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亚瑟·奥伯迈尔（Arthur S.Obermayer）正作为一名科学家任职于波士顿的联合研究协会（Allied Research Associates）。该机构脱胎于麻省理工学院，最初专注于研究核武器对于飞机结构的影响，之后承接了一份来自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的研究委托。项目的缩写为 GLIPAR（Guide Line Identification Program for Antimissile Research），意为“反导弹研究中的指导方针识别计划”，目的是激发对于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最具创意的方法。政府已经意识到，在现有技术基础上，无论投入多少资金进行改进或扩展，都无法解决问题。他们希望像波士顿联合研究协会这样的机构，以及奥伯迈尔这样的科学家，能够提供一些跳出条条框框的新思路。
事实上，奥伯迈尔并非象牙塔里不接地气的学究，拥有MIT化学博士学位的他同时也是一位企业家，他后来创立了Moleculon Research公司，并于1981年实现上市。此外，他还联合创立了Zero Stage Capital，做了很多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和创新的社会工作，并在去世前一年被选入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BA )名人堂。在加入GLIPAR计划之后的第一时间，奥伯迈尔就想到了他的老朋友，大名鼎鼎的艾萨克·阿西莫夫（Issac Asimov），他认为大作家一定会是这个计划合适的参与者。阿西莫夫欣然接受邀请，并参加了几次会议。但他最终还是决定不再继续下去，因为他不想接触任何机密信息，以免被限制言论自由。不过，在他离开之前，他写了一篇关于创造力的文章，作为他对这个让他刚兴趣的项目的唯一正式贡献。在这篇文章里，阿西莫夫不仅描述了创造的过程，以及具有创造性的人的本质，而且还描述了促进创造性的环境。
这篇文章从未正式对外发表过。2014年，奥伯迈尔在整理旧文档时重新发现了它，他意识到文章内容历久弥新，在当时仍有着广泛的现实指导意义。于是奥伯迈尔把它发表了出来。如今，时间又过去了十年，这篇文章依然值得我们仔细品读。
可以推测，这个创造的过程，无论是在艺术、科技还是科学领域，似乎都遵循着相似的规律。我们最感兴趣的创造，是新的科学原理，或旧原理的新应用，但在这里我们可以对这种“规律”做一个更一般性的研究探讨。一种研究方法是回顾历史上的伟大思想，看看它们是如何产生的。不幸的是，即使对于“创造者”本人来说，产生方法也并不总是清晰。但如果同样的颠覆性想法同时、独立地出现在两个人身上呢？或许，其中共同的因素能给我们带来启示。考虑一下由查尔斯·达尔文和阿尔弗雷德·华莱士独立创立的进化论。他们有很多共同点。两人都去过遥远的地方，观察奇特的动植物及其在不同地区的差异。两人都渴望找到一种解释，但都在读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之前，都未能取得成功。之后两人都意识到了，马尔萨斯用于研究人口问题的一些概念，如人口过剩和自然淘汰，同样适用于研究一般物种的自然选择进化理论。显然，能像做到像达尔文和华莱士一样的人，不仅仅需要在某个专业领域拥有良好背景，还必须有能力将看似无关的项目1和项目2联系起来。毫无疑问，在19世纪上半叶，许多自然学家都研究了物种之间的差异，很多人读过马尔萨斯，也许有些人既研究物种又读过马尔萨斯。真正能做出创造的，是一个既研究物种又读过马尔萨斯，并且能够建立跨领域联系的人。这就是关键点，也是稀有的特质。一旦建立了这种跨领域联系，它就会变得显而易见。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在读完《物种起源》后据说曾感叹：“我怎么没想到呢？”![]()
但为什么他没有想到呢？人类思想史似乎表明，即使所有事实摆在桌面上，也很难想到一个想法。建立跨领域联系需要一定的胆识。因为任何不需要胆识的跨领域联系都会被许多人同时完成，并发展成为“旧思想的推论”，而不是“新思想”。
只有事后回头看，新想法才显得合理。在一开始，它通常看起来不合理。假设地球是圆的而不是平的，或者地球在运动而不是太阳，或者物体运动时，保持运动不需要力，而停止运动才需要力，这似乎是完全违背常理的。一个愿意违背理性、权威和常识的人，必须是一个相当自信的人。由于这种人很少出现，因此在其他人眼中，他往往在至少某一个方面会显得古怪。某个方面古怪的人往往在其他方面也与众不同。当然，仅仅古怪是不够的，最有可能产生新想法的人是那些在某个领域背景良好，但又不循常规，习惯于突破传统的人。一旦有了想要的人，下一个问题就是：你想把他们聚集在一起讨论问题，还是应该把问题告知每个人，并让他们单独工作？我的感觉是，就创造力而言，需要隔离。创造性的人无论如何都在不断努力。他的大脑一直在整理信息，即使在他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其他人的存在只会抑制这个过程，因为创造是尴尬的。对于每一个好的新想法，都有成百上千个愚蠢的想法，你自然不想展示出来。不过，要是考虑到创造本身之外的原因的话，促成这样的聚会可能是可取的。没有两个人的知识库会是一模一样的，一个人可能知道A但不知道B，另一个人可能知道B但不知道A，即便两人都知道 A 和 B，并且他们也可能产生同样的想法，但却不一定会是立刻或者很快就能想到。此外，信息可能不仅是单个项目A和B，甚至可能是像A-B这样的组合，它们本身并不重要。然而，如果一个人提到A-B的异常组合，另一个人提到A-C的异常组合，那么A-B-C的组合（两者都没有单独考虑过）可能会产生答案。在我看来，头脑风暴会议的目的不是为了想出新点子，而是为了让参与者了解事实及其组合、理论和各种零散的想法。
但是如何说服有创造力的人一起参与进这样的头脑风暴会议呢？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必须营造一种轻松、放松和普遍宽容的氛围。通常来说，社会不鼓励创新，在公众场合展现创造力尤其不好。即使是在公开场合进行思考也让人颇为担心。因此，参与者必须有一种感觉，就是其他人不会反对他们的想法。
这样的会议必定会出现一些看起来似乎很愚蠢的观点或行为，但凡与会者中有任何一人对这种愚蠢不能报以宽容和理解，那其他人渐渐都会闭口不言，不愿分享，不愿表达。或许这个不报以宽容的个体是个信息的宝库，但他所造成的伤害一定远大于他所提供的价值。因此，我主张与会的所有人都应该愿意表现得愚蠢，并且愿意倾听别人愚蠢的意见，包容别人愚蠢的行为。如果与会的某一人比其他人拥有高得多的声誉，或更善于表达，或具有明显更强的个性，他可能会接管会议，使其他人几乎只剩下被动服从。这个人本身可能非常有用，但他最好单独工作，因为他可能会将其他人发挥价值的可能性削弱乃至消除。最佳人数可能不会很高。我猜想，或许不应超过五人。较大的群体可能拥有更大的信息总量，但会产生等待发言的紧张情绪，这可能非常令人沮丧。也许最好举行多次会议，参加者不同，而不是一次会议包括所有人。这会涉及到一定的重复，但重复本身并不一定是坏事。重要的不是人们在这些会议上说什么，而是他们互相激发出什么。为达到最佳效果，会议氛围应当轻松惬意，不能太过正式，可以说笑话，讲段子，开玩笑，相互用不带姓的名来称呼。我认为，这样做能够激发人们参与创造性思维的意愿，并且不介意因此而犯傻。为此，我认为在某人家中或餐厅餐桌上举行会议可能比在会议室举行的更管用。
可能对创造力最具抑制作用的因素是责任感。历史上，为我们带来伟大思想的那些人，从不曾因为有人给他们付费而产生伟大的思想，他们有自己的职业，或为教师，或为专利局职员，或为小官僚，有些甚至就没有工作。伟大的想法是作为副产品出现的。在我看来，如果即使你不以产生伟大想法作为谋生手段，你也无需感到内疚，因为我确信，有这种想法保证今后也不会出现任何伟大的想法。我建议，让头脑风暴会议的与会成员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任务，例如写简短的报告、总结他们的结论，或简要回答建议的问题等，并且他们将为此为获得报酬。这笔报仇是通常为举办头脑风暴会议而支付的费用。这样一来，头脑风暴会议本身就成为无偿的，从而可以让人们充分放松。我认为，头脑风暴会议不能无人引导，必须有人负责，扮演类似于精神分析师的角色。据我了解，精神分析师通过提出正确的问题，让病人自己讨论他过去的生活，从而在他自己的眼中产生新的理解。同样，会议主持人必须在场，激发讨论，提出尖锐的问题，做出必要的评论，并在会议偏题时让讨论回归正轨。由于主持人不知道哪个问题是尖锐的，哪个评论是必要的，以及主题是什么，他的工作通常是很不容易的。至于那些旨在激发创意的“小工具”，我认为它们应当源自于头脑风暴会议本身。如果参与者们能够完全放松，摆脱责任的压力，在讨论感兴趣的话题时又能不墨守成规，他们自己就会创造出激发讨论的工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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