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鲍曼用“流动的现代性”来表述现代社会，它就像液体一样不断变化、重塑，自我更新的同时，也在否定自己。
正如苏东坡的诗所言：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苏轼拿一整个人生的尺度旅行，毕竟他活了六十多年，先后在眉州、汴京、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颍州、扬州、定州、惠州、儋州等十余个地方待过
——贬官的圣旨是他的高铁票，茫茫天地是他的宾馆，而人生种种都是风光无限的景点。
今天很多人去过的城市不比苏轼少，但主要是短期旅游和出差，少有真正的生活，人生如高铁。
古代羁旅的条件要差太多，何况苏轼并非游玩，很多次都是被贬官，人生和事业的重大变故。
但他怎么说来着，“此心安处是吾乡”。
现代人没事看看苏东坡，真的可以治愈身处“流动的社会”那种焦虑、迷茫和不安。
比如东坡居士这个称号，就是他被贬黄州时得来的。
苏轼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我在东坡上修了陂塘，开开垦了五十亩水稻田。我耕作，老婆种桑养蚕，生活总算过得下去。
前几天有头耕牛发病，都快死了，兽医来了也搞不清楚。没想到老妻一瞧，说是发“豆斑疮”，用青蒿熬粥灌它便能救治。果然有效。
被贬到黄州后，我就当个老农夫，夫人还懂“黑牡丹”（水牛的戏称）。
说这些，“发君千里一笑”。
还是在黄州，写给另一友人的信中，苏轼说：
年岁将尽，风雨凄凄。在竹屋的纸窗户下，灯火青荧，我常常在这样的情形下读读书，心情也开朗起来，寂居的生活也自有了它的趣味。唯独惭愧这只能是我独享。
想来你看到后，也会为我一笑吧。
从这些信中可见，不管待在哪儿，不管跟谁，苏东坡这人总能给自己找点乐子，沉浸地享受生活给予他的。甚至还自嘲，一辈子干了点啥呢？
被贬，被贬，还是被贬。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而且，明明是自己被贬，他却还要主动安慰友人，“我很惬意，你也会为我开心吧”。
正如现代心理学给我们的启示：幽默和自嘲是化解尴尬和苦难的良药。有了让自己挂念的人，独处也不会太感到孤独。
贬到乡下做官，干脆就去种地：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
不被重用，那就做个“闲人”，见月色入户，半夜跑到承天寺把张怀民揪起来。
苏轼并不总是没心没肺，却总能找到自恰的方式，化解内耗。
他曾在《记游松风亭》一文写，当年寄居在惠州嘉祐寺，有一次到寺旁松风亭去。也许走得太急，没多远腿脚就累了。苏轼只想赶紧到阴凉处休息一下，结果抬头一看，亭台还在树尖那么高处。
于是他又强迫自己走了一段，忽然吐槽自己，为啥一定要走到亭子，路边就不能休息吗？
刚才心情还像咬住了钩的鱼，不知如何是好，这一屁股坐下来，顿时解脱。
他还感悟了很多：
即便一个人到了进退两难，前有虎后有狼的境地（其实就是苏轼身处的局势），他依然可以选择停下来，休息一番。
我们一生都在走着，身在走，心也在走，社会像电梯传送带一样拖着走。
每个人都很累很累，所以该歇的时候还是要歇一歇，无论情况多么严重、危急；即便身体不能停歇，心灵也要享受一点轻松、自由。
爬山只是个比喻，但苏轼确实遇到不少“进则死敌，退则死法”的情形。
比如他五十九岁被贬到蛮荒的岭南。
别人一听去那儿，都是痛哭流涕，甚至跟家人交代后事。政敌们也都说，苏东坡这把老骨头，这回终于要把命交代在那瘴雨蛮烟中了。
他嘴硬啊，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尽管失去过亲人，也生过大病，可他就是不肯沮丧——
官场不得意，那我就服务基本的民生，像之前被贬杭州一样凿泉挖井劝农耕；
人老了，一样享受生活、游玩、制墨、酿酒，吃吃喝喝；
最后就是，不停读书，不停结交和提拔有才华的人。
直到三年后，苏轼又得到了北归的机会。然而就在离开海南岛的路上，他还差点死在江上。
《书舟中作字》：
快到曲江的时候，要过滩，逆水而行的船被激流冲得歪歪斜斜，十个船夫奋力用竹篱撑着前行，篱尖戳在江石上，发出硬碰硬的声音。
看到这么汹涌的江水，船上的乘客脸色都变了。只要我一直坐着，写我的字，不管四周多么危险、嘈杂。
为啥这么淡定？
苏轼说，我这一生经历的风浪还少吗？几经变更啊。就算现在放下笔，驾船的事我也插不上手，能有什么用？还不如好好写我的字。
其实就是这样，改变不了环境和形势，倒不如该干嘛干嘛。
苏东坡有一首诗就叫《东坡》：
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哪里都有月色，哪里都有路，城里人走远了，山野人还要慢慢走。坡头的路虽然坎坷，不如城里路平坦，可你听，竹杖落在地上的声音，铿铿的，我还挺喜欢。
人生如逆旅，人生如流水，人生如高铁，快就让它快吧，能赶上就赶；
倘若赶不上呢？何妨吟啸且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