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西南师范大学毕业，学历很低，只是专科，我在学校没学到什么专业知识，但通过在报社大半年的实习，拥有了新闻常识和实践能力。
大学毕业后，我应聘到一家三甲医院工作。起初，我迷恋于单位的光环与庞大，总以为那些宏阔的事与自己相关，我在无数的口号与排场中，迷失过自我。我总认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是靠才华与手艺，殊不知我啥也不是。那一张张各地行业报社发给我的奖状，看似耀眼，实际上没有任何物质保障。那医院，把人分为三六九等，我被分为最底层，每个月500元的工资，所有的奖金靠自己发稿挣钱。不签合同，不买保险，我的工种和保安、保洁工差不多，但有办公室，有在院采访的虚荣，我乐在其中，却没意识到不签合同的岗位对自己是个坑。对自己权益的争取，我年轻时，感知不到。
年轻时，我不去思考阶层固化，不懂独立思考的重要性，总是活在莺歌燕舞的氛围里。每到临床科室去采访，那些医生总笑着对我说，机关的人来了，大记者来了。我在积极向上乐观的环境里，稀里糊涂地在院工作近六年。
有一天晚上，我在院里加班，我蓦然发现自己不能这样混下去，难道一辈子干着不签合同不买保险的工作，难道写刻板简单的稿子要写几十年？
我最终离开了一院。
2009年，我在原单位医教部副主任的劝说下，来到另一家医院工作。从机关到临床，我体会到自由的意义。那时的我们，不用开会打卡，不用签到考试，我当过办公室主任也当过销售主管，那是属于我人生的黄金岁月，心中有希望，对未来毫无担忧。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几年，我开始了下沉下坠的人生，直到人到中年向单位提出辞职。
在单位最后的几年，我辗转了三四个第三方劳务公司，我像无根的浮漂，在海面飘来飘去，越来越焦虑，最后成为提线木偶和流水线上的工具人，按规定打卡、按照保证书上的内容使用国产手机、签无数不可言说的“同意”，开无数空洞的会议，我对人生产生怀疑，也对工作感到厌恶。
我本不想女儿重走我的路，可她现在还是幼儿园阶段，对每日的家庭作业生厌。孩子要写复杂的字（比如愿、流、繁）、写拼音、读论语（论语的一些生僻字，我都不认识），失去了儿童的神性，小小年纪就成为教育产业上的螺丝钉。我决定从明天起，给孩子请假一段时间，让孩子好好玩，找回属于自己的童年。否则，教育要把一个孩子变成木头人和呆瓜。我曾给老师提过建议，但很无用无效，在内卷的时代，焦虑与拔苗助长已卷到了幼儿园。我很愧对孩子。
这些年，我和底层接触很多。我看到一个女孩，今年夏天顶着高温在步行街卖商品，她是四川人，为了挣生活费从大一开始摆摊。我认识她后，我发现她的焦虑也是我的焦虑，一天不出摊就没有钱，她有时守一晚，等不来一单业务。我给她转过几次钱，想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助她。我问她，毕业后为何不去找份工作。她言，找过，但公司发工资很不利索，就出来摆摊，以后会一直摆下去。我替她的父母感到伤心，花了很多钱供孩子读书，大学毕业后却成为小贩。今年秋天，我在一个快餐店看到她，她穿着工作服，当起了服务员。她学了三年，专科。
我曾见过三个毕业生，在一条街摆摊，分别卖鲜花、蛋糕和玩具，他们很努力，也对未来很迷茫。只有一个女孩有工作，白天在公司上班，待遇低，另外两个年轻人，是全职摆摊。
我写这么多，就是想说让女同志服服帖帖，老老实实生孩子的话语既坏又蠢，很混账很无耻。对个体的保障到位吗？装聋作哑的人，永远不会走进底层，去倾听普通人的心声，他们为何不愿意生孩子了？这样的常识，还需装模作样在大会上提出来？
我读过大学，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工作能力并不差，在企业当过高管，最终没有工作。我这样的年龄，没有出去尝试过，也许找不到工作，也许能找到保洁、去工厂打螺丝钉的岗位，也就两三千元，这点钱无法给父母养老，也交不起孩子的学费。如果有来生，我只想当一棵树，不为生计发愁，也不为养老、医疗、教育三座大山而忧虑，我只想当一棵不被人装扮的树，不悲不喜，站成永恒。
在这个时代，作为底层，当永不停歇的牛马，太累，这是身体与精神的折磨。为何普通人活得这么劳苦，作为专家，才是真正应思考的问题，说人话并不难，说空话假话才无耻。他们会思考吗？我很悲观。
太累了，我明天要离开重庆几天，在外地不一定会每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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