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景与银幕之间：早期罗马尼亚电影与重新发现“消失的”女性电影先驱

       你既能感受到档案内容的力量，也会明白不可能破译这些内容。你会意识到，想象一个人能够真正地重建过去是一种幻想。这里存在着一种张力，甚至是一种冲突。出于收集并阅读所有资料的热情，我们陶醉于丰富壮观和内容充实的档案资料。但从逻辑上讲，要使一份文献具有意义，就必须对其进行直言不讳的质疑。^［1］

        尽管女性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时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但她们作为艺术家、表演者、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在巴尔干半岛和东欧的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鉴于很少有女性的名字出现在国家电影史年鉴上，人们可能会轻易得出结论：女性完全没有参与该地域早期的电影制作活动，电影只是“男人的事”。本土学术研究几乎只关注男性电影先驱的传记和贡献，如马纳基斯兄弟（Manakia brothers）、约瑟普·哈拉（Josip Halla）、西格蒙德·韦恩伯格（Sigmund Weinberg）、里昂·波佩斯库（ Leon Popescu）、卡罗尔·格罗斯曼（Karol Grossman）、路易斯·皮特罗夫·德·比里（ Louis Pitrolf de Beery）和斯维托扎尔·博托里奇（Svetozar Botoric），并且往往强调他们的冒险精神、创新精神。即使女性的名字确实出现，她们也只是退居于决定论叙事背景下的次要角色。这不仅是由于早期电影遗产的遗失，^①也是由于 “姓名驱动的电影史”^［2］1和国别电影史学术研究占据了早期电影史研究的主导地位。这些学术研究侧重于对电影作品的解读，缺乏新电影史提出的更为全面的方法论。简·盖恩斯（Jane Gaines）指出，早期电影史关注作者论，意味着“作者”这一概念是对父亲们的浪漫赞颂和对个人创造力的幻想，这削弱了女性在电影制作工业过程中的参与度和流动性。^［3］尽管这种研究方法在巴尔干和东欧早期电影学术研究中占主导地位，但一些新研究正在浮出水面，包括电影观众、电影文化和女性贡献等问题，并在逐步改变既往的研究范式。

       最近有关早期电影学和女权史交叉领域的研究表明，妇女在电影制作、放映和发行中担任了各种不同的角色，包括导演、制片人、演员、剪辑师、影院老板等；研究者重新评估了她们对电影叙事和地方电影产业发展所做的贡献。然而，雪莱·斯坦普（Shelley Stamp）认为，女性作为早期电影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如何在国家、地区和全球背景下参与相关活动等方面，还有待开展大量研究。^［4］尽管实证研究表明，在全球早期电影中，女性不仅出现其中，而且具有一定影响力；但相关历史知识并不稳定，有些电影学者认为我们需要接受 “不可知”和 “女性主义媒介史学实践中失落的部分”。^［2］1

       学术界试图拯救被遗忘的女性先驱和艺术家，认为她们是“由于被压抑的记忆或史学意识形态而迷失”的群体；^［5］然而，这类学术努力大多限于北美或西欧。巴尔干国家早期电影史中很少有女性身影，并且往往止步于女演员和明星的银幕再现，如关于国际著名斯洛文尼亚女演员伊塔·里娜（Ita Rina）的选集。^［6］公众甚至学术界普遍认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中欧、东欧和东南欧的历史语境中，没有发生妇女运动或发展女权事业，但事实恰恰相反，多部关于该地区积极行动的女性人物传记展示出“丰富多彩的女权活动”。^［7］1-2

        尽管女性鲜见于国家电影史中，也没有出现在电影经典和“影史最佳”片单中，但档案中却保留着她们存在的痕迹；即使女性在档案中明显缺席，她们存在于社交界和文化界并发挥作用的痕迹也会在报刊上保留下来。在做档案研究时，我发现对该地区早期电影制作实践和电影文化作出重要贡献的是一些才华横溢、成果斐然且富有创新精神的女性人物，如宝琳娜·瓦利奇（Paulina Vali?）和玛利亚·戈勒（Maria Goller）——萨拉热窝、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最早的永久电影院老板，玛丽亚·尤里奇·扎戈尔卡（Marija Juric Zagorka）——克罗地亚女记者、女作家和两部无声电影的编剧，伊利达·斯卡拉维奥（Irida Skaravaiou）——希腊第一位知名女影评人、女记者。

       本研究旨在丰富早期电影研究和女性主义史交叉领域的最新学术成果，聚焦舞台表演艺术家、演员、戏剧导演和罗马尼亚第一位女性电影制片人马里奥拉·沃伊库列斯库（1885—1976 ）的个案研究，重新评估女性在罗马尼亚和巴尔干地区早期电影中的作用。本研究以第一手档案资料和二手材料为基础，特别是聚焦戏剧和艺术报道的期刊《斜坡》（Rampa）、布加勒斯特出版的几份日报（《晚报》《未来报》和《真理报》）、罗马尼亚电影档案馆和罗马尼亚国家档案馆的档案文件、罗马尼亚学院以及布加勒斯特国家剧院的摄影作品集。我重新打开这些档案资料，尝试理解沃伊库列斯库的电影作品，并重新评估她对早期罗马尼亚电影的贡献；与许多参与默片制作的女性一样，她的贡献由于各种原因（意识形态的、物质的、记忆的）而不为人知或无人关注。本文从“消失”和“不可知”两方面反思女性电影史的写作行为本身，以“消失的”女性电影先驱沃伊库列斯库为例，考虑到巴尔干半岛早期电影研究方法上的缺陷（保存下来的电影和文件稀缺、由于经费不足带来的数字化资料短缺、难以获得档案材料），^①我还希望对罗马尼亚和巴尔干半岛早期电影中女性发挥的作用及其可见性开展更广泛的思考。

      罗马尼亚电影史的本土学术研究提及沃伊库列斯库的次数屈指可数，虽然她参与里昂·波佩斯库制作的早期故事片的情况偶尔受到关注，然而她的名字在国际上鲜为人知。^①有关这一时期最全面的著作强调波佩斯库—沃伊库列斯库合作模式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未能建立起富有成效、有所成就的本地电影工业。^［8］31-35这可能是由于她参与制作的电影均无幸存，^②也可能是因为尚未有人就有关她的戏剧和电影活动的现有档案资料专门开展系统化阅读。现有研究将里昂·波佩斯库看作解读这些早期电影制作的关键，本文尝试转向沃伊库列斯库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她作为戏剧明星的能动性和地位，以及她作为戏剧导演的专业经验，这些方面有可能为理解早期罗马尼亚电影史提供不同视角。

      沃伊库列斯库去世后，她的个人回忆录于2003年出版，除了简短提及她曾管理布加勒斯特国家军事宫剧院之外，没有涉及她参与电影行业的情况。乍看之下，虽然她在创建电影制片厂和发展罗马尼亚早期电影工作中有所贡献，但是在她成果斐然的戏剧生涯对比之下，这些贡献则黯然失色。在戏剧界，沃伊库列斯库被称为“神圣妖物”，并与莎·贝恩哈特（Sarah Bernhardt）和埃莉奥诺拉·杜丝（Eleonora Duse）等著名舞台女演员齐名。^［9］13戏剧评论家称她“光彩照人、魅力四射，魅力如美女蛇般难以抗拒”，是一位“时尚”艺术家和“法国戏剧的理想歌者”。^［9］15她是名为“马里奥拉·沃伊库列斯库” 的罗马尼亚剧团的第一位女导演，罗马尼亚政府因其职业成就而授予她“优秀艺术家”的称号。1912 年 6 月 4 日，《斜坡》头版刊登了她的全身照，并配发了关于她成立以自己姓名来命名的剧团的报道。沃伊库列斯库身着巴黎最新时装，侧身站在镜头前，端装大方，面带微笑，凝视着观众和读者。沃伊库列斯库是一位雄心勃勃、事业有成的艺术家和戏剧导演，她在文化界颇具影响力，并在当时主要的文化艺术期刊《斜坡》上发表了大量戏剧评论文章。是什么吸引着沃伊库列斯库投入时间、经历和才华来制作当地电影？为什么她在罗马尼亚早期电影发展进程中的贡献为人遗忘，并且参与度和历史影响力不断降低？

      一些资料显示，^① 1912至1913 年期间，她可能独立或合作撰写了 8 部剧本，^［10］526并且独立导演或者与康斯坦丁·拉多维奇（Constantin Radovici）合作导演了6部不同类型的故事片（包括感伤片、冒险片和历史片），这些电影的制片人是里昂·波佩斯库。据莫妮卡·米塔卡（Monica Mitarca）回忆，她是唯一一位在罗马尼亚共产主义制度建立前已创作剧本的女性，曾创作剧本《多瑙河之旅》（Voiaj pe Dunare）和《水手的爱情》（Dragostea marinarului），并与康斯坦丁·拉多维奇共同创作了《费多拉》（Fedora）、《维奥利卡》（Viorica）、《侦探》（Detectivul）和《公主的爱情》（Amorurile unei printese）的剧本。^［10］526无论如何，沃伊库列斯库目前是罗马尼亚的第一位女性电影导演；考虑到当时罗马尼亚妇女不享受任何政治权利，依附于她们的男性监护人（丈夫、父亲、叔叔等），且没有太多职业选择的可能，因此，她在电影业的工作是一项十分显著的成就。

      沃伊库列斯库是20世纪初期最优秀的女演员之一，她曾在罗马尼亚的戏剧舞台上独占鳌头，塑造了深受大众喜爱的歌唱家和明星形象。^［9］13她14岁进入布加勒斯特戏剧艺术学院（自1900 年至 1903 年在该学院学习），并在罗马尼亚著名女性舞台表演家阿里斯蒂扎·罗曼内斯库（Aristizza Romanescu）和亚历山德鲁·达维拉（Alexandru Davila）的指导下接受训练。她于1904年1月13日在布加勒斯特国家剧院首次正式登台，在罗马尼亚诗人兼剧作家哈拉兰布·乔治·莱卡（Haralamb George Lecca）创作的戏剧《贞洁女神》（Casta Diva）中出演女主角。沃伊库列斯库的气质激情洋溢、热烈奔放，适合需要强烈情感的舞台表演，这与她所扮演的女主角如出一辙，能够调控观众的注意力；正如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一位剧评人所指出的：“很少有演员能像沃伊库列斯库一样控制观众的渴望和狂热。”^［9］13

      沃伊库列斯库嫁给了一位杰出的律师、诗人和政党领袖杨·约内斯库-昆图斯（Ion Ionescu-Quintus）：“我结婚是为了让父母看到我结婚。他像崇拜偶像一样崇拜我。”^［11］1903年，17岁的她违背个人意愿生下了儿子保罗·沃伊库列斯库·昆图斯（Paul Voiculescu Quintus）；在此之前，她曾“想尽一切办法”堕胎，^［12］这一时期也恰好是她戏剧生涯的开始。沃伊库列斯库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承认我喜欢被追求、感受被爱和被需要。我的许多仰慕者都是精致、出众和优雅的人物。”^［13］230尽管沃伊库列斯库结过三次婚（对当时的女性而言可谓离经叛道），但在她的戏剧生涯中，尤其在创建她自己的剧团时，她一直保留着自己的姓氏。        

      新闻界密切关注她的戏剧生涯，关于她旅行、表演以及活动的新闻充斥着《斜坡》的版面，并出现在每天的《晚报》和《真理报》上。鉴于《斜坡》是一本由戏剧专业人员编辑的文化刊物，我将在下文中关注《斜坡》的选文，以了解该期刊是如何将电影这种新出现的流行视觉媒介加以构建和推广的。此外，出于对戏剧领域的重点关注，《斜坡》用更多的篇幅强调了沃伊库列斯库的明星形象，并突出了她在当时艺术界的地位。《斜坡》是一本定期发行的刊物，专门刊发与戏剧、音乐、文学、体育和艺术相关的文章和信息，由尼古拉·杜米特鲁·科恰（Nicolae Dumitru Cocea）和亚历山德鲁·达维拉创办；作为向艺术家和公众提供信息、评论和指导的刊物，该刊以戏剧报纸《喜剧》（在法国出版）为蓝本。其创刊号于 1911 年 10 月 14 日发行，共印刷3000 份，在1911 年至 1946 年期间每周出版六期。当时尚未有专门的电影刊物，有关布加勒斯特电影活动的新闻或多或少定期出现在各类报纸中，包括《晚报》《未来报》和《真理报》。科恰既是活跃的政治人物，也是一名支持1907年农民起义的社会主义者；而达维拉则是一位知名戏剧导演、作家和剧作家，他在1905年至1914年担任布加勒斯特国家剧院院长期间，推动了剧院的重大变革，他改革了罗马尼亚的戏剧舞台，使戏剧、舞台布景、服装和表演更加现代化，“用自然的谈话语调取代高谈阔论”，^［9］13沃伊库列斯库对这些革新表示赞赏。沃伊库列斯库曾在达维拉任职期间加入国家剧院，在回忆录中，她饱含深情地回忆达维拉及他对舞台表演产生的影响：“罗马尼亚戏剧诞生了。以前的一切做法都已过时；现在，真正的现代戏剧开始了。流程现代化了，舞台上不再有激情昂扬的朗诵，而是出现了雅致的服装和舞台家具。我们，艺术家，开始意识到迫切需要穿着典雅和时尚的意义。”^［13］36随着亚历山德鲁·达维拉领导的现代剧院解散，沃伊库列斯库于1912年夏天组建了自己的剧团，并将一批才华横溢的演员如蒂娜·巴尔布（Tina Barbu）、扬·马诺列斯库（Ion Manolescu）、贝贝·斯特内斯库（Bebe Stanescu）纳入麾下。

      女权主义记者艾克塔丽娜·莱克维索（Ecaterina I. Raicoviceanu）用笔名富尔曼（Fulmen）在《斜坡》上定期发表关于沃伊库列斯库剧团的报道，向读者介绍最新消息、排练情况、表演人员和节目安排。富尔曼对沃伊库列斯库重返布加勒斯特舞台充满热情，高度关注她自己剧团新演出季的开幕，在头版报道了剧团首部作品《费多拉》^①的排练情况，并配有沃伊库列斯库的全身照，同时刊发《与剧团杰出导演的谈话》这篇文章（《斜坡》， 1912年8月5日）。在访谈中，富尔曼指出了女性观众和读者群的存在：“沃伊库列斯库女士，服装怎么样？我们女人们都对这方面非常感兴趣，我知道您有出色的品味和优雅风度。”富尔曼还描述了与沃伊库列斯库的会面细节，沃伊库列斯库站起来迎接她，身着白色西服的她看起来苗条而时尚：“她美丽的脸庞散发着梦想成真的喜悦，聚集在她周围的人才无可否认地证明了沃伊库列斯库女士的满意是有道理的”（《斜坡》，1912年8月5日）。在演出季开幕前的一个月，富尔曼热情洋溢地撰写了有关开幕式的筹备工作和剧团的剧目介绍：

      对于那些熟悉沃伊库列斯库女士的剧团的人而言，一次又一次的排练意味着这个演出季必将获得无与伦比的成功。这位年轻的导演勤奋努力、受人爱戴，艺术家们从未像在她的指导下排练得这般投入。……《费多拉》是沃伊库列斯库女士的开幕剧，她在剧中的角色将成为这个时代的代表作之一 ……布加勒斯特的人民是绝不会抱怨的，并且我相信沃伊库列斯库剧团充满魅力的大厅里将座无虚席。（《斜坡》， 1912年8月14日）

      1912年9月20日，该剧首演一周后，《斜坡》宣布出版一本精装书《生命之春》（In the Spring of Life），书中配有艺术插图，作者是“伟大的剧作家”沃伊库列斯库，内容是她对自己舞台生涯初期的回忆。这一广告出现在九月底前的每期报纸上，证明了她作为舞台演员、作家和如今的戏剧导演的声望和地位。1913年全年，沃伊库列斯库的戏剧活动新闻也出现在《晚报》和《真理报》上。1913年9月17日，沃伊库列斯库的肖像（看起来坚强且反叛）登上了《晚报》的头版；1913年10月5日，她的照片再次出现在头版，宣布现代剧院演出季的开幕。1913全年，《真理报》同样定期刊登沃伊库列斯库剧团的广告，1913年10月2日刊发对她重返舞台的采访报道，1913年10月31日刊发她在戏剧《玛纳斯》（Manasse） 中所饰角色的采访报道。总之，沃伊库列斯库拥有令人惊叹的戏剧生涯、因表演获得的好评、在观众中获得的极高人气和鲜明的商业特质，这些因素无疑促使她决定与里昂·波佩斯库一起参与第一批罗马尼亚电影的制作。

      自1912年9月起，布加勒斯特对新视觉媒介的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变，与此同时，《斜坡》突然增加了在该市定期举办电影展的公告。这表明电影开始引起戏剧表演者、作家和艺术家的关注，并在布加勒斯特的文化精英中获得了更多的文化价值和意义。例如，《斜坡》开始定期在“电影”标题下发布古典剧院的放映公告（《斜坡》， 1912年9月15日、1912年9月29日、1912年10月11日）。根据这份公告，古典剧院每晚演出一小时，每周更换两次电影节目。这个标题出现在当日“戏剧”节目的下方，定期提供三个剧团的消息：国家剧团、沃伊库列斯库剧团和里昂·波佩斯库剧团。1913全年，越来越多的新闻报道了电影正在成为布加勒斯特一种欣欣向荣的流行艺术形式，特别是在《斜坡》上“电影年表”的半定期专栏专门介绍这一新的艺术媒介形式。在一个讨论电影、戏剧和观看行为问题的专栏中，一位记者指出：“电影创造了新观众，因为它是所有演出中最具吸引力的新型表演，它最浅显易懂、最丰富多彩、最别有风趣、最节约成本，这些节目吸引了过去从未去过剧院的新观众。”（《斜坡》，1913年4月27日）

      通过这一时期发表在《斜坡》上的简短新闻和文章，我们也可以看到，看电影已成为这座城市社交活动和夜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篇题为《电影院》的短韵诗就是例证，它将古典剧院称作电影场所，并将“看电影”描述为日常休闲活动的常规内容（《斜坡》， 1912年10月7日）。此外，另一则于1913年4月底刊发在《斜坡》上的公告指出，布加勒斯特有82家电影院。这则简短公告中电影院的数量之多使人惊讶，并暗示了20世纪初期电影院在罗马尼亚首都的日益普及。一个月后，一个专门讨论布加勒斯特电影院的专栏根据影院舒适度和电影节目质量发布了最佳影院排行榜，此排行榜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当时最富丽堂皇、设备最精良的电影院之一是“剧院电影院”古典剧院，其经理尼古拉·格里戈雷斯库（Nicolae Grigorescu）是国家剧院的一名演员。在该剧院成立一周年之际， 《斜坡》上的“电影年表”记述了管理者如何确保该剧院欣欣向荣以及吸引布加勒斯特观众热情的事例。记者认为，古典剧院财政稳定，可以选择“教育公众”的电影，因此，在当时的首都电影院中处于领先地位。记录显示，大多数罗马尼亚无声电影，包括沃伊库列斯库和里昂·波佩斯库制作的影片，都于1913年在古典剧院首映和放映。鉴于古典剧院的上流社会地位和所有权明确，古典剧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剧院和电影院之间的桥梁。该影院的标志也证明这一点，我将在下文对此进行讨论。

      1912年8月，一则有关古典剧院的广告刊登在《斜坡》上，其设计引人注目，广告中的女性形象丰满，效仿古希腊时期的古典雕塑和镶嵌画，画中女人手持提灯/投影仪，照射并点亮了新艺术风格字体排版的“Clasic”（古典）一词。下方的说明文字写道：“全国规模最大、最为奢华的场所。”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使用了身材丰腴的女性形象，这无疑象征着古希腊时期女性的理想体态特征，在此将之与古典剧院的名称相连，为这个场所和在此放映的电影节目注入了一种古典美,营造出理想和精致的氛围。此外，这个人物形象也可以代表古希腊戏剧中的女演员、舞蹈演员或表演者，因此，它象征性地在电影这一全新的视觉媒介和戏剧这一悠久的艺术形式之间创建了一种联系。古典剧院影展广告设计的另一个版本是一个带翅膀女人的头像，该女性的侧面轮廓也是对古希腊理想女性形象的模仿。翅膀的存在极具象征意义：在艺术中，翅膀往往暗示人类对更高的精神世界的渴望，而在古希腊时期，旅行者和梦想、冲动及运动的使者赫尔墨斯的鞋跟上也带有翅膀。

      因此，“剧院—影院”式的古典剧院在符号学层面上象征着一个空间，观众在此观看电影奇观时，可以开启一段想象之旅，体验一个梦境，或是满足一次冲动。此外还有一点显而易见：理想化的女性形象很早就与电影故事的空间和（潜意识）欲望的满足联系在一起。

      沃伊库列斯库经常被当地媒体描述为“我们伟大的艺术家”，也时常接受采访或应邀就戏剧、文化和电影议题发表意见；媒体时刻关注她的戏剧生涯并刊发关于她旅行、表演和活动的最新消息。据报道记载，1912年初，她在巴黎度过两个月后，乘坐东方快车返回布加勒斯特，在车上她遇到了达维拉剧院的同事，他们手捧鲜花，人流“像在首映式一样”涌动；还有一位记者交给沃伊库列斯库“一个包裹，里面装满了编辑们在过去两个月中收到的信件，在这些书信中，沃伊库列斯库女士的仰慕者们想要知道她的健康状况，并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她重返现代剧院的舞台”。沃伊库列斯库赴巴黎学习了法语五幕剧《窸窣声》（Frou Frou），该剧由亨利·米哈奇（Henri Mihac）和卢多维奇·哈勒维（Ludovic Halevy）创作于1869年，她还筹备了一部作品由达维拉剧团在布加勒斯特演出。之后，“回声”专栏刊发报道，介绍自从沃伊库列斯库带领她的剧团前往全国巡演后，她是如何受到各省“渴望严肃戏剧”的观众支持的。在克拉约瓦，她的表演收获了“雷鸣般的掌声”，学生们在街上欢呼，盛赞她是“我国第一位女性戏剧导演”。

      1913年，电影开始越来越多地得到文化艺术界和布加勒斯特观众的认可，沃伊库列斯库开始参与电影制作，《斜坡》杂志也频繁发布回应女权运动的文章。虽然据我所知，沃伊库列斯库本人并没有直接参与罗马尼亚的女权活动，但鉴于她在文化艺术界的地位以及她在媒体上的频繁亮相，她可能被其他妇女视为榜样，也是成功的女性戏剧导演和创业者典范。罗马尼亚关于国内外女权运动的报道出现于1913年之前，这表明该杂志的编辑科恰和达维拉支持女权活动，并很可能拥有大量女性读者。于罗马尼亚女性主义者而言，妇女的政治权利将通过社会现代化来实现。罗马尼亚妇女权利与义务联盟（Liga Drepturilor si Datoriilor Femeilor din Romania）成立于1910年，创立人是尤金妮亚·德·鲁斯·伊恩库列斯库（Eugenia de Reuss Ianculescu），该组织于1913开展妇女参政运动。^［14］《斜坡》经常报道国际妇女争取参与政权运动的新闻，而 1913 年 10 月初在维纳斯影院上映德国电影《妇女参政》（Suffragette）时，多期报纸都刊登了广告，其中有两幅广告是电影明星阿斯塔·尼尔森（Asta Nielsen）的照片，她的发型是量身定制的波波头。这种形象关联的象征意义显而易见：一位国际流行的电影明星代表并体现了现代社会中女性角色的进步观念。或许，她在银幕上表演的正是世界各地妇女希望她们在现实中可以做到的事情。电影放映新闻的补充文字说明，阿斯塔·尼尔森是妇女参政革命精神“有血有肉”的理想化身。此外，在这些电影放映新闻旁是两位女权运动领导人的消息——罗马尼亚妇女权利委员会宣布国际妇女选举权运动的领导者凯莉·查普曼·卡特（Carrie Chapman Catt）和芬兰瑞典妇女协会主席安妮·福鲁霍尔姆（Annie Furuhjelm）抵达布加勒斯特。当地媒体如此关注妇女问题及美国和欧洲的妇女运动，这表明妇女问题和性别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在罗马尼亚产生了鼓舞人心的影响。

      1913年5月29日，在“社会运动”的专栏标题下，《斜坡》报道了第十届国际妇女大会在巴黎召开的新闻，包括大会报告的要点，即寻求同工同酬，倡导社会和职业指导（补充说明：“每个国家的女性都应拥有参与妇女选举权运动的权利”）。1913年6月8 日，《斜坡》刊发罗马尼亚妇女会议代表大会报道，该次代表大会于6月4日在布拉索夫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大约200名参与者和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记者强调了大会的热烈气氛和井然有序的会议安排，会议重点关注学校，包括寄宿学校和孤儿院等议题；会议期间的晚上，来自布加勒斯特的艺术家们组织了音乐会和戏剧表演。文章称，大会结束时，“姐妹们”带着一个秘而不宣的共同想法离席：“要实现罗马尼亚青年进步、文化和活力的理想。”《斜坡》还有一个专为“第二性”开设的固定专栏，栏目名称为“女性”，艾克塔丽娜·勒克维索（Ecaterina I. Raicoviceanu）在其中讨论了包括妇女权利、妇女运动、妇女时尚以及戏剧、文化和艺术等不同领域的议题。一本关于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妇女运动和女权主义传记词典的编辑指出：在这些地区，妇女问题主要在更广义的国家问题或社会问题中提出，因此，往往聚焦于女性在教育、就业和民法方面的机会、权利的议题。^［7］6

      已有很多研究讨论过里昂·波佩斯库如何创立里昂·波佩斯库艺术电影公司并建立了一个有效运作的电影制片厂来制作罗马尼亚电影的问题，但沃伊库列斯库在电影制作过程中的作用却未受到重视。1909年，沃伊库列斯库与另一位青年演员扬·马诺列斯库在里昂·波佩斯库的抒情诗剧院（Liric）合作了一个演出季，他们演出的是德国戏剧家赫尔曼·苏德曼（Hermann Suddermann）创作的戏剧《苏上舟·德·皮亚特拉》。^［13］35因此，里昂·波佩斯库和沃伊库列斯库很可能在1913年已熟识，两人都活跃在布加勒斯特戏剧舞台上，里昂·波佩斯库是制片人和剧院老板，而沃伊库列斯库则是明星演员。

      此外，早期戏剧与电影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在其他国家，舞台演员和导演是最早参与电影制作的人。例如，在塞尔维亚，最初的电影作品由以下参与者合作完成：富有的餐馆老板、影院老板兼制片人斯维托扎尔·博托里奇，著名戏剧演员、作家兼导演伊利亚·斯塔诺耶维奇（Ilija Stanojevic）和贝尔格莱德国家剧院的演员。在罗马尼亚，《编故事》（Insir-te margarite）是一部早期的跨媒介作品，其中戏剧表演与电影放映交替进行。该剧由维克多·埃夫蒂米乌（Victor Eftimiu）改编自童话故事，这一混合媒介实验似乎受到了评论界和布加勒斯特观众的欢迎。

      《斜坡》发现的一个珍贵线索表明沃伊库列斯库在电影合作模式开始之初即对电影具有强烈兴趣。在《父亲的罪孽》（Die Sünden der Vater，1913）放映后，一位记者拦住了沃伊库列斯库，请她谈论对这部电影的看法。这在当时并不常见，因为根据我在《斜坡》中看到的其他采访和文章尤其是关于罗马尼亚电影制作和罗马尼亚影院初创的报道来看，几乎只报道男性演员、影剧院老板和制片人的观点。此外，这也是早期电影评论的一种形式。在这篇短文中，沃伊库列斯库表达了她对电影《父亲的罪孽》的看法，尤其对丹麦默片明星的表演做了非常传神的描绘：

      阿斯塔·尼尔森在这部分所做的是最纯粹的艺术。这是我第一次在电影中看到眼泪！我认为，这位令人钦佩的艺术家拥有模仿剧中最具表现力的面孔，她用自己的神经和感情来演戏。因此，在她最喜欢的这一部分，她向公众传递的感动就是艺术带来的感动。在我看来，这是伟大艺术家最优秀的创作。（《斜坡》， 1913年4月30日）^①

      有趣的是，几周后，一位名叫尼诺（Nino）的评论家在撰写关于通俗电影的不同类型文章时，回应了沃伊库列斯库对这位电影明星的表演和她创造“艺术作品”能力的描述：“只有在看到阿斯塔·尼尔森和其他幽默、夸张的电影时，你才会意识到真正的天才能达成怎样的效果，观众该去看什么样的电影。”这不仅认可了沃伊库列斯库的明星身份，也表明她对演技的批评意见受到文化界重视。

      在同一篇文章中，沃伊库列斯库首次透露，她正在创作一部改编自《费多拉》的电影：“如果我们能创作出一部艺术作品，这部电影就会上映。”^②尽管未能找到更多关于这部电影制作的信息，但据现有资料，里昂·波佩斯库和沃伊库列斯库之间的实际合作始于签署一项制作本地电影的协议：里昂·波佩斯库提供技术手段（电影制片厂、实验室和技术人员），而沃伊库列斯库提供创作手段（剧本、导演和演员），并按每拍摄一米胶片所作贡献获得固定金额酬金。^［15］12电影制片厂与里昂·波佩斯库的抒情诗剧院在同一个院子里，一位参观过该制片厂的记者这样描述：“一个真正的现代化电影制片厂，拥有必要的工作室、摄影师、冲印师、美工师等。一个独特的电影舞台，有布景、道具、家具、服装等。最后，这里有‘电影工厂’需要的一切。”^［16］17然而，米哈伊尔（Mihail）指出，他从柏林的电影舞台归来后，采访过一位技术人员都铎·波斯曼蒂尔（Tudor Posmantir），这位技术人员曾参观过波佩斯库的工作室，并坦承这是一个不成熟的即兴产品，既没有足够的电影制作技术手段，也没有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和电影导演。^［16］18沃伊库列斯库在十年后的一次采访中说，她曾向里昂·波佩斯库提过建议，由她个人自费聘请一位外国导演，但遭到了拒绝。最后，尽管二人都没有任何电影经验，但沃伊库列斯库与同为演员的康斯坦丁·拉多维奇（已在维也纳城堡剧院获得成功）和作家哈拉兰布·莱卡（曾在雅西国家剧院担任戏剧导演）保障了影片的导演工作。

      在其他创作团队成员方面，里昂·波佩斯库聘请了法国摄影师弗兰克·丹尼奥（Franck Daniau，1912 年合作拍摄《罗马尼亚独立战》）、两名摄影助理阿尔丰斯·沙尼（Alphonse Chagny）和意大利人德米切利（Demichelli），还有一名法国剪辑师宝拉·坎邦（Paula Cambon）。米哈伊尔还提到，一位名叫安迪哥（Indigue）的法国技术人员承包了电影印洗厂的安装工作，^［15］12但其他细节不详；另有一名拥有字幕制作实验室的罗马尼亚化学家伊奥尼斯库·奇奥（Gh. Ionescu-Cioc）负责完成电影印洗厂的安装，并为里昂·波佩斯库的“里昂·波佩斯库日志”（Leon Popescu Journals）拍摄新闻片。^［16］17尽管大多数消息来源坚称当时很少有合格的摄影师和技术人员参与这些影片的制作，但从现存影片《独立战争》的拷贝中，我们仍能看到弗兰克·丹尼奥摄影的精湛技艺和高超质量。此外，有学者认为，正是因为这部电影的成功，里昂·波佩斯库才决定成立电影制作公司和制片厂。^［16］15

      新闻媒体很少报道关于这些影片实际制作的过程，只有《斜坡》发表了一篇半轶事报道，讲述人们在清晨看到沃伊库列斯库剧团的演员们衣着优雅地出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16］19罗马尼亚电影历史学家让·米哈伊尔（Jean Mihail）就这些电影制作活动采访了沃伊库列斯库，采访内容现在以打印手稿的形式复制并保存于罗马尼亚电影资料馆。虽然这些口头信息无从核实，但它为里昂·波佩斯库与沃伊库列斯库之间的合作提供了生动细致的画面。电影资料馆的相关资料表明，沃伊库列斯库经常往返于巴黎和布加勒斯特之间，开展戏剧工作的研究和采风，并且主动参与了建立罗马尼亚电影制作公司和制片厂的可行计划的制订。虽然沃伊库列斯库或许对这个故事有所美化，但鉴于她在戏剧界声誉卓著且作品颇丰，沃伊库列斯库很可能投入了同样多的精力和时间，来推进这次电影制作获得成功。

     《公主的爱情》在古典剧院内部放映后，第一篇影评以 《罗马尼亚第一部电影放映》为题发表。该文作者称，影片放映后，在场观众普遍感到满意，影片给观众留下良好印象。这部作品电影由沃伊库列斯库创作，剧中角色由她的现代剧团演员在其指导下出演。虽然这些演员以前没有电影表演经验，但他们这次的表演都很出色，尤其是贝贝·斯特内斯库（Bebe Stanescu），她富有表现力的面部表情和整体表演尤其引人注目。事实上，《公主的爱情》并不是罗马尼亚的第一部故事片，但它反映了媒体和布加勒斯特观众对罗马尼亚电影的渴望和热情。这部电影的灵感可能来自玛丽王后创作的童话《人生百合花》（The Lily of Life），而该童话又受到了洛伊·富勒（Loie Fuller）1902年在罗马尼亚国家剧院演出的舞剧影响。^［17］当时玛丽王后第一次遇到了这位舞蹈家，帮助她解决了财务困难，此后她们一直保持朋友关系。但是笔者在布加勒斯特国家档案馆对玛丽王后的藏品进行了研究，只发现了罗马尼亚王后与洛伊·富勒之间的各种通信，并没有其他材料可以证实这一创作假设。另一条消息称，这部剧本很可能是由沃伊库列斯库改编自维克多连恩·萨都的戏剧《费多拉》，考虑到这部戏剧在她的剧团是保留节目，这种说法也并非毫无可能。无论实情如何，据媒体报道，沃伊库列斯库是编剧，而且很有可能担任了导演的角色（尽管《斜坡》的评论中没有明确说明这一点）；因为她是剧团的团长，且一定会给出表演指导，包括一场戏中的动作和舞蹈设计。遗憾的是，由于《公主的爱情》胶片未能幸存，我们很难进一步得出关于这部电影的结论。

      除了报道这些本地电影制作信息，《斜坡》上还发表了多篇文章，重点介绍这一全新视觉媒介的特点，并支持制作有罗马尼亚演员和艺术家参与其中的本地电影。1913年6月13日，《斜坡》特设“电影”专栏，介绍了里昂·波佩斯库公司制作的罗马尼亚电影在古典剧院的放映情况。文章特别强调了这一新媒介的力量：“更为有趣的是情感表达，这是所有民族用来交流的通用语言。在这方面，电影是所有民族共享的视觉符号。毫无疑问，它是面向未来、兼具质朴性和综合性的戏剧，是索福克勒斯意义上的大众戏剧，是理解现代灵魂的社会戏剧。”虽然文章没有详细解释电影如何影响现代戏剧，但断言“这种想法将不断带来戏剧的变革”；这种想法指的是电影是一种大众艺术、社会艺术，是一种“面向未来、兼具质朴性和综合性的戏剧”的艺术形式。

      一篇题为《罗马尼亚电影》的头版长文认为，电影在过去几年中取得的发展势头改变了布加勒斯特文化精英的想法，“许多人当时宣称自己是电影的劲敌，可如今即使不是电影最热情的捍卫者，至少也是电影的忠实观众”（《斜坡》，1913年6月14日）。文章列举了引起这一变化的几个原因，进而说明电影和戏剧可以求同存异来吸引不同的观众，因为：（1）电影票价更加便宜，吸引了一些不了解戏剧表演精妙之处的观众；（2）上一季度所有剧院的收益都非常好，而电影院也吸引了更多的观众；（3）由于电影的流行，戏剧获得了新观众，因为电影观众培养了戏剧品味。文章最后总结认为，这一全新视觉和流行媒介是现代性、进步和变革的象征，预示着艺术和文化领域的新发展。

      考虑到电影是面向大众的媒介，是一门创造电影明星和实现美学和谐的戏剧艺术，该文作者支持里昂·波佩斯库拍摄罗马尼亚电影的倡议，并认为这是一种道德收益，因为“我们有启蒙的人民，有可以参与竞争的剧作家，有戏剧和喜剧艺术家，他们入行时虽然略显稚嫩，但最终可以成长为优秀的电影艺术家”。戏剧和电影演员都被称为艺术家，在布加勒斯特的文化界，关注电影演员的表演似乎是电影的一个重要方面。沃伊库列斯库剧团的演员康斯坦丁·拉多维奇接受采访时，透露了自己对电影如何影响演员及其表演这一问题的看法，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电影摄影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艺术家的个性发展，包括身体和智力，因为在电影镜头下，艺术家能够看到自己的动作和姿态并加以纠正。”

      1913年6月15日，在《斜坡》头版的“回声”栏目中，新节目列表包括放映罗马尼亚电影《瘟疫》（Pacostea），这是罗马尼亚电影系列中的一部。第二天登出一则整版广告：1913年6月17日将放映里昂·波佩斯库制作的第一部罗马尼亚电影《瘟疫》，为期一周。广告强调，影片由现代剧院的演员出演，沃伊库列斯库和扬·佩特雷斯库（Ion Petrescu）担任主要角色。这是一部乡村题材剧情片，由剧作家哈拉兰布·莱卡改编自扬·卢卡·卡拉迦列（Ion Luca Caragiale）的戏剧《诬告》（Napasta）。尽管这部影片最初公布的片名是《瘟疫》，但1913年6月24日于古典剧院上映时，片名改为《复仇》。^［8］34-35消息来源称影评人对该片的评价很差，但演员们则有不同观点；可能他们对自己出演作品的评价有失客观，普遍评价较高，如国家剧院的扬·扬库·佩特雷斯库（Ion Iancu Petrescu）称赞该片“自然景色绚丽”，演员们“装扮到位”，表演自然。

      不幸的是，1913年秋天，在《公主的爱情》首映后仅仅几个月，合作双方里昂·波佩斯库与沃伊库列斯库就发生了分歧，进而导致了耗时长久且令人疲惫的审判。^［8］34-351913年10月，《斜坡》刊登了有关这一纠纷的新闻，里昂·波佩斯库对沃伊库列斯库提起诉讼，原因是她承诺出演里昂·波佩斯库制作的“电影”引发了争议。十年后，沃伊库列斯库在接受《电影》杂志采访时谈到了她对电影的偏好，并对当代罗马尼亚电影和她自己过去的电影制作经历进行了反思，时隔多年还是表达出这次失败的合作让她感到的痛苦。她指出：

      在我与里昂·波佩斯库的公司合作的七部电影中，有六部都烧毁了，还算让人满意，我只能对第七部仍然存在表示遗憾。我所有的拍摄记忆只留下一个感受：电影演员这个职业太累人了。（《电影》， 1926年11月16日）

      由沃伊库列斯库和康斯坦丁·拉多维奇执导的其他里昂·波佩斯库公司制作的电影作品，如《间谍》（Spionul）、《维奥利卡》（Viorica）和《侦探》（Detectivul），尽管因法律诉讼而推迟上映，但仍受到媒体和观众的好评。^［8］35这些电影有不同类型，包括一部侦探片《侦探》，两部改编自戏剧的剧情片《费多拉》和《复仇》，一部喜剧片《多瑙河之旅》，两部情节剧《间谍》和《维奥利卡》；由此可知,沃伊库列斯库、里昂·波佩斯库及其合作者很了解布加勒斯特观众的品味，并渴望拍摄出受欢迎的影片。

      在1916年1月4日和18日出版的两期《电影速递》（Cinematographic Courier）上，“里昂·波佩斯库工厂”栏目宣传了沃伊库列斯库剧团和康斯坦丁·拉多维奇合作的一系列电影，并列出了以下片名：《渔夫的女儿》（Fiica de pescar）、《水手之爱》（Amor de marinar）、《悔恨》（Remuscarea）、《公主的爱情》（Amorurile unei printese）、《间谍》（Spionul）、《恶棍》（Bastardul）、《天谴》（Urgia Cereasca）、《维奥利卡》（Viorica）和《侦探》（Detectivul）。虽然我们无法准确知道影片制作、冲洗和剪辑的确切片名或者数量，但《电影速递》提供了一些有关这些影片存在的图文证据，包括影片的内容和场面调度。除了最新外国电影报道、电影明星的大幅照片、从不同角度讨论电影艺术的文章外，《电影速递》还刊登了影片《维奥利卡》《侦探》和《水手之爱》等几张模糊的小图片，以展示和推销这些电影。从尺寸来看，这些图片似乎是真实的电影胶片，但在报纸上复制和印刷照片显然影响了图片的质量和识别效果。

      鉴于里昂·波佩斯库和沃伊库列斯库合作的影片无一幸存，这些图像是目前影片曾经存在的仅存视觉线索和痕迹。在缺乏其他资料的情况下，这些照片虽不完整，但也提供了了解电影内容（场景、演员、布景）的点滴线索。有四张图片用来介绍电影《维奥利卡》：一对情侣夸张地相拥于室内的场景（图片下的注释表明女性人物由沃伊库列斯库饰演）、一群衣着高雅的上流社会人士在沙龙中围绕在沃伊库列斯库身旁的室内群像、一个有两个人物的卧室场景、一个以沃伊库列斯库与康斯坦丁·拉多维奇为前景的沙龙场景（说明文字强调他们二人是主角）。《水手之爱》提供了四幅令人回味的图片，其中大部分是外景：一对情侣在海天一色的海岸边相拥、女主角沃伊库列斯库被遗弃在海岸边的小船上、主人公和其他人物在餐厅或坐或立的场景、沃伊库列斯库和一个渔夫并肩站在屋外。

      从电影《侦探》中选取的唯一画面是一个外景，描绘了两名警察站在拱形大门下，而主要情节似乎正在背景中展开。它构成了侦探片或犯罪片中一种典型的窥视图像，观众从侦探的角度进入剧情。为了提高电影的受关注度和上座率，该图片与一篇相关的侦探小说及其表现形式的文章刊登在一起。《侦探》由沃伊库列斯库和康斯坦丁·拉多维奇主演，其中包括攀爬和杂技场景，讲述的是生性善良的女仆和她的身为窃贼的情人之间的故事：她受到追求刺激的情人胁迫，帮助他进入富裕的雇主家。影片由茨披投（Cipeto）公司发行，该公司于1914年底与里昂·波佩斯库的艺术电影公司合并。^{［15］19-20}在电影本身缺失、记录沃伊库列斯库和里昂·波佩斯库电影创作的影像资料留存很少的情况下，报刊上的这些细微线索尽管不完整，但仍然构成了珍贵的资料来源。

      从 1926 年发表在《电影》上的访谈来看，沃伊库列斯库无意在战后导演或主演电影，显然她已将自己的电影事业抛诸脑后。然而，有一点令人惊讶：1926年11月接受采访时，沃伊库列斯库是“马里奥拉·沃伊库列斯库影院”的负责人，影院位于布加勒斯特市中心装修精美的军事宫。在访谈中，她透露了自己对电影的持续兴趣和热情：“我经常去电影院，因为栩栩如生的银幕既能娱乐我的眼睛，又不会让我的灵魂疲惫。”沃伊库列斯库在回忆录中透露自己在军队俱乐部中组织戏剧表演，据此可以推断她可能一直在这里轮流放映电影和表演戏剧。^［13］86自1926年至1928年，《电影》定期刊登马里奥拉·沃伊库列斯库影院放映电影节目的公告，这也表明在此期间影院运作顺利开展。在节目单中，美国、法国和德国电影的放映频率最高，明星主要有多萝西·吉许（Dorothy Gish）、阿斯塔·尼尔森和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导演主要包括马塞尔·莱尔比埃（Marcel L’Herbier）和威廉·帕布斯特（Wilhelm Pabst）。《电影》杂志为克莱尔·温莎（Claire Windsor）和伯特·莱特尔（Bert Lytell）主演的 “不朽杰作”《撒哈拉之子》（Fiul Desertului）刊登了两页广告，配有插图和文字，来宣传其制作价值高、表演出色和主题有趣等特征，这则广告展示出沃伊库列斯库对影剧院的投入和她的创业能力。

      未来能够偶然发现的 “失传”默片和继续开展的深入研究，能够进一步揭示沃伊库列斯库这位雄心勃勃、才华横溢的戏剧导演、表演者和创业者在早期故事片制作中发挥的作用。无论是由于历史浩劫、历史遗忘还是人性普遍的遗忘，沃伊库列斯库导演、编剧和主演的所有电影如今都已失传，但通过对媒体和个人档案进行分丝析缕，能够发现她参与罗马尼亚早期电影制作活动的痕迹。笔者在对里昂·波佩斯库和沃伊库列斯库电影合作活动的解读中（通过重新找寻当时的手稿和口述证言），将个人性和主体性融入其中，历史上被置于隐形和边缘位置的女性在此重新浮现，凸显沃伊库列斯库的能动性以及她发挥的作用。本文揭示了布加勒斯特和罗马尼亚其他地区戏剧界与电影界之间的互动日益加强，共同完成了多部早期电影制作的现象。在20世纪初的罗马尼亚，由于新的视觉媒介尚未成为一个由男性主导的行业，戏剧及后来的电影为妇女提供了合适的机会，允许妇女进入劳动市场并获得某种形式自由。罗马尼亚文化精英不断接受新视觉媒介，与此同时，女性的声音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当地媒体上，与女权运动相关的信息和专门讨论女性问题的专栏也随之出现。随着电影作为一种新型大众媒介不断传播，20 世纪初罗马尼亚社会中涌现了各种女性角色（歌手、表演者、导演、律师、作家和活动家）并逐渐得到公众认可，这也可视为罗马尼亚现代化进程及其影响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编辑：张文哲

校对：杨丽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