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语：对于证据裁判原则，我们耳熟能详，其前世今生又如何？且听分解。】
古往今来，人类社会中充满纠纷、纷争、争斗，这是常态。
纠纷出现，原有秩序被破坏。于是，人类社会的自我修复功能则开始发挥作用，人们通过各种有效或没效的手段来定分止争、消解矛盾，努力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或重塑社会秩序。
解决人与人的纠纷，一般需要两个步骤，一是发现事实真相，二是根据规则进行裁决。相比而言，发现真相更难。
真相是什么？
案件事实能否被发现？
这对人类而言，是个千古难题。
神明裁判→ 法定证据→ 自由心证
人类早期，人们寄希望于各路神仙——由神明来裁判是非对错。
这就是神明裁判制度。
神仙要保持神秘感，坚决不肯露出原型来直接臧否人物，而是借助水、火、油、炮烙、十字架、独角兽等，传递神的启示。
信则灵，人们崇拜神、相信神灵，神明裁判在很长时间内发挥着定分止争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字就记载着神兽獬豸，最能明辨忠奸善恶，一旦识别出恶人，先用独角将其撞倒在地，然后一口吞到肚子里。（很多司法机关、律所、法学院将独角兽塑像置于大门口或显眼处。）
神明裁判，直接、简单、痛快。神是万能的，根本不需要什么证据，也不需要听什么辩解。
后来，随着技术发展和对世界的深度认识，人类对神仙产生怀疑，同时对神仙长期不到岗也产生不满，便决心用人的力量取代神的力量，亲自处理人类自己的纠纷。
人们发现借助证据能够发现过往事实，于是，证据闪亮登场。先出现法定证据制度，这与纠问制诉讼模式相匹配。法定证据制度，就是由法律预先规定证据的证明力，执法者依法判断证据来认定事实。例如规定两个典型证人的证言等于完全证据，僧侣证言优于俗人。
法定证据制度，如此机械、教条，法官的智慧和才能被禁锢，成了只会做算术的“小镇做题家”。
转眼到了1790年，法国有一个叫杜波耳的“愤青”，他向法国宪法会议提出废除法定证据制度的建议。第二年，他的提议被采纳，新制度诞生：法官必须以自己的自由心证作为裁判的唯一根据。1808年《法国治罪法典》以法律形式规定了自由心证制度。之后，世界其他国家相继规定了自由心证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是“实行实事求是证据制度”，其实，只要法律不对各种证据的证明力进行预先规定，法官就应有自由理性地对证据证明力进行判断的权力，其实质也是贯彻自由心证。
证据裁判原则
在自由心证制度的土壤里，生长出证据裁判原则。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普遍奉行的基本原则，可以谓之为证据法之纲。有的国家以法律确定这一原则，例如，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认定事实，应当依据证据。”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69条规定了证据裁判原则：“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
证据裁判原则，要求认定事实要凭据有证据能力并且经过审查核实的证据，而不能凭裁判者的臆断、推测、想象或掐指一算、拍脑壳。
证据裁判原则，排斥以非理性的因素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使裁判建立在客观实在、理性讨论的基础之上。具体而言，违反证据裁判原则的情况有如下种种：
听从神意。神明裁判尽管仍有遗风，但现代法庭上几乎绝迹。类似包拯开启第三只眼，现代人已经不信了。
听从长官意志。法官判案，能否依良知独立审、独立判？是否受领导机关或领导的影响而改变自己？在个人利益与社会正义之间，选哪一个？估计不同法官有不同的抉择。判决书中，法官的个人良知和长官的意志各占多少比例，咱不好说。
听从民意。自媒体时代，舆情如狂风，法官对舆情很是小心。被网民盯住，法官也成了事中人，难以客观、中立、超脱，常常会不由自主地顺应了民意。
偏见＋臆断。自负是人类的先天弱点，法官也是人，凭直觉断案的例证比比皆是。法官脑子里常常绷紧一根有罪推定的弦，“不是你干的，公安干嘛抓你不抓别人，检察院干嘛起诉你不起诉别。”判案时，常常对眼前的无罪证据视而不见，任凭感觉驰骋。
证据是人们借以复原案件原貌的基本手段，证据裁判原则是法庭发现、认定案件真相的基础。证据裁判是人类探索几千年后、迄今为止才找到的发现案件事实最不坏的方法。
证据裁判原则，不能仅仅写在法律条文中，更应当铭刻在法官等司法人员的大脑里。自由证据裁判原则被认真遵守，才能最大限度发现案件真相，正确认定事实，继而才可能正确适用法律，实现个案的公平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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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Kar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