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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心白发一老翁
——怀念台静农教授（上）
台静农（1902—1990）
选自陈漱渝先生怀人散文集《昨夜星辰昨夜风》
作者 陈漱渝
诵读 西山红叶
编辑 林 枫
人的一生中会有多少追悔莫及的事情呢?这恐怕是谁都难以逆料，谁都难以精确统计的吧！我这番感慨绝非无病呻吟，而是由新近拜访台静农教授引发的。
青年时代的台静农
对台静农这个名字，当代大陆青年大概会有陌生之感；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他也未曾献给他同时代的少男少女以伟大的欢欣。但鲁迅却大力肯定了这位乡土作家的艺术造诣，表彰他“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年轻时的台静农与未名社骨干，左起韦从芜、李霁野、韦素园、台静农
是的，台静农的名字跟鲁迅的名字联系得相当紧密。1925年，他跟鲁迅和其他几位友人共同组织了著名的文艺社团未名社。1926年，他选编了第一本评论鲁迅的文集《关于鲁迅及其著作》。1932年，他曾陪伴鲁迅发表震动古都的“北平五讲”。1934年至1935年， 他曾帮助鲁迅拓印汉石画像。鲁迅因台静农一贯以老朋友的态度待他而深受感动，他感到这种态度“在上海势力之区是看不见的”。鲁迅同样回报台静农以“老朋友的态度”。 台静农选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
不知怎的，我第一次拜访台老时，他就回忆起了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先生深夜梦中死于柴刀之下那种被莫名的恐怖笼罩着的日子，接着，他又讲述了乔大壮先生渡海来台而又返回苏州自溺于梅村桥下的经过。乔大壮先生也是鲁迅的友人。鲁迅北京西三条故居那幅集《离骚》句的小小对联——“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就是出自他的手笔。乔先生终至阮醉屈沉，除了对时局的悲观和心境的孤寂之外，跟受许先生被害事件的刺激也有着直接的关联。台老在《记坡外翁》一文中曾以传神的文字描写他陪乔先生到许先生遗体前致吊的情景：“……他一时流泪不止，再陪他回到宿舍，直到半夜才让我们辞去。他站在大门前，用手电灯照着院中大石头说：‘这后面也许就有人埋伏着。’说这话时，他的神情异样，我们都不禁为之悚然。”我们只要了解许先生和乔先生俱归于寂灭的情况，就不难想见台老初到台湾时的处境与心绪。![]()
台老也问起我到台北的感受。我说，在香港停留时，我深以言语不通为苦，到台湾后，发现人们在公开场合都说国语，使我感到十分亲切，觉得台湾可说是全国推行普通话最好的一个省。台老说，这得归功于魏建功、何子祥诸先生，早在台湾光复之初，他们就倡议筹划在台湾推行国语，特别是何先生，数十年历经艰难与辛酸，终于以苦行僧的精神把国语运动坚持推行至今，取得了昭昭在人耳目的成绩，台老很关心魏建功先生晚年的境况。数年前，远道传闻魏先生已不在人世，台老涉笔毫不掩饰他的伤逝之感，我据所知如实介绍了一些魏先生的情况。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魏建功先生（1901.11.17-1980.2.18）
在后几次的接触中，我跟台老交谈更无拘束，内容也逐渐集中到鲁迅及其同时代人方面来。特别是10月 7日傍晚，我去访他时，适逢他的儿孙都出门度周末了，老人独处书斋，身着一件圆领汗衫，光着脚，空口喝着威士忌——他每天都喝二两。我突然想起他文章中的一句话：“酒人何尝麻木，也许还要敏感些。”心中不禁有些悲凉。台老留我多坐些时候。这时，窗外细雨霏霏，雨点有节奏地轻轻敲打着芭蕉叶——这就是台湾著名画家、散文家、诗人席慕容笔下的那株芭蕉，它的“叶子正斜斜地伸了过来，叶脉平滑而又整齐地横排着，光洁而又明亮”。(《写生者·窗前》)席慕容曾借此发挥：“三十多年以前，或者四十多年以前，我们每一个仓皇渡海前来的家庭，不都是曾经终于在这样一扇种着芭蕉的窗前栖身落脚的吗?”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晚天南海北交谈的内容，耳边也不时响起那晚雨打芭蕉的声音……鲁迅的译著《苦闷的象征》
关于鲁迅，台先生说，他在北京大学听过鲁迅讲《中国小说史略》和《苦闷的象征》。鲁迅讲课时不照本宣科，发挥自如，语言生动，不像周作人那样死盯着讲义。他承认他的创作深受鲁迅的影响。他原来爱写诗，参加过“明天社”，后来读了周氏兄弟翻译的《现代小说译丛》《现代日本短篇小说集》，又读了莫泊桑、契诃夫的一些作品，才把创作重点转向小说。一些评论家发现台老小说的风格与鲁迅颇为接近：没有繁复的线索，善于从小人物的小事件中揭示没落社会的病态生活面，在清淡的幽默中蕴含着轻淡的讽刺与轻淡的诙谐，看来并不是偶然的。![]()
关于鲁迅发表《北平五讲》前后的情况，台老谈得较多。我首先向他介绍了大陆围绕这一事件的争议：
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说，由于鲁迅的演讲触怒了当局，官方遂写好了逮捕公文， 1932 年11月 27日是星期天，不办公，所以公文还差盖一“官印”，而28日上午，鲁迅还准备在中国大学讲演，官方估计他当天还不至于离京。“就在这间不容发的紧急关头，鲁迅当天下午就搭车离开了他所酷爱的北京和可依恋的群众。他走了，从此永远不再来了。敌人的逮捕公文白白准备了。”许广平声明，上述情况得之于“一位深知内幕的朋友”。然而，考证家朱正却认为这“看来是个虚构的故事”。他的理由之一是：任何一个政权的专政机器在镇压自己的敌人的时候，从来都不会拘泥于多盖或者少盖一颗官印之类的手续上的……再说，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也不会受星期天休息之类的限制的。(《〈鲁迅回忆录〉正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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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老听完我的介绍之后说，由于年代久远，有些事情记不大清楚了，许广平提到的这件事，他也不知其消息来源。不过，他觉得许广平提供的说法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不盖公章固然仍可以抓人，但鲁迅不是一般人物；涉及鲁迅的事情，总是要由一个部门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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