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尼亚,广东人,白天上班,夜晚写作,曾获青年文学奖、贺财霖·科幻文学奖。作品散见于《外国文艺》《西湖》《野草》《ONE》《财新周刊》《SIX TONE》等杂志或媒体。
农人之死
文/阿尼亚
十年前,一个农民患鼻咽癌住院两天后失踪,遗体不久后在附近的河道中被发现。死者叫蔡建国,邻居管他叫老蔡,生前是雨镇蔡屋村留守的农民。同事说:“他交不起医药费,不想拖累别人。在这一带,穷得交不起医药费的人很常见。”
我那时在镇上的刑警队工作,接手这起案件。去到老蔡入住的医院,医生说,他是鼻咽癌中期,化疗和放疗少说得20万,扣除农村医保,也得交10万块钱。老蔡多年来没有工作,靠在农村种地、给亲戚打工维持生活,去年他到云南一趟,结果工钱被工头克扣了,孑然一身回家,听人说,他妻子早早和老总跑了,儿子也不管他,就一个人生活。
邻居也是相似的说法。村里的老人说,他住院一个多月前就流鼻血了,可他好像不重视,每天照常过,老人察觉到异样,催他去医院,结果查出了鼻咽癌。
同事认为案子可以结了,农民交不起医疗费,决定自杀。这个案件一度成为本市热点,记者走访医院、警方和蔡屋村后写出报道,结论也是这个,报道一出,引发了读者的唏嘘。
本来,我也倾向于这个解释。这起案子让我想起了父亲,小时候,父亲也是得了重病,交不上钱,不想拖累母子俩,就自个离开了人世。农村过去死亡率高,村民们认为生死有命,死亡,并不是太恐惧的事。但那件事对年少的我冲击巨大,我当时有一个朴素的念头:怎么能让我爸不死?如果我挣了足够的钱,交得上医疗费,他是不是就不用死了?所以我一度很努力学习、工作,同时养成省吃俭用的习惯,有正式工作后,每个月我都会给家里寄笔钱。但我还是天赋平庸,东奔西走的,也没混出个名堂,三十多岁了,在小镇的警队谋了个职位,混到一把手,看起来很威风,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我继续整理关于老蔡的资料,集中在一个文件夹里。原来,老蔡二十年前曾出过一次车祸,被紧急送到医院抢救,从鬼门关里出来了。我想起以前和卖保险的朋友闲聊时,他说,出过意外的人,一般都会格外有风险意识,他们买意外死亡险或重大疾病险的几率,会比没出过事的人高得多。
我拜托朋友调查了老蔡购买保险的记录。按理说,他后半辈子不怎么出省,手机和电脑也不太用,购买记录很容易查到。朋友把范围缩小到本市的保险公司,但并没有找到。我决定扩大搜索范围,既然老蔡是在二十年前出的车祸,那么他会不会在出院后,立刻买了保险?而那时候的他未必生活在本市。
果然,询问老蔡曾经的工友得知,二十年前,他正在省城做小本生意,虽不算富裕,但足以供养一个家庭。那个年代造化弄人,赤贫和暴富总在一夜之间。本来,老蔡在公社,算是体制内,不能做小生意,因为做了是违法的,会被称为资本主义。所以他只能领死工资,一个月三十来块钱,但后来,市场化大潮开启,他可以放手做生意,赚钱反而更多了。
老蔡的保险是在省城购买的,一份重大疾病险,这笔钱足够他支付10万块的医疗费用。那他为什么还要自杀?明明可以活下来?
“它的受益人是谁?”
“受益人并唔系老蔡。”
是两个陌生的名字,他们和老蔡是什么关系,还有待摸清。沿着这条线,我们很快有了收获。投保人老蔡,指定的两个受益人是蔡平安和郭雪萍,一个是他儿子,一个就是他那个后来跟别人跑了的媳妇。
二十年前,老蔡似乎预见了自己会有大病,买了这份重大疾病险,但却不是给自己用,而是给了到死也不来见他一面的两人。
“这个事,郭雪萍和蔡平安知情吗?”
“唔知啊,仲要查。”
“他们不知道老蔡住院了吗?”
“我听讲他们闹矛盾。”
“什么矛盾?”
“唔知啊,邻居话好多年未见过那两个人了。”
这年头,查两个人的踪迹并非难事,只要他们没犯罪、不潜逃,在居住所在地留下记录,就可以顺利找到他们的踪迹。同事说:蔡平安现在北京,是一个网络写手。郭雪萍化名王靖雯,还有一个小名叫娜娜,说来奇怪,她五十岁的人了,却在深圳一家足疗店做按摩技师。
我决定先去深圳找郭雪萍,足疗店在罗湖春风路,离香港并不远。路边晚上会有小姐站街,他们主动招呼你按摩,郭雪萍在的那家店也有,但我不太理她,径直坐进店里问前台:“这有没有一个叫娜娜的技师?”
“娜娜?你是讲8号吗?”
“对,我想找她做按摩。”
“做咩套餐?”
我对着菜单看了看,各种花里胡哨的名字,我也闹不明白,就点了倒数第二便宜的韩式按摩,进房前再次提醒:“我要的是8号。”
店员看我点那么便宜,并不太给好脸色,她对着对讲机说了声“8号上钟”,就关上门留我在一个暗红色的房间里。
郭雪萍敲门进来了。在这里,我要叫她娜娜。她梳着金色大波浪,穿红色长裙,脚踩一双绿色细高跟,皮肤上擦了厚厚的粉底,仍难掩脸上的皱纹。不知道的,以为她只有三十岁,但只要抚摸手臂上的皮肤,年龄的打磨就立刻显现。
确认是娜娜后,我躺在床上。她的脸上平淡如水,就和做常规任务一样看待我。要求我脱下衣服,穿一件一次性蓝色内裤后,她就让我翻过身,从皮包里取出一瓶精油,熟稔地推背。
“你在深圳多久了?”
“不到一年。”
“之前在哪干活?”
“东莞,跟师傅学艺。”
“学按摩吗?”
“对。”
“你们这……是合法的吧?”
“你觉得呢?”
说话间,她的手指向下握了一下,嘴唇贴近我的耳朵,问我要不要换个套餐。我问她:“都有什么套餐?”她一个个简略介绍,着重说:“699的花式多,你可以来一个。”
“699?太贵了,消受不起。”
我和她打太极,但她似乎很有把握的样子,并不和我讨价还价,只说我爱做不做,我沉默间,她按摩的力度也轻了,显得意兴阑珊,问她几个问题,她也是敷衍应答。
其实,我本有很多其他方式套娜娜的话,但那一刻,我决定把戏演下去,点了个折中的,399,娜娜也不怂恿我,麻利地出去换点装备,随后关上灯上了床。这个399,无非让我们多了身体接触,鬓毛摩擦间,耳朵有些发痒。
“看你的手,不像城里人,以前在农村待过?”
“你还会看手?”她把手贴在我手上,“我就是农村出来的。”
“不会和我是老乡吧?”
“你哪里人?”
“雨镇。你呢?”
“我坡头的。”
“怎么想到来城里了?”
“农村不行了,都没几个人,听说城里机会多,我就进城了。”
“你结婚了吧?”
“结了,又离了。”
“怎么,那男人对你不好?”
“他不行,没什么上进心,跟他待着没意思。”
“跟谁有意思?”
“你啊。”
“正经的。你那么漂亮,不缺人追吧?”
“有又怎样,男人都喜新厌旧,我老了,也没人看得上。”
“你不老,像三十岁的。”
“说话那么甜。”
“那你实际几岁?”
“你猜。”
“四十?”
“差不多。”
或许同事说得没错,做按摩的女人都谎话连篇,年龄能编,身份能编,对人的感觉也能编,我有些不耐烦,终止了这场游戏,在寂静的暗色房间里,我跟她摊牌,亮明自己的身份,假意威胁她,如果不老实交代,别说重大疾病险的那笔钱,她的银行账户我都有能力冻结。她的脸色瞬间青了,妖娆与妩媚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不知所措。我要她把服务做完,装作无事发生,我们约定凌晨三点,也就是她下班后在罗湖火车站的麦当劳见面,那是一个雨夜,我等到她如约而至。
“他的死真的跟我没关系!”
刚一落座,郭雪萍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她颤抖地抱着包,几次不安地望向窗外。我拿起可乐喝,示意她不要慌张。
“我还没说他死了呢,你怎么就知道了?”
“新闻闹得沸沸扬扬,能不知道吗?”
“他重病住院了,也没见你露一面。”
“阿sir,你又不是没查过我底,我对不起他,你也系知道的。”
我侧过脸把可乐喝完,从裤袋里掏出笔记本。
“你放心,他是自杀的,我不会难为你,只是有几个基本问题需要你如实回答,希望你理解,也请务必配合。”
“你尽管问,阿sir,我知道的一定说!”
她如释重负,好像死的人跟她无关,她只想尽快脱身。
“案发当晚,你在哪里?”
“就在足疗店,一周七天都要在那,店里的前台和技师都可以作证。”
“我的同事查到,老蔡二十年前买了一笔重大疾病险,你和一个叫蔡平安的人是受益人,这个蔡平安你了解吗?老蔡当时为什么想买重大疾病险?”
“蔡平安是他和第一任老婆的仔啊,老蔡这人命很苦的,他老婆和他没好上几年,人就过世了,那都是三十年前的事。后来老蔡进了公社,当生产队长,结果公社不久后也解散了,他就只能帮别人打工,我和他就是在广州打工的时候认识的,然后好上了。日子过得也算凑活。他想买保险,是一次车祸后罗洪武怂恿他的,罗洪武你们认不认识?就他一个生产队的老朋友,我不知道现在在哪,反正老蔡车祸后就突然很紧张,怕哪一天命就没了,他就拜托罗洪武买了保险。”
“为什么受益人不是他自己,而是你们?”
“老蔡仁义啊,凡事都顾着别人的,他那时候疼我,还有他那个宝贝儿子,就想着预防万一,将来出了三长两短,我们还能得一笔钱。”
“然后,你离开了他。”
“都是我不好,那时候不懂事。”
“你在足疗店里可不是这么说。”
“我那不是气话嘛!阿sir,那时候一个城里来的有权有势的房地产老总追求我,可他呢,车祸后窝在农村的一亩三分地,对我不冷不热的,有时候发脾气还打我,你看我手上这道疤,现在还留着,你说,换做是你会怎么选?”
“那你和老总后来怎样了?”
“别提了。那个喜新厌旧的货色!把我骗到深圳,又去跟别的女人耍,见不得我老了,就直接翻脸不认人,你说说,我一个在深圳无依无靠的女人,又回不了头,我容易吗?”
“我没兴趣听你打感情牌。那蔡平安这个人,你熟悉吗?他是那个农民的儿子,为什么父亲死了,他连一个影都没有?”
下雨了,火车站旁的摩托佬陆续撤离。郭雪萍对我说:“这个我也很奇怪,阿sir你有所不知,我和老蔡在一起时,就没见过蔡平安这个人,我对他所有的认识,都是老蔡说的。”
“蔡平安是老蔡的儿子,却不在他身边?”
“嗯。我只知道老蔡很忌讳这件事,却又偶尔提起他和儿子的过去。就感觉,他对儿子做了什么错事一样。”
“错事?”
“具体我也不晓得……”
蔡平安是问题的关键,我决定不在这个女人身上费功夫了。那天早晨,我就坐上了开往北京的航班,脑海里设想蔡平安的模样。据同事说,他母亲二十岁时生了他,生育六年后,他母亲去世,过了几年,他一个人离开村落,辗转外地三十年,如今估计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了,还窝在住所写网文,没什么名气,估计也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人。这么多年,蔡平安为何不见父亲?是因为代际隔阂吗?可代际隔阂,也不至于见死不救啊?还是说,他不知道父亲住院了?他自己也很穷,拿不出钱?
层层疑惑压在心头,成了我心里的一个结,不解开它,我就过不去这个坎。如今回忆起来,我对这个案子的兴趣,既是出于职业本能,也是因为童年的影响,那个早早离我而去的父亲,是我内心封存的失落之地,我越想遗忘,就越容易想起,老蔡的案子勾起我的回忆,它不是什么离奇大案,却让我很不安。
但我在北京没有见到蔡平安。同一栋公寓的邻居说,他昨天就已经不在了。我给还在深圳留守的同事打电话,问他郭雪萍的行动。同事说:“郭雪萍一切正常,还在店里。”我要他查郭雪萍的通话记录。
问邻居:“蔡平安什么时候回来。”
邻居摇摇头:“我也不知道,蔡平安这人独来独往的,住在一个单间,也不和我们交流,他做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蔡平安的社会关系你知道吗?”
“不晓得。”
调查陷入瓶颈。蔡平安仿佛只是一个名字,整栋楼都没人了解他的动向,更没有一个认识他的朋友。深圳那边传来消息,说郭雪萍并没有来自北京的通话记录,坡头的同事也说,村里没有一个认识叫蔡平安的,只有一个老人印象里老蔡带过孩子,但问及细节,他也一无所知。
蔡平安可能预估到警察会来,提前走了。
人不是他杀的,他为什么要躲警察?
冬季的北京雾气朦胧,天空露出它最迷惘的样子。一起普通的自杀事件,不足以让我联合北京的同志全城搜查,迫不得已之下,我决定在蔡平安所住小区附近订一家廉价宾馆单间,住三天,期间穷尽所有住在北京的朋友的关系,寻找蔡平安的蛛丝马迹。
所有拼图拼在一起:他是一个未婚的网络写手,在起点、豆瓣等平台创作小说,但没什么人看,他养活自己的方式是打零工,在深圳三和做过大神,去到北京成了网络写手,有好几年爆肝写作网络小说,没什么名气,凑活着养活自己。至于他的过去,他在三十年前就离开故乡了,或许,三十年前,他和家里发生了什么矛盾。究竟是什么矛盾,能大到和父亲老死不相往来?
“会不会和他母亲有关?”
蔡平安房间抽屉里有一幅画,是一个男孩和母亲走在太阳底下。
他们笑得灿烂极了。
我打电话给坡头的同事,要他根据老蔡的社会关系,问一问他和第一任妻子的情况。三十年……那时候,老蔡是个生产队活雷锋,据说在村里口碑很好。同事传来简讯:那女人叫劳荣芳,是个农民,在当时,算是一个富农的女儿,但二十多岁就死了,这个村里的档案有记录,说是失足溺水死的,尸体在河道边被发现。
“河道边?和那个农民一样?”
“对。”
“你确定是溺水死的?不是别的原因?”
“这个档案就没有交代了。”
时隔三十多年,近乎一样的死法,一个被判定是自杀,一个是失足溺水,我的内心隐隐感到不安。劳荣芳、老蔡、蔡平安……如果劳荣芳只是意外而死,蔡平安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又为什么与父亲断绝来往?
劳荣芳的死,会不会与老蔡有关?
我需要更多的依据。在北京,我该如何找到想要的依据?蔡平安消失了,我们找到他以前实习的公司,大家对他的过去都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是一个工作很卖力的人,对待同事温和、内敛,就是有一点不修边幅,远远望过去,像一个蓬头垢面的流浪汉。
以及,他是一个写作狂。
“写作狂?”
“对,他经常把实习经历编进小说里。”
那个人不经意的话提醒了我。一个小说作者,一个爱好文学的人,多多少少会把自己的经历投入到小说里。
蔡平安没有把散文、日记留下来,但他留下了小说。说实话,他写了这么多年,留下的小说真不是一般的多,统计下来,统共得有三五百万字,要在三天之内把这些小说看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只能挑关键词看个大概,凡是和父亲、母亲、故乡、出走有关的,都成为我的重点关注对象。
另一头,我让同事寻找罗洪武的下落。罗洪武过去和老蔡都是生产队的,村里的老人应该有印象。调查结果是:罗洪武就在湛江本地,每天游手好闲,靠收房租为生。他眼光好,二十年前就买了两套房,转手收入翻番,又拿着做生意的钱囤房,光是房租就足够他过完这辈子。
在北京剩余两个夜晚,我用了这辈子最快的速度来翻看小说,最后把重点锁定在《落水》《第六病室》和《审死》这三篇。《落水》讲的是一个女孩被诬陷却无人搭救的故事。《第六病室》致敬了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同名小说,描述了一个在医院的难产妇的故事。《审死》是一篇魔幻小说,蔡平安虚构了老舍与奥威尔在阴间相遇的场景,他们各自说着不懂的话,在使者的带领下投胎转世,结果一个不小心,老舍的下一世投胎到了西方,奥威尔则来到了中国。
三篇小说里,有两篇都以女人之死为结尾,其中《第六病室》死去的正是“母亲”。而《审死》虽与女人之死无关,却把小说背景设定在三十年前,也就是蔡平安出走的日子。
三天后,我回到广东,夜晚与罗洪武会面。罗洪武是个爽快人,我们问什么,他就答什么,不过说起三十多年前的事,他压低声音,要求我们务必保密。
风扇嗡嗡作响,罗洪武猛吸一口烟,把烟头的火掐灭在烟灰缸。
他说:“芳芳的死,老蔡还是有责任的。”
“什么责任?”
“我说了,你们可得保护我,我惊有人找我麻烦……”
“你放心。”
“三十年多前,芳芳被老蔡举报了。”
他说出这句话后,众人沉默了数秒。
窗外雨稀稀拉拉下着,夜路潮湿,霓虹灯在细雨中折射。马路上,急于归家的车,发出不耐烦的声响。而天父对抱怨无动于衷。雨下得更大了,无边无际,覆盖整个人间。
罗洪武亲眼看到,老蔡在众人的施压下站出来举报劳荣芳。他们说,只要你举报这个走资派,让她认罪悔改,一切都可以从宽处理。
他成了被村支书重点表扬的对象。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举报并没有换来对妻子的从宽处理,而是更加山呼海啸的批斗。
“那时候,批斗和举报太常见了。”
罗洪武低着头,继续道:“当时村里嘅斗争好激烈,唔同派别之前就有恩怨,啱啱借住运动,畀对方扣帽子。芳芳,老豆系地主,佢地一家人都要同地主切割,先至可以证明自己嘅忠诚。可佢系个硬颈脾气,就系不和爸爸做切割,冇办法,小将们就连佢一齐批斗咗,就喺老蔡家门前,要求佢一定要大义灭亲。芳芳都系命苦,啱啱喺医院出嚟,头畀铁线绑,眼睛灌辣椒,小将们将沙石放入碗入面,迫住佢食下。”
不久后,劳荣芳就被发现死在河道边。
“自杀?还是他杀?”
“唔知啊。总之系死咗。”
“身上有没有其他伤口?”
“冇,死得好平静。”
“平静?”
“面相平静,像解脱了一样。”
罗洪武交待:“蔡平安目睹咗阿妈嘅死亡,一日晚,佢决定离家出走,撞见村入面嘅人,抓佢返屋。老蔡冇得办法,将佢关喺间房度。咁过去几年,佢以为件事可以翻页。想不到,一日天光光,蔡平安再次出走,此后杳无音信。”
“阿Sir,我知道嘅都话晒你哋啦!”
这个离开的骨肉,成了老蔡内心无法愈合的伤疤。多年以来,他也许都生活在自责之中,或许他会想,是自己害死了媳妇,是他的举报,导致了一个家庭的分崩离析。
我根据得到的信息复盘整个事件,老蔡在受益人的栏位上填上蔡平安的名字,就是他能想到的补偿方式。尽管,他最初填的联系方式根本就是一个打不通的号码。直到五年前,老蔡修改了联系方式,那就是蔡平安的在京号码,相关银行卡号也准确无误。
“也就是说,他们五年前可能见过?”
“也可能更早。五年前,老蔡先后有两次去北京的纪录。”
“罗洪武的话能完全相信吗?”
“不能,但他是唯一能找到的目击者了。”
无论如何,事情的核心部分基本厘清了。这个叫老蔡的农民并非因为没钱治疗而选择自杀,四十年来,他怀着对妻子和儿子的愧疚一路走下去,他一直想,一直想有一个补偿的方式。
他等到了。
太阳东升西落,经历一轮黑夜,又是黎明之光。初春的露水湿润了红土地,照亮雀鸟——它们展开双翅,在潮湿的亚热带树林上翱翔。
老蔡的尸体在停尸房滞留一周,终于迎来了葬礼。因为市政府刚下政策减少土葬,葬礼被要求以火葬进行。烈火燃烧,纸屑飞扬,只有我、两位同事和几个村民目睹了那场火焰。
葬礼结束后,我打了一通电话给母亲。仍是老生常谈,问她家里有没有事,她都说没事没事,要我好好照顾自己。
那个周末,我和母亲去了一趟父亲的墓地。
在他慈悲的笑容前,那些积灰的岁月重现光泽。小时候,父亲喜欢看新闻,在医院,他每天晚上七点都会准时打开电视,要我们调到新闻台,有时一边看,一边愁眉苦脸。
那时,当我回到病室里,我和父亲最熟悉的交流方式还是沉默,我才惊觉,自己这辈子和他说的话是那么的少。
那一晚从陵园回到家,我翻看父亲珍藏的书。《鲁迅小说全集》《毛泽东选集》《霍英东传》《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想起有一次他难得打电话给我,就是要给我分享书目。原来他看了中央台的一档荐书节目,觉得那些书很有意义,就想告诉我。我隔着电话,听父亲的声音,其实听不太清,他说话和我一样浑浊,有的书名,听说两三遍我才听得清。
我父亲说的这份节目书单,我在网上已经看过了,他不上网,电视和报纸杂志是他了解新闻的渠道。但我还是听他说下去,并且问他一些杂七杂八的问题,他回答什么,其实并不重要,我只是想听他说下去。那天晚上,他打了三次电话,因为又有补充的书还没说完,他就补电话,一次比一次短,最后挂的人还是我。
第二周,我回到了警局,尽管老蔡案还有一些疑点,我也依然没有找到蔡平安,但局里堆积了很多别的案件,我只能暂时结案,投入到领导下发的新任务。在小镇,很多案子都是草草收尾的,电视剧喜欢把警察、侦探描绘地全知全能,仿佛每一个案件都能水落石出,但我们自个儿心里明白,有很多案子一辈子都闹不明白。
后来几年,我还是会不时抽空回到老蔡的故乡,留意蔡平安的下落。有一次,当我回去的时候,一个村里的小孩告诉我:“两天前,也有一个叔叔像你一样站在这间破房前看很久,你们到底在看什么?”
“叔叔?他长什么样?”
“头发乱糟糟的,普通人的样子吧。”
“普通人?”
“对,长得很平凡,但是,他的手好看极了,就像一个作家的手。”
“他去了哪里?”
“不知道。他发现我在看他,就神色慌张地朝公路那边走了。”
小孩伸手指向那条又长又直的公路,那是村子和城市唯一的联系。
他最后补充了一句——
“说起来,那个叔叔几个月前也来过呢……”
“几个月?具体什么时候?”
“好像……就是李伯伯最后在这里的时候……”
夜晚,老蔡的故乡如同一座鬼村,一排排空心的房子,仿佛野草淹没的无主坟地。老蔡的砖瓦房在农村深处,芭蕉林边,一辆自行车停靠着,地上还有柴火烧过的迹象,走进屋,就是一间狭小的结上蛛网的房间,毛主席的画像挂在墙上,干净明亮,和周围形成强烈对比。
新闻热点以后,老蔡的事不再被人提起,古村落也随着城市化消失在平地。如今回到那已经寻不到老蔡的房子了,只能透过青网看响彻着钻机声音的施工工地。
老蔡永远地离开了,他的儿子没有和他和解,对这起案件的回忆就此告一段落。这几年,我还在警队,只是忙于其他任务,抽不开身,但有时,仍会关心那个叫蔡平安的人。在一些时刻,看到有人溺水死亡的新闻,我记忆的水面会泛起波澜,就像不久前,得知北京温榆河边有人投河死去,我想知道那个死者什么模样。联系了北京的同行朋友,朋友说:“瘦瘦白白的,穿着一件灰大衣,长相?被水浸泡很久了,有些模糊不清,但手细细长长的,很好看。”
“他叫什么名字?”
“还在查。附近没什么人认识他。”
朋友给我传来死者的照片。
那一天,我想起一个叫老蔡的农民决定自杀。
-THE END-
一审:无 月
二审:王 三
校对:一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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