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本文2007年发表于公开刊物，作者为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王东京。王东京是经济学家，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十几年过去，这“三大定律是否仍然具有普遍性，对于今天的官场现象是否仍然有参考性？
王东京，男，汉族，1959年生，湖南安乡人，1986年7月参加工作，198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位，教授。 曾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
"我在《南风窗》杂志曾撰文指出，经济学不反对跑官，问题在于，现在人们只往上跑，不往下跑。若变少数人选人为多数人选人，增加跑的成本，则跑官无虞也。"文章刊出后，读者回声四起，不少朋友来电，鼓励我把这个题目做下去。为不拂读者美意，于是就有了这篇《中国官场三大定律》。
第一定律：地方越穷人们越想做官
倘若从现象观察，人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就是地方越穷，想做官的人越多。比如北方经济不如南方发达，北方人就比南方人喜欢做官；内地经济赶不上沿海，内地人则比沿海人喜欢做官；中国经济落后于美国，故中国人普遍比美国人喜欢做官。
最近几年，国内不断有买官的事在媒体曝光，也有不少人被罢官判刑。如读者细心，留意一下案发地点，这类案件，都差不多发生在贫穷省份，或者是发达省份的贫穷地区。贫穷地区何以频频出现买官呢？经济学的解释是：一定局限条件下的经济人本性。
经济学讲经济人，有两层含义：一是说人是理性的；二是指人是自私的。既然人是自私的，必定要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既然人是理性的，就一定会寻求在局限条件下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办法。
比如贫穷地区，人们收入低，投资没本钱，做生意没市场。所以要改善自己，就得与政府扯上关系。因为这些地方，国有经济比重高，而国有经济由政府管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进政府的门，成不了政府的人，政府的餐桌上没你的饭碗，国家的大锅饭肯定与你无缘。
我曾听朋友讲过一个笑话。说是春节期间，有一四川民工南下打工，由于人多拥挤，不小心打破了火车上的玻璃。列车长让他赔，他说，火车是国家的，国有资产是全民资产，也有我一份，国家的东西我什么都不要了，就要现在这块玻璃，打破了也就不赔了。可列车长说，这块玻璃不是你的，弄坏了还得赔。
此事是否当真，笔者无从查考，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个道理，国有资产说起来是全民资产，但平头百姓却没有支配权。国有经济，实际上是政府所有制经济，政府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官员支配的。
设想一下，如果打破玻璃的不是那位民工，而是铁道部门的某位局长，列车长会让他赔吗？也许列车长解释说，民工乘车是因私；局长乘车是因公。既然因公是一种特权，损坏东西可以不赔，你说谁不愿去因公呢？所以贫穷地区人们想当官，多半是看透了当官与国有经济的特殊关系。
人要生存，每天都得吃饭，民以食为天嘛！别看吃饭是平常小事，可当不当官，吃法也大有不同。老百姓上饭店吃饭，肯定得自己出钱，可当官的吃了大餐，通常是拿了发票，回单位报销的。
有一次我陪一个国内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吃完饭后，我们管餐厅服务员要发票，服务员却不知发票为何物，待他们找来老板，我们向他解释，说我们在你这里吃了饭，要开发票回国内报销，餐厅老板听了大惑不解。他问：你们不是为自己吃饭吗，为什么要公家付费呢？
显然外国人是不懂中国国情，在我们中国，老百姓才为自己吃饭，一旦当上官，就变成国家干部，吃饭就是为国家吃了，所以得由国家买单。不仅吃饭如此，坐车也一样。老百姓出门，得自己掏钱挤公交车；一般干部，可以让单位派车，官大一点的，可以有专车。总之，只要当上官，像吃饭坐车一类的事，都可由公家付费。就冲着这一点，你说贫穷地区想当官的人能不多吗？
时下人们想发横财，无非是两个路径：一是违法经营，如走私贩毒；二是行政垄断，以权谋私。
第一个办法，虽有暴利，但利大风险也大，若有闪失，就会人财两丢。这种掉脑袋的事，非虎豹之胆的人不能为也；而行政垄断则不同，大权在握，呼风唤雨，赚起钱来堂而皇之。像过去价格双轨制时，利用内外价差渔利，不知养肥了多少人。
而前些年靠批地皮、倒批文，一夜暴富者，也为数不少。老百姓管这些人为“官倒”，为什么叫“官倒”？因为像批地、倒批文这种营生，没有官位，手中无权，定然是倒不成的。所以贫困地区有人说：要想富，当干部，不种地来不养牛，大笔一挥成了暴发户。既然当官能无本生利，大家看在眼里，明在心头。尤其是贫穷地区，人们发财无门，可又穷则思变。故千军万马往官道上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二定律：实权越大通常难做大官
大凡做官，都会有权，但所处位置不同，权又有虚实之分。有的位高权虚，有的位低权实。比如，同是机关的处长，有人管钱管物管人，有人只管上传下达，分发文件。若是不同的部门，处长实权抵不过科长，更是司空见惯。当然，这里讲的实权，是特指财权、物权、人事权。
经济学研究定律，必须从普遍事实中加以提炼。若就一般性而言，官场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年轻时实权大的，往往难当大官。为什么呢？经济学的第二假定，叫资源稀缺假定。如果从经济学角度看，实权也是一种稀缺资源，实权越大，就越稀缺。市场上稀缺的东西，想得到的人就很多。用行话说，叫做供不应求。
既然是供少求多，比起一般岗位来，竞争自是激烈得多。所以当官有了实权，就会有人惦记，有羡慕的，有嫉妒的，有求你的，也有恨你的，还有不少则是想取而代之的。所以握有实权的人，除非你钢铸铁打，滴水不漏，不然稍有不慎，遭人算计，阴沟里也会翻船。要是工作中再有个三长两短，被人抓了把柄，不仅升官无望，就连现在的职位，也是凶多吉少，去日不多也。
对实权越大通常难做大官的现象，经济学还有一种解释：就是民主失灵。政治市场的选择，通常奉行的是多数通过规则。
比如选某人当处长，必须有多数人赞成才行。从理论上说，“多数通过”无可非议，它比一个人乱点鸳鸯谱，不知要强过多少倍。但难点在于，什么叫“多数通过”？经济学讲多数，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即少数人中的多数与多数人中多数。
还是以选处长为例，倘是由3个局长（一正两副）决定，则“多数”是两人；若是由全机关人员选举，“多数”可能是几十、甚至上百人。要知道，局长选人与一般干部选人，角度会有不同。局长选出的处长，与普通干部选出的处长，大有可能不是同一个人。如果以局长们的选择为准，虽然也是多数通过，但结果却不能代表全局多数人的意志，所以民主在这里就失灵了。
正是这种少数人选人，使得握有实权的年轻干部，往往难做大官。假设某处长，管着工程发包。工程发包，是让许多人垂涎欲滴的事，想插手的自然很多。如此一来，那些比处长官大的，就可能写条子，给处长介绍工程队。处长手里一个工程，也许要收20个条子，僧多粥少，如何是好呢？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处长只能权衡厉害，把工程包给某重要领导介绍的工程队。
可是，处长讨好了一个领导，却得罪了19个上司。将来开会研究他的提拔时，一个人赞成，19个人反对，结果会是什么情形，人们可想而知。再有，那些官大的写条子，没官的呢？想接工程就得送票子。即使这个处长不收礼，100人送钱，拒绝了99个，而其中一个是丈母娘介绍的，就收下了。
可不料东窗事发，结果被人告到纪检委，纪检部门办案，不是看你拒贿多少次，而是看你有过受贿没有，是一票否决。哪怕是一次，该撤职的就得撤职，该法办的就得法办，法纪无情嘛。所以年轻的实权干部当大官，成功的概率只有1％，而失败的概率是99％。
读者如若不信，可以看看你所了解的官员，那些仕途通达的，是不是不少都是共青团出身，或是那些年轻时实权不大的人。为何共青团出身的干部进步快，因为共青团不管钱管物，要想办成一件事，得左右协调、上下周旋，所以工作能力都比较强；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实权，人家既不找你批项目，也不管你要资金，所以得罪的人不多，行贿的人更少。这样升迁的机会，反而比起实权干部来要多得多。
第三定律：好人未必就是好官
这里讲的“好人”，有特定的含义，即大家都说他“好”的人。
有句俗语形容这种人，叫“好好先生”，也是毛主席曾批评过的那种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人。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好好人，不乏存在。在领导看来，缺点不明显；在群众眼里，印象也不坏，所以这些人做起官来，大多春风得意，平步青云。
其实，这样的“好人”，却未必是一个好官。
因为当官，本身就是一种责任。履行职责就得办事，可一旦办起事来，就没有不得罪人的。办好事要得罪坏人，办坏事要得罪好人，只有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才什么人也不得罪。像寺庙里的菩萨，好人坏人都要烧香，为什么？因为人们想升官发财，希望菩萨保佑；而菩萨呢，则是啥事也不做，所以不会得罪任何人。
要是菩萨真能提拔某人当官，或帮某人发财，那些没有升官发财的人，没准也会写菩萨的告状信。所以菩萨能得万人景仰，众生朝拜，玄妙在于他从不办具体的事。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总不能当菩萨吧？假如你要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要打击假冒伪劣，那么那些制假贩假的，就会对你恨之入骨，恨不得半夜里去你家的祖坟。倘若你办了坏事，如损公肥私，好人又饶不了你。因此要做“好官”，就要做好事，不得罪好人，但同时要敢于得罪坏人，得罪的坏人越多，说明你当官就越称职。
可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时下做官，要看民意。可“民意”是一个复合概念，人上一百，心态各异。那些敢做事的好官，只要做事，保不准就会得罪什么人。
尽管这些人不一定是坏人，但利益所系，必是如此。俗话说，众口难调，五个指头伸出来，也不一般齐。同一件事情，由于人们利益不同，有人说好，就有人说坏。若是搞起民主测评来，做事的，就往往比不过那些不做事的。站在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又是另一种民主失灵。
所以人们选官，既要民主，但又不能迷信民主；要看选票，但又不能只比选票。正确的办法应是，坚持多数人选人与“多数通过”规则，并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集中。我们的社会，毕竟好人是多数，坏人是少数。如有70％选民通过，就已是一个好官；相反，如果有了100％的选票，也许此人是一个“好人”，但作为一个官，就要大打折扣了。
不难想见，如果我们能在民主集中制的指导下，能把多数人赞成的人选出来，并委以重任，官风必能大变。这样一来，过去那些八面玲珑、只谋人不谋事的人，就没了市场；而那些刚正不阿、敢为老百姓办事的人，也没了后顾之忧。
其实，人非神仙，怎能无过？因此要容许干部犯错误。尤其现在改革时期，好多事情前无古人，我们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既然是靠摸石头过河，就得允许有闪失。不然求全责备，谁敢开拓创新呢？
现在确实有些人，自己无所作为，却总在背后指手画脚，这个不行，那个不对，但究竟如何办好，他又不出手。倘大家都如此，光说不练，那么我们的事业靠谁去推动呢？中国的改革，历来服从一个规律：突破在地方，规范在中央。农村改革如此，企业改革也如此。倘若当初改革不准试验，只能包对不错，中国的改革断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经济学不反对你做“好人”，但发展经济，却需要的是好官。我们的分析证明，好人未必就是好官，所以笔者的建议是：为了国家的强盛，事业的勃兴，最好不要让“好好人”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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