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人的生活，除了各种物质输入，还离不开各种精神输入。人每天需要接触各种各样的信息与娱乐，什么样的物质和精神饲料饲养我们，我们可能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最近娱乐的时候，常常重温再听一听窦文涛的圆桌派，听到第一季《匠人》这一集，注意到窦文涛说到了一个新词心灵附加值，这一季他们谈论的是匠人和艺术家的区别，他说到有些美食，吃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别人厨师加入了心灵附加值，所以这样的美食就让人感觉到格外好吃。由此，想到教育需不需要心灵附加值？那么现在的教育现状中的突出问题，都是应试惹的祸吗？当然这个话题非常复杂，这里不是做学术，而是主要从思考和交流出发，我首先聊一聊，也算是在我的公众号平台里，搭建一个这个主题的线上“圆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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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是一个教书匠人？还是一个教师？
华东师大李政涛教授在他的《我们缺少有灵魂的教育》文章里这样写道：教育界出现的种种现象：我们每年出版不计其数的教育书籍和文章，教学方法和技巧不断花样翻新；人们花了大量精力去从事没完没了的教学实验，做一些无关痛痒的调查分析；教师辛辛苦苦地工作，结果只是让学生学了大量考试之后很快就被遗忘的知识；学生的学习并不是为了获取最佳发展，而是为了得到他人的看重和考试成绩；我们的素质教育讨论得热火朝天，但如何实施真正的素质教育至今没有搞清楚，结果把素质分割成各种技技巧的训练和知识的堆集，而与智慧无关。因此，现代教育已实质性地演变为一种“训练”，它的目的在于通过特殊智能的训练而胜任某一种职业，从而使教育萎缩为职业的附庸和工具，这绝非真正的教育。真正的教育应包括智慧之爱，它与人的灵魂有关，因为“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教育本身就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如果一种教育未能触及到人的灵魂，未能引起人的灵魂深处的变革，它就不成其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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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中央副主席苏州大学新教育研究院朱永新教授在与北师大教育学部朱小蔓教授的一次“中国教育情感缺失”问题对话中，也这样说：现在的学生德育效果不好，原因当然很多，但我—直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按照德育的内在规律，没有把阅读和游戏，把儿童的交往与自主学习作为德育的重要渠道，而是过分重视了外部知识的堆积，外在纪律的束缚以及形式主义的措施。德育，就其本质，是影响人的价值系统，是关注人的精神成长，是首先做心灵上的工作。“人活着太需要支撑我们生活的东西，太需要为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得到鼓励和依据的东西，所以我们需要寻找自己为人做事的原则、信念乃至方式。”对教师来说，这个“支撑我们生活的东西”，这个“为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得到鼓励和依据的东西”，是我们的教育理想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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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授刘云杉访谈了包括2016年以来的五届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生，写了一篇3万字的文章，在文章中她观察到，在重复标准化答案中，学习者逐步丧失了应对复杂事物的能力，丧失了提出问题的能力，我们也丧失了对复杂世界的认识能力，以及直面真实世界的能力。这篇近3万字的深度好文呈现了她对当下教育的思考，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认真阅读。这里摘录部分内容。抢跑：“早一步，赢一路”，抢跑现已不再是个别人制胜的秘密。为什么普遍地超前学习？因为中小学正经历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面临学习方式与教学方式的变革。21世纪初开始的第八次课程改革的出发点就是学业减负，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课程内容“难、繁、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改变课程实施中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校外培训成了“生存”所必需的——不提前学，很难一次就跟上常规的学校课程（进度），少数抢跑学生很容易主导课堂参与，这极大地助长了不正常的超前学习。在奉行学生自主学习的教改学校或竞赛班级，出现了校外系统学习，校内个性展示的局面。超前学习并非没有代价。教学论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学习既要尊重知识内部的逻辑，也要尊重学生认知心理的发展。杨同学“抢跑”总是忙碌于新一轮的超前学习，她校内的自主学习、独立探究高度依赖校外培训。她反思自己，在高中之前并没有真正学会学习，解题的套路和学习的思路都是各式辅导机构提前灌输的，既未深入理解知识的原理，也不具备举一反三的能力，甚至只熟悉辅导机构提供的例题。因此，“知识的领悟能力与独立思考能力长期停滞不前，学习并没有捷径”。学业减负、建构主义教学与学习资本化、教育产业化究竟是什么关系？校内减负与学业外包，自主学习与校外培训，多元选择与项目超市、学业赛道之间构成复杂的教育生态。其一，学校内部以学替代教，知识认识化，教学活动化，教师被弱化，学校的边界、教育的权威被消解。其二，家长主义兴起，“母职经纪人”出现，精明的家长不仅规划学习内容，还选择教师，甚至选择学伴。其三，教育中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自由”、“选择”与“效率”既成就了学习经济的巨大利润，也造成了学校教育的空洞化。教育前所未有地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与严重焦虑，人才选拔的机制（meritocracy）既非“贤能主义”——传统中国政治贤能维度下德行最好者，也非“精英治理”（英才主义）——现代社会中能力最强者，此时的merit指“绩优者”，即各筛选规则下指标最强者。教育被简化为高利害关系的考试竞赛场，主导原则是形式公正、程序僵硬的考试形式主义。“提高一分、干掉千人”，这血腥的口号下是残酷的竞争事实，教育领域已成战场，每个人都处于战争中。教育又与资本结合，教育不仅是个人的投入，也是家庭的经营，还是“公司化学校”的生意。选拔制度青睐“拔尖”人才，有“拔尖”就有“掐尖”。学习没有捷径，选拔却有。与高考这场马拉松长跑相比，各类竞赛可谓短跑，优胜者多在高二（甚至高一）就拿到大学预录取或降分录取的承诺。自主招生是两者的结合，是学校在竞争中提前对优质生源的“锁定”和“预购”。由于要筛选出对学科有浓厚兴趣的“苗子”，而浓厚的兴趣需要知识的滋养与探索的淬炼，因此，真正理解学科思维、认同学科文化还需要长时间且艰苦的训练与引导，这些都需要宽松的制度与从容的过程。但是，当教育已经蜕变为选拔赛，筛选出的“拔尖”者常常是熟悉规则从而跑得最快的人，而非天赋最好者，也不是最有创新潜力者。处在不同赛道后，学习资本对学校资源进行了重构。在绩优主义1.0版本中，强调学生个体的成就取决于智商加努力；绩优主义2.0版本演变为家长主义（parentocracy），家庭资源与孩子的兴趣决定了不同学业赛道的选择；中国版的绩优主义3.0则是名校垄断（educatocracy）,绩效取决于学校拥有的资源。反讽的是，不同道路的策略虽然不同，但规则却日渐趋同。为了在不同指标体系中形成高显示度，操演性（performativity）文化（表现文化）兴起；为把自己的素质与能力转换为分数或指标，教学研究中的测量方法得以兴盛并不断迭代，更重要的是还营造了一种循证评估体制，即越来越精细、越来越科学地测量并细密地记录。循证（包括搜集证据）、经营数字、述评（提炼叙述角度与成长线索）重构了教育的内核。操演性文化与绩优主义一体两面，在分数程序正义下考试主导教学，“考什么、教什么”；然而选拔的有效性在于区分度，于是就有了“学什么、不考什么”，这是以考试训练为主的校外教育机构得以滋生泛滥的沃土。在高竞争、强利害关系的考试中，分数为王。在评价主导的学习中，考试练习化，以考代学，以考代练，这些行之有效的做法落实到学习中便是掌握“套路”。“高三经历了十七次高考化的大练习，因此我们也称高考为‘第十八次大练习’。”套路也是捷径，把生动的智力探索过程压缩成“现成的”结论。现成的结论、现成的论证以及现成的说明，从源头上剥离了知识和智力的内在联系，排斥学生的思考与探索，将教学过程庸俗化到无须智慧努力、只需听讲和记忆就能掌握的程度。此外，套路还延伸出一些技巧，如有效的练习并不是机械地重复，而是要小心地发现错题。套路何以变成一个问题？为何影响如此广泛？这与学习资本化密切相关。从考试与练习来看，套路是得分的“点”与丢分的“坑”，辅导机构和教辅编写者将总结出的各种套路当作秘籍来吸引学生。要把学生的升学率转化为老师的教研压力，最早进入题海的人不是学生，而是勤勤恳恳的教师。所有题目和资料都一级级筛选、优化，每类题目都作过比较、思考与整理，题库里的题目更新很快。
教师在不断琢磨套路，将知识型工作（knowledge work）转化为操作型知识(working knowledge)，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将复杂的工作标准化与程序化，再编成相关学案与题库，让学生大量刷题。于是泰特教学模式盛行，它从泰特的生产模式与管理模式中借鉴而来，成功解决了质量与成本对立问题，实现了低成本且高质量。套路的开发完成了知识性工作（质量与创新）与操作性工作（规模与成本）的转换，如同在高速路与低速路之间迅速切换。这是培训机构与重点学校的考题、试卷与教案获得极大利益的秘密，也是学科培训机构高薪聘请清华北大学生的缘由，他们最精通套路。学习的内在成长意义已被侵蚀，那如何鞭策“转磨之牛”步步踏陈迹呢？杜威指出了三种外部动机：其一，利用兴奋、快乐来迎合、冲击学生的胃口，即所谓的正反馈。其二，用负向压力威逼学生，促使他关心不相干（与心智不再契合）的教材，尽管对所学内容没有认同，但这是一条不得不走的通道，“成长”的捷径而已。其三，直接投其所好，使其不作任何努力，待在舒适区中没有成长。套路如何处理“例外”，例外的个案与例外的状态？真实的人生没有标准答案，真实的问题也没有标准答案。在追求效率原则过程中，常用例外原则将无法进入套路的棘手个案剔除。因此，在重复标准化答案中学习者逐步丧失了应对复杂事物的能力，丧失了提出问题的能力。我们也丧失了对复杂世界的认识能力，以及直面真实世界的能力。文章接着谈到大学生活的不适应。。。。。。最后得出：快速成长的捷径与套路让我们（学生）丧失了提出问题、洞察复杂世界的能力，失去了对美好世界的想象力以及对伟大事物的感受力；人设后的倦怠又让我们失去了对平常生活的忍耐力以及对朴素人生的同情心。读了刘云杉教授的访谈文章，让我立刻就想到了以前读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周雪光教授书和文章谈到的“共谋现象”，那是一篇公管社会组织治理方面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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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中周教授写道：从组织学角度来看，基层政府共谋行为不是中国组织制度所特有的现象。随着现代组织（如政府组织、公司、学校、非赢利组织）规模的扩大，一个困扰科层组织的现象也日益凸显出来，即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环节之间的松散连接、分离偏差，甚至相互对立。这一现象主要表现在：组织上层的决策意图在实施过程中被具体执行者注入不同的解释、使用不同的执行方式，因此被曲解、转嫁，其结果常常与决策的初衷大相径庭，甚至适得其反。执行过程的差异偏离在很大程度上是规模的代价。组织规模的扩大意味着，行政命令得以贯彻执行的链条相应地拉长，因此更多的中间机构和人员参与执行的过程。组织成员并不是机械执行上级命令的抽象“组织人”，而是带有各自想法、情感、利益的社会人，他们必然要把自己的认知、思想、利益带入执行过程。基于这一认识，组织学家马奇（March，1988）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即执行过程是组织决策过程的延续。这一思路将政策制定过程与执行过程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分析讨论，在理论上对基层组织的执行参与人员和机制给予特别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没有考虑执行过程的决策是一个不完整的决策；同样地，一个没有将执行过程考虑在内的决策研究是一个不完整的决策研究。
“变通”行为是共谋现象的一个特例，即在共谋行为中采取了不同场景定义和情景逻辑的具体做法来“灵活”执行自上而下的政策。共谋行为反映了中国政府组织制度环境、组织决策过程、激励机制诸方面的不兼容性及其矛盾，而且常常是近年来政府改革中各种“理性”制度设计所导致的未预期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那么，是不是可以通过某种理性设计使得基层政府在执行过程中将这三种情形区别开来，“去莠存良”，坚持“好的”灵活性而摈弃“坏的”灵活性呢？从组织分析角度来看，这是难以做到的。这是因为这些机制在组织的运行过程中并不总是兼容的（贝克、吉本斯和墨菲将这一思路模型化了，参见Baker et al.，2001）。而且，在这个角色转化的过程中，不同参与者的认知得以同化，形成共识，成为广为接受的合法基础。
一个是社会治理，一个是教育治理，也许两者并不一样。但是同样的是，都是全社会参与。因此，在教育的链条中，任何一方也都不是单一的责任担任方，尤其是学校教师，整个社会都参与这场“共谋”。
为什么问题如此复杂？困难如此重重？我们仍然需要一往直前，对教育乐此不疲？这不仅仅用一项工作来定义，也不是为钱途着想，我想更多把这个作为对自己的一种全方位的修炼和人生经历体验，一种好好活下去的激励，不然，还能怎么办呢？
至少，从自己做起（留一点说的痕迹还是可以的），至少可以疗愈自己。。。。。。
也希望温暖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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