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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科举从开创（首创时间有汉朝、隋朝、唐朝多种说法，主流观点是隋开创，唐继承并完善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前后经历一千二百余年。
科举制被认为是封建时代所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使出身社会中下层的读书人通过相对公平的考试参与政权，扩大了统治基础，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加强了中央集权。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举考试慢慢变成了贬义词，尤其毁在了清朝。八股取士，纯粹是培养书呆子，好不容易出几个文人，然后文字狱就来了，还要经历一难又一劫，这时候万一还遇上个昏官，就真的避免不了磨难了。直到民国，出现了一些我们所熟悉的作家，和一批又一批的思想家。
到现在，我们的应试教育被抨击是当代的科举，历史从起点回到起点了吗？
教师的心理健康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现在比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更迫切的，是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因为他们的职业倦怠和耗竭非常严重。早在2019年，就有一项调查发现，32.4%的被调查教师感觉工作压力非常大。教师中亚健康心理患者占到72%，其中61.2%的中小学教师有焦虑征兆。
2023年初，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健康教育跨学科平台首席专家俞国良带领团队，对1998年至2022年间中国教师心理健康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他们发现，聚焦在焦虑、抑郁、躯体化问题、强迫问题、偏执问题和敌对问题等六类教师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共纳入相关研究1813项，包括大中小幼教师550233名。结果发现，教师群体心理健康问题的总检出率是16%（排除幼儿教师的检出率为17.8%），这个数据略低于300多万大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总的检出率18.7%，高于医生、公务员、企业职工等其他职业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各类检出率由高到低依次是强迫问题（20.5%）、抑郁（18.8%），焦虑（16.19%）、躯体化（14.4%）、敌对问题（13.4%）、偏执问题（12.9%）。就不同的教育阶段来说，幼儿教师检出率最低，中学教师最高。整体而言，过去22年，我国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呈现缓慢上升的特点，这种趋势在未来一段时间还将延续下去。
1998年到2020年我国教师心理健康问题指标加权平均值变化
应该引起全社会高度重视的，是中学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现实不容乐观。中学教师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由高到低依次是睡眠问题（36.4%）、强迫问题（23.0%）、抑郁（20.9%）、焦虑（18.9%）、偏执问题（17.4%）、敌对问题（16.7%）、躯体化问题（16.6%）。
中学教师处在一个特别关键的过度阶段，这是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过渡阶段，老师在完成义务教育任务的同时，还承担着学生职业选择和个人发展的引导工作。这个时期，学生也正处于儿童到青少年过渡期，身体与心理发展快速，但仍不成熟，他们会表现出抵抗行为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状态，会出现更多心理健康问题。而中学教师往往被赋予了对此现象进行识别、应对和缓解的责任。他们面临的沟通和教育难度大大增加，可能会导致心理健康状态恶化。初中教师比高中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更为严重。
还有一个细微的变化的是，大学男性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下降幅度颇大，女性教师没有明显恶化。尽管如此，女性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始终较低，尤其在内化问题上普遍高于男性。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均呈现上升且复杂波动的趋势，这种恶化是整体性，多维度的，错综复杂，需要政策先行、适度减负、期望合理。这反映的不仅是教育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出现在我国。美国兰德公司2021年6月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教师可能是当下压力最大的职业，该调查还发现，除其他因素外，教师报告抑郁症状的可能性几乎是其他成年人的三倍。显然，教师们不仅已经达到了他们的极限，而且已经超过了极限。这个长期以来一直与低工资和士气低落作斗争的职业正面临着危机。
全国教育协会对3000多名教师进行调查时，几乎所有的人都说职业倦怠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超过一半的人表示计划比预期提前离开教学岗位。更糟糕的是，追踪教师队伍人口结构变化的研究人员发现，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这个行业的经验越来越少，且更不稳定。
那些没有离开的人（即便他们想要离开），正身处在“产生精神和身体问题”的风险中。詹妮弗·莫斯（Jennifer Moss）在为她的书《职业倦怠的流行病》（The Burnout Epidemic）进行研究时发现了这一点。该书调查了包括教师在内的许多职业，并将这种情况定义为一种职场抑郁。根据瑞典精神病学家玛丽·奥斯伯格（Marie sberg）和其他学者的研究，莫斯得出结论：职业倦怠往往从小事开始，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形成。随着职业倦怠越来越严重，其影响也越来越大。“你可能会遭受高度的焦虑、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她说，“你会看到自杀率的上升。这一切是灾难性的，是严肃而重要的。这不仅仅是发发牢骚、说‘我想要更多地确保工作与生活之间能够平衡’。”
对教师来说，他们经历的职业倦怠与其他职业有所不同。事实上，美国最著名的教师不满问题专家之一、鲍登学院（Bowdoin College）教育部主席多丽丝·桑托罗（Doris Santoro）很少使用“职业倦怠”一词，她更喜欢“士气低落”（demoralized）这一词汇。很多教师进入这个行业并非是为了报酬，他们需要其他奖励来维持工作，但最近他们却很少受到嘉奖。桑托罗说：“许多教师从事这项工作，是为了寻求一种道德上的满足。”但在目前这种疯狂的情况下，没有一个老师是快乐或满足的。
教师心理危机的原因复杂多样
一项调查中，85%的中小学教师认为升学压力是自己最大的压力源，学生考试成绩不理想是自己生活中最大的挫折。而这种挫折感的来源之一，就是家长对孩子学业成绩的焦虑，他们“望子成龙”、希望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的高期待，转化为对老师的高要求，将孩子的学业成绩乃至性格培养完全归为教师的责任。家长的过分要求和不理解，使得教师群体的压力感和挫折感更加强烈。
中国教育报调查显示：90%的中小学教师每周要上15-20节课；要批改大量作业；备课、写教案、做课件；出试卷、改试卷、写教学计划、教学总结；组织学生参加名目繁多的竞赛；迎接各式各样的检查、评估；与家长打交道；班主任还要处理大量的班级管理工作，如维持纪律、管理学生值日、看“两操”、宿舍管理，等等。可以说，教师工作一直处在超负荷状态。
2017年，新教育研究院发布了《关于“减少教师非教学工作”的调查报告》，其中指出教师真正用于教学及相关准备的时间在整个工作时间中占比不足1/4，剩下的3/4是更为耗时耗力的非教学任务。烦琐的非教学事务性工作消耗了教师大量精力，尤其在中小学阶段，学校大多采取跟班、坐班制，教师不仅每天批阅大量作业、试卷，还要定期进行家访等。
现行的教育体制仍以应试教育为主导，学校将学习成绩和升学率作为教师教学能力的评价标准，无视学生原有基础而按照班级最终成绩排名对教师进行奖惩。一方面大量重复、低效的非教学类行政工作侵占了大量教学时间（而且往往做好了没奖励，没做好却要面临领导指责、行政处罚等惩罚），另一方面却是成绩和升学率被当成唯一的教学能力标准，让教师群体疲于奔命，职业压力和心理负担与日俱增。
个别极端事件的社会影响恶劣往往导致教师成为网暴的弱势群体。尤其是社会、学校和家长会把诸如学生逃学、品行不良、升学率不高和校园暴力单纯归因到教师个体，导致了教师感到更加“委屈”。通过这些事件可以看到，时至今日，教师被污蔑、殴打的现象还时有发生，教师甚至无法对学生进行正当的批评教育。
竞争性表现主义支配的果？
为什么中国教育发展，如今结果却是各方苦不堪言，不满和焦虑与日俱增？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林小英2019年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发表文章《素质教育20年：竞争性表现主义的支配及反思》中反思了原因。
文章深刻揭示了其中的因果链条：起初，教育系统走向“分权”和“开放”，政府从教育提供者，转变为教育系统管治者，教育问责的兴起和政府“监管-评估主义”的管治伦理，竟推动了教育测评行业的发展。数据监管从此成为教育评估的一大趋势，使学校深陷无法逃脱的竞争达标压力。随着绩效指标成为主要原则，学校虽然以“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实际上却不得不奉行管理的拆解化和标准化指标，于是素质教育就势必意味着学生负担的加重。
作者最后指出，背后的矛盾是，素质教育以人本主义鼓吹个人成功，但现实政策却很难让每个人都达到成功标准，除非成功标准本来就是多元化的。需要警惕的是，指标化竞争使每个人都成为“可计算的人”或商品，把学生变成学校潜在的“人力资源”。如果不扭转这种局面，那么未来搞出再多新概念和新做法，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文章有很多发人深省的分析，摘录一些如下：
问责文化的兴起使政府作为权威公共部门吸纳了市场领域的话语，如“市场”、“管理”和“绩效”。引入上述话语干预策略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就安装了新的“话术”，人们可以使用新的语言描述角色和关系：学生是潜在的“人力资源”，学校要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学习是“具有成本—效益的政策结果”，学业成就是一套“生产率目标”；学校好像工厂，教师作为生产者加工学生，以供市场检验；政府就像行业协会，负责制定行业标准，定期进行评估和审查并比较绩效。
问责文化通过组织结构的矛盾性转化，变成组织内个体的绩效竞争。绩效指标其实是高度选择性的，突出一些的同时吞噬了另一些，然而却经常被称为“客观的”和“科学的”。当学校的教师竞相争取高绩效分数（如所教学生的优秀率、升学率、赛课名次、教学创新获奖数、教研成果发表数等）时，也需要极力隐藏一些与绩效指标不符合的行为和结果。政府清楚地看到由监测和问责而来的绩效竞争的闭锁效应，再要改变十分艰难。从此，指标语言接管了服务语言，问责语言接管了信任语言。
早在1990年代，米歇尔·包尔（Michael Power）面对现代政府和组织运行如此信赖外部审计而导致内部信任的衰退时，精辟地指出了审核和问责文化对组织主体性和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侵害：“如果那些从事日常工作的人不被信任，那么人们就转向参与监管他们的专家，依靠文件证据的形式，最终依赖审计员和检查员本身的表现。如果您信任这些措施，那是因为您无法信任那些从事日常工作的人的绩效结果”。
一切都看上去很美，然而这种似乎使公共部门更加透明的技术和更加复杂的计算，实际上可能导致它们变得更加不透明，迫使校长和教师开发出内部人都心知肚明而外部人浑然不知的“数据游戏技巧”，有时是直接的失实陈述或“作弊”，有时是数据填报的系统性偏差。教师和校长发现自己年复一年地面临在竞争环境中达标或争优的压力。评估数据和结果的集中趋势会将这些问题呈现出来，推动决策者频繁地为政策打补丁，如此带来教育系统中不断流通的猜疑和信任的匮乏。时间将矛盾转化为振荡。
实际上，这种学校管理模式并不是中国首创，也不能归咎于素质教育的任何政策倡导，而是一种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浪漫理念在全球各个国家各个领域的展开。2000年就有研究者在对英国小学所做的案例研究中发现，在大多数教师受访者中，“低信任度”处于上升趋势，并伴随着正式的“寻求安全”策略的激增，教师感觉到了高度的情感损害、生存焦虑和恐惧。
凡是能表现出来被检测者看到的，都是可以列入计分项的，从而得到激励和褒奖，于是外向、能说会道、能言善辩甚至夸夸其谈是加分的表现，如通过自主招生口试（即面试）可以获得数额不等的加分；凡是让检测者不能看到的、不能理解的、无法在记录本上记下来的，则视而不见，被隐藏和忽略，于是内向、不善言谈、少言寡语、含蓄内隐是减分的表现。
一种追逐“名气”“实力”“清北率”“一本率”“增值”排名的群众心理以至膜拜文化笼罩着整个中国教育体系。然而，在整个排名榜的话题热度以至膜拜背后，没有多少人深究每个排名榜背后的评核标准，更遑论追究这些标准是否正确以及这些标准的测量是否准确。北大和清华每年在全国中学的录取排行榜屡屡见诸媒体，这种榜单只片面反映了中学教学表现“产出”，而没有考虑中学收取初中毕业生的“投入”质量。大多数优质学校都争相公布自己在竞争指标上的高分，如所聘教师的学历、学位、海外背景以及名师数量、特级教师数量等等，这些指标上的观测点又可以直接快速地转换成为教育市场上的“货币价值”，以此交换更好的生源和排名。竞争让学校和教师的行为和结果都可以变成各种市场上的交易品。
在学校内部，绩效指标还产生了一种深刻的矛盾。一方面，学校管理者要求教师根据素质教育的政策要求，不断强化“一阶活动”量的增加，并提高要求和产出期待，如提高教师的教学投入、学生的学习投入、教研组的研讨、学校课程开发等；另一方面，作为“二阶活动”的绩效监督和管理的工作时间和成本也增加了。因为后者的存在，使前者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表演”工作，而这总体上并不能带来整个学校效能的增加。这也是“机构的精神分裂症”的表现之一。
经验表明，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现实都无情地要求学校只重其一端而忽视其他很多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巨大的经济成就为教育领域拥抱市场赋予了极大的政治合法性和社会合理性，但教育终究是一个应该给所有人以最起码的人生希望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