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的二重分身——《赫索格》与《斯通纳》男性形象比照 | 麦芒

“堂吉诃德”的二重分身——

《赫索格》与《斯通纳》男性形象比照

文/浔衷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版于美国的两部《赫索格》与《斯通纳》恍若学者小说（Academic novel/fiction）坐标中的对跖点。其情节内容、时代背景、叙事手法、思想旨归等成分，以至两位男性主人公的命运历程，都有颇多隐微相似。由是，对两篇作品中传统男性知识分子的“堂吉诃德”特质，及与其相对应的个人英雄形象进行再解读，并对比分析两人寻求自我完善的历程，便有助于延伸某种积极自由式学者精神。也可算作在域外的古尔纳、国内的李洱等学者式写作时兴的当下，对此类小说中呈现的精神信仰及文化图景所做的归纳尝试。

一、何种基点：伪中产与真底层

在对两部小说主人公进行对照之前，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是，用哪些既成标准来规范化地甚至量化地看待其社会地位。无疑，关联对话的基础和思想内涵的考察通常建立在求同的前提下。当读者粗读之后，便有可能得出斯通纳是劣化版的赫索格的印象。的确，从学术成就，家庭背景，经济水平乃至情人或朋友交往关系方面，斯通纳都要比赫索格逊色许多，然而如果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详细分析，就能发现前者资产始终维持稳定，而后者处于随时倾塌的波动之下。

表面上看，赫索格曾经游历欧洲，同阿斯弗特和夏皮罗等多方学术界人士有联系，有愿意接济他的友人桑多和兄长威利。所到之处遇见的人基本都尊称其教授。相比起来，斯通纳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助理教授，终生未曾有过广泛的交游。但在小说开头，赫索格实质上是以一个已经辞去教职，在学术上也荒废许久的“流浪者”形象出现的，此时他已经没有了任何收入，并陷入了精神迷惘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精神迷惘与他经济来源的断绝关系并不大）。离婚之前，赫索格经济的困境主要因为玛德琳无休止的高消费，文中多次提到玛德琳因超支而被银行退回的支票。他的一部分困扰正是妻子不顾家计所致，但如果深究这种困扰的根由，则或许是自己的收入无法满足家人需求，从而无法获得经济独立和财务自由的羞耻感，这情感常常掩埋在对玛德琳的批判背后。赫索格的情人也往往有比他强的经济条件：蕾梦娜是花店店主，园子有自己的房子——差距感也让自幼受到犹太教中男子养家观念影响的赫索格有些无所适从，此将在后文论述。

根据情节而言，赫索格虽仍能够挑选中意的衣服，吃到美味的饭菜，开车游逛且享受着教授头衔，实则衣物消耗了不多的存款，美食则多是情人所备，车是租来的，所谓教授也已是明日黄花。而斯通纳虽然清贫，却在知晓自身多方面幸福的不可能后，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微薄的财产，在小说中鲜少有表现其在组建家庭后生活拮据的部分，反而使其资本家岳父的自杀多了一分反讽。与斯通纳安于现状，明了自己限度的心态相比，赫索格为竭力维持中产阶级安稳生活幻觉的延宕所做的努力则为他平添许多焦虑，这些焦虑也属两人精神特质的不同处。

斯通纳与赫索格在探寻个体身份时表现的差异，也可以说是两部小说结构上的区别：在1960年代美国小说普遍摒弃老手法，关注新题材的潮流中，《斯通纳》显得与斯通纳本人一样朴素，单调而枯燥。反观《赫索格》，则充分运用现代派的意识流等手法，并通过让主人公写信，使形式与内容、对话体与思想问题互相成全，增添了整部小说的复调色彩。当然，这其中并没有孰优孰劣，两部出版时间仅差一年的小说，也谈不上有观念的代差。值得研究的部分在于，两部小说的手法与结构，均一定程度上暗合了两位主人公的内在思想方式。

按照巴赫金的说法，人的古典的公共性解体与否是传记和自传两种形式的分野，也即后者允许自我赞扬且对自己和他人采取相异态度，前者则反之。从这个角度上讲，赫索格的独白与信件作为附加文本参与组建了自觉自由的精神主体，同时由于信件并未寄出，即未与外部世界构成对话，从而两者之间并非理想象征关系，而是同向构成了赫索格心灵的面貌。尽管这结构带有分裂性，仍不失为一种半自传。第三人称的部分主要叙写赫索格在历时性的五天内自我的迷失、探寻和最终的回归，在描摹其内心感受时往往是回忆片段与虚妄幻想的驳杂交织。而信件作为另一声部，很好地承担了客观系统地展现赫索格主体意识的功能。换言之，复调结构避免了赫索格精神困境的粗暴化约，使读者得以在理性规范下的细心倾听中，切近赫索格关心与被关心的问题、表达与被表达的方式。

通篇使用第三人称进行叙述的《斯通纳》，则相对明显地被赋予了作者本人的意志。可以说它是传记性而非自传性的，一如斯通纳本人的性格：冷静，克制而节俭，也只有这种素面朝天的古典主义笔法，最适合表现普罗大众一员的心灵史，如果说赫索格的自我救赎历程是U形的波峰—低谷—另一峰，那么斯通纳则用一生证明自己是没有曲线的X形：一条线是世俗生活磨难，直至患绝症万劫不复，另一条是脑内思想丰富，最终无咎而无悔地飞升，这可说是两条狭窄而隐蔽的单行道，事实上固定的、客观的社会典型特征及个人性格特征，并不妨碍自我意识的凸显，甚至反而更能突出其独特性。如果我们认同福柯的发现“权力即话语”，就会意识到社会典型特征及个人性格特征具有某种顽固的权力，并且按照他在伦理学著作中表述的观点，权力，尤其是现代社会的权力在运作时应该隐藏在某种温和的自然力量背后，也正因如此，尽管斯通纳的人物特征用三言两语就足够概括，却仍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盖因其话语结构的背后映出所有普通人相似的失败历程与微不足道的坚守抗争痕迹，虚伪最大的敌人不是真诚，而是简单。

不能忽略另一种可能性：赫索格分析与迷狂交替的自白只是防御性的伪装，使得任何目光都无法贯穿他的心灵，从始至终他并不追求外在经验，而是流放自己的主体进入那内倾的体系里，例如童年穷苦却温馨的回忆与位于乡间大自然的宅子，以此观之，复调的内容看似丰富，实则有可能是一种障眼法，用以掩盖内里的空虚迷惘，毕竟相对于有烟花一般短暂璀璨的灵魂启蒙者马斯特思的斯通纳，阿斯弗特对赫索格而言只是知己，并不能给他启示以让他拥有永动机般的执着。然而结合整体来看，赫索格的内在对话、信件及第三人称自我指涉是否留下某条线索？斯通纳走向学术后是否仍有微妙的态度转变？都是值得探讨的。

索尔·贝娄

面对现实生活中相似的不幸遭际：不可理喻的学界同仁，浮躁残忍的外部世界，虚荣的妻子，被夺走的女儿，日渐孱弱的躯体与精神等等，赫索格和斯通纳分别选择了向外出逃与向里藏匿两条道路。这些知识分子向内探求时产生的矛盾心理通常被看作经典题材，而非有待解决的问题。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为人文学科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而历次现代战争和经济危机又使知识分子一直自信的人类文明表现得脆弱不堪。在《西西弗神话》中，加缪谈到了现代哲学中一种有趣的“跳跃”现象，其根源就在于现代文明充满着矛盾，它呼唤着人道与世界和平，却一次又一次把人类推到毁灭的边缘；它渴望着发展和共同繁荣，却随处可见巨大的贫富悬殊、不公平竞争、贸易壁垒。而在思想层面，它则“既受到主张世界无意义的哲学最深刻的渗透，又对该哲学的结论深感切肤之痛。”荒诞充斥着精神世界的每一处角落，理性崩解溅出惶恐、焦虑、绝望的血腥，对传统的无情背离，非神性的人的异化，对真理的绝对性与实证主义科学的怀疑，正是斯通纳与赫索格两人所共同遭逢的黑暗领地之根源。

赫索格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犹太人历来重视教育。这也就是为什么赫索格父母在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支持子女读书。而赫索格自小在这种环境中浸染，早就把学术看做是自己的生命，视学术为一种可以给自己带来光荣的事情。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精神文化高于物质生活的信仰是根植于其身后的犹太教传统的，换言之，这是男人的专利，将女人排除在外，犹太教的保守主义色彩使其将女性更多地放置在操持家庭，繁育后代的位置上，对应书中赫索格妈妈和姐姐的命运，可以明显看出这点：赫索格家中事业打拼与经济支柱的责任一直落在男人头上。也正因如此，学术道路对于赫索格而言与其说是精神探索与升华的途径，不如说是他在急遽变化的世界上为自己寻求安全感和维持社会地位留出的一方净土。而当这方净土遭遇入侵者（例如玛德琳在学术上的崛起，赫索格研究很长时间的成果却被他人抢先发表等等），随之而来的便是巨大的危机感和茫然无措，尤其是赫索格认为女性应秉持家庭主妇的本分的想法在追求学术研究和社会地位的玛德琳面前一次次挫败，这种危机感便随着玛德琳用书将床围起来等许多象征性的情节而愈发强烈。不妨照此推论，他始终无法下决心与蕾梦娜结合的原因就有可能在于已经没有收入来源的他无法接受女性占主导地位的家庭。

斯通纳面对危机的方式是坚守学人精神，尽管这种坚守总是显得充满挫败感和无力感。作品中少有对世界大战和经济萧条的直接描述，却通过斯通纳朋友马斯特思的牺牲与斯通纳的老师斯隆教授对战争狂热发出的悲愤言论：“一场战争不仅仅屠杀掉几千或者几万年轻人。它还屠戮掉一个民族心中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永远不会失而复得…”，从侧面揭示了大学教育中人文主义的衰微。大学体现为斯通纳从不如意的世俗中获得逍遥与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斯通纳在沃尔克事件中会明知自己的力量薄弱，却一反怯懦的常态，勇于站出来维护学术尊严，因为学人精神的基础即在于保持严格的学术标准和学者的独立判断，之后他不顾系主任劳曼克斯的阻挠，坚定推行写作课教学改革的做法，也是不计后果地维护自己的生命所系的象牙塔的方式。应该承认，斯通纳的生命潜能是智识性的，即使是后来与凯瑟琳的结合也首先体现为思想上的默契而非单纯情欲的索求（这种所求在其婚姻中已经被证明是锁闭的），而他在家中构建的书房的遭遇，正隐喻着斯通纳所珍视的学术已渐失其领地。他不像赫索格有宗教熏陶和洞悉社会弊病的眼力，只是用卑微而坚韧的抵抗不断接近生命的真相。

约翰·爱德华·威廉斯

美国式英雄主义，应该说一方面孳生于其建国后中西部掘金垦荒的热潮，另一方面可追溯到法国启蒙运动制造并传播的思潮，所谓自由、平等、博爱。自由、平等声称自己将带来价值多元，博爱宣布自己的目标是全人类。事实是，这三者都基于对既有价值体系的怨恨。如果价值都成了可以人人自决的主观判断，那人人就只能在虚无中拥抱自私自利，所谓思想解放的理念就只能是对崇高激情的自我欣赏，完全无法付诸具体的实践。具体映射到20世纪的美国，则出现了“美国梦”的美好承诺以及关于青年走上战场为国贡献的号召。人们很快便发现所谓人人都能充分实现自我价值只是一句空话，人很快变成了只膺物性不惹神性的动物，一切也无法被阐释。但仍可以说，赫索格与斯通纳成为了个人英雄。

斯通纳沉默的英雄气质诠释了罗曼·罗兰对英雄主义的唯一定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勇敢地热爱它。当他的目光从务实的农学转向务虚的文学，就已表明他在潜意识中已经明白自己无法改变嘈杂喧嚣的周遭世界，只能保持平静坦然的内心，审慎内敛地追求心中的挚爱。可以说作品中的斯通纳形象某种程度上就是作者威廉斯的投射，这种投射使人物形象更显坦诚。作者并非有意塑造一个以失败为人生底色的懦夫，相反，“斯通纳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他明白过于贪婪的选择会时时处于对被他人妨碍的隐忧之中，由是只能在与他人的对立中确立庞大而空虚的自我，也就不可能产生客观价值，反而总是意味着对抗的伤害。正是这种不可避免的伤害让斯通纳看到，不论是在社会上还是校园里，对世俗生活过度介入的实质是无理性的逍遥，而这逍遥（回避）正是精神追求的致命病毒，于是他坚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恪尽职守，刚正不阿。

贝娄在给好友布鲁姆的著作《封闭的美国思想》所作之序中表明：他塑造赫索格这一形象是为了嘲弄像赫索格这样的迂腐书生。这一前置的想法为今人通过女性主义或神话呼应等视角开阔研究赫索格的空间提供了便利，但这种再批判有时会忽略赫索格所写信件及其意识流动的具体内容，仅将它们看作主人公精神矛盾与焦虑的体现。信件不仅是赫索格释放心头压力的良好方式，更是他与一些知名或不知名的人探讨大到国家政治，小到爱情婚姻等个人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识见，在与他人的意识、他人语言的交锋冲撞中形成新的自我意识的途径。在写给政要名人的信件中，他深切地关怀人类的存在与人类的文明。在写给总统的信件中，他关注的是税收、失业、公共安全、人口过剩以及种族问题。他写给纽约时报，担心化学制剂对水质、土壤以及对社会伦理等产生的问题。他的头脑似乎已被迫承担了全人类的负担，赫索格的两个身份：具有漫游气质的犹太人和在学术界获得广泛认可的高级知识分子，注定了他不可能像斯通纳一样做一个中西部的“隐士”，当经济基础与社会地位不复存在，他开阔的眼界和自幼受到的道统训导也就只能将他塑造为滑稽的堂吉诃德。然而对于有着形而上的追求并时时进行现代文明反思的读者来说，赫索格带来的感动无疑远多于讽刺。更何况，赫索格最终走向了田园诗化的家园，在广袤的大自然诗意的和谐与恬淡中，拯救了自己不安焦躁的心灵，如堂吉诃德一般以自我的方式同外部世界和解。

结语

1. （苏）巴赫金著；白春仁 晓河译. 小说理论.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06.

2. （加拿大）诺斯罗普·弗莱著；陈慧译. 批评的剖析.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8.11.

3. 张恒良.从玛德琳的被妖魔化看赫索格的男性气质危机.四川大学,2018.

4. 赵秀兰.《赫索格》的复调性.西北师范大学,2017.

5. 王香玲.追寻与重生:《赫索格》的神话—原型解读.西安外国语大学,2016.

6. 林芳芳.象征、认同和人的经验存在——《赫索格》的启发.福建师范大学,2011.

7. 张建军.论《斯通纳》中的人性选择与生命意识.商洛学院,2017

8. 黎清群.《斯通纳》: 危机之中的大学精神坚守.闽江学院,2018

-THE END-

     一审：Lakeyah

二审：王 三

  校对：李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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