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我好后悔，我不应该用打火机去点燃包谷叶煮东西，我不应该啊。五岁多的刘易铭躺在西南医院烧伤科的床上，声音低微，对俯下身亲吻自己额头的母亲宋红梅颤颤地说。
刘易铭的声音断断续续的，仿佛断裂的地带有冰雹声，有痛感穿透全身的颤音，有对人世的绝望，也有备受折磨后的无能为力。
第一次初见刘易铭时，宋红梅掏出手机，欲给我看孩子受伤时的样子。我说，我不想面对苦难，我不强大。
三个月后，原以为在医院工作近二十年的我可以直面刘易铭的伤口，当我看到那双剔除肉体和皮肤的腿只剩下骨头，当我看到层层的痂壳在血痕打底的腿上变得新伤和旧伤在一起已分不清，我还是承认我的懦弱我的胆小我无法面对一个四川的孩子瞬间的失误引发的大难。
宋红梅多次对我说，如果可以代替，她很想代替孩子的疼痛，很想用自己健全的身体去代替儿子残缺的身体，很想把所有的礁石抗在身上当作生命之舟渡儿子一生。
今天我和读者聊到烧伤严重病人有的要住院两三年、四五年时，读者说很难听到这个群体的声音。这是一个隐秘的角落。
我不忍直视刘易铭的双腿，他被大火碾过的身体已变为翻身都有撕裂般的张力，他的十个脚趾已离开身体不知变为粉尘还是已埋入大地。他如今伤痕遍布的身体藏着生命的秘密，藏着忏悔的声音，藏着灾难来临那一刹留下的永久性打击，藏着父母对他一生的怜惜和悔恨，藏着他这个年龄无法载重的带着溃败带着沮丧带着腿部的感染带着毁灭性的坍塌，一切都在他的嚎哭声里，在他每夜望着墙壁的沉默与无数个绝望的瞬间。
命运已给刘易铭分配了强有力的疼痛与无力，他在十次手术与无数次换药的炼狱中坚强地挺住，灾难来临的瞬间已把刘易铭父母的眼泪和伤心掏空，剩下的日子，这三口之家在荒原野景中，只能通过不断地抵抗疼痛不断地吞咽苦难不断的重建自我来变为一个人，一个与苦难共生的人，一个载重烧伤面积百分之六十四的人，一个失去了完整的身体要拥有完整心灵的人，一个在光线暗沉的“地下室”孤独终生的人。
我走到烧伤科大厅，大门一侧的方桌上摆放着很多饭盒，每一个饭盒都是一个苦难的标本，每一个饭盒装着亲人手心的温度和心底的渴盼。大厅的保安，已熟记电视台记者的电话号码，每一个需要发声的人，保安都会主动拿出号码，给他们提供希望之声。
早日康复吧，这句话太轻，但我面对刘易铭们的眼泪，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如果医院是苦难的集中地，烧伤科是最令人心颤的地方。这个地方，有我写过的两三个孩子，他们是王希泽、刘易铭、蒋佳柒。我的文字和脚步，会在来去烧伤科之间，不断地停留与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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