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说到，基督教神学家革利免（Titus Flavius Clemens，150-215）认为性法自然，有三种自然逻辑值得人们学习，其一是动物性逻辑，其二是人的理性存在逻辑，第三种则是神的创世逻辑。
【3】神的创世逻辑
革利免认为，放纵会把人引至腐朽，节制则把人导向不朽；节制的本质是逻各斯在人体内的运动，这种运动把人引向一种天使般的生活，在那里，肉体将被净化，两性差异将被消除，两性关系也将消失。
这里触及两个主题：思想的纯洁与心灵的贞洁，它们在修道院禁欲主义的影响下，到了公元3-4世纪变得尤为重要，其背后隐含着一种与性欲作斗争的决心。
革利免强调，人应该只在恰当的时机做爱，换言之，为了生育而做爱才是善举，性行为应该遵循节约原则（即经济学，节约精液并克制授精），这是由人的自然理性决定，也是上帝与人类的协作方式。
革利免认为，在《创世纪》中，亚当与夏娃的堕落，并非因为两人的媾和构成了罪孽，而是两人的性交并未遵循恰当的时机；不尊重做爱时机的经济性，就是丧失了理智。逻各斯作为指引人类的存在，亚当与夏娃理应遵循它的指示行事，但两人却无视时机法则，失去了逻各斯的支持，这才是真正的堕落。
革利免将人类生育比作上帝创世，生育使得逻各斯降临人间，基督将逻各斯化作血液来组成孩童，又用奶水来哺育孩童，人通过血液与神产生了一种亲缘关系，并经由指引与教导与神共鸣。
革利免所著的《导师》是一本生活守则，涉及行为的合法性与目的性，也是一部古典法典，涉及禁令与义务，比如禁止放荡、禁止通奸以及性关系应以生育为目的等，它将婚姻伦理与节约原则（性应具有经济性，即人应该节约精液并克制授精）整合成一套性规则，并基于逻各斯为之赋予宗教意义。
从公元2世纪到5世纪，性关系中允许与禁止之事大体相同，但在道德伦理与宗教理论中，贞操与绝对贞洁的地位却日益凸显出来，“诱惑”与“淫乱”等概念日益增加，这表明一种不同以往的性经验机制正在形成。
随着基督教忏悔制度的确立，加之随后开始的禁欲主义，“做错事”与“说真话”之间被构建起一种关联。忏悔制度与禁欲制度重新定义了人与自身、邪恶与真理之间的关系，借此来约束主体，远比单纯依靠法典来限制言行更有效果。
这种新关系指向一种自我存在模式，也是一种自我改造程序，涉及人独自身的认知、研究、净化以及拯救，肉体由此成为了焦点，人与肉体的关系自此贯穿于西方社会的整个生活。
换言之，基督教并非对性日益严苛，而是在此前业已形成的婚姻、生育和性规范之上，引入了忏悔制度与禁欲主义，最终整合成一种全新的性经验机制，这一新机制又以一种截然不同的形式，体现在个人的行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