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查理·芒格先生率先垂范于投资界以来,格栅理论已深入人心。这种跨学科的思维模式强调通过整合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思维方式来形成一个全面的思考框架,以帮助进行投资决策。很多年之前我就读到过一本名为《从牛顿、达尔文到巴菲特:投资的格栅理论》的书,(英文名为“Latticework:the New Investing”),作者Robert Hagstrom是传奇基金经理比尔·米勒在Legg Mason基金的同事。这本书的第三章题为“生物学:物种的起源”,用了一章的篇幅来探讨如何以进化论的视角看待经济与股市的运行规则。无独有偶,去年亦有一本名为“What I Learned about Investing From Darwin”的新书付梓。作者普拉克·普拉萨德(Pulak Prasad)是一位印度投资者,股票基金经理。2007年他创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名为“那烂陀资本”(Nalanda Capital)。那烂陀这个名字对于熟悉佛教熟悉印度的朋友来说一定不陌生,这是古代印度摩揭陀国的一所佛寺名,以规模宏大,建筑壮丽,藏书丰富,学者辈出而著称。它不仅是古代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和学术中心,同时还教授哲学、逻辑、语言、天文、数学、医学等各类知识,是古代印度的最高学府。玄奘法师西行时曾在那烂陀寺深造多年。梵文中,“nalan”意为莲花,象征知识,“da”是给予的意思,所以那烂陀指的是“知识的给予者”。普拉萨德以此为自己投资公司命名,我们大致可以体会到他的雄心壮志和投资理念。
普拉萨德在印度完成了自己的教育,从一个理工男转为MBA;毕业后先是入职麦肯锡,在印度、南非和美国等地工作;之后加入了著名的投资机构华平(Warburg Pincus),从而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职业道路——投资,并在之后创立了那烂陀资本。目前,那烂陀资本管理着约50亿美元的资金,主要投资于印度股市。从2007年6月到2022年9月,那烂陀基金扣费后的复合年化收益率为20.3%,超出同期印度股指Sensex30年回报率10.9个百分点。
和被誉为巴菲特“最纯粹模仿者”的著名印度投资人莫尼什·帕伯莱(Mohnish Pabrai)一样,普拉萨德也是一名价值投资者。他将那烂陀的投资理念概括为“高质量企业的永久拥有者”。那烂陀几乎只投资于由企业家拥有和经营的企业,而企业家通常是这些企业的最大股东,那烂陀则通常是第二大股东。
普拉萨德同时也是查理·芒格的拥趸。他曾因芒格的推荐阅读了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从此便对进化论和生物学产生了浓厚兴趣,20多年里阅读了大量这方面的书籍,从科普读物到专业著作。通过大量阅读,他发现在进化生物学中研究的几乎每一个主题都与投资有相似之处,对进化生物学研究得越多,对投资的了解也就越多。最终他将自己的体悟写成了这本书。
这本书讲的是如何从进化生物学的基本概念中推导出长期耐心投资的核心投资原则。它采用一种新的投资心态——通过应用久经考验的生物进化原理——来重新想象投资。普拉萨德在书中探讨了反直觉的达尔文进化原理,他认为这些原理可以用来理解商业世界,从而帮助投资者在他们的行业中脱颖而出。
以下我们节选的文字是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普拉萨德以一种连达尔文都无法理解的有趣生物——蜜蜂为例,分析了坚持简单的准则如何能达成最有效的长期结果。就像那烂陀的全部投资方法也只有以下非常简单三条,但却成为了构筑那烂陀“高质量企业的永久拥有者”投资理念的基石:
正如作者所说,进化生物学是长期过程的缩影,投资也应如此。
结语:蜜蜂的胜利源自对简单过程的重复。我们亦能如此。
“凡观察过蜂房的人,对于它的精巧的构造如此巧妙地适应它的目的,除非是笨人,无不给以热情的赞赏。我们听数学家说,蜜蜂实际上已解决了一个深奥的数学问题,它们所造的适当的蜂房形状,即可最大限度地容纳蜜量,又尽可能少地消耗贵重的蜡质”。
——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第八章“本能”
身为一位投资人,大家其实只要以合理的价格买进一些很容易了解且其盈余在未来五到十年内会大幅成长的企业的部份股权。当然一段时间下来,你会发现只有少数几家公司符合这样的标准。所以要是你真的找到这样的公司,那就一定要买进足够数量的股票。在这期间,你还必须尽量避免自己受到外界诱惑而偏离这个准则......
——沃伦·巴菲特,致股东的信,1996年
1953年,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共同发现了DNA的分子结构。这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科学成果之一,不仅让两位科学家赢得了诺贝尔奖,更让生物学领域,特别是进化生物学,取得了飞跃性的进展——揭开了遗传信息是如何通过双螺旋进行编码和传输的谜团。
即使在这一开创性事件发生几十年后,科学家们对基因构成的定义仍未达成一致。人类被赋予了22,500个基因;一些科学家认为只有不到2%是有益的,而另一些科学家则坚称超过50%是有益的。因此,我们不知道构成我们DNA的超过60亿个碱基对中的大部分是做什么的。更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对某一特定DNA片段的功能达成了一致,但该DNA如何转化为某种的表型或可观察特征,仍是一个未解之谜。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尽管该研究领域的全球资金投入每年都达数十亿美元之巨,但我们仍未能透彻理解分子层面的进化机制。这其实是一件好事——不,应该说太棒了!这促使科学家们提出正确的问题,以进一步探索未知领域。生物学领域的绝大多数科研文章都在讨论已有的发现或假设,以及哪些后续问题或疑点值得深入探索。但遗憾的是,研究者们似乎从未能对任何问题给出最终定论;他们最擅长的是提出更多的问题。在这方面他们表现完美。作为投资者,我们理应对自己所投的公司和行业有深刻的理解。我们需要了解所投公司的业务;我们也被要求回答关于所投企业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这背后隐含了一个假设:谁能更透彻地理解一项业务,就能成为更优秀的投资者。但问题在于,如果才华横溢的生物学家们在历经七十年的研究后,仍在努力试图揭开一种不起眼的、离散的有机分子的奥秘,我们又怎能认为像“公司”这种复杂多变的实体,能在短短七十天内,哪怕是七百天,就被投资者完全分析透彻呢?不知你发现没有,有一条核心脉络贯穿了本书全部的十个章节,即我们那烂陀的投资哲学建立在对自身深刻无知的坦诚接纳基础之上,并以此为前提来调整策略:鉴于某些情境下结果的多样性与不可预测性,我们选择避开众多类型的风险。
我们仅投资于极少数杰出的企业,因为多数企业的命运终将是失败,我们力求最大限度降低不确定性。
我们寻求在具有吸引力的估值时机入手,虽然我们无法预知何种问题将会浮现,但我们预设总有挑战待解。
我们的买卖行为极为审慎,买入已属罕见,卖出更为慎重,深知每次操作都可能引发始料未及的连锁反应。
面对这个复杂而不可知,且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我们并不追求做出最完美的投资决策,因为我们对很多事物其实一无所知。我们无从辨识何为最优标的,何为最佳交易;我们所努力的仅仅是做好每一笔投资。这是两种大相径庭的投资思路,进而衍生出迥异的投资模式。我们秉持的“做好每一笔投资”的模式,力求在不确定性中锚定一个核心目标:提升投资的预测精准度。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答案是,效仿蜜蜂。
蜜蜂,学名Apis mellifera,体重不过十分之一克,却已在这颗星球上繁衍生存了三千万年之久。她们穿越重重冰河时期,历经无数次环境剧变,抵御了无数大小天敌的侵袭,甚至见证了地球上最具破坏力物种——智人(Homo sapiens)的崛起。在蜜蜂的生命历程中,择址建巢是最为攸关族群兴衰的重大决策。我之所以称之为“决策”,是因为这个过程就像是执行某种既定程序,历时数小时乃至数日,每个蜂群成员似乎都能参与其中。不同于觅食、交配或防御,择址建巢似乎代表了蜜蜂的一种深邃而审慎的行为模式。且让我为你细细道来。蜜蜂社会高度组织化,数以千计的个体紧密共处一巢。蜂巢常由一位蜂后领导,周围簇拥着负责喂养和守护她的工蜂,这些工蜂均为无生育能力的雌性。每至冬末,单个蜂群通常会分裂成若干分支(称为蜂群),每一支都需要寻觅新的栖息地,以建立蜂蜡巢室,培育新一代工蜂,并积累足以过冬的蜂蜜储备。因此,当蜜蜂新群体形成之时,首要任务便是为未来的家园选址。理想的居所不仅要容纳足够的蜂蜜以支撑整个寒冬,其入口还须高悬于地,以防地面捕食者的威胁,并保持适当狭小,以保私密与温暖,确保蜂巢免受如强风等自然因素的侵扰。蜜蜂如何完成这项艰巨的选址任务呢?答案是通过跳舞。假设你决定研究蜜蜂如何选择筑巢地点,你将观察到以下情景。当母群蜜蜂分裂成蜂群时,几十只侦查蜂会向四面八方飞去,考察半径五公里内的潜在巢址。一旦侦查蜂发现一个吸引人的地点,它会返回蜂群并表演摇摆舞,以此向其姐妹传达新地点的距离、方向及质量信息。雄蜂懒散无为,不做任何工作;它们唯一的职责是使蜂后受孕。舞蹈的持续时间与新地点的距离成正比,蜜蜂摇摆的角度代表相对于太阳的外出飞行角度,而摇摆的强度(舞蹈循环次数)则表明新地点的质量。鉴于侦察蜂的搜索范围广阔,它们向蜂群展示了众多散布各处,相距甚远的候选地点。蜂群中的蜜蜂遵照不同侦察蜂的指引,遍访这些分散的地点,随后返回蜂群,同样用摇摆舞来传达信息。起初,你会见到不同的侦察蜂各自推广各自发现的潜在巢址,在一片看似杂乱无章中努力拉拢同伴加入各自的阵营。然而,经过几小时乃至数日,所有的蜜蜂最终一致支持一个地点。共识达成后,蜂群随即迁徙至该选中之地。值得注意的是,蜜蜂之间并无领袖存在。蜂后仅是生殖的工具,其生存完全依赖工蜂的供养与呵护。因此,你合理地推断,巢址的抉择实则是通过一场全员参与的民主过程完成的。观察到这一现象之后,你心中可能会涌起一系列疑问:近乎全体一致的民主决策机制是如何运行的?“舞蹈”又是如何逐步促成了共识?蜜蜂是否总能作出“正确”的抉择?这一决策过程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让我们逐一解开这些谜题。如前所述,蜜蜂必须甄选出一处高品质栖息地以确保族群存续。然而,不为人轻易察觉的是,当面对多个优质选项时,蜜蜂几乎无一例外会选择其中最优的那一个。对于这些挑剔的小生物,“尚可”绝非满意之选。当科学家在蜜蜂的飞行范围内人工设置多个优良巢穴地点时,他们发现蜜蜂最终几乎总会集中选择最佳的那个地点。更为惊人的是,蜜蜂往往并非初次探寻就能找到最佳巢址。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个最佳巢址会在与其他稍逊一筹的候选者的竞争中胜出,成为蜜蜂们选择的共识,即便它较晚才被发现。研究者已确切证明,蜜蜂评估巢穴质量时遵循一个绝对标准。它们摇摆舞的热烈程度,即舞蹈循环的次数,直接体现了某个特定地点的优劣。一只蜜蜂评估一个潜在巢穴大约需耗时15分钟至1小时,它会仔细检查洞穴外部,并花费大量时间在内部四处行走、进行短暂飞行。若首次考察就认为合适,它便会返回蜂群并以摇摆舞宣传该地。如果有另一只蜜蜂跟随它前往此地,后来者再次返回蜂群时所展示的摇摆舞(无论是在持续时间还是强度上)几乎与第一只无异。蜜蜂在评估巢穴质量方面,拥有一个普遍适用且一致的标准。在选择巢穴过程中,所有蜜蜂的利益高度一致。它们通过时间的推移逐渐构建共识,最终使得所有蜜蜂都支持同一个地点,而这个地点几乎总是最优解。但这一切又是如何达成的呢?起初,科学家们假定某只侦察蜂会经由其他侦察蜂招引前往新的候选巢址探访,并将自己发现的巢址与新近探访的巢址进行对比。一旦认定新址品质更优,她们会停止对原址的支持,并以更为热烈的舞蹈来表达对新址的青睐——舞蹈的循环次数增多意味着新址超越了前者。随着时间推移,这一过程因蜜蜂不断比较各个巢址而建立共识,最终最佳巢址胜出。这一理论乍看起来合情合理,但事实证明却是错误的。实际上,大部分蜜蜂仅访问一处巢址,少数才会探访两处或更多。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托马斯·西利(Thomas Seeley)与其他学者通过细致入微的研究揭开了共识形成的奥秘。此过程仅涉及两个核心环节:其一,正如我们所知的,蜜蜂会为更优质巢址献上更加热情洋溢的舞蹈,即舞动的圈数愈多,巢址质量愈佳;其二,蜂群中的蜜蜂会随机选择一只正在舞蹈的侦查蜂,随之探访新的巢址,这一选择完全是随机的。然而,这两项简单行为如何能够确保对最佳巢址近乎百分之百的一致认同呢?首先,让我们来考察一个野外环境中真实情况的简化版本。假设最初有三名侦察蜂,分别评估了三个不同质量的潜在巢址:A、B和C,其中A为最优,C则最不理想。首名侦察蜂在评估A后返回蜂群并表演了20个舞蹈回旋。第二名在评估B后做了10个回旋,而第三名在评估C后仅做了5个回旋。假设蜂群中另有100只蜜蜂等待侦察蜂归来,它们会随机选择一只舞动的侦察蜂跟随其前往被推荐的巢址。由于第一名侦察蜂贡献了35个总舞蹈回旋中的57%(20除以35),蜂群中的57只蜜蜂将跟随它。同理,29只蜜蜂会去评估B,剩下的14只则去C。当这100只蜜蜂重返蜂群,结果会怎样呢?- 来自A巢址的57只蜜蜂,每只做20次舞蹈 = 总计1140次舞蹈回旋
- 来自B巢址的29只蜜蜂,每只做10次舞蹈 = 总计290次舞蹈回旋
- 来自C巢址的14只蜜蜂,每只做5次舞蹈 = 总计70次舞蹈回旋
因此,相较于第一轮的57%,A巢址在蜜蜂总舞蹈回旋中所占的比例现在达到了76%(1140除以1500)。在下一轮,后续待命的蜜蜂继续随机依附于跳舞的同伴,这意味着76%的待命蜜蜂会去探索A巢址。如果这一过程延续下去,不难看出对最佳巢址A的支持会呈指数形势增长——按照这一逻辑,在第三轮时,对A的支持率将跃升至88%——直至几乎所有蜜蜂都仅支持A巢址。当你首次了解到这个过程时,是否和我一样震惊?你能否明白其中的奥妙?蜜蜂们面临着异常复杂且艰难的决策,然而它们的解决方式是一个极其直截了当的过程:对更好的巢址舞动得更卖力,同时随机依附于跳舞的同伴。仅此而已。
投资界为了寻找“最佳”的投资而绞尽脑汁。我曾见识过有人运用极其复杂的算法和规模庞大的数据库来对企业的质地和价值进行评估。相比之下,我们只专注于执行一个稳健的投资流程。排除重大风险;
仅以公允价格投资于卓越企业;
持有它们直至永远。
蜜蜂的算法并不能也无需保证百分之百成功。有些蜂群因未能找到合适的居所而消亡。但这又如何?这是一个统计上具有强鲁棒性的过程,平均而言,简单的巢址寻找模型运作得非常完美。强鲁棒性的原因除了算法本身合理之外,还在于具备可重复性。对这一简单模型的任何偏离既无必要也不被允许。蜂群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始终坚守着巢址搜寻的法则。大多数投资者的失败不在于实行了一个错误的模型,而在于未能一以贯之地坚持一个好模型。理论上,投资于由优秀管理团队领导的优质企业,在长期来看应能取得成功,这并非只有天才才能想到的,但又有多少人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呢?我相信我们那烂陀拥有一套合理的投资模式,你或许不会强烈反对这一点。虽然在最初几年中偶有偏离(比如卖出了Shree Cement),但我们大体上能坚守正道。很明显,并且令人遗憾的是,这并不总是能保证投资成功。有些投资未能如愿,未来还可能会有更多失败。但我们不会质疑我们的投资流程。无论结果如何,我们将不断重复这一过程。我们会持之以恒地效法蜜蜂,即便身不能至但亦始终心向往之。与生物学家有所不同,投资者很少满腹疑虑,心存不定。当然,我指的不是那些在电视里旨在娱乐大众而非传播投资者教育的所谓“专家”。我所说的关乎自我认知与实际行为。某位科学家可能毕生仅致力于某个领域的研究,或是玉米遗传学,比如1983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得主芭芭拉·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或是破译嗅觉系统之谜,比如2004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共同得主琳达·巴克(Linda Buck);抑或是发明基因编辑技术,比如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珍妮弗·杜德娜(Jennifer Doudna)和埃曼纽尔·卡彭蒂耶(Emmanuelle Charpentier)。但即便长期浸淫且著作等身,他们却依然承认自己只是触及了可知领域的皮毛。相比之下,投资者则可能会在与一家素未谋面的公司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集体会议后,便自信满满地宣称找到了下一个宝洁。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知识盲区也在同步扩大。年轻时作为一名麦肯锡顾问,我以为自己掌握了所有答案;而今作为一位成熟的投资者,我只剩下疑问。我渴望拥有现成的答案,却往往求而不得。因此,我的唯一出路是内化并执行一套流程,以一种我智力难以企及的方式简化世界的复杂性。如果多年后我们依然能在市场上生存并表现出色,那并非因为我们懂得很多,而是因为我们深知自己有多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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