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聚焦｜如果我是你

“现在（Now/闹）跳！”这是2015年一名荷兰游客在西班牙北部的从一座桥上跳下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听到这句话后，她以为自己的蹦极弹力绳已经系牢，实际却直接坠落身亡。因此涉案蹦极指导员遭到逮捕，在庭审中他辩解道，他说的不是“现在跳！”，而是“不要（No/弄）跳！”因为受到坎塔布里亚口音影响，英文字母“o”的发音问题才导致了这场致命的误解。尽管他申辩自己唯一的罪过只是英语不够好，但还是被判过失杀人罪，并被判处四年监禁。

劳伦斯·阿布·哈姆丹，有争议的话语，激光切割立体模型，彩色合剂冲印在木架上纸板，文本，2019 年，7×10×6 厘米 ×14 件

这则案件与其他6个因发音习惯不同而产生的公共案件共同构成了劳伦斯·阿布·哈姆丹（Lawrence Abu Hamdan）的作品《有争议的话语》（Disputed Utterance）。这类案件对当事人有罪与否的判决往往取决于关键性单词或短语的发音判定。在这作品中，艺术家使用腭位测量术（Palatography）反映这种判决的证据——将木炭和橄榄油的混合物放在舌头上，并通过发音使舌头与口腔内部接触留下痕迹。他借鉴科学和法律的工作方法[2]，让单词或短语回归至音节式的原始状态，使声音既成为证人证言，又成为存储犯罪事件的容器。

对发声过程的强调亦体现在作品的构成上。《有争议的话语》放大了说话的瞬间：当我们进入“外地”时，我们的身上就多了一层混杂，当我们在法庭上宣誓只说真话、坦白事实时，我们就经历了从普通人至证人的身份转变，而一旦开口，我们的言语也随之从正常对话转变为被记录在案的证词[3]。证词和证据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就如炭油混合物粘在牙齿和内壁粘膜，污浊了发声空间。当声音成为法律真相和个体自证的唯一来源时，捕捉这些迷离线索的行为就让倾听成为一种具体的政治手段——它尝试理解证人的诉求与经历，而不是使用语音分析软件来识别他的口音与种族，它把包含个体游历经验的声音看作武器以抵抗声音暴力，并发起法律斗争。

劳伦斯·阿布·哈姆丹，围墙无围墙，单频彩色有声录像装置，2018年， 20'04''

这一个个荒谬而真实的案件里也显露出移民或外来者的窘境。口音变成公民身份或出身的证明，促使他们在法律宣判前就落入难以自证的非议。或许就如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曾提醒的那样，言论可能仍然自由，但我们面临的倾听条件确实已发生变化。我们的倾听方式需要随之增加。这些包裹着图像的黑色盒子，在模拟真人口腔纵深空间的同时，也回应了艺术家2018年的创作《围墙无围墙》（Walled Unwalled），并延展了其2012年的两个早期项目《言论自由本身》（The Freedom Of Speech Itself）和《冲突的音素》（The Whole Truth），欲从那些拥有绝对权力的人手中和暗示数字围墙的禁锢里夺回法医监听的权利[3]和政治边缘群体倾听的权利。

劳伦斯·阿布·哈姆丹，言论自由本身，综合媒介装置：立体声音纪录片（34''）、隔音泡沫板雕塑（200 × 220 cm），2012年

见证，同样是达米尔·阿夫达吉奇（Damir Avdagić）作品的核心，但不同于劳伦斯试图进入“外来者”成长语境，放大语言和声音中非语义特质的细微差异的创作方式，达米尔·阿夫达吉奇的影像作品见证了移民、家庭关系和流散经历的微观历史，探索着肉体和声音的储存作用。《翻译》（Prevodenje (Translation)）*尤其讨论了语言本身成为记录移民真实经历的媒介以及代际对冲突的记忆和遗忘问题。作品记录了达米尔用英语/挪威语实时转译父母用波斯尼亚语讲述战争回忆的过程。这些战争回忆关于其父辈对1991年-1997年发生的事件以及达米尔的得名故事。“达米尔”附有特定地理区域的政治和社会历史标记：他的父母为了避免达米尔因种族歧视被杀，在那个以姓名判身份的时期选择了可以被归属于穆斯林、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三个民族的“达米尔”。这个带有历史记忆的名字直接承载了这段创伤经历，而翻译和解释波斯尼亚语内容的过程又进一步将艺术家推向曾经的事件亲历者，身体亦成为了它/他们发声与经验延续的容器。

翻译，达米尔·阿夫达吉奇，标清有声录像2015年，16'12”

得益于艺术家精神分析和心理学的学科背景，这件作品也刻意将观众的注意力引导至语言无法诉说的肢体部分[4]。几乎单色的画面将焦点集中在达米尔翻译时无意识的辅助手势、紧张的脚尖、谨慎选择措辞导致的结巴和发音错误及随之而来的各种面部表情上，在视觉上放大了身体内部和身体上的变化。除却因语法和句法为波斯尼亚单词找英语同义替换，两种语言本身的隔阂和家庭间的情感共鸣也让译文在一定程度上遭受扭曲，艺术家越试图忠实地翻译各个词汇的含义，他的身体就越受到创伤影响。《翻译》中所涉及的某些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事件，在今天仍以一种更加静默的方式流淌，以民族主义和种族为动机的语言冲突从未随其解体而有所缓和。这样的现象也能够在近两年的局部战争和冲突中看到映照。

记忆和历史叙事的问题性本质（Problematic nature），与身份的问题性本质相联系。语言转译的过程证明了历史在一代又一代传承过程中的变化，质疑了被夹在不同的历史、语言和文化之间的新一代人在历史事件中的位置和角色，体现出亲历者与后来者身心之间的分离，也令个人言说和集体言说开始合一，促使这些故事和情感残留走出南欧，装入新一代人的体内。记忆和缅怀需要一种真正的复调对话形式，反过来也需要观众以集体共享的心态进行聆听。当代目击者的证词就像是一份表演性文件，具有临时性和可变性，可以在未来被重复和重新诠释，在持续的意义变动和不可预见的枝蔓衍生发挥变形能力。

张英海重工业，三星意味着高潮，高清录像，尺寸可变2016(中文版)原文配乐8'45"(10'45"带间奏)

回看亚洲，受到美国对韩国市场开放施加的压力及1997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也称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韩国试图使用“全球化”政策以应对国际压力，对更快速度、即时连接的渴望以及对电信技术的追求主导着日常生活、企业利益和政府决策的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韩国市场西化与本土经济之间的矛盾[6]。张英海重工业（Young Hae Chang Heavy Industries）的网络艺术创作就起始于这样的背景。艺术家张英海（Young Hae Chang）和马克·沃格（Marc Voge）对网络语言和地缘政治背景的构造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认为语言是互联网的本质，尤其将英语看作是一种“强大的政治工具”，指出用英语参与网络（如使用英语写作、阅读和聊天）就是“含蓄地证明一段历史”。部分地区阻止人们访问网络，这意味着将有一段不同于英语的“新历史”并行而出[7]，就像YHCHI的作品常拥有多个语言版本，但英语总会混入其中。

《三星意味着高潮》（SAMSUNG MEANS TO COME）*是YHCHI《三星》系列的第二件作品。在三星公司借“全球化”政策高速发展的千禧年前后，就探讨了“大财阀”集团的复杂本质——它不仅是一个在当下席卷全球电信行业的经济实体，还是一道爱的幻影，包括虚幻的品牌认同和国家自豪感。这件作品以一位家庭主妇为叙事主体，用文本虚构了一个场景——想象自己在厨房里与拟人化的三星发生性行为。三星是懂得如何满足她的欲望，是家庭主妇们欲望的投射；它也是偏执的引诱者、施暴者和独裁者，它用类似霓虹灯招牌或无法关闭的广告弹窗形式的闪烁文本诱人入内，又用波萨诺瓦风格的音乐控制观众的阅读速度，规定停顿和休息的时间。这种视听语言的运用幽默地讽刺了以商业巨头为首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在网络作为主要流通和展览平台的网络艺术作品里，YHCHI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一个样本，揭示了媒体、技术和全球化不可分割的本质。20多年过去，我们周遭的语境正在急速变化，但我们也能够更加确认这种大型资本怪物是如何肆意横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屏幕和信息联通了生活在不同地域和社会处境下的人群，此刻，构建我们身份的历史记忆不再单纯来源于地缘和血缘的历史。当下，反人道主义的灾难不曾远离，互联网传播的大量战地图像不仅直播着当下战况的结果，也包含着受难者和第三者会面的过程，这场会面离不开“情感、语言和思想”，离不开旅途本身，更引人思考受难者、第三者、图像的潜在命运。

阿尔弗雷多·贾尔，戈迪特·埃梅里塔的眼睛，单频彩色无声录像，1996 年， 1'43”

1994年8月，阿尔弗雷多·贾尔（Alfredo Jaar）带着他的相机和大量胶卷前往卢旺达。5个月期间，超过一百万卢旺达人（其中大部分是图西族少数民族）遭到系统性屠杀，数以万计的图西族和胡图族逃亡扎伊尔、布隆迪、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也有许多人仍然滞留在难民营中，担心返回家园后再次遭受暴力。《戈迪特·埃梅里塔的眼睛》（The Eyes of Gutete Emerita）*就产生于这次旅途。作品讲述了一位母亲亲眼目睹了自己的丈夫提托·卡希纳穆拉和两个儿子（10 岁的穆霍扎和 7 岁的马蒂里加里）在恩塔拉马的一座教堂里被胡图族行刑队砍杀的经历，当她带着女儿侥幸逃离，在沼泽地里苟活三个星期后，因无家可归再次回到阳光下腐坏尸体旁。艺术家在文字和图像后抛出问题“如何弥合埃梅里塔的眼睛和观众的眼睛间的距离？”他的作品为观众创造邂逅的机会，使用非血腥图像，如被标记的将死之人极端脆弱时的目光。贾尔不断对艺术的作用与价值发出拷问“如何让作品扭转否认，如何促进承认，如何解决个人问题，使他们寻求信息、创造知识、感受情感并决定行动——如何创造一种环境，使行动变得既可取又可能？”极度黑暗的展厅里随屏幕内容迸发出刺眼的白光，灼痛我们的灵魂，戈迪特看向的究竟是遥远的旁观者，还是她丧命的丈夫和孩子或废墟的肇事者？

阿尔弗雷多·贾尔，戈迪特·埃梅里塔的眼睛，单频彩色无声录像，1996 年， 1'43”

在讲述个人命运沉浮变迁或回顾历史时，我们往往会听到“如果我是你，我会/我不会…”的回应。但具身的行动和感受有时是完全不可言说的经验，在一个人永远无法变成另一个人的现实前提下，距离或成为挡箭牌和保护壳。在这些作品里，声音的延展性和再现能力试图补充移情或同情的空缺，他们的见证成为了一种更新、扩展、提高自我和群体的方式：用声音将自己解放至他人，也用声音捍卫自己的存在；用文本构建自己的形象，也用文本将他人身份塑造。如果我们想真正地了解人类，如果我们想知道当类似的考验降临于我们时，我们应该怎样保护我们的灵魂——“如果我是你”在这里也提供了一种想象，声音的混杂、分离的身心、内心的欲望以及疤痕使我们反复出入于时代更迭和自我构建的思考之间。有时候，我们甚至可以自主换位到“邪恶”的怪物一方，因为我就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