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1日，在“夜校”展览的最后一天，中间美术馆邀请《思想地震：柄谷行人演讲集1995-2015》一书译者吉琛佳来到展览现场进行新书试读分享会，通过“文学的终结”、“历史的反复”与“另一种乌托邦主义”这三个主题，与听众分享这本近期出版的译作，探讨柄谷行人对于冷战结束之后“历史终结”时期的根本性思考。该书的11篇晓畅通达的讲演是对90年代后柄谷行人理论工作的介绍性文本，为读者了解柄谷的思想转向提供了索引和入门。
吉琛佳老师从柄谷行人的思想转折入手，解释柄谷行人何以提出“文学终结”的论断。进入90年代后，柄谷行人表明自己“不再是文学性、批评性的了，而变得更为哲学化、理论化”①。要解释这一转折，首先要回到90年代之前柄谷的文学批评工作与当时的思想潮流。柄谷的文学批评宗旨在于揭示被当前观念框架所遮蔽的认识，重新发现那些受限于理论体系的可能性。柄谷参与了日本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借助法国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思想，批判和解构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秩序，寻找“两极”之外的第三种可能性。
而来到冷战结束的90年代后，压迫性的话语结构消失，“宏大叙事终焉”，使得批评的工作失去了对象。文学文本不再承载道德任务，文学批评失却了整体性的社会意义。柄谷行人在《现代文学的终结》中分析了现代小说如何与形塑民族观念的需要脱钩而失去了中心地位。民族共同体不再建构于文学基础之上，同时文学也不再承载求知与道德的严肃任务，文学作品变得娱乐化、商业化。这便解释了柄谷为何离开文学领域、更深入地投身社会运动的原因。
而在《秋幸或幸德秋水》中，柄谷行人梳理了文学家与实际参与社会斗争的实践者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合作，追溯了日本现代文学的两种谱系：一种为北村透谷所代表，在与社会产生激烈冲突中转向文学想象力的内在性，用内在的观念世界来反转外在现实；而另一种谱系则朝向了不同的方向：以坪内逍遥、国木田独步为代表的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拒斥政治理想，消解了自由民权运动的理念。这般消极的态度显然无法对现存的政治构成抵抗，甚至从旁支持了帝国主义，纵容了现实中的弱肉强食状态。坪内逍遥的论断并不是陈年往事，“有一阵子人们曾经齐声主张：社会主义只是一种老套的想法，只是一种叙事罢了。所有的历史概念全都是一种幻觉。这便是后现代主义。”②后现代主义的那种对宏大叙事的反讽，再度将当前的时代导向停滞与虚无。
吉老师由此引入了柄谷行人对“历史的反复”的阐释。柄谷行人将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重商主义（1750-1810）、自由主义（1810-1870）、帝国主义（1870-1930）、晚期资本主义（1930-1990）和新自由主义（1990~）。在一般认识中，这是一种线性的历史发展过程，然而柄谷行人指出，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推进，这一历史存在着制度性的反复。随着霸权国家的不断更替，两种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贯穿始终：自由主义式与帝国主义式。当某个霸权国家形成稳固地位，便会催生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而当有新的霸权国家出现、旧霸主受到挑战，随之而来的是帝国主义式的资本主义。从这样周期性的视角出发，便能看到明治20年代（19世纪末）与当前的相似之处：“在1990年之后渐趋壮大的新自由主义并非是自由主义性质的，而是一种帝国主义。因此，它更应该被称为新帝国主义才对。”③柄谷行人对冷战之后的世界形势的新认识，推动着他改变批判方式与思想风格：“现在我认为，我们必须采取一种积极的立场，与资本和国家的运动展开积极的抗争。”④
在认识了“历史的反复”、建立起对世界的新判断之后，又该何去何从？在《思想地震》中似乎没有对此进行纲领性的表述，但读者依然可以从中找到可能的方向。在《重新思考城市规划和乌托邦主义》中，柄谷行人谈到自苏联解体后，人们抛弃了整体规划式的思考方式。“新自由主义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胜利，让规划的观念成为了历史。”⑤在这一过程中，不但国家主导的规划设计走向没落，连与之相对抗的那种乌托邦主义也同样消失了。如今剩下的，便只有从资本主义观点出发的城市规划。后现代主义对其无力作出抵抗。
针对上述的状况，柄谷行人主张重拾“另一种乌托邦主义”，这也是贯穿《思想地震》全书的主题。“这种乌托邦主义当然不是那种现代主义式的，抑或是国家主导的社会设计。”⑥柄谷所提倡的乌托邦主义灵感来自雅各布斯和亚历山大，二者的城市规划原则都在于增加城市的多样性、激发城市里不同群体间的碰撞相容，让建筑的活力从中自然迸发，反对自上而下式的完全人为的统筹。
而在《“哲学的起源”与“太阳花革命”》一文里，柄谷行人讨论了前苏格拉底哲学中“无统治”的观念，回应了现代政治中自由与平等的两难问题：任由自由行事会带来经济不平等，而对平等的要求又意味着自由受限。早在古希腊，雅典与斯巴达之间便存在着这样的对立关系，然而这样的对立并不存在于伊奥尼亚的无统治中，在后者的情况里，移动的自由带来了财产的平等。可见自由与平等之间并不是必然地对立，问题在于现代社会制度内在的弊病。柄谷行人的做法便是从中跳出，寻找“非此即彼”之外的第三条道路，这一努力贯穿了柄谷从日本新左翼时期至今的写作历程。
吉老师随后谈论的文本是《日本人为什么不游行》。针对日本社会运动缘何陷入低潮的问题，柄谷行人指出日本缺乏“中间势力”，即处于国家和个人之间、制约权力对人之压迫的群体，例如欧洲启蒙时代的贵族和教会。这些封建旧势力的存在阻碍了国家对于个体的收编，对中央集权化产生了抵抗作用。在日本，原有的中间势力在明治以来的现代化过程中遭到清除，却并未完全消失。战后，能保护个人自主性的团体依然存在，例如工会、日教组和新兴宗教等等，这些群体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遭到了严重打压。
关于现代个体如何抵抗外压，维持自立的问题，柄谷行人引用了战后思想家丸山真男的《个体析出过程的种种模式》来做进一步说明。在现代化过程里，人从原来所处的共同体中析出而成为个体。丸山真男根据这一过程中个体对权力中心的态度是离心还是向心、与他人间的关系是联合还是非联合，区分出了个体化的四种类型：民主化、自立化、私人化和原子化。其中，自立化的个体主动寻求与他人的联合，并基于此行程抗压的能量。与之相对，私人化的个人“由于相互之间彼此孤立，因而在政治上只能是十分脆弱的”⑦。在日本，自立化的个人类型十分少见，而私人化类型则占据多数。社会维度抵抗的缺乏，使得统一国家迅速形成、工业化得以快速推进，但这也意味着专制的风险。
吉老师最后谈到《与贫富格差作斗争的欢乐联盟》，这篇文章是柄谷行人对松本哉《世界大笨蛋反叛手册》的书评。柄谷在文中指出，面对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下愈发窘迫的经济局面，人们要么执着于中产阶级的生活标准，“聪明”地过活，要么放弃执念，过“笨蛋”的生活。前者的选择是“万难而徒劳”的，生活的窘迫丝毫没得到缓解，但这些人不会因此增进互助，反而愈发依赖国家并盲目排外；与之相较，选择了做“笨蛋”的人们却群集起来，试图“通过自己的双手来创造出一个非资本主义的替代空间”。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游行运动在2011年“3.11大地震”之后再度频繁起来，可见晚近的日本社会中，基于中间势力而推动变革的尝试并未完全销声匿迹。吉老师补充道，在中国也存在与之形成呼应的实践团体，例如上海的定海桥互助社。
在问答环节中，吉老师与听众朋友共同探讨了中间势力在现实政治中的存在位置与存续方式、柄谷行人在新联合主义运动（NAM）中的发起者作用以及《思想地震》一书出版的独特意义。由于长期在美国执教，柄谷对日本社会运动的参与更多是以开展理论思考的方式。那些处于体系边缘或者秩序夹缝中的群体，在创造可能性空间的同时，是否又会被纳入现存的体制中？这些以独特方式存在的社群要如何维系？问题或许悬而未决，但经验的交流与反思是持续进行的，虽然这不意味着可以固定下来成为模板。《思想地震》一书作为柄谷思想的入门级读物，以平易近人的方式梳理了柄谷的理论脉络，可以触动更广泛的读者群体，联结起更多的目光去关注“震后”的时代裂缝，从中共同探寻“另一种乌托邦主义”。
撰文、排版：李祉彦
摄影：曹立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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