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说到，到了古罗马统治时期，斯多葛学派认为，婚姻是为了共同生育和共享生活，所以在婚姻实践中，夫妻双方应该享有对等的权利，依循对等的性节制，保持对等的性忠诚。
柏拉图把性纳入婚姻之中，性之所以正当，是因为稳定的婚姻关系可以源源不断地生养后代为城邦建设服务，而男人在享用性快感时，应该自我节制，因为这关乎他在城邦的权威与地位。
基督教则认为性是原罪，是邪恶与堕落，而婚姻关系则赋予性一种合法地位，基于忠诚的良好夫妻关系，可以让人获得拯救；
古罗马时期的斯多葛学派则是“通过一种自然、理性和本质的不同归属来把两者联结起来的”（500），“为了满足自我关系的自身要求，为了不伤害人的本性和本质，为了崇高作为理性的自我，人们最好在婚姻内享用性快感”（500）。
上述三种原则，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核心都是让性快感符合婚姻目的，把性快感局限在婚姻之内，这相当于排除了男人的婚外性行为，而这也成为了日后司法审判婚姻与夫妻的锚点。
至此，婚姻成了享用性快感的唯一形式，生育成了享用性快感的唯一目的，这就强化了婚姻中男女性行为的价值：性既被置于婚姻之下的情感、依恋和互惠等关系之中，又被当作维护夫妻情感的工具和保证，由此，人们又开始回顾并置疑此前赋予男男爱情（特指老男人与美少年之恋）的意义。
对于古罗马统治时期出现的这种置疑，有三篇文献讨论过，分别是普鲁塔克（Plutarch）的《爱情对话》（Dialogue on Love）、琉善（Lucian）的《爱情》对话集（Affairs of the Heart，疑似伪作）以及马克西姆斯（Maximus of Tyre）关于苏格拉底之爱的演讲。
其中，第三篇即马克西姆斯的演讲，只是以美与公正为标准，将男男爱情分为两种：一种是积极的，是希腊式的和有男子气概的；一种是消极的，是娘娘腔的和野蛮的；这些基本是在重复此前的古老论调，并无太多新意，可以忽略不计；所以，福柯是基于前两篇来论述古罗马对男男爱情的置疑。
先看普鲁塔克（Plutarch）的《爱情对话》（Dialogue on Love），《性经验史》中译本的这部分内容，翻译得莫名其妙，建议直接看英译本更通俗易懂。
《爱情对话》讲的是，普鲁塔克带着新婚妻子去底比斯城（Thespiae）祈求爱神厄洛斯（Eros）保佑二人的婚姻，并在那里遇到了美少年巴雄（Bacchon）。
美少年巴雄（Bacchon）同时被一位年长男人（erastes，求爱者，特指古希腊主动追求同性的年长男性）和一名成熟寡妇追求，他难以抉择，把问题交给长辈辩论。长辈分成两派，一派主张选择男人，一派力挺接受女人。
那名成熟寡妇名叫伊斯梅诺多尔（Ismenodora），她并不老，但是比美少年巴雄更年长、更富有。伊斯梅诺多尔素来品行端正，原本是受托为美少年巴雄物色妻子，但在亲耳听到巴雄的美好事迹后，在亲眼见到巴雄的俊美与品格后，她爱上了他，认为没人比她更合适他，所以她开始引诱、勾引甚至企图绑架巴雄。
这里有两个关注点：一是伊斯梅诺多尔的年纪与财富，按照古希腊的传统观点，男人在婚姻中理应在任何方面都占据优势地位，如果女方年长且富有，则不利于婚姻的稳定；二是伊斯梅诺多尔的言行反差，她平日里口碑好有德行，却“不顾羞耻地追求起男童来了”，那么只能说明她是“受到了‘一种比人的理性还要强大的神圣冲动’的影响”（511）。
这两点符合传统鸡奸模式（pédérastie model）下对恋童癖男性的特征描述，且伊斯梅诺多尔在此也是以求爱者（erastes）的身份出现。
所以，普鲁塔克在加入辩论时就指出，美少年巴雄面对的，其实并非两种完全不同的爱情类型（一种对男人，一种对女人），而是一种爱情的两种不同形式（一个的对象是男人，一个的对象是女人）；这个抉择难题，表面是应该选男人还是女人，但本质又回到了传统的老男人与美少年之恋上；年长且富有的伊斯梅诺多尔，完全可以像其他年长男性一样，为美少年提供爱与指引，所以普鲁塔克支持巴雄选择伊斯梅诺多尔。
这里涉及两种转变：其一，来自成年男性与来自成年女性的爱，在此变成了同一种爱情的不同形式；其二，与女人相爱，跟与男人相爱，在此具有了相同的伦理价值。
至此，一种单一的爱情观形成了，它并不排斥对美少年的爱恋，却将这种爱恋整合进了一种更广泛、更完整的爱情中，最终使得与女人相爱脱颖而出，“以致最后惟有与女人的关系（确切地说，是与妻子的关系）才能享有爱情”（512）。
传统的应该爱女人还是爱美少年的问题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整合之爱，这种爱建立在男女两性关系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