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说到，在公元2世纪末基督教神学家革利免（Titus Flavius Clemens，150-215）的宗教著作中，性行为被限定在婚姻之内，其目的是为了生育。
这种做爱只能为了后代的观点，在哲学领域也普遍存在，婚姻、性关系与生育这三个概念，经常被组合在一起：不得有婚外性关系、任何婚姻均应以生育为目的、不以生育为目的的性关系应该受到谴责等。
为此，革利免特意区分了性关系的目标（skopos）与目的（telos），他把做爱比喻为播种：播种的目标是获得食物，目的是有所收获；做爱的目标是生育后代，目的是从后代（比如子孙的美满生活等）获得一种充实与满足；但播种与生育又无法等同，因为二者背后的时机不同。
回顾一下，革利免所说的时机，指的是某一行为要成为善举必须满足的标准；时机的核心是善，善源于逻各斯，逻各斯又借助自然、理性与上帝三种声音来言说自身，其中，前两种声音是上帝之声的两种不同形式，换言之，善源于上帝。
农人播种是因为他自己想播种，但人类“播种”即生育，则只能是因为上帝；人类不能随意经由性行为造人，应该遵从上帝的旨意。
在此，人类生育的造人，与上帝创世的造人，被并置在了一起，但人类无法媲美上帝；然而，人类在堕落之前与上帝十分相似，这种相似性指向精神与理性，所以，堕落之后的人类，可以凭借顺应自然（上帝）法则、完成生育使命来重新变得与上帝类似。
按照革利免的说法，上帝造人是因为祂认为人类值得被爱，祂借由人来显示自己的善，以此类推，人类也可以借由生育来展示这种善。人类通过生育与上帝造人形成一种协同关系，这种协同表明，神支持人类的繁衍，神接纳由祂所造之人。
上帝借助自然及其范例、形式和安排等，经由人类的身体与理性，通过哲学家的教导以及圣经的话语等，规定了各种戒律；而人类依循逻各斯的指引发生性关系，就是在遵守上帝的各种戒律，夫妻可以从中获得一种与上帝协同的价值。
总言之，做爱要服从生育原则，更要服从上帝创世的目的，性关系必须服从逻各斯，逻各斯主宰自然，统治一切，它是上帝的话语。
所以，人类必须学习自然，遵守自然法则，服从自然法则下的做爱时机。自然逻辑是最高旨意，也是上帝的旨意，这种逻辑大体分三种：动物性逻辑、人的理性存在逻辑以及神的造物逻辑。
题外话
某些哲学与宗教，管天管地管一切，就是不管自己给后代造成的压力。老一辈对小一辈的所谓寄托，有多少是源于对后辈真心实意的关心，恐怕只有老一辈心知肚明。
古时候那些指手画脚的哲学家和道德家，如果穿越来现在，见到婚前同居、丁克和开放式关系等，会不会被气死。
社会文化领域的理论学说，有些拓展人类认知，有些限制人类思维，后者像一杆枪，自己越界崩自己，别人踏出射别人。
这把枪瞄准一切，甚至敢指向逻各斯。为自身发明和观点所累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少见，最可怜的是被城门失火殃及的池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