁三种），应大大发挥。步枪，在太行有八九千支，太岳不足一二千支。过去经验证明，步枪杀，不如地雷炸死之多。至于旧的武器，亦应提倡。……而在发挥尚武精神上，尤属必须。”^{［20］1025-1026}可见民兵在战术和武器上是比较落后的，尤其持有枪支数量与民兵数量的增多有较大差距。这些又造成民兵存在一些缺点，如“洋枪主义未完全克服，不愿使用旧武器”，“缺乏白刃搏斗的训练与锻炼”，“宗派主义还很普遍，有些自高自大，不注意团结广大的自卫队”。^［20］1026无疑，民兵暴露出的问题，说明武器的种类、数量、制造、使用及作战心理等，理应成为研究人民武装力量如何进行游击作战的基本内容。

要建立强大的武装力量，没有稳固的政权不行。中共在山西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与统一战线工作的展开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在八路军深入敌后、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首先面临着根据地山区社会固有的一套社会结构和制度。对中共而言，如何把“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总体方针贯彻到特定地域社会中，如何实现“团结各阶层、各党派、各宗教团体，争取千千万万的广大群众在我们周围，并解决我们与同盟者（地主富农及其他党派）内部的纠纷，孤立敌人和打击敌人，巩固扩大抗日力量”^{［7］152-153}的目的，则是充满着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的高难度工作。

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上，中共特别强调要以乡政为基础去确立县政、区政和乡政三者之间的正确关系。而要讨论根据地政权还需从具体层级中讨论诸如财政税收、文化教育、民众生计、群众武装等问题，才能把握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具体实践，而不是简单宽泛地平铺直叙。毋庸讳言，目前学界研究中的缺点是局限在相关史实梳理，缺乏对“问题与政权”的复杂关系生成作进一步探究，陷入“就问题而问题”的琐碎之中，反而对基本的问题指向视而不见。譬如讨论根据地政权问题固然重要，但要明白根本的目的在于考察中共如何在根据地确立其领导地位和领导权问题。于是对某一具体问题的讨论就需在与领导权的相互关联中，考察它与中共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总方针之间有着怎样的实践关系和问题构成。

另外，中共对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产生的各种问题有着清醒认识。晋豫边区特委就本区域内的统战工作缺点明确指出，“只知道上层统一战线，不知道下层统一战线；只知道国共合作，不知道争取地主资产阶级，忽视争取地主资产阶级参加抗日”，以致出现不懂得利用农村中的贫富对立现象“……（如高平穷人会背锅到富人家去，把守井不让富人吃水）”，“对贫富对立、群众自发斗争不积极领导、调解、解决”，反而“害怕进前，不敢领导”的现象。^［21］183还有牺盟会犯有严重的“过左”错误，“对公道团成见太深，太厌恶，对他们的固执阻碍估计太高，排斥代替了争取，不肯作一点让步，甚于仇视”。^［21］184这些问题说明中共深入敌后创建根据地的实践展开并不顺利，深受现实局势的制约和影响。对根据地政权的讨论，就是要深入其内在的实践机制中，才能明白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只是一个口号、路线、方针，而是地方党和政府、八路军、游击队、自卫队、牺盟会等在进入根据地山区社会中遭遇其固有的历史基础（如阎锡山政权的村政制度、民众团体、乡村社会中的宗族、伦理和秩序等）时，在彼此互动和理解中确立革命主体性，以形成对日作战的军事行动。

1938年3月，中共在强调统一战线与政权的关系问题时，特别指出及时纠正太原沦陷后在独立自主策略把握上出现的严重偏差行为的重要性。“我们曾认为山西政权将塌台，只剩下我们自己为保卫山西、保卫华北坚决支持持久抗战的局面，因此，我们的作风曾过分地强调独立自主，有利用这个机会得抢一把就抢一把的错误观点。我们应清楚地认识，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前次党中央已指示统一战线为战略方针，在山西的统一战线应成为全国的模范。……应当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不应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再犯抢一把的错误观点。”^［7］152可见中共对统一战线总方针的贯彻并不机械教条，而是因应着所处战争环境的局势和变化，以实现“团结各阶层、各党派、各宗教团体，……巩固扩大抗日力量”的战略目的。不过在突出统一战线的联合形式外，中共认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同样不可或缺。“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立场，反对上层的‘左’，也反对他的‘右’。……我们对同盟者在一切原则上的错误，应通过统一战线正确提出批评，决不能放松，以保持我党的政治立场。”^［7］153中共对独立自主的强调，意在突出党应成为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且这一领导地位是“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取得”的，不是“自己封自己”的。所以，“独立自主本身并不错误”，“错误”的是不能辩证地“强调它”，如果是“为了抗日高于一切而负责的独立自主”，“坚持统一战线立场与工作方式的独立自主”，那就是“对的”；如果是“不管别人，一切独断的独立自主”，那就是“要不得的”。^［7］155可以看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作为中共建立根据地政权的总战略方针，尤其在抗战初期战事繁多且剧烈以及各大根据地尚未开辟的情况下，既要做到统一中的联合，又要在联合中确立领导权，不仅颇费心思，且须谨慎行事。

因此，从中共如何辩证地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一问题入手，对于重新讨论根据地政权的复杂性是非常必要的。在抗战时期的山西，政权作为革命的中心问题，尤为突出和重要。首先是阎锡山统治下的政权组织、军事力量及其他人事和制度等，在山西社会已有多年运作和积累；其次是国民党的势力、地方民众团体、乡村宗族和士绅，还有侵略紧逼的日军，这些力量是中共在开创根据地政权时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这些境况直接影响着中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地化实践的理解和把握。所以，在既要联合又要斗争的策略下，中共强调要对“现在的政权（即旧政权）”表现出坚决拥护的态度，要“加以充实”，尤其是“被摧毁的要积极建立”，以实现“从旧政权走向新的抗日民主政权的方向”。至于如何充实旧政权和建立新政权，从工作方式上也作了说明：“要避免委派方式，应经过统一战线，招集所有各团体各方面，共同讨论应该如何建立，由上而下从真正民主代表中选出负责人。形式不要突出，应由旧形式充实以新内容。一县内不应有两个县政府，财政经济、号令办法、教育、政策等应统一，各方及人民应监督，但应尊重，有意见都必须经由政府，不能不执行，不能损害其威信。”^［7］156中共对旧政权采取监督与尊重的双重充实办法，不同于被日军完全摧垮旧政权后出现的真空地带，后者是“要积极建立”新政权的态度。所以在创建根据地政权时，中共要求各地工作者不要只看旧政权“坏的一面”，也应看“它好的一面”，而且，“抗日政权要充分利用它旧的形式，在一切机构上亦尽量保持原有的办法，充实以新的内容，慢慢改造它的形式，使它适合于抗战与民主的需要……”。^{［7］156-157}

前文指出，中共进入的山区社会，其乡政、区政和县政有各自的基础和力量存在，所以对它们“要有正确的了解和态度”，而且“充实与改造政权应以乡政做基础，建立县区政府与乡政府的正确关系”。在处理地方政权与民众团体、武装力量等关系时，“各群众团体决不能代替政权，它是政权的‘轮带’‘支柱’‘外围’，不要颠倒或对立……各军队对政权关系也是一样，要尊重，不要硬下命令或干涉政权，一切要经过政权（如筹粮筹款）。人民武装、地方武装——游击队、自卫队，应属地方政权指挥，其中我们要加强党的领导”。^［7］157可见，中共在统一战线的掌握和运用上，既要突出统战关系的必要性，又须确立独立自主的领导地位。基于此，才能深入讨论中共如何在原有社会基础上培育、打造新的革命力量和革命秩序。

另外，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地方党与八路军的相互关系也值得探讨。抗战初期，中共进入山区社会主要依靠八路军的军事力量，尽管有地方党的组织作用，特别是牺盟会在各地县区已有比较多的扎根和发展，但相对于阎锡山的政权组织和统治结构而言，中共能够掌控的是以八路军为主干队伍的武装力量。所以中共要凭借军队力量来展开根据地政权建设，就需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地、辩证地把握局势，面对、处理、运作地方党和政府、社会团体、八路军及其领导下的各种地方武装等多重力量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在抗击日军的同时引发根据地山区社会的革命性变迁。就像毛泽东在论述战时党的双重目标时对新闻记者T.A.比斯恩所说的：“这（指抗日）也是一个革命的运动，因为抗日斗争伴随着争取民主、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经济建设的斗争。在中国，这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中国革命是会成功的。”^［22］7所以对于中共而言，对日作战并不是单纯的抗战，而是与民主政治、民生经济关联在一起，即抗战与建国是同步进行的。

由上述可知，中共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方针的把握和实践，随局势变化而变化。在国民党军、晋绥军完全退出的地区，在只有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力量的情况下，在强调统一战线的同时特别突出独立自主的工作方式，否则就需在统战方针上保持明确的分寸感和谨慎态度。抗战初始，中共针对八路军在游击战作战过程中过于强调独立自主的方针提出批评，就是顾及各种武装力量和社会力量共存的复杂局面。如：“……5.号召群众组织仍强调了改善生活，忽视抗日高于一切，因而助长了贫富对立。6.个别同志还存有宗派观念。如：……b.忽视争取地主富农。c.‘总想找错没收他的财产。’d.对友军缺点向群众解释不妥当。7.牺盟会过左的错误：……b.某些地方牺盟会宣传分富人的粮食组织农会。c.牺盟领导的农会不要富农。农会依赖牺盟。”^{［21］183-184}这些说明中共在抗战和根据地政权的实践中执行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时出现了偏差。进入抗战第二、三阶段后，中共对统战关系的把控已完全突出独立自主的组织和领导抗日战争的核心地位了。

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共根据地政权建设中的民主、民生、参战及其关系问题，就需有总体性的分析视野，深入财政、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具体政策和实践展开讨论。虽然学界围绕根据地的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政权改造、节日娱乐等问题有较多讨论，但笔者更想强调的是，这些具体问题所嵌入的根据地政权本身并不是一个想当然的存在，反而有必要首先对其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不同对象和不同工作发展阶段中生成和演进的状态、机制及实践逻辑等基本问题进行深入考察，才可能对根据地政权在这些经验性问题中的“组织作用”进行充分的揭示和把握。对于中共而言，“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把“政权抗日化”就成为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中心目标。但是山西根据地的“政权抗日化”作为一个战争和革命的双重实践过程，决定了中共对不同政权的基本态度是“维护、帮助与拥护”，而“对山西的进步政权，主要的是支援”，“在有些地方，我们不能因反对某些顽固分子而作成反对政权”。^［23］275

所以，“政权抗日化”成为中共辩证坚持统一战线总方针在地化实践的集中表现，而参战也因抗战总要求成为三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即“抗日高于一切 ”的原则。那么，对民主和民生问题的讨论就需放在这一关系中进行。中共将民主视为抗战建国的一项基本要求，但根据地山区农民限于自身生活境况，对民主多持忽视、漠然的态度。对此，中共该作何反应，这就涉及如何以民主的方式打造抗战建国的革命基础和广大社会力量的基本问题。尽管中共一再强调，“……下层的民主政治是三民主义共和国的基础，为达到共和国，必须使政权逐渐变质，政权机构要适应抗战要求，并随抗战进步，它必须是为广大群众所掌握的”，但由旧政权转向新政权的变质过程却充满着变数。例如村政民主的中心工作是“反贪污”，可反贪污时“只顾满足群众的小利益，或简单地看成人事问题，没有使广大群众注意到掌握政权，也没有真正改革其机构与运用改革了的机构去争取一切，因此村政权只有量的变化，没有基本的变化。”^［23］277而“群众团体”“村政会”只是成了“村长的帮差听候驱遣”，结果“不知运用村政权的力量来为群众谋利益，没有进行很好的经济文化建设，没有做好合作社、低利借贷所、救亡室等工作，还不知运用村政权力量来改进群众的社会地位。……不知利用村政会、村民大会解决群众问题，没有使用民主的习惯，落后群众的完粮纳粮观念还未克服……总之，今天还未建起民主制度，甚至还没有一个模范的村政权”。^{［23］277-278}显然，中共对根据地村政权的民主改造与其意识形态构想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反映了民主进入乡村时的张力及限度。

再如，中共视民生改善为战时“群众最迫切、最基本的要求”，但要想改善民生，就要估计民众需承担的合理负担及实际能够负担的能力和变化，否则就可能在民生与负担之间造成紧张、矛盾。所以在工作中“要善于把握联系与环绕民生问题”，通过“发动与组织群众”，以达到民生改善的目的。对中共来说，在山西根据地发动和组织群众，会因阎锡山政权统治的原有基础，而有其特殊性。“抗日战争的内容 ，决定了统一战线的形式，这一内容，就是我们合法的武器 。再如发动群众参战是一内容，但用什么组织形式与工作形式呢？这就要注意当地的具体环境、具体特点，并善于运用之，才能发动与完成群众与参战的要求。因此可说，内容是决定形式的，但内容要想充分发挥力量，就要注意具体环境、特点、条件来决定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23］284可见，中共对统一战线的把握是基于抗战这一总体，而这一总体内容的展开又需要对具体环境、特点和条件有足够的兼顾和运用。因此，“利用地方化的形式，主要在于利用合法，推动一切更加进步，创造更新的内容”，这就是中共强调的“利用合法创造合法”。

其实对地方化形式的强调，就是中共辩证地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体现，尤其在“政权抗日化”的问题上，更加凸显中共进行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现实处境和灵活应对的探索、实践。于是，“应力求实际，深入工作”这一看似例行化的政策话语，却蕴含着非同一般的历史智慧。正如嘉图指出的：“必须创造一种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这种政治和社会秩序要能够有效地处理突出的农村问题，并且，还必须和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相符合，没有农民强有力的支持，不靠他们在战争中作出巨大牺牲，这场持久的、残酷的战争就不可能取得胜利。”^［22］9

本文对民众问题的讨论，注重中共如何通过宣传、组织和动员的方式“发掘民众”，进而将民众组织起来，使之参加到抗日战争中。尤其关注中共在发掘民众过程中面临的复杂困境，如何将不利的困境转化为对敌作战的有利状态，又如何将民众变为“革命的群众”等问题。所以，发掘民众是一个塑造革命主体的历史过程，它折射着战争与地方社会革命性变迁中“人”的具体状况，就像中共将创建根据地视为“利用自然山”“创建人造山”的历史意涵一样。

早在苏区时期，毛泽东就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24］136突出了民众对于战争的重要性。抗战初期，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24］511要发挥出民众之“战争的伟力”，关键在于如何将民众的“无组织状态”转变为“有组织状态”。而且，除了毛泽东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达外，还需回到历史中探讨发掘民众与战争的复杂关系如何产生、变化，直至最终形成具体的历史行动。即民众并不是现成的被政策话语单向规定好的存在体，而是会基于其自身的历史状况和社会位置与周遭的外力影响形成种种关系与互动。所以，“就理解战争期间中共的大发展与群众的广泛动员的关系而言，并没有哪一个单独的改革动因或者因素能提供答案，我们必须看到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发展过程”。^［22］4事实上，正是凭借武装力量深入敌后和根据地政权实践的展开，才使得这一切变化有了可能。

发掘民众，是一个融宣传、组织和动员于一体的实践过程。1938年4月，在晋豫边区特别委员会召开的一次工作检讨会上对“多数群众没有组织起来”的问题就讲得很透彻，要么“对群众没有正确的认识和了解，过高地估计群众的落后性，以致不接近群众”，要么“采取了繁琐的方式（老是找人家说那一套），使群众厌烦”；要么“用呆板的工作方式，浮浅，无计划，无系统，不艰苦，不耐心，甚至采取官僚气派，因而群众把参加组织当作支应差事”，要么“不敢领导群众的自发斗争，不知道怎样领导群众斗争”。^{［21］181-182}晋豫边区特别委员会的群众工作检讨，说明民众动员工作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既需要中共有成熟的动员能力，也需要群众有一定的觉悟、理解和配合，这显然不是靠单一的说教就可以实现的。

在山西抗战中，中共对民众工作的重视，首先是从工人这一群体着手的，这与中共对工人阶级力量的重视直接相关。“工人是我们的基本队伍，是革命中最坚决最勇敢的一部分。团结与组织工人是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内地各处散布有很多失业工人，我们必须把这批人设法团结与组织起来。如有工人救国会，也可发动它们来组织”，而且要在抗日的前提下“为失业工人解决生活上的困难问题”。如：“很多失业工人在兵工厂作过工的，可与当地政府协商，举办小规模的铁工厂。一方可以救济这批失业工人，一方对抗日也是需要的；同时，这样也可以有机会对这些工人加紧锻炼与教育，使他们个个都成为坚决的民族革命的战士。”^［7］144中共认为，工人有着比农民更多的政治感和现实感，在宣传和组织上容易被动员起来。但是抗战一年多，晋冀豫区委在检查民众工作时，仍指出“仅有少数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组织，如民先队”，即使是“牺盟会、公道团”两个半官方性质的群众团体也显得“组织松懈，没有力量”，至于“工救”“农救”仅仅是在“少数县份……组织起来了”，“但大多数是有声无气的空架子，仅是同蒲总工会尚起作用”。^［25］115所以，面对日军侵略，要真正动员工人参加对敌作战，还是比预想的艰难。彭涛认为，尽管战争使得群众产生抗日的要求，但是“从要求抗日到热烈地参战这中间还有一个距离”，而这个距离是“由于群众切身利益与民族觉悟还不能密切联系所造成的”。^{［26］147-148}而要尽可能缩小这个距离，开展群众性的参战运动，就应从加强群众切身利益与民族觉悟的关联入手。彭涛接着说，优待抗属才是做好这一工作的基础。可问题是，“在敌人长期没有进攻的情况下，群众生长着太平观念与侥幸心理”，“群众对于自身的利益是非常关怀的，因此，在民主民生的斗争上表现得非常积极。他们斗争直接的目的，并非参战”。于是在群众的“民主民生斗争”目的与中共动员群众积极参战之间“也有一个距离”。为了克服这个距离，在民主民生运动中加强“注意群众的参战教育”和“参战动员工作”便成为重要问题。^［26］148而这在具体落实过程中也不尽一致，如晋东南各县的农救会过于强调民主民生中的“民选村长”“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问题，结果“造成一般的农救会只知道争取民主改善民主，而对于参战问题漠不关心”。^［25］135

从彭涛对群众工作中“两个距离”问题的强调可知，发掘民众既要有中共自上而下、由外向内的组织和动员，也需民众自下而上、由内到外的理解和接受，而且还受制于敌我双方战争局势的影响。另外，民众和团体对旧政权的依赖也增加了发掘民众的难度。如“有些地方群众团体变成政府的附属机关，一切都靠政府的命令行事，甚至开一个会也得政府下公文，失掉了独立性与自动性”，“学会了连牺盟也不要的老作风，包办命令，缺乏民主主义的工作作风与方式”，结果出现“群众团体日益与群众脱离”和“群众运动就变成群众不动”的危险局面。^{［26］152-153}可见，从强调民众的重要性到真正将民众宣传、组织和动员起来，是一个多方联动、互相响应的实践过程，尤其是干部力量、组织制度更起着决定性作用。否则，即使民众在数量上已经“编制”起来，但其力量却难以展现，在战争环境中可能走向疏散和瓦解。

其实，相比于工人而言，在动员农民方面遇到的问题更突出一些。中共认为农民有很多缺点，如“保守性”“私有观念很深刻”“依赖性”“生活散漫、没有团结”“报复性”“不相信自己的力量”，^［7］145给抗战动员工作造成不少困难。因此，中共试图以组织农会的方式打开局面。“农会应配合当前抗战形势作许多抗日工作，如锄奸、通信、侦探、宣传以及帮助军队运输担架”，“农会还须为农民切身利益而斗争，如反对摊派以及要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等，但以不妨碍统一战线为原则”，并“在农会中还须进行各种训练工作，提高一般农民的抗日情绪并坚定他们的胜利信心，克服一切不正确的思想与行动”。^［7］145但是，中共对农会的要求和规定却可能因“农会工作的复杂性”“农会缺乏组织工作”和“不会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等弱点影响动员工作的顺利推进。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要么是因单纯狭隘地“注意农民利益，迁就农民意识”妨碍了抗战动员任务的完成；要么是“只管抗战动员的任务，不管群众情绪与群众要求，又会养成片面的思想与习惯”。^{［27］39-40}显然，尽管有农会这一群众性组织，但能否有效动员农民投入抗战中去，又与农会自身的工作方式和能力有关。而如何塑造和加强农会的工作能力，在中共看来又是一项特别需要强化其政治感、现实感和实践感的革命工作。晋冀豫区委对农会工作方法的强调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农民的特点是实际主义者，一切问题多从其本身利益的打算出发而达到是与非、合理与不合理的认识。一切抗战动员工作，如扩兵、支差、屯粮、合理负担，都是与每一个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所以动员农民除必须努力经过我们的说服教育，使他们认识抗战动员的意义及其义务与责任以外，还必须十分注意他们的要求，做到真正的合理与真正的公平。”^［27］40

中共作为发掘民众的组织者、领导者，对抗日动员与根据地社会的民主民生有明确认识和定位，强调把统一战线与抗日高于一切的总原则贯彻到动员民众的实践中。实际工作展开时，却又不得不为工作中的缺陷甚至是错误而伤神。譬如，“群众工作没有猛烈地开展……政治动员宣传工作不够，没有大规模地有计划地发动群众运动，致多数群众没有组织起来。……对已经组织起来的团体，没有用斗争、教育、工作去巩固与发展它”。^{［21］181-182}还有彭雪枫认为，游击队对民众的政治工作有重要意义，有“三分之二的担子要在放在游击队肩上”。游击队要在所到之处，首先召开群众大会或个别宣传，“印发传单小册子，说明敌人的罪恶，说明抗战的方针，加强民众的国家民族意识”。其次要积极动员民众参战，“除去拿起枪来，配合军队作战外”，要有“警戒侦察”“封锁消息”“坚壁清野”“帮助给养”“协助运输”和“救护伤兵”等内容。^［28］彭雪枫对游击队动员民众工作的强调，原因在于游击队是身在“自家后方”，而主力军部队又“分不出时间来作居民的政治工作”，只有“较小的游击队”能够深入敌后。所以游击队在宣传、动员和组织民众问题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尽管中共试图积极发掘民众，但问题却难免。在和顺、辽县开展对敌作战中就产生了比较严重的脱节现象。“群众在我地方党的领导之下，热烈参战”，反而“得不到军队方面应有的帮助”，结果“群众组织了很多担架队，集中在一个地方，准备参战，而我军却早已转移阵地，群众等了一天无事可做，而在我军作战地点却找不到担架”。^［29］325于是中共特别要求各级政治机关直至连队支部，必须在作战时与地方党部密切联系，否则“不仅是疏忽，而且会酿成罪恶，小则影响民众参战热忱，大则甚至影响战局”。所以各部队政治机关要做好相应的动员民众工作任务：“宣传和组织群众参战（运输、担架、游击、侦察等）”，“对已有组织的或由部队组织起来的民众参战队伍（游击队、游击小组、担架队、运输队等），应负责指挥其行动”，“必须坚决反对对政府及民众视若路人、漠不关心的恶劣态度，务使军队、政府、民众的行动步调完全一致，互相关怀，互相尊重，互相帮助，这样才能发挥最大的力量，以制胜进攻的敌人。”^［29］326可以看出，中共对党政军民之相互关系在策略上高度重视，而在实际作战中却时有问题发生，尤其是军队与地方政府、民众不能形成良性互动，从而对战局造成难以预料的危险和制约。所以发掘民众是一项复杂的宣传、动员和组织的总体性工作，不仅需要相应的人事和制度，更需要在变动不居的战争状况中灵活多变地领导和开展。正如前文所言，中共在地化的打造有利于战争进程的革命力量和革命秩序，不只是具备良好的组织力量和动员技术，还得有充分发挥此方面能力的现实环境和条件。

所以，根据地的民众宣传、动员和组织工作是极为复杂的革命实践。李雪峰对组织群众工作问题的阐发就很有代表性。首先，在战时动荡环境中，“群众的生活条件与心理条件”是进行民众组织工作的重要前提。因为民众生活境况的好坏直接决定着他们是否要行动起来，当把群众引导到“打击维持阴谋，反对妥协思想”的时候，面对群众的种种表现要有针对性的组织动员，不仅“对一切英勇对敌斗争的人都予以奖励”，而且“对妥协投降的无耻行为则都予以批评、反对”。作为一场民族战争，还要从“民族性”上组织一切斗争力量。如“对群众自发的拼死斗争，名流士绅的不屈气节，死难的烈士与群众，均须密切注意加以奖励表扬，必须公祭纪念。就是对于老年人也不应忽视，要在老年人中树立‘我老汉已到了快死的时候了，还怕什么，死也死得光荣’的舆论，反对那种‘活一天算一天’贪生怕死为子孙丢脸的无气节的行为。在妇女中，要把反对奸污与民族气节联系起来，反对‘逆来顺受’坦然处之的消极心理”。^［30］李雪峰强调的民众组织工作方法，看似简单，实际凸显了中共如何判断战争局势进而把群众动员工作具体化、在地化作了很好呈现。

这些以具体的人和事为基础的工作方法对于根据地山区社会中的基层干部而言，具有切实的引导性和塑造性。因此，中共的革命能动性表现如何是发掘民众能否见成效的重要一环。在抗战环境中，革命者的能动性以主动、自觉、有目的、有计划的方式贯穿在对战争局势的判断和把握中，如不能积极对此作出回应，就可能陷入被动境地。1943年2月，李大章在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指出，根据地开创初期为群众运动的展开营造了“最好的客观条件”，如“敌人扫荡的不频繁，根据地中心区域还很大，广大群众抗日与反顽固的情绪高涨等”。但中共在主观领导上“未能抓紧这些客观的有利条件”，“进入到群众最迫切要求的减租减息问题上，去进一步发动群众”，以致在根据地“曾普遍地发生了严重的干部蛮干的脱离群众左的混乱现象”。^［31］186此外，1940年黎城会议后，尽管中共确立根据地全面进行建党、建政、建军的中心工作，而各地在落实“三大建设”过程中仍有片面性理解，对于这一中心工作“最基本最中心的一环，是应该放在群众工作的更进一步深入，真正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31］187对这一点认识不够，结果出现正规军过度编并地方武装、轻视民兵等问题。直到1942年，中共对群众的宣传、组织和动员才又特别强调要从减租减息与生产运动的相互关系中来展开，要求把群众组织到生产战线上来。正是这一发掘民众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使得中共的群众工作有了异乎寻常的变化和效果。可见，中共革命能动性实践的展开，虽有其明确的主动、自觉和目的指向，但需要充分的在地化理解和运用。这也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应有之义了。

1938年7月，彭雪枫在谈论敌后工作的基本任务时指出，主要有“发动群众斗争”“消灭敌人武装”和“建立抗日政权”^［32］三个方面，本文从方法论角度将武装、政权和民众作为重新探讨山西抗日根据地基本问题的重要历史脉络，深入揭示抗战和根据地山区社会面临的多重复杂性和艰难曲折。因此，笔者注重以明确的问题意识为导向，突出对经验和概念的精细化分析，以期推进区域抗战史研究的纵深发展。

如果将这一研究的问题关怀再延伸开来的话，笔者希望通过武装、政权和民众的视角对山西抗日根据地基本问题的讨论，能切实促进对革命与地方的关系史有更加一般意义上的阐发和思考。概言之，中共所处根据地山区社会，经过长期抗战，这里的地方已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地理概念和原初的传统村落聚集体，而是在战争和革命的不断冲刷下开始发生形态上的变化、内容上的充实。此时的地方，既有传统伦理，也有革命观念，既有日常秩序，也有政治构造，早已变成一个互相牵扯和连动的“革命共同体”。中共正是通过对这一地方共同体的持续打造和营建，为革命创造了资源、动力，而地方在革命的带动下，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变。所以，把革命视为一种山区社会的变革方式，中共在革命展开中如何型构地方，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便有了革命政治学意涵，革命在地化也有了另一番呈现。

因此，在抗战的革命语境中，需要重新思考地方的意义和价值。革命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具体的、实践的，地方对于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就是一个有待深入探究的话题。如果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地理空间，显然是不够的。事实上，中共对地方的重视，目的就是要增进某一区域内、区域与区域之间民众的交流、互动，进而在互联互通中形成一套新的地方秩序，而这一新秩序的形成恰好又因应着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革命实践展开及其特有的认同感和现实感。这样就可以从革命与地方的相互关系构造中进入彼此的内里去审视抗战史的复杂图景了。

编辑：李想

校对：董心洁

终校：杨丽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