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十三邀》对话迈克尔·桑德尔谈到对优绩制度的反思，优绩主义伦理的核心是，成功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可以获得的东西，但桑德尔从道德哲学思考出发，揭示了优绩制的不公平性。（刘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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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拥护优绩至上原则的人知道，真正的机会平等需要的不仅仅是根除歧视，真正的机会平等还需要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来自各种社会和经济背景的人都能装备自己，在以知识为基础的全球经济中有效地竞争。这导致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的主流政党把教育作为应对不平等、工资增长停滞和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的关键手段。“想想我们面临的每个问题、每个挑战，”乔治·H.W.布什（老布什）在1991年说，“每个问题的解决办法都以教育为起点。”在英国，托尼·布莱尔在1996年为工党制定了中间派的改革议程，他强调：“有人问我政府的三个主要优先事项，我告诉你：教育、教育和教育。”比尔·克林顿表达了教育的重要性及其与就业的联系，他认为，在全球竞争的新时代，没有大学文凭的工人会很难找到工资体面的好工作。“我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能上大学，因为你能赚到什么取决于你能学到什么。”
克林顿在他的总统任期内，在演讲和评论中引用了这一对句30多次。这句话反映了当时的常识，并且对两党都有吸引力。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在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经常使用这句话。
巴拉克·奥巴马也把高等教育视为帮助美国工人摆脱经济困境的办法。“在过去，”他在布鲁克林的一所技术学院告诉听众，“如果你愿意努力工作，你不一定需要接受良好的教育。”
你只要上过高中，可能就会在工厂或服装行业找到工作。或者你还可以一边打工赚点儿钱，一边想办法跟上那些有机会上大学的人的步伐。但那些日子已经过去，那些日子不会再回来。
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全球化经济中，在全球化经济中，工作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那些公司，他们正在寻找受过最好教育的人，无论他们住在哪里……现在，从北京到班加罗尔，再到莫斯科，数十亿人都在直接与你竞争……如果你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那你很难找到一份能维持生活的工作。
在发表了这段关于面临全球竞争的严酷消息之后，奥巴马向听众保证，更多教育培训是解决方案。他最后以乐观的阶层跃升话语结尾：他会继续战斗，“以确保无论你是谁、来自哪里、长相如何，这个国家永远是你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地方”。
在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总统和民粹主义者反抗之前的几十年里，自由派和进步派的基本论点就是：全球化经济仿佛是天然的事实，以某种方式降临到我们身上，并会继续存在。政治的核心问题不是如何重新配置全球化，而是如何适应全球化，以及如何减轻全球化对精英职业圈子之外的工人的工资和就业前景的破坏性影响。
答案是：提高工人的受教育程度，这样他们也能在全球经济中竞争并获胜。如果说机会均等是首要的道德和政治工程，那么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就是压倒一切的政策要务。
在克林顿—奥巴马时代行将结束之际，一些总体上同情民主党的评论人士质疑民主党的优绩至上自由主义——民主党的优绩至上自由主义拥抱全球化，重视大学教育，相信有才华、有文凭的人应该进入大学。作家兼MSNBC（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主持人克里斯托弗·海斯指出，近年来，左派在一些让优绩至上制度更加优绩至上的问题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比如打击种族歧视、推动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但左派在“精英统治范围之外”的领域失败了，比如“缓解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
在寻求结果中的机会平等而不是任何表面上的平等的制度框架内，教育系统会不可避免地被要求承担重任……随着不平等不断加剧，我们对教育系统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希望用教育弥补社会的其他罪过。
托马斯·弗兰克是一位具有民粹主义敏感度的作家，他批评自由主义者把教育视为不平等的补救措施：“对自由派来说，每个大的经济问题实际上都是教育问题，是失败者在学习正确的技能和获得证书方面的失败，每个人都知道你在未来的社会中需要这些。”弗兰克认为对不平等的这种反应是不近情理、极端自私的。
这根本不是真正的解决办法，而是道德判断，是成功人士从他们自身成功的角度提炼出来的。专业人士阶层是由受教育程度决定的，每次他们告诉国家，整个社会真正需要的是更多的教育时，他们都在说：不平等不是制度的失败，而是你的失败。
弗兰克认为，所有关于教育的讨论都分散了民主党人的注意力，让他们无法清楚地思考哪些政策在导致不平等。他注意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生产力提高了，工资水平却没有提高，他怀疑不平等主要是由教育的失败引起的。“真正的问题是工人的力量不足，而不是工人的智商不足。从事生产的人却无法要求分享他们的生产成果，拥有很多的人拿走的也越来越多。”没有看到这一点导致民主党人“忽视了实体经济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从垄断权力到金融化再到劳资关系——而沉迷于道德幻想，这种幻想让他们不与任何人对抗”。
弗兰克提到的“成功者的道德判断”触及了一些重要的东西。鼓励更多的人上大学是件好事，让那些收入一般的人更容易上大学就更好了。但是，一门心思地把教育作为解决不平等问题、帮助在几十年的全球化中失利的工人摆脱困境的办法，已经产生了破坏性的副作用：这损害了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所受到的社会尊重。
这在两个方面起了作用，两个方面都与损害工作尊严和工人阶级尊严的态度有关。首先，大多数美国人没有大学文凭。对那些每天与管理专业人士阶层为伍的人来说，这可能会让他们感到惊讶。尽管近几十年来大学毕业率有所上升，但也只有约1/3的美国成年人从四年制大学毕业。当精英们把成败与获得大学文凭的能力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他们是在含蓄地指责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后者在全球经济中陷入了严酷境况。这样精英们也免除了自己推行的经济政策的责任，这些政策提高了大学文凭所能带来的工资溢价。
其次，告诉工人们，他们受教育不足是他们陷入麻烦的原因，精英们由此把成功和失败道德化，并无意中助长了文凭主义——为没上过大学的人带来潜在偏见。
文凭主义的偏见是优绩至上傲慢的症状。近几十年来，随着优绩至上的预设变得愈加严苛，精英们养成了习惯，看不起那些没有实现阶层跃升的人。不断呼吁上班族采取攻读大学学位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状况，无论动机多么好，最终都会助长文凭主义，并削弱社会对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的认可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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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绩制”一词就是在这种担忧的阴影下被发明的。迈克尔·扬是为工党工作的英国社会学家。1958年，他写了一本名为“优绩至上的崛起”的书。在扬看来，优绩制描述的不是理想，而是个反乌托邦。他写道，当时英国的阶级制度正在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才能为基础的教育和职业发展制度。这是好事，因为新的制度让工人阶级有天分的孩子能够发挥他们的才能，摆脱困在体力劳动中的生活。
但扬也瞥见了优绩制的黑暗面。他仿佛是位历史学家，站在2033年回顾历史，清晰描述了在他那个时代战后英国开始出现的优绩至上社会的道德逻辑。扬没有为正在消逝的阶级秩序辩护，但他认为，这种秩序在道德上的专横和明显的不公平至少产生了理想的效果：旧秩序缓和了上层阶级的自得，阻止了工人阶级把其从属地位视为个人的失败。
那些靠父母的财富和影响力“一跃而上”的人不能完全确信地对自己说“我是这份工作的最佳人选”，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没有在公开竞争中赢得自己的位置，如果他们诚实一点儿，他们就必须承认，至少会有十几个下属和他们一样能做好他们这份工作，甚至可能做得更好”。
上流社会的人在自己一生中的某个时候一定是麻木不仁的，对他所在部队的二等兵、家里的男管家或女仆、出租车或公共汽车司机，以及火车车厢或乡村酒吧里那个满脸皱纹、目光犀利的卑微工人，肯定都视而不见——不会注意到这些人中有人和他一样聪明、机智和有智慧。
即使有些上流社会的人自我欺骗，认为自己完全赢得了在最高层的地位，他们的下属也不会有这样的幻想。这些下属知道：“许多老板之所以在那里，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懂什么，不如说是因为他们认识谁、他们的父母是谁。”知道这个制度是受人操纵的，工人阶级就有能力在政治上挑战这个制度。这正是工党存在的意义。同样重要的是，阶级体制的任意性让工人不必以社会赋予自己的低贱地位评判自己。
工人对自己说：“我在这里，是个工人。为什么我是个工人？其他事情我都不适合做吗？当然不是。如果我有合适的机会，我会向世界展示。医生？酿酒师？部长？我可以做任何事。我从来没有机会。所以我是个工人。但别以为我本质上比别人差。”
迈克尔·扬认为，对自己地位的道德任意性保持头脑清醒有某种好处：这让赢家和输家都不必认为他们的命运是自己导致的。这并不能维护阶级体制，但这确实映照出建立在优绩至上原则之上的秩序具有自我矛盾的特征。按照才能分配工作和机会，并不能缓解不平等，而是把不平等重新配置为与能力一致。但这种重新定位产生了一种假设，即人们得到了他们应得的，这一假设加剧了贫富差距。
现在人们按能力分类，阶层之间的差距不可避免地扩大了。今天，杰出人士知道，成功只是对他们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努力和自己不可否认的成就给予的回报。他们理应属于更高的阶层。他们也知道，他们不仅具备更高的素质，而且一流的教育起作用是建立在他们的天分之上的。
迈克尔·扬不仅预见了信奉优绩至上原则的精英的傲慢，而且瞥见了这些人对技术官僚专业知识的亲近感，他们倾向于看不起那些缺乏耀眼资历的人，以及此态度对公共话语的腐蚀性影响。从普通家庭向上流动的精英“更能理解技术文明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及其全貌。他们受过科学训练，是继承了这片土地的科学家”。他们优越的智力和教育让他们没有理由或机会与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人进行严肃的讨论。
当他们（精英）说着另一种更丰富、更准确的语言时，他们怎么能与下层阶级对话呢？今天，那些在社会地位上处于劣势的人在其他方面也处于劣势，也就是说，在智力和教育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品质上也处于劣势，这两个品质在21世纪更一致的价值体系中地位最显赫。
“我们面对的典型的现代问题之一就是”，扬观察到（记住，他仿佛生活在2033年，是在观察历史），“信奉优绩至上的精英群体的一些成员如此铭记自己的重要性，以至于失去了对他们统治的人民的同情。”他讽刺地补充说，一些精英人士“太不老练了，以至于即使是不大能干的人也会受到不必要的冒犯”。
优绩制让那些未能向上流动的人自我怀疑，加深了人们对精英的怨恨。
今天，所有的人，无论多么卑微，都知道他们有过机会。难道他们没有义务承认自己地位低下，不像过去那样可以说因为自己被剥夺了机会，而是因为自己比别人差劲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下等人没有现成的柱子来支撑自己的自尊。
扬预计，这种傲慢和怨恨混合而成的毒药会引发政治反弹。他在结束反乌托邦叙事时预测，在2034年，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阶层会在一场反对统治精英的民粹主义反抗中崛起。2016年，英国人公投支持英国脱欧，美国人投票支持特朗普，这场反抗提前了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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