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我去了一趟西南医院，相比渝中区，西南医院离我近一点，我可以多跑几趟。在弱小而强大的生命面前，去多少次都不嫌多。
今天是被烧伤的五岁孩子刘易铭做第九次手术的日子，他的母亲宋红梅没有娘家人，她需要肩膀依靠。一个母亲苦闷时，想到了我，这是对我的信任。
术后，刘易铭吃不下任何东西，晚上我去见他时，宋红梅从出租屋送饭到病房。
我在西南医院工作时，没有如此频繁的去看望一个孩子。如今的我，脚步往返于病房，是我的心更加细腻，是文字在追赶我，是我想把陌生人的善意传递给孩子。
在一个孩子的大难面前，多去几次病房，胜于把精力耗费在网络泡沫中，胜于写热点文章，胜于躺着刷短视频。
在寒冷的冬季，被苦难包围的家庭，需要被惦记。
王希泽的母亲常国旺知道我要去看刘易铭，她和丈夫也和我一起去看望。王希泽还没有出监护室，常国旺在出租屋过得很憋屈，心情得不到缓解，需要出来走走，找人说说话。我们一行到了二楼病房，看到术后的刘易铭正在输液，孩子胸部以下的部位被布条裹着。他说，阿姨，我的腿很疼。在疼痛面前，我只能握紧孩子的手。
护士输液时，铭铭问护士，阿姨，你说我以后还能走路吗？
被截去十个脚趾的铭铭，多么渴望重返幼儿园，多么渴望能自由自在地奔跑，行走啊。
我安慰铭铭，孩子，等你出院后，阿姨陪你到处走走，好不好？
他点点头。
和铭铭一个房间的是武隆区的两岁女孩蒋佳柒，她在农村的厨房不小心打翻了凳子，脸部碰到火盆，导致脸部和手部烧伤。前天，我是去陪王希泽手术时，认识的蒋佳柒，她在换药室排队换药。换药时，小佳柒整个面部血流满面，哭泣不止，父母也哭泣不止。蒋佳柒的父母也没想到我会在文章里提到孩子，这两天我通过写作为蒋佳柒表达了心意希望孩子早日康复，这是一个作者对孩子的怜悯。两岁女孩的面部，本是稚嫩的，柔软的，糯糯的，如今伤痕累累，隔一天换一次药让孩子掉入痛苦的河流。王希泽和刘易铭也是，每一次换药，每一次做手术，都是汹涌的泪河，不知道要流淌多久，不知何时才能止住疼痛。
我们离开病房，在走廊上走了几步，我听到刘易铭稚嫩的声音传来，阿姨，谢谢你。五岁多的孩子啊，在人生最艰难的时段，承受了难以承受之痛。
我以前写过我在烧伤楼的一旁工作过半年，半年后新楼修好我搬进了教学楼办公。为何我以前和烧伤病人隔得如此之近，我的笔端却没有具体的人呢？那是我像《肖申克的救赎》一样被体制化，我写的是很硬的会议材料，写的是“三段式”的“本报讯”通讯稿，我把人符号化了，当然看不到人的具体情感。
奈何我以前在医院工作时鲜于通过文字去帮助他人，我的笔头在材料、公式和很理性简短的文字里辗转，写一篇文章出来还要通过科长的签字确认才能刊发，完全看不到文学的温度。彼时，我的目光还瞄准了新技术新业务，全去歌颂技术去了，眼光朝上去了，把人的痛苦省略了。如今，我淌了二十年的河流，终于淌到了人情味的一端，才开始动笔写烧伤的孩子及孩子背后的故事，才知道留守孩子的困境及父母为了谋生不得不去远处打工的辛酸故事。
今天有读者提醒我要保护孩子的隐私不要用真实名字，我认为这是管得太宽了，孩子父母都同意，他们需要记录，需要把痛喊出来，需要深夜失眠时看到这些文字抚慰受困的心灵，少数读者却想太多了。这就是写作中遇到的石头，总有“正义”的读者喜欢挑刺，却对具体的人缺乏关怀。
我喜欢《肖申克的救赎》里的安迪，他没有被体制所惑，而是代表了内心深处永远不被封锁的一部分，每一片羽毛都光辉和自由，有些鸟儿注定不需要笼子，而是飞向蓝天。相比年轻时的我，相比多年前习作的板结、枯燥、规范，我更喜欢逐步年迈的我，对具体的人的同情和善待，去抵达最后一公里的握手与拥抱。这种转变，也是慢慢醒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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