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剧改编的性别策略、网感呈现与价值建构

网剧的兴起，得益于网络文学创作的蓬勃发展。1998年，当代作家蔡智恒（痞子蔡）的第一部网络言情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在2000年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在2004年被改编成了同名电视剧。迄今为止，国内网络小说的影视剧改编，业已走过了20余年历程。

“由于网络媒介的容量无限性和即时互动性，普通民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参与可能。”^［1］网络文学作为互联网时代的产物，其海量的平台，不仅意味着被传统纸质出版物排除在外的大量民间作者，获得了无限的写作可能与空间；而且意味着读者也不再只是被动消费的受众，而是参与性极强的粉丝。网络文学的影视剧改编，因此也有较为坚实的基础。一方面，网络文学的大部分写手都处于草根阶层，作为“新民间写作”，在创作上追求的是契合经济利益和认同快感的“爽文”，这种“爽文”的特性与作为大众文化的网剧在商品性、通俗性和娱乐性等方面不谋而合。另一方面，网络文学自带流量和粉丝，这显然给网剧的改编以及日后的制作传播奠定可以预期的受众基础。

据有关数据显示：“截止到2020年，中国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达到249.8亿元，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到4.60亿人，日均活跃用户约为757.75万人。2020年全年，中国网文圈累计创作2905.9万部网络文学作品，网络文学作者累计超2130万人；网络文学IP的改编量为8059部，其中被改编为纸质出版物、动漫、影视剧、游戏和其他类的作品共有724部。”^［2］1当前，网络文学作品改编已经成为电视剧市场的一种主流模式，网络文学作品业已成为电视剧改编的重要来源之一。不少网络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在国内外取得了很高的收视率和较好的口碑。例如《全职高手》《斗破苍穹》《琅琊榜》《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庆余年》等作品都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追捧和好评。“网络文学IP处于文化产业的龙头地位。2022年度播放量前10的国产剧中，网络文学改编剧占五部，豆瓣口碑前10的国产剧中，网络文学改编剧占五部。”^［2］1这些改编作品呈现出多元化、类型化的特点，涵盖了古装、现代、言情、悬疑、犯罪等多个类型。区别于经典的文学改编，网络文学的影视改编的特色以及存在的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男频和女频网络文学作品改编影视剧，具有不同的受众群体，各自有着独特的审美和文化背景，主角、爽点和叙事动力完全不同。男频改编电视剧通常更加注重动作、战斗、悬疑和探险等元素，更加偏向于硬派风格；而女频改编电视剧通常更加注重情感、人际关系和家庭等元素，更加偏向于温情风格。这些不同的元素和风格，能够满足不同读者群体的需求和喜好，从而扩大改编电视剧的观众基础。但是，相对于网络文学，电视剧作为在主流平台播出的大众艺术，其受众群体相对来说更加广泛，在内容、表现形式和市场策略等方面都很难如网络文学那样细分观众，而更注重包容性，力求能够满足不同性别和年龄段的受众的需求和喜好。因此，在男频、女频的小说改编电视剧的过程中，制作方一方面注意保留网络小说原有的结构框架和人物关系，充分挖掘小说原有的审美魅力，以最大限度地将网络小说的受众转化为电视剧的观众；另一面在将小说文字转换为影像语言时，除了为了影像表达而做必要的人物和结构调整之外，还要剔除网络小说中因追求爽感而存在的低俗趣味，以契合电视平台主流观众的道德意识和审美需求。因此，影视剧作与网络小说在面向观众和市场时，也就呈现了一种互补和共生的局面。

例如，起点中文网的小说《庆余年》是一部标准的男频爽文，电视剧《庆余年》即改编自猫腻的这一同名小说，讲述了有着神秘身世的少年范闲，自海边小城初出茅庐，历经家族、江湖、庙堂的种种考验、锤炼的故事。毋庸置疑，《庆余年》叙述的是一个标准的男主一路升级打怪的男频故事。剧集在对文学进行改编的过程中，由于原著有了明确的观众画像，因此在剧本改编、拍摄制作、宣传营销的过程中有了一定的参考。事实上，剧集的成功出圈，与符合原著的艺术逻辑有着密切的关系。原著《庆余年》拥有的208万粉丝、352万次推荐票是剧集《庆余年》的观众基础，后期追剧数据也显示出追剧人群与原著用户的高度匹配。据百度指数显示，“20—29岁用户是《庆余年》主力追剧人群，占比高达58.78%；男性用户占全量用户的56.83%——这些特征与小说《庆余年》用户画像高度吻合，原著粉丝成为追剧的中坚力量”。^［4］但是，剧作在改编时，对故事的时空、人设和立意均做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如剧作保留了原小说穿越的时空关系，但又强调这一穿越并非只是主人公穿越到过去的时空，而是数万年以后人类文明重启的“新世界”，从而赋予了穿越以科幻的元素。此外，原著内核是父杀母、子弑父的复仇爽文，而在剧作中，编剧王倦有意识地弱化了主人公范闲的黑暗面，突出了其善良与单纯的性格，力图在“穿越”的话语中渗透着现在与过去、未来的思想碰撞以及由此激荡而来的人生感悟。

劳拉·穆尔维认为：“在一个由性别不平等所支配的世界里，看的快感业已分裂为主动的/男性的与被动的/女性的两个维度。”^［5］这一男权叙事的症候，在男频网络小说中暴露得尤为充分，并由此影响了电视剧的改编。如网剧《我是余欢水》所塑造的三个女性，或为嫌贫爱富的“捞女”，或为借美貌上位的职场情妇，或为外表单纯的“白莲花”。“作为一部男频网络影视作品，《我是余欢水》在男权意识形态下自动内化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评判体系，女性利益在社会关系中处于屈从、附属于男性利益的权力关系。”^［6］此外，男频网络小说往往充斥着一男多女“后宫”模式的爽感，将女性塑造为男性原始欲望的对象，物化女性价值，这在电视剧改编中不得不引起警惕。如电视剧《赘婿》改编时，将网络小说中渲染的充满封建意识的“三妻四妾”情节，改编为符合现代社会观念的一夫一妻关系。尤为耐人寻味的是，电视剧在处理这一“先婚后爱”的故事情节中，女主人公苏檀不再是空守深闺的弱女子，而是一个事业有为的女性；男主人公宁毅在签订协议婚姻时，则要求在助力女主事业的同时，应享有符合其付出的“提成”。很显然，《赘婿》可以通过这一婚姻模式，解构男权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其中所谓的“男德学院”，更是极大地调侃与反讽了数千年来对女性所谓的“三从四德”的桎梏，体现出男频小说电视剧改编中的女性主义色彩。此外，如男频小说《诛仙》改编为电视剧《青云志》，《择天记》改编为同名电视剧时，都有意地强化了女性意识，这种突破性别壁垒的行为，固然有电视剧为了争取更多观众这一利益驱动的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更重要的则体现了现代主流社会女性的觉醒与成长。

自2005年起点中文网开设“女生频道”之后，女频这一概念引发了人们的关注。虽然对之尚无精准的定义，但一般认为，它要求作者为女性，目标受众为女性，叙事视角为女性，文本也偏重或虐恋或甜宠的情感的叙述，并最终以细腻的语言叙述情节的逆转与情感的爆发，以最大限度地迎合与满足女性受众的爽点。因此，“网络文学‘女频’小说的分立与发展，确实体现了女性从‘男性凝视的原料’中逐步解放出来，从被阅读走向了选择阅读和主动生产。”^［7］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女频并不等于女性主义，诸多女频网络小说，其主人公的塑造，依然是男性目光下的“傻白甜”，或善良美丽的“圣母”形象；但是，不少女频作品开始试图逃离乃至逆转“看”与“被看”的性别权力机制，建构一种具有平权意识的女性话语。

在这种女性意识的烛照下，当前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塑造了一大批“暖男”的形象。作为一个网络词汇，“暖男”一般指的是爱家、顾家，懂得照顾伴侣的男性。“暖男”这一形象，显然不同于经典英雄传奇的硬汉形象，也有别于新时期以来王朔小说文本中流行的略带颓废的小男人的形象，而是女频网络世界的“女性话语的臆想”，“表现出了与传统性别角色相异的特征，脱离了传统社会性别建构的普遍性框架，呈现出颠覆传统、消解差异等后现代转向”。^［8］据此改编的影视剧，基本保留了女频小说中的“暖男”人设。比如《何以笙箫默》中由钟汉良饰演的何以琛、《那年花开月正圆》中何润东饰演的吴聘、《延禧攻略》中许凯饰演的御前侍卫傅恒等等，电视剧通过塑造这些几近完美的“暖男”人物形象，满足了大多数女性观众的审美幻想。但是有学者曾尖锐地指出：“‘暖男’对于女性观众有一种麻醉效应。对于轻松愉悦的观赏体验的追求，让大多数此类电影回避都市中和两性之间那些深重的焦虑和尖锐的冲突，创作倾向越来越脱离实际，并且有形象塑造模板化和跟风的现象。”^［9］因此，女频改编剧作中的“暖男”形象的出现，体现了消费社会女性群体对男性的一种精神性的需求，是一种女性群体情感焦虑的象征性补偿，进而推动两性的平权，就此而论，应该说都不乏积极意义。但如果这一人设被影视叙事固化，而一再出现想象世界，它不但难以消解现实社会的男权话语，反而成为女性逃避现实的致幻剂，而进一步撕裂了现实社会两性之间的鸿沟。

在互联网时代，随着社交媒体、短视频等新媒体应用的兴起，网民的审美和文化需求也在不断变化。网络文学改编电视剧的“网感”，是指该剧具有符合当下“网生代”观众审美消费需求的特点和元素，在内容和形式上更加贴近年轻观众的生活和情感，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和情感反应，有着较强的用户参与性和体验感。“网感”是网络审美文化和价值取向的重要体现，也是创作者迎合观众审美趣味的一种主动选择，已经成为影视创作的重要取向和评价作品受欢迎程度的重要标准。有学者认为，当前影视剧创作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就是“网生代成为主体，网感成为标配”。^［10］这就意味着，从网络文学到电视剧艺术，从文字的艺术到视听的艺术，不能再用传统的改编创作思维，必须加入互联网的思维，才能实现网络文学和电视剧的有效沟通。

应该说，由网络文学作品改编的电视剧作品，“天生”就自带“网感”气质。从作品的名称来看，很多由网络文学改编的电视剧在标题上更加直观化，更接地气。比《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香蜜沉沉烬如霜》《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霸道总裁爱上我》《美女请留步》等一系列由网络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电视剧，其剧名便具有一种直观且强烈的“网感”。

《余罪》的编剧姜无及认为：“我理解的网感，就是一部网剧能具备让年轻人喜欢的元素，例如穿越、搞笑、暴力、悬疑、软科幻等都是当下年轻人喜欢并关注的。更重要的是，编剧心态年轻，不要用老套的思维，陈旧的手法去讲故事，多学习美剧、日剧、韩剧的叙事方法，这样就有了网感的基础。”^［11］1“这是需要一些编剧技巧进行规避的，比如说‘武戏文写’，举个例子，某段戏讲述贩毒过程，我们不把镜头给正在实施犯罪的马仔，而是对准优哉游哉在幕后策划的傅国生。本来是一场动作戏，就变成了谈笑风生的文戏。警匪之间，激烈的对抗当然好看，这种暗斗也同样好看。既规避了犯罪手段和犯罪过程的展现，也保留了原著的戏剧张力。” ^［11］1这种“网感”表现为一种“轻语态”。“轻语态”最主要的表现便是对庄严与规范的消解。近年来，由网络文学作品改编的电视剧，消解了传统电视剧严肃宏大的叙事风格，以一种轻快的节奏和清新的语态，将个人的理想融入细腻的生活中，凸显出个人成长过程中的矛盾与焦虑，并以一种诙谐幽默的方式呈现出来。电视剧集《庆余年》将原著沉重的风格淡化，通过夸张的人物形象和诙谐的语言来呈现一种喜剧风格。编剧新加入了“机器猫”“泡文学女青年”“智商盆地”等现代词语，为剧集带来了穿越感的后现代文本的喜剧化效果。剧中很多人物具有一种喜剧化的特征，比如“地主家傻儿子”范思辙一种单纯、呆萌的形象获得观众的喜爱。另外，还有以开口认爹的方式迷惑来路不明的黑衣人费介，紧接着给出一顿“暴揍”。在快节奏、日益内卷的都市社会，这种喜剧化的风格带来一种“轻语态”效果，契合年轻观众的文化消费心理并与之产生共鸣。

网生代也是游戏的一代，他们成长于互联网媒介的语境，对游戏叙事以及非线性、碎片化的叙事有着极高的接受度。网络文学自身就带有一定的游戏文化属性，在创作过程中体现出作者和读者的互动，呈现出一种娱乐狂欢的特征。游戏化的叙事方式可以增强观众的参与感和沉浸感，让电视剧更具有互动性和趣味性，从而也更容易促进观众世界观的建构。因此，在叙事特征上，由网络文学改编的电视剧往往采用游戏化的叙事或非线性叙事。因此，近年来诸多由网络文学改编的电视剧体现了一种游戏思维。“以游戏感的手段处理现实素材的叙事力图以一种想象的方式将虚拟空间融入现实社会生活，在想象中成为掌握现实命运的拯救者。”^［12］比如青春校园题材的《开端》《天才基本法》等。《开端》是一部典型的“时间循环”的高概念作品。剧集讲述了游戏架构师肖鹤云和在校大学生李诗情遭遇公交车爆炸后死而复生，他们在时间循环中并肩作战，阻止爆炸、寻找真相的故事。这种循环往复的游戏叙事弥补了现实生活中观众无法左右命运的无奈和遗憾，让观众跟随剧中的人物获取一种向上成长的力量，也获得了一种想象性的满足。《天才基本法》以数学为引子，讲述主人公林朝夕多次穿行平行时空，拯救患病父亲、追寻暗恋男神并重塑自我的故事。该剧设置了“草莓世界”和“芝士世界”，严格遵照闯关解题的游戏递进模式，实现了悬念的最大化。

因为文学作品和电视剧媒介属性不同，因此在欣赏习惯上也会产生很大的不同。由于电视剧在接受方式上有着随意性、零散化的特征，不如文学作品那样注意力集中，因此编剧总是对原著的时间线、因果关系、人物的出场顺序进行新的排列重组，以避免对没有原著基础的观众造成接受障碍。《庆余年》在改编时就是如此，编剧王倦提及改编时曾说：“看到后面剧情的时候观众会发现，原著主线的几个大段落不见了，但请大家放心，我没有删掉它，只是把它转移了地方，可能会移到后面集中在一起，比如说推一个剧情的高潮。就很像搭积木，我挪了地儿，但是没有剪掉它，基本主线都在，我只是做了调整，比如现在演出来的滕梓荆的改编。”^［13］《陈情令》改编自小说《魔道祖师》，小说主要采用的是回忆、插叙的方式来进行叙事，因此在情节上是碎片化和割裂的。如果按照原著的叙事方式来改编的话，会让观众产生一种迷惑感，于是剧集《陈情令》将时间线索进行了重新梳理，将魏无羡死前16年的事情按照时间线索进行叙述，确保了视听叙事的连贯性。此外，《琅琊榜》《御赐小仵作》《古董局中局》等作品都改变了传统的线性叙事的模式，以交叉蒙太奇、心理蒙太奇等电影化的讲述思维对叙事时空进行重组，也缓解了观众的审美疲劳。

随着网络文学的发展和流行，很多网络文学作品在类型上变得更加多样化和细分化，而电视剧制作方为了迎合当下观众的口味和需求，在改编时采用“类型+”的策略，以求在市场上获得更好的口碑和收视率。比如《开端》“青春校园 +悬疑”、《苍兰诀》“古装+玄幻”、《天才基本法》“青春校园+穿越”、《太子妃升职记》“穿越+爱情”、《周生如故》“古装+甜宠”、《炽道》“青春+体育”、《司藤》“玄幻+爱情”等，便是近年来这种策略的代表作品。热播剧《庆余年》杂糅了穿越、爱情、喜剧、权谋等多种类型元素；《盗墓笔记》则包括了冒险、悬疑、惊悚等刺激元素，这些由网络文学改编而来的电视剧呈现了类型交叉的特征，这样一来，传统电视剧美学风格和网文改编剧的美学风格融合杂糅，使剧集的故事情节更加丰富多彩，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和讨论，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观众的审美期待。

鲍德里亚认为，“消费是一个系统，它维护着符号秩序和组织完整；因此它既是一种道德（一种理想价值体系），也是一种沟通体系、一种交换结构”；消费既是消费者个人的行为，也是一种“主动的集体行为，是一种约束、一种道德、一种制度”。^［14］因此，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在娱乐大众的同时，客观上也承担着教化大众的社会责任。近年来，由网络文学改编而来的电视剧，力图剔除网络小说中包含的“耽美”等亚文化审美趣味，着重表现一种从“个人”的成长到“家国天下”的主流价值观。

耽美是一种源于日本文学界的浪漫主义思潮，在日语中，耽美与唯美为同义词，原本表达女性对爱情的纯洁向往，并以此体现出女性对男权社会规训的反叛。在日本少女漫画影响下，耽美这一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裂变，演变为以男性间恋情为核心的耽美文化，“这种通过男色消费、‘小鲜肉’消费来获得原始快感的粉丝经济，也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消费的一种体现”。“正是由于男色消费能在剧集市场中获得女性受众的青睐，所以在耽美小说的影视化过程中，‘卖腐’就成了耽美文学迁移至荧屏画面的重要特征。”^［15］很显然，如何改编耽美题材，使之契合主流道德价值观，就成为电视剧改编的一个焦点话题。诸如2016年播出的《上瘾》、2018 年播出的《镇魂》、2019年播出的《陈情令》，虽然均改编自耽美题材网络小说，但在剧作中都剔除了网络小说文本中的耽美情节，而采用了“双男主”设置，将耽美情转化为兄弟情。如电视剧《陈情令》中双男主魏无羡和蓝忘机，两人相互支持、共同成长，呈现的是一种胸怀天下的理想与抱负。

个人成长是文学、艺术创作中常用的母题策略。这种个人理想的实现与个人价值的彰显在都市青春题材电视剧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小说《杉杉来吃》重点讲述“霸道总裁”和“小白兔”的爱情故事。剧集《杉杉来了》编剧在改编时注重人物的独立性和成长性。剧集放大了平凡女孩薛杉杉被大老板爱上时的心路历程。她既没有刻意反抗，也没有顺其自然接受，而是更加努力工作，把自己变得更强大与独立，这种独立型的人格和逆袭的决心获得了观众的情感认同，展现了个体的存在价值。由墨宝非宝的《蜜汁炖鱿鱼》改编的《亲爱的，热爱的》，则重点呈现男女主有旗鼓相当的能力，他们不是依赖与被依赖的关系，而是彼此扶持，共同成长。由阿耐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欢乐颂》，以一种治愈性风格重点呈现了几个青年女性在职场和生活中面对生活压力和情感问题时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一起成长的经历。

近年来，诸如《甄嬛传》《花千骨》《芈月传》《楚乔传》《锦绣未央》《那年花开月正圆》《延禧攻略》等剧作的热播，“大女主”剧成为网络文学改编电视剧的另一引人瞩目的现象。一般认为，“大女主”剧以女性为主角，其叙事聚焦于女主人公底层逆袭的故事，铺陈其由“受虐”到“复仇”乃至“凯旋”的生命成长历程，以满足受众的痛感和爽感。在电视剧创作中，“大女主”剧虽然涉及各种题材，但相对集中于古代题材，尤其是宫斗题材。“大女主”剧的涌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性个人意识的觉醒。如《甄嬛传》细腻地叙述了一个对青春爱情充满向往的女性在尔虞我诈的后宫的人性挣扎以及反抗与复仇；《延禧攻略》描写了一个不愿逆来顺受的女性倚靠自己的情商和智商，单打独斗，打怪升级。《如懿传》则叙述了在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后宫中，女主人公粉身碎骨地追求“一夫一妻”的理想爱情。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在《阁楼的疯女人》这部著作中认为，女性写作存在着一个悖论：“她们一面在模仿男权文化的话语修辞，一面又试图打破已有的男权文化影响下的叙事模式，力图对男权文化传统进行消解，但是，传统的影子如影随形。女性作者名义上的独立写作，并不能完全实现女性独立的自我，而在潜意识中受到男权文化的桎梏。”^［16］诸多“大女主”剧虽然意在表达女性的个人觉醒与生命成长，满足了普通人渴望浪漫和逆袭的潜意识，但是，由于这种女性的成长，在剧作中终究无法逃离男性权力的影响，女性在男权社会的短暂逃脱，依然改变不了其最终的结局。与此同时，“大女主”剧作一定程度上“玛丽苏”化，叙事悬浮，缺乏现实基础情节，受众投射到女主身上所体验的，往往只是一种虚拟的快感。

《长安十二时辰》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并借鉴了美剧《反恐24小时》的制作策略。剧作叙述唐朝上元节前夕，长安城却因恐怖势力企图在当晚制造恐慌而陷入危局，因触犯“不义罪”而沦为死囚的张小敬，因通晓多种语言，熟悉长安城内人事、地理而临危受命，带领人马在十二时辰内抓住主谋、平息暴乱以拯救长安的黎民百姓。剧作每集以日晷这一古代计时器开头，渲染了日渐紧张的氛围；剧作在场景、道具和服装等视听美术上，以精益求精的电影化的质感，艺术地呈现了大唐气象。剧作最令人称道的，则是编导采取了“聚焦于底层普通人物的视角和叙事手法，与古装剧偏爱书写皇权威严、热衷于表现权臣内斗以及常用宫闱秘事、风花雪月的套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成为《长安十二时辰》的最大亮点”。^［17］剧作以小人物叙述大历史，围绕身为囚犯处于底层的小人物，身处逆境却不甘沉沦，在拯救一个城市的同时，实现了自我救赎，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如果说《长安十二时辰》挖掘了宏大历史背景下小人物的生命救赎与意义，那么电视剧《琅琊榜》则重构了传统文化的人性与权谋。剧作根据海宴同名网络小说改编，小说架空历史，叙述化名梅长苏的林殊，原本是赤焰军少帅，却因被人谋害而致使七万赤焰军含冤而死。12年后，死里逃生的林殊，以养病为由，重返京城，走上了夺嫡、惩奸、鸣冤的复仇之路，充斥了权力与计谋的较量和博弈。电视剧在改编时，保留原小说复仇情节，波澜壮阔地呈现了梅长苏设计铲除太子、誉王的左膀右臂，将靖王推上王位，最终实现了为赤焰军平反昭雪的目的。在复仇之路中，剧作着重强调了梅长苏的一副病体残躯。当年死里逃生留下的重病之身，将赤焰军过去的冤情，转化为现在进行时，如影随形，进一步强化了梅长苏洗却冤情的动力。与此同时，疾病发作的不可预测性，也平添了梅长苏复仇的难度，令他争分夺秒，在战胜对手的同时，还必须战胜疾病。当然，疾病本身在剧作中还具有隐喻的作用，任何复仇，任何权谋，如果其手段违背了人性，违背了正义，那么不论其动机如何高尚，它终究是有“病”的。导演孔笙认为，“本剧表面上有着复仇、权谋这些经典的戏剧元素，但是男主人公无论经历了怎样的黑暗，曾经的信仰被无情地埋葬，但是一颗赤子之心永远炽热，其目的也不仅仅是为了复仇，而是还要忠诚于正义和公道，去塑造那些不违初衷、惨痛中依旧执着于信念的不屈精魂，热血尚殷，良善难泯。这种超脱了个人情仇的立场，这样明亮坚强的人物、荡气回肠的主题、热血满怀的故事，我们希望带给观众的是更多的感动与深思，是情感和信仰的故事”。^［18］《琅琊榜》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剧作写权谋，但却跳出了权谋本身所潜藏的人性的黑暗，写出了人类历史本应该追求的人性的正义与光明。

电视剧《理想之城》，同样体现了生命意义价值观的重构。剧集改编自小说《苏筱的战争》，从剧名的更改，就不难看出电视剧和原著在价值观建构的差异。网络小说《苏筱的战争》，描绘了一幅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职场生态，叙述了女主人公苏筱的职场历险以及升级打怪的历程。电视剧《理想之城》改编时，一方面以现实主义的镜头语言，强化了职场生态的生活质感；另一方面，则重点塑造了女主人公苏筱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尽管职场充满了各种潜规则的诱惑和陷阱，但是，苏筱却拒绝同流合污，而是坚守自己读大学时的抱负，认真做一份“干净的造价表”。于是，在剧作中，女主人公犹如堂吉诃德一样，在职场左冲右突，历经坎坷而不悔，坚守“干净”的初心与职业操守。剧作在结局时，苏筱在面对集团改革时，大胆地提出了集团“全员持股计划”，致力于打造“一个员工和股东命运共同体的赢海，一个共同致富的赢海”。很显然，剧作所勾勒的这一蓝图，固然有理想的色彩，但是却切中了时代的主旋律，体现出网络电视剧改编所应该体现的时代精神。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文学影视剧改编，业已发展成为影视创作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它丰富了影视剧的创作类型，拓展了影视剧的审美空间，构建了一种新型的跨媒体叙事。

在这种新型的跨媒体叙事中，受众不再隐匿于市场背后，不再是不可见的对象，而是通过在网上对故事的追踪、点评和讨论，甚至作为粉丝，形成网络时代特有的受众生态，形成了独特的网感文化，影响了故事的走向和影视剧的改编。当然，纵观国产电视剧对网络文学的改编，业已不满足于早期网剧那种一味追求迎合粉丝的猎奇性、戏谑感、底层趣味与震惊体验，而是在尊重网络文学独特的美学生态的同时，力图通过叙述个人的成长历程，塑造一种新型的理想化的人格，建构一种更合乎人性的审美家园，实现网络化的诗意栖居。

编辑：杨丽雯

校对：李闽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