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区助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

作者：张恒龙

（上海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44）

       在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2020年，党中央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旨在扩大内需、拓展外需，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而“一带一路”倡议重在“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两者相互促进，高度融合。无论是提出的目的、理念还是发展要求，“一带一路”倡议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都是相互融通、互为补充的。如今，“一带一路”建设已开展整整十年，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承接点在新的时代肩负着更重要的任务，其良性健康发展将会是推进我国“一带一路”倡议与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

       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以下简称合作区）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资控股企业，通过在境外设立的中资控股的独立法人机构，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完备、主导产业明确、公共服务功能健全、具有集聚和辐射效应的产业园区。^①2006年，我国首家合作区（巴基斯坦海尔—鲁巴经济区）在巴基斯坦挂牌成立，合作区开始有了初步发展。早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一些企业就为了获得更多的出口配额、更低成本的原料供应，深耕当地市场，走向海外，建设开发区，这些探索可以被视为合作区的先声。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商务部将合作区定位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承接点并计划逐渐扩大建设数量、加快建设速度。2012年我国合作区数量仅为19个，在2013年政府政策的扶持下，我国企业积极实现“走出去”，建设合作区的数量逐年增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是我国建立合作区的重点区域，截至目前，纳入统计范围的合作区已经超过103家，其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建设的合作区有80家以上，合作区共计吸引入园企业近5400家。^②从经济效益看，截至2021年末，合作区吸收投资累计507亿美元，为东道国带来66亿美元的税收，为当地创造39.2万个就业岗位。^③

       “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走过十个年头，过去十年间“一带一路”建设成就斐然。在政策沟通方面：截至2023年6月底，累计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在设施联通方面：截至2023年6月底，中欧班列开行7.4万列，通达欧洲25个国家的200多个城市，“丝路海运”联盟成员单位超250家，“丝路海运”已通达全球43个国家的117个港口；在贸易畅通方面：2013年到2022年，中国与共建国家进出口总额累计19.1万亿美元，双向投资累计超过3800亿美元，其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过2400亿美元；在资金融通方面：截至2023年6月底，中国已与20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在17个共建国家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丝路基金累计签约投资项目75个，承诺投资金额约220.4亿美元；在民心相通方面：截至2023年6月底，中国已与144个共建国家签署文化和旅游领域合作文件，在44个国家设立46家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在18个国家设立20家旅游办事处，与72个国家和地区的352家民间组织结成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累计开展民生项目和各类活动500余项。^④“五通”每一方面的蓬勃发展都为沿线合作区的培育保驾护航。

       合作区不仅是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也是东道国实现经济增长的有力抓手。从我国视角看，合作区是国内企业“走出去”和实现产业转移的重要途经；从东道国视角看，合作区是外资流入的窗口，大规模的外资流入为东道国经济注入了活力，劳动力和资源的比较优势可以得到充分利用，为东道国带来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产业升级的契机。实现同共建国家的互利共赢是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秉承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合作区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承接点，是否切实为“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助力？具体如何发挥作用？针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既能够加深对合作区与东道国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解，又能为我国“一带一路”建设实现进一步的互利共赢和共同繁荣提供参考。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合作区的研究较早，涉及面也较为广泛。首先，一些学者发现合作区的建立对于国家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肖（Shaw）和约（Yeoh）总结了新加坡海外园区的建设经验和发展概况。新加坡对建设海外园区的积极探索，能够为我国合作区的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1］金叶珠（Yejoo）认为合作区可以发挥对外援助的作用，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2］其次，通过对合作区的进一步研究，有学者发现其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发展。王瑾（Wang）以中国国内建立的经济特区为例，研究了建立经济特区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特区吸引的外商投资流入并不排挤国内投资，还增加了当地工人的实际收入。^［3］同时，早期建立的经济特区能发挥更强的经济效益，经济特区的建设数量越多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强。也有学者认为合作区的作用不局限于此，它对当地产业和企业亦存在积极作用。布罗蒂加姆（Brutigam）通过采访非洲当地的东道主和中国开发商，定性评估了中国海外经济特区促进非洲产业结构升级的潜力，研究发现中国在非洲建立的海外经济特区为当地完善了基础设施，为企业投资提供了便利。^［4］最后，许多学者开始研究如何进一步建设合作区，从而最大地发挥其积极作用。曾智华（Zeng）总结了中非工业园区的经验和教训，针对如何进一步解放非洲园区的发展潜力提出了建议。^［5］马西罗（Masiero）等人指出中国建设的海外经济特区是以集团形式进行国际化，并且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市场进入模式，在总结海外经济特区的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分析出以集团形式进行国际化具有一定的优势，其中部分优势为集团能够从政府获得直接的政策支持。^［6］沈正平（Shen）等人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合作区进行了案例研究，提出建设合作区应当更加重视母国与东道国政府的沟通。^［7］萨瑟兰（Sutherland）等人研究了“一带一路”倡议及合作区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的制度脆弱性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作用，“一带一路”倡议会给东道国带来经济增长，但也许会对其政治权利产生影响。^［8］刘志高（Liu）等人以中白（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为研究对象，从政治经济和政治地理的角度对园区的发展和治理进行了分析，对中白工业园让中国与白俄罗斯实现互利共赢进行了验证。^［9］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于合作区的研究较为丰富，主要有三个研究方向：第一，合作区总体建设、布局和发展的相关研究。大多数学者们主要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对合作区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进行剖析和总结。洪联英和张云提出我国合作区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产业定位不清晰和区位选择错乱等问题，指出政府应改变模式，转向激发企业的自主性和能动性。^［10］关利欣等人将中国合作区的建设现状与新加坡海外工业园区加以对比，提出应借鉴新加坡海外工业园区的成功经验，加强合作区的产业定位和配套服务。^［11］沈铭辉和张中元分析了合作区为产能合作带来的优势，并指出合作区与“一带一路”倡议相融合的重要性。^［12］刘晨和葛顺奇指出合作区对东道国经济的良性影响包括三个阶段：在短期，改善东道国的投资、就业和税收；在中期，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在长期，充当东道国制度改革的试点。^［13］程大为和樊倩针对民营企业建设合作区的融资、绿色发展、政策适配、人员招聘等主要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14］詹晓宁和李婧梳理了全球境外工业园区的发展概况，并根据其发展特点进行了归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新一代园区的发展建议。^［15］刘洪愧论述了“一带一路”沿线合作区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践逻辑，并总结了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合作区发展的经验和思路。^［16］

       第二，合作区的具体案例研究。许多学者就某一个合作区的发展历程进行剖析，总结了适用于其他地方建设合作区的成功经验。比如，冯维江等人指出国内劳动力及原材料价格上升和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国内企业对合作区的需求强烈，并总结了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特点及发展经验，认为苏伊士经贸合作区的成功佐证了合作区对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价值。^［17］孟广文等人通过越南龙江工业园的案例，对园区内不同行业的投资效益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投资效益最高的是轻纺新材料和加工类行业。^［18］陈伟等人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为例，从制度和文化角度探究了合作区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促进作用。^［19］

       第三，合作区经济效益的实证研究。为了进一步确定合作区的积极作用，部分学者通过实证分析确定了合作区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一方面，合作区能够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李嘉楠等人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验证了合作区的建立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且其促进作用超过双边投资协定和自贸区协定，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合作区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具有替代作用。^［20］李金叶和沈晓敏则使用系统GMM方法研究海外园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加工制造和资源利用型的园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并根据建设区域不同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东南亚和南亚的海外园区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欧洲与非洲的海外园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则有负面影响。^［21］另一方面，制度环境会抑制对外直接投资，合作区能弱化这一作用。许培源和王倩从国家制度异质性以及合作区的集体行动、政府保障优势的角度建构了“一带一路”合作区的理论，实证研究表明国家间的制度异质性显著抑制中国的对外投资。^［22］而张宁宁和张宏则以A股上市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事件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会对投资产生负面影响，而合作区可以对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产生调节效应，从而弱化其负面影响。^［23］此外，合作区能够扩大贸易规模。徐俊和李金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合作区的贸易效应，研究发现合作区和对外直接投资都能促进贸易往来，并且对外直接投资在合作区的间接贸易效应中发挥中介效应。^［24］严兵等人运用双重差分法验证了合作区的设立显著扩大了东道国的贸易规模，并且进一步研究了合作区对贸易规模产生影响的可能机制，如制度环境、基础设施等。^［25］

       综上所述，首先，对合作区进行定性分析的相关文献较为丰富，但定量分析的相关文献较少，且大多数定量分析文献主要是以我国为视角探讨合作区发挥的经济效益，大多数集中于合作区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规模等经济指标的影响研究。相比之下，基于东道国视角对合作区的经济效益进行研究的相关文献并不多，对合作区与东道国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献则少之又少。其次，现有的实证研究大多重点关注合作区对相关经济指标的影响，而对其具体的影响机制和实现路径关注较少。基于此，在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采用渐进性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合作区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与异质性分析。

  （一）研究假设

       实现同共建国家的互利共赢是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合作区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承接点，秉承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提供助力。这种政策定位决定了合作区不仅是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也是东道国实现经济增长的有力抓手。据此，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H1：合作区有助于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

       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吸引并利用外商投资，这对于欠发达国家促进经济对外开放和补充国内资本尤为重要。同时，健康可持续的对外开放对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或缺的，贸易规模深刻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对外开放的发展程度。站在东道国视角，合作区是外商投资流入的窗口，而大规模的外商投资流入为东道国经济注入了活力。据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H2：合作区通过吸引外商投资流入和扩大贸易规模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国内营商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会对合作区的经济助推作用产生影响。并且不同类型合作区具有不同的主导产业，其主导产业的发展可能会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不同的作用。据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H3：合作区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受东道国经济特征差异以及合作区类型的影响。

（二）模型与变量说明

       本文采用渐进性双重差分模型，设定如下：

       Y_i,t = α + βPark_i,t + φx_i,t + μ_i + v_t+ϵ_i,t

       其中Y_i,t 为被解释变量，i代表国家，t代表年份。Park_i,t 为解释变量，x_i,t代表控制变量。μ_i表示国家个体效应，v_t表示时间效应，ϵ_i,t  表示随机干扰项。

       各变量的选取与说明如下：（1）被解释变量：考虑到人均国民产值更能反映经济增长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本文实证分析的被解释变量选用人均国民产值（lnPGDP）。（2）解释变量：Park_i,t 为核心解释变量，如果t年我国在东道国i建立合作区则Park_i,t 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本文机制分析中所用的主要解释变量为外商投资流入（lnFDI）、贸易规模（lnTrade）。（3）控制变量：控制变量选用反映劳动力规模和市场规模的人口总数（lnPop）、反映自然资源禀赋及依赖程度的自然资源产出比（Natural）、反映营商自由程度的商业自由度指数（Business freedom）、反映就业水平的失业率（Uem）、反映研发水平的科研文章数量（lnPaper）。

（三）基准回归与稳健性检验

 1.基准回归

       如表3（1）~（2）所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Park）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建设合作区可以显著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所以本文第一个假设H1成立。（2）中基准回归显示，除科研文章数量（lnPaper）外，控制变量都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人口总数（lnPop）显著为负，因为被解释变量选用人均国民产值（lnPGDP）来衡量经济增长，人口数量越多，人均所得到的经济增长的福利就越少。自然资源产出比显著为负，说明过于依赖自然资源不利于经济增长，商业自由度指数（Business freedom）显著为正，说明更加开放自由的商业氛围和营商制度有助于经济增长。失业率（Uem）显著为负，说明就业水平提高会促进经济增长。

2.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运用双重差分方法（DID）的重要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检验，即在东道国建立合作区之前，东道国人均国民产值的变化趋势和其他没有建立合作区的国家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如图1所示，本文以在东道国建立合作区的第一年为基年（图1中横坐标为0）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置信区间为 -0.05至0.05，结果表明在建立合作区之前，建立合作区的东道国（处理组）与没有建立合作区的国家（对照组）在经济增长方面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平行趋势检验通过。

     （2）随机生成伪处理组的安慰剂检验

       样本中60个国家中有27个是合作区的东道国，本文从样本中随机抽取27个国家作为合作区的东道国，形成安慰剂检验中的伪处理组，其余设定为没有合作区进入的国家，然后构建安慰剂检验的虚拟变量Park_f。在随机生成伪处理组的条件下，Park_f的回归系数应该在零点附近，即Park_f不会对被解释变量产生影响。为避免其他随机事件的干扰，将上述过程重复500次后，发现Park_f的回归系数的均值接近于0，而且p值基本都大于0.1（图2中横虚线所示），实际估计系数0.0719（图2中竖虚线所示）在安慰剂检验的估计系数中大致属于异常值。所以安慰剂检验通过，上述渐进性双重差分模型的结果是可靠的。

      （3）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合作区的建设数量可能也会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故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Park）替换为合作区的建设数量（Zones）对基准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替换后的核心解释变量（Zones）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合作区的建设数量对东道国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

       前文基准回归的研究结论说明了合作区有助于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本文将继续对合作区助力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异质性进行分析。

      （一）基于外商投资的机制分析 

       由表5（1）~（2）所示，合作区（Park）对经济增长（lnPGDP）和外商投资流入（lnFDI）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合作区在对东道国起到经济助推作用的同时，也是外商投资流入的窗口，显著增强了东道国对外商投资的吸引能力。

       外商投资对于“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对外直接投资是集合资本、先进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理念等经济要素的整体跨国流动，大规模的外商投资流入可以对东道国国内各种稀缺要素进行补充。第一，外商投资流入可以直接补充东道国国内的资本存量，带来直接的资本效应从而拉动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第二，外商投资进入东道国市场后，外资企业的生产活动会自发地带来更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理念，比如，外资企业在雇佣和培训东道国当地员工时就会自然向东道国输送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理念，且外资企业还会对东道国本地企业起到模范作用，成为行业中学习的对象，从而加速东道国本地企业的革新和发展。第三，外商投资在进入东道国市场的短期内，会对本地企业原来的市场结构产生冲击，同行企业之间的竞争会形成“创造性破坏”，经营水平较低的企业会被迫参与技术革新或者被逐出市场。从长期来看，行业内的竞争最终将提升行业整体的技术水平，实现行业整体的进步与发展。与此同时，行业作为一条产业链的组成部分，该行业上游和下游企业也将从中受益。另外，本文对外商投资流入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上也进行了实证检验，由表5（3）所示，外商投资流入（lnFDI）能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lnPGDP），且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并结合表5的回归结果，本文认为外商投资流入是境外经贸合作区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机制之一，即境外经贸合作区可以通过扩大东道国的外商投资流入来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二）基于贸易规模的机制分析

       如表6（1）和（2）所示，合作区的建立（Park）对东道国的贸易规模（lnTrade）有正向扩大作用，而且贸易规模（lnTrade）的扩大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会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lnPGDP）。贸易规模反映出一国对世界经济的参与程度，发展对外开放经济并参与到国际产能合作和国际分工中是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合作区会对所在东道国带来外商投资流入和贸易规模扩大，而二者都会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外商投资流入也会对东道国的贸易规模产生影响，由于外商投资流入会带来间接的贸易效应，这可能会是贸易替代效应或者贸易创造效应，所以还需要分析外商投资对贸易规模的影响。

       对于外商投资对贸易规模的影响，本文采用实证检验结合理论分析的方法进行论证。首先，如表6（3）所示，外商投资流入（lnFDI）对东道国的贸易规模（lnTrade）有显著扩大作用。其次，本文结合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对投资的贸易效应进行了解释，小岛清以上世纪70 年代日本与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美国是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国际投资，这种投资的目标是提升母国相关产品的东道国市场份额，投资表现出贸易替代效应；而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象是非比较优势产业，也就是所谓的边际产业，日本对母国不具备比较优势而东道国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国际投资，投资表现出贸易创造效应。通过合作区进入东道国的外商投资大多是基于产业转移目的的垂直投资，符合上述理论分析中边际产业的特征，表现出贸易创造效应。

       再者，本文将继续结合雷蒙得·弗农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在理论角度进行分析。产品的“生命周期”可分为三个阶段：创新阶段、成熟阶段、标准化生产阶段。在创新阶段，产品刚研发出来作为技术密集型产品并且具有垄断优势，母国在此阶段会以较高的价格进行出口贸易，而不会进行对外投资；在成熟阶段，母国国内相关要素价格开始上升，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对手和贸易壁垒也开始出现，母国在此阶段会开始进行对外投资来取代出口贸易，表现出贸易替代效应；在标准化生产阶段，随着生产技术的普及和生产成本的提高，产品逐步从技术密集型转变为资源和劳动密集型，母国在此阶段为了获取更低的生产成本，会在资源和劳动力方面有比较优势的东道国进行对外投资，将母国国内成熟的生产线转移到东道国。然后产品将从东道国进行出口或者返销回母国，外商投资表现出贸易创造效应。“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具备劳动力和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并且秉承“一带一路”战略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发挥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实现母国国内的成熟产业转移和带动东道国的产业升级，符合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标准化生产阶段的特征，现阶段“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的外商投资流入表现出贸易创造效应。

       至此，本文第二个假设H2成立：合作区通过吸引外商投资流入和扩大贸易规模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

（三）合作区、外商投资、贸易规模、经济增长的关系

       结合前文的分析，本文将境外经贸合作区、外商投资、贸易规模、经济增长这四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如下论述：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使得东道国增强了对外商投资流入的吸引能力，外商投资进入东道国之后为东道国带来了资本、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理念等方面的补强，且发挥了模范作用，加速了东道国当地企业和行业的深刻变革，这些影响都为东道国实现更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助力。此外，现阶段“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的外商投资流入表现出贸易创造效应，即外商投资流入显著扩大了东道国的贸易规模。而且，境外经贸合作区也显著扩大了东道国的贸易规模，为东道国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和国际贸易提供了重要平台。贸易规模的扩大使得东道国进一步参与全球经济、发展对外开放经济，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所以，四者之间的关系具体如图3所示：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强化了东道国的外商投资流入，扩大了东道国的贸易规模，其中外商投资流入同时也带来了贸易创造效应，这又进一步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四）异质性分析

1.基于东道国不同经济特征的异质性分析

东道国具有不同的经济特征，在国家收入水平和营商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可能会对合作区的经济助推作用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在基准回归中纳入核心解释变量（Park）与其他变量的交互项，通过观察交互项的系数来探究合作区在经济助推作用中的异质性，得出如下检验结果：

       第一，在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合作区的经济助推作用更强。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发布的国家收入水平分类标准，将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分别编号为4、3、2、1形成新的变量收入层级（Icome group），然后将核心解释变量（Park）与收入层级（Icome group）的交互项纳入基准回归，如表7（1）所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合作区的经济助推作用更强。说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会从合作区附带的产业转移中受益更多。这也表明合作区在促进沿线共同繁荣、缩小贫富差距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二，合作区可以发挥制度替代作用，在营商环境较差的东道国，合作区所起到的制度替代作用更为显著。表7（2）中核心解释变量（Park）与商业自由度指数（Business freedom）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表明在商业自由程度较低的国家，依靠双方政府政策的支持，合作区可以发挥制度替代作用，弥补当地营商制度方面的不足，改善当地的营商环境从而起到更强的经济助推作用。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就在国内开展了经济特区的相关实践，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以及福建的厦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政府也为经济特区配套实施了相关政策法规，主要包括：保护私有产权，鼓励外国投资者在经济特区创办企业；给予强力的税收优惠政策；外商投资可以依法取得土地开发权和经营权等。在政府政策的充分支持下，国内的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极大促进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为国内的经济增长带来了新的契机。“一带一路”沿线合作区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国内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合作区在双方政府背书的前提下，保证了外商投资的质量和安全性，在双方政府的沟通协调下在合作区内实施了独特的政策法规，由此产生的良好便利的营商制度使得合作区相较于东道国其他地区具备更强的经济效益。而在营商环境较差的东道国，合作区所起到的制度替代作用自然就更为显著，从长期来看，合作区内优秀的营商制度也会为东道国相关制度的改进起到示范作用。

2.基于合作区类型的异质性分析

       根据合作区的主导产业不同将合作区分为农业合作区、工业合作区、高新技术合作区、物流合作区、综合产业合作区，然后进行分组回归，如表8（1）~（5）所示，农业、工业、高新技术合作区都能显著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而物流合作区、综合产业合作区影响作用尚不显著。

       第一，农业、工业、高新技术合作区都能显著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从影响系数来看，农业合作区和工业合作区表现出的促进作用更大。因为这两类合作区的发展可以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在资源和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使得丰富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可以更好地参与到当地的经济建设中来。而且，在国内资源成本压力增大、产业转移的背景下，这两类合作区符合我国的投资诉求，是双方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合作区。高新技术合作区也在全球科技革命的大背景下为沿线东道国带来了资本与先进的技术，这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助力。

       第二，物流合作区、综合产业合作区的促进作用尚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是这两类合作区的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的总体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关系密切。如物流合作区的发展依托于“一带一路”沿线整体的设施联通、经贸活动的活跃程度，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的设施联通有投资规模大且投资回报周期长的特点，物流合作区暂时未表现出明显的经济助推作用。同时，综合产业合作区主要开展多元化发展，这就更加依赖于“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的推进，物流合作区和综合产业合作区的发展仍需要时间积累和进一步的探索。

       至此，结合两个异质性分析的结果，本文第三个假设H3成立：合作区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受东道国经济特征差异以及合作区类型的影响。

（一）结论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可得，“一带一路”沿线合作区的建立显著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这深刻印证了作为“一带一路”战略重要承接点的合作区，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的共同繁荣提供助力，这也有力回应了国际上某些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质疑。其中，合作区可以通过增强东道国对外商投资的吸引能力以及扩大东道国的贸易规模这两条路径来助推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合作区对收入水平较低、营商环境较差的国家具有更强的经济助推作用，经济发展较落后、营商环境较差的国家能够从合作区的发展建设中受益更多；另一方面，在符合我国当下投资诉求的情况下，农业、工业合作区凭借东道国在资源和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表现出了较强的经济助推作用，而且在资本和技术的注入下高新技术园区也为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物流合作区、综合产业合作区的经济助推作用尚不显著，主要因为其受限于设施联通回报周期长的问题，且多元化发展需要时间的积累以及“一带一路”更高质量的建设。

（二）政策启示

       第一，扩大合作区建设，优化企业营商环境。合作区继承了中国经济特区建设的成功经验，在双方政府的沟通协调下，合作区内配套实施了独特的政策法规并提供了各类便利服务，由此产生的良好便利的营商环境使得合作区相较于东道国其他地区具备更强的经济效益。而在营商环境较差的东道国，合作区所起到的制度替代作用自然就更为显著，有效改善了东道国原本不利的营商环境，从长期来看，合作区的制度替代优势也会为东道国进一步的国内相关制度改进起到示范作用。所以，扩大合作区建设，充分发挥制度替代优势，为入驻企业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从而更好地生产经营，缩小与沿线国家的贫富差距。

       第二，加强国际经贸合作，因地制宜建设合作区。合作区的成功运营为开展新时代背景下的国际经贸合作提供了一些经验和参考。一方面，国际经贸合作要重视双方的共赢，比如，合作区在实现母国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也为东道国带来了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契机，共同繁荣、合作共赢是国际经贸合作是实现深度合作、长远发展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在国际经贸合作中还要重点关注各项经济指标的变化，因地制宜建设各国的特色合作区。通过研究具体的影响机制和实现途径，为国际经贸合作的开展提供了落脚点和发力点，重点发挥中间机制的传导作用，实现国际经贸合作的经济效益最大化。同时，应加强合作双方的政策沟通并建立起适用的配套制度，从而更好地释放国际经贸合作的潜力。

       第三，打造合作区之间的联动平台，助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双循环”中的新国际大循环的构建需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且“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密切往来将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过去对传统国际大循环的依赖，这也是在全球大变局之下，各国谋求国家经济发展和生存的战略选择。应在合作区之间打造一个互联互通的共享平台，搭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之间合作共赢的桥梁，实现合作区之间的联动发展。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团结互助无疑会进一步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使国际经济关系得到更加多元、平衡、健康的发展，从而加速形成国际大循环新格局，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进程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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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文哲

校对：杨丽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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