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玲律师|| 我的父母是“老三届”

文摘   2024-06-16 12:31   北京  

【父亲节快乐,祝福父亲和母亲】

今天是父亲节,我在网上给父亲订了一束花。

我能猜出,父亲收到花时特别高兴,然后和母亲一起嗔怪:“又花钱!这束花几天就谢,多浪费!”

我父母年近八十,两人在家乡县城生活,每天种花种树、锻炼身体、买菜做饭、打扫卫生,另外就是惦念常年在外地工作的我们。



我的父亲母亲都是“老三届”。 

老三届是个特殊名词,是对历史上特定时期存在的一个特殊人群的称谓。老三届,指的就是因1966年取消高考被迫停学、放弃大学梦的高三、高二、高一学生。

我的父亲母亲都出生农家,世代农民,家境贫寒。他们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长在红旗下,学习刻苦,希望用知识改变命运。

我母亲初中毕业考上了省中,是全县被省中录取的四名学生之一,成绩杠杠滴,各学科打擂台她是常胜将军,典型的学霸,她的苦恼是考清华还是北大。我父亲则是全面发展型,初中毕业考上了县高中,成绩好,在学校还学会吹小号。

按照既往路径,我的父亲母亲和同学们可以参加高考,考上心仪大学,学知识学本领,然后成为物理学家、报社编辑、大学老师、工程师…… 建设国家,报效国家。

但是,1966年全国取消高考。我的父亲母亲不得不中断学业,走向社会,梦想就此冰封。

在大学门口正要临门一脚时,却被责令原路返回。这个遗憾,或许是老三届人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十多年后的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三十岁的老三届们又有机会参加高考了。这个迟来的高考机会,对于大多数老三届而言是困难重重,大多数人未能通过高考走进大学校园。当时,我母亲轻松高分通过高考初选考试,但是为了孩子和家庭她果断放弃了。

不过,知识还是改变了我父母的命运。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作为高中毕业生,他们是有文化的人,是知识分子。后来,我母亲成为中学物理老师,三尺讲台几十年,桃李满天下。我父亲从乡镇到县委到人大工作,兢兢业业,勤恳一生,德高望重。



老三届人对知识的渴望非常强烈,骨子里爱学习,我父亲是个例子。即使退休后,他依旧努力接受新知识、新思想,每天看书思考、做笔记、写东西。耗时三年,用光了几百只笔芯,写了一本几十万字的自传体书《我的贵人们》。现在我父亲因耳聋接收信息受限,他学会用智能手机与人交流沟通,看新闻,偶尔写几笔评论。我母亲退休后则比较悠闲,每天去广场锻炼身体,学太极拳、学扇子舞、学打健身球、学八段锦……十八般武艺啥都学,她学什么都快,口诀背得熟、记得准。

我父母一生简朴,物质要求极低,吃饱穿暖即可,对美食、美景、休闲娱乐完全无感。唯一能触动他们快乐电门的,就是我弟弟和我在知识方面有了进步。我写文章,我父亲每一篇都认真看,偶尔给几句点评。我2019年出版一本法律随笔集,他拿到手里如获珍宝,满脸喜悦,就像我得了诺贝尔奖一样。

我弟弟厉害,前年在Nature子刊上发表一篇免疫学论文。我父母只能看懂论文作者名字“LIUWEI”,只知道这是国际顶刊,这就足够让他们开心好几年了。



老三届父母,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子女教育相当重视,学习从来是家里最重要的事。

我和弟弟上学期间从未迟到过,我母亲每天凌晨做饭,早早把我和弟弟叫醒吃饭,让我们背书包从容去上学。快考试时,早饭会有两颗鸡蛋,我和弟弟一人一个,父母从来不吃。

我父母工资低,几十块钱的样子,还要接济他们的父母,日子紧紧巴巴。但是,只要是读书学习,我父母从来不含糊,节衣缩食也要给我们买书。

我上二年级时,家里已有一本新华字典和一本快翻烂的四角号码字典。我父亲带我去新华书店,花了5.5元买来一本《现代汉语词典》,这绝对是奢侈品,要知道当时一分钱能买三块糖。这本词典至今在我家保存。

我弟弟爱看小人书,我父母认为小人书也能学知识,对我弟弟有求必应。小人书几分钱一册,慢慢地我弟弟积攒了几大箱子,让邻居孩子们十分羡慕。我们上学后,书店有各种版本的教辅书,我父母买来让我们做题。我们偷懒,好多题都没有做。我父亲却说“一本书学会一个字,学会一道题,就值了。”

我父亲经常说的一个词语是:“智力投资。” 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相当超前,这也是我父亲思想的体现。我父亲重视教育,践行终生学习,倡导智力投资。我想,这与他的老三届经历有关,更多是他自己感悟和思考而总结的。



老三届家庭,大学是永远的主题。子女从小背负考大学重担,为自己更是为父母圆大学梦。

我弟弟特别聪明,也调皮,小时候从来被母亲盯着学习,挨打挨罚是常态。我弟弟之后学医,特别苦,也很挫折。我父母一直支持鼓励,直到我弟弟从北大医学部博士毕业后到高校任教。我弟弟四十岁时被公派去国外做访问学者,年事已高的父母没有丝毫犹豫,支持他出国学习。一去就是三年,疫情三年,儿子在海外,这对七旬老人是多么痛苦的煎熬。

我小时候没啥雄心大志,最大理想就是在新华书店卖书。二十岁时,我大专一毕业便通过全国律师考试开始做律师,很是得意。这时候,我父亲以一周至少一封信的节奏给我写信,劝勉我大专学历不够用,要继续学习。我被父亲敦促了三年,终于通过了一门门考试拿到法律自学本科。

我考到检察院工作后,25岁便当上起诉科副科长,志得意满。这时候,我父亲又是一份信又一封信,苦口婆心劝我读书、学习。他从新闻里看到国内新设法律硕士,便搜集信息寄给我,劝我报考。

我被这一封封鸿雁督促着报名、买书、备考。当父母听说北京有考研辅导班,给我寄来1200元让我报名。这是他们辛辛苦苦攒的血汗钱,我异常沉重,他们却很高兴,称这是“发扬家庭传统,进行智力投资”

我就这样被我的老三届父母敦促着、用鸿雁赶着学习学习再学习。直到2002年,我走进清华大学,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我的世界也由此改变。此时,年近三十岁的我才懂得父母的良苦用心。



如今,我父母年近八十,内心平静知足。老三届聚会忆起1966年离开学校的场景时,父亲母亲依旧伤感。不过,当有人羡慕他们“一儿一女,一个清华,一个北大,一个法律硕士,一个医学博士”时,他们立刻欢喜起来。

前不久,我回老家看父母,我父母不经意地问我:暖儿要读大学了,你时间充裕了,要不要再读一个法律博士?

!!我的亲爹亲娘呀,我快五十岁了!

哦,对呀,我为什么不试试呢?




【作者刘玲律师,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清华大学法律硕士,从事律师、检察官、律师三十年。现担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司法部法援案件同行评估律师、北京律协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看守所律师特约监督员,受聘清华大学法律硕士研究生联合导师清华大学法学院中国司法研究中心(最高检检察案例研究基地)研究人员,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员,中国伦理学会法律伦理专业委员会理事。2019年出版个人专著《分光镜下的法治》、2021年出版合著《刑辩三人谈》。
邮箱:liulinglawyer@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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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Karina

北京刑事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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