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阅读｜重新思考城市规划和乌托邦主义

重新思考城市规划和乌托邦主义

文 柄谷行人

译 吉琛佳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建筑教育。收到演讲邀请之初，我说我既不是建筑师又不是建筑批评家，况且我跟建筑教育八竿子打不着，然后就想推辞。但是对面回复我说：我们这些学建筑的，都在把您的《作为隐喻的建筑》（土耳其语译本）当成教材在用呢，您这不已经参与到建筑教育之中了吗。被这么一说，我也只能回答说确实如此，于是便应承了下来。不过也是因为有其他原因，我想一定要来一趟土耳其。

先说明一下我最初与建筑产生联系的原委。我在1983年出版了《作为隐喻的建筑》这本书。这本书与1995年出版的英文版在内容上差别很大，这主要在于，我当时其实并不了解建筑方面的事情。我在这本书里面讨论的内容，真的就是作为一种隐喻的建筑而已，跟建筑领域的问题并没有关系。所以，我完全没有预料到会有建筑师读这本书。然而意外的是，建筑师矶崎新读了，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他甚至还向美国的建筑师彼得·埃森曼推荐了我的书。结果，我的书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书写建筑”系列（Writing Architecture series）的第一本书出版了。为此，我把这本书彻底改写了一遍。

除此之外，埃森曼他们还邀请我作为常规成员加入ANY。这是一个国际建筑师年度会议，从1990年开始的十年里每年在世界上不同的地点举办。我也在参加该会议的过程中结识了国内外众多的建筑师。在那里多多少少获得一些当代建筑知识的同时，我也抛弃了不少过去曾有的幻想。因为我没能遇到什么志同道合的人。

在《作为隐喻的建筑》里，我几乎完全没有涉及现实中的建筑。里面只提到两位建筑师、理论家的作品。那就是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的《城市并非树形》和简·雅各布斯的《城市经济》。两本书都跟城市规划有关。那么，为什么我要思考城市规划，把它当成作为隐喻的建筑来思考呢？

这一点涉及一个可以上溯至柏拉图的问题。柏拉图将哲学家比喻为给所有知识确立基础的建筑师那样的存在。他认为建筑architecture是techne（技术、知识）的arche（起源或首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作为隐喻的建筑”最早是从柏拉图那里来的。自那时起，作为隐喻的建筑一直主导着西方哲学。比如在欧洲中世纪，上帝被看成一位创造世界的建筑师。笛卡尔曾畅想建造一幢周密严格的“知识建筑”，而康德则为了说明其超验哲学体系使用了建筑术architectonic一词。

有人曾经对此做过批判。比如当德里达在提倡解构形而上学的时候，就是在讲要打破像建筑这个隐喻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知识的体系性。事实上在1970年代里，text（文本）的隐喻、texture（织物）的隐喻代替了建筑隐喻而变得重要起来。像这样，文学批评和哲学领域中便有了“从建筑到文本”的转向，而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建筑界。这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现在人们都已经忘了，其实后现代主义的概念是在建筑界发生，然后扩散到其他领域的。建筑领域里的后现代主义，本来的意思是批判“作为隐喻的建筑”这一主导观念。

建筑领域的情况是这样的：在后现代主义之前，有以密斯·凡德罗、勒·柯布西耶为代表的建筑现代主义者，他们所追求的是建筑的建筑性。比如勒·柯布西耶所提倡的建筑舍弃了一切装饰成分，就像是个用于居住的机器。他们其实是把柏拉图式的那种作为隐喻的建筑推到极致。于是又有一些人与他们相对，倡导将装饰物重新导入建筑，换句话说，就是将历史重新导入建筑中。对他们而言，建筑与其说是一种建构物（construction），不如说是通过引用历史性作品而编织成的文本那样的东西。这些人都以后现代主义者自居。到后来，这个词也传播到了其他各领域。

然而，我自己对此事的看法稍微有点不同。比如柏拉图在把建筑师看作作为隐喻的知识之栋梁的时候，他脑海中浮现的究竟是怎样的建筑师形象呢？如同一个雅典市民会做的那样，他其实是轻蔑地看待建筑和建筑师的，因为他认为那只是一种手工技艺。所以在柏拉图看来，这些人唯一值得尊敬的事情在于他们参与了城市设计。与个别建筑物的设计不同，城市设计是与社会整体的设计相关联的。柏拉图把由哲人-王统治的国家视为理想的国家形式，而城市设计者正是作为其隐喻的存在，他们会得到柏拉图的青睐，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当代，哲人-王的观念仍旧以其他形式继续存在着。比如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这种观念转变成这样的认识：觉醒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先锋党需要掌握权力，从而计划性地改造社会。反过来说，如果去考察这种马克思主义式政治的问题，便可以回溯到哲人-王这个问题上来。人们已经对此进行过无数批判了，但是如果回溯到柏拉图去考察，我们便可以把它重新看成一个城市规划问题。我在讲到“作为隐喻的建筑”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思考这个事。

我之所以对亚历山大和雅各布斯抱有关切，是因为他们从根本上批判了设计、规划之类的事情。以前我也了解过很多对于计划经济、设计主义的批判。然而在阅读雅各布斯和亚历山大在1970年代的工作时，我感到格外新鲜的一点是，他们虽将论点限定在城市设计的问题上，却同时出色地展现了这种设计如何必将以违背原来意图的结果而告终。这不仅关乎城市设计，也是在探究普遍意义上的对社会、经济的设计之所以必遭失败的原因所在。因此，他们的工作成了我在《作为隐喻的建筑》里能用到的最恰当、最重要的例子。

首先，让我们来概述一下他们的工作。简·雅各布斯是一位建筑媒体人，在1950年代，她公开反对纽约的城市改造工程，并组织市民运动与之对抗。此后她因为反对越战而移居加拿大的多伦多。

在当时，城市开发事业一般受到称作区划（zoning）理念的主导。所谓区划，简单来说就是把城市以办公区为中心，区分成各种各样的区划，然后在郊外建设住宅区。各种区划经由汽车普及化（motorization）与中心相连接。今天无论在世界的何处，城市都在经历雅各布斯批判过的这种区划化、汽车普及化的开发与改造。雅各布斯在1950年代对此提出了批判，在她看来，城市真正的魅力与活力，来自新老建筑的混杂、住宅区与办公区的比邻，以及各种阶层、各种民族的共存。一句话，参差多态才是城市生命力之本源。然而现代的城市设计却与此相反，倾向于摒弃自然城市那种自发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雅各布斯十分具体地探讨了城市的多样性，而亚历山大则可以说是用更抽象的数学的语言讨论了相同的内容。在《城市并非树形》这篇著名文章里，亚历山大把那种在漫长岁月中逐渐形成的城市叫作“自然城市”，将其与经由设计师、规划师严密规划而来的人造城市区别开。在他看来，人造城市缺少那些自然城市具有的本质性的要素。许多城市设计师试图通过导入自然城市的各种要素，以使现代风格的人造城市获得生机。然而亚历山大则认为，迄今为止这些尝试之所以屡屡失败，是因为它们仅仅只是在模仿自然城市的外观和印象，而未能真正捕捉到自然城市的内部结构。

在雅各布斯看来，城市要有多样性，其中的一个条件在于同一个地区要能够起到不止一种功能。相反在人造城市里，一个地区就只具有一种功能而已。居民区就只是给人住的，马路仅仅用于通行。这用亚历山大的说法，便可称为一种“树形结构”。与此相对，自然城市有着更为复杂的结构。比如小孩子有的时候就更想跑到马路上玩，不想在公园玩。当马路同时也是游乐场的时候，它便发挥了不止一种功能。

亚历山大认为人造城市是树形结构，自然城市则是半网格（semi-lattice）结构。他这是在以数学方法去把握结构，因而也可以运用到其他问题上。比如说组织机构也是这样的。军队和官僚机构是树形的，不允许未经上级组织的横向往来。不过，最严格意义上的树形结构，还要数那些间谍组织和地下组织。其实树形结构也会发生变革。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的官僚组织，有时也会发展出不经过上级组织的横向联系，这样一来也就跟半网格结构接近了。

在亚历山大看来，若是在严格意义上遵守树形，那么无论组织还是城市都免不了荒废的命运。当代的城市设计本质上是在朝着这样的方向进展，人造城市巴西利亚便是其中的典型。“在任何有机体中，极度分割和内部元素的分裂，都是行将毁灭的第一信号。对一个社会而言，分裂是无政府状态。而对于一个人来说，分裂是精神分裂症和临近自杀的标志。”^[1]

在那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我一直都没再去思考这个问题。我重拾该问题是在开始参加ANY会议的1990年以后。但那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在会议上受到关注，而是恰恰相反。对于雅各布斯和亚历山大的那些城市规划批判，建筑师们似乎都显得兴致索然。

人们如今确实是对城市规划失去了兴趣。苏联解体后，人们对于各种类型的社会计划都失去了兴趣。比如像苏联实施的计划经济，其思考方式遭到全面否定。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国家介入，包括福利制度在内，都遭到激烈反对，依赖市场原理的思想成为主流。总而言之，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胜利，使得计划的观念成为历史。

然而我想重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这是因为雅各布斯、亚历山大他们所提出的城市设计的问题，其实还一点儿也没有解决。当我们重新思考这些问题时需要注意，他们所批判的那种城市规划其实不同于当代城市中资本主义式的开发。雅各布斯确实反对城市的资本主义开发，并批判城市改造和公路建设不为别的，而仅仅是满足了汽车产业和建筑行业的谋利需要。然而雅各布斯怀有疑虑的对象，实际上是那些看上去与此相反的理想主义的规划。不少人想要抵抗资本主义式的城市开发，希望建设出更人性化的城市，而雅各布斯却对基于这种意愿进行的城市开发抱有怀疑。

在雅各布斯看来，这种实践最早是从英国人埃比尼泽·霍华德（1850—1928）的田园城市构想开始的。他的主张是在郊外建设人口在三万至五万之间、自成一体、办公区与住宅区相临接的城市。在这种田园城市里，公园和森林将会环绕住宅而建，还会有进行农业耕作的空间。也会有供富人和穷人租赁的住宅。然而这并非让不同人的各种元素相互混杂的城市，而是所谓的“城镇”（town）。在这个意义上，田园城市与区划这种划分住宅地和商业地的想法是一脉相承的。

在这之后，勒·柯布西耶提倡的“光辉城市”（La Ville Radieuse）则是批判田园城市，倡导以高层建筑和绿地公园构成的现代城市。然而雅各布斯指出，光辉城市看似是对田园城市的否定，实则与后者基于类似的想法。光辉城市说到底就是垂直的田园城市。在她看来，不同元素相互激发、给对方带来活力的那种自然城市，将会在光辉城市里消失殆尽。

重要的是，这样的人造城市或者城市设计批判了资本主义式的城市发展，这种批判基于一种希望使城市更富于人性的意志。雅各布斯等人所表明的是，这样一种乌托邦式的城市终将会成为异托邦。不过，雅各布斯等人的规划批判，并不是要否定所有类型的规划。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提倡规划的。如果说霍华德和勒·柯布西耶有着某种乌托邦主义，那么批判他们的雅各布斯和亚历山大其实也有着另一种类型的乌托邦主义或设计主义。

这点在亚历山大后来提出的“模式语言”（pattern language）这个概念里也有所展现。所谓“模式语言”，是将构成建筑物的各种部件进行分类，以便每个人都能够自行设计和建造自己的房子。有了这本书，客户便得以自行表达和发展自己的种种愿望。但是，是不是这么一来就不再需要建筑师了呢？并非如此，因为归根到底，各种部件是建筑师所配备好的。亚历山大只是在主张说，不应该把建筑师当成建筑的唯一源泉。同样在创造着建筑的，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们。

关于城市设计，我们不也能做同样的主张么？所谓自然城市也并非完全不需要任何规划就可以建设起来。某种程度的设计是必要的，否则的话，城市就变成了完全的混沌状态。然而，雅各布斯提倡的并不是对城市整体进行规划。相反，她主张应该限制这样的规划。

为了达成这一点，她提出了必须满足的四个底线要求。举出其中两条来说的话，一是要求缩短街道的区块，使得转角变得更多。人们频繁地在街角转弯，就会产生更多的相遇，从而产生出生机和多样性。采用这种设计要求，是为了让人们能够自然地创设出多样的结构来。另一个要求，是让老建筑和新建筑比肩并存。这个要求构成了对城市改造的限制，因为要保存老建筑。但一旦实行了这样的要求，城市就跟“人造城市”不同，变得更富有多样性与活力。

我想重申，雅各布斯与亚历山大并非完全否定所有的乌托邦倾向和规划。他们之所以批判现代主义者的乌托邦式的城市规划，是因为其自身也有志于乌托邦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