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展遗简忆恩师
——悼唐弢（中）
唐弢先生（1913年3月3日—1992年1月4日）
选自陈漱渝先生怀人散文集《昨夜星辰昨夜风》
作者 陈漱渝
诵读 西山红叶
编辑 林 枫
据我所知，唐先生当时从事的工作主要有三项：一是回答全国各地鲁迅爱好者和参加《鲁迅全集》注释工作的年轻同志无尽无休提出的各种琐细问题。二是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现代室的同志集体编写一部普及性的《鲁迅手册》，作为恢复元气、重新开发大型科研项目之前的一次练兵。第三件事就是准备撰写一部观点正确、材料翔实、分析透辟的《鲁迅传》。在这方面，唐先生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除开他学识渊博、功底深厚之外，还因为他是鲁迅的同时代人，是鲁迅关怀扶掖过的青年。因此，他为鲁迅立传，不仅能有准确的历史感，而且还有为其他作者不具备的深厚情感。他当时告诉我：“传记是我个人的研究计划，纳入文学所的整个计划中，本定五年内写出两编(共三编)，经政策研究室批准，认为计划很好，希望缩短时间完成。”(1975年 11 月 12 日函)
然而，写出一部成功的传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有人感叹：“杰出的传记几乎像杰出的人生一样珍贵难觅。”唐先生心目中的成功传记，是能够以敏锐的触觉伸入伟大的心灵，“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各具特色的情绪的世界，精神和道德的世界，绚丽多彩的充满艺术创造的世界。这就要求传记的作者能对自己的人物有比较详尽细致的了解，特别是对人物性格和气质的了解，以便根据历史和文学的双重特点，别出心裁地施展手法，使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跃然纸上。
唐弢先生
唐先生写《鲁迅传》是从收集相关材料入手。他强调研究工作应当从实际出发，而实际之一就是资料。没有掌握充分资料，即使说得怎样天花乱坠，也是没有根据的空话。他同时又认为，资料只是第一步，接着就要从资料中总结观点。没有观点，资料又无非是一个垃圾堆，但是，对资料工作的首要要求是真实。此前，我从上海沈鹏年编写的材料中，看到了鲁迅在上海接见苏区儿童团代表等记载，便请唐先生鉴定真伪。唐先生复信说：“全是胡说。沈鹏年过去常给我来信，满口‘老师’，实则和我并无关系，只是在上海旧书摊上遇见，以后常提一些问题。其人品质恶劣，我不再理睬他。1930年5月 7 日，鲁迅由画室(冯雪峰)陪往爵禄饭店，是和李立三见面，谈的是别的事，并无儿童团代表之类事情。这一条我敢确说。”(1975年5月 14日函)后来，沈鹏年又精心编造“毛泽东会见鲁迅”的谣言，“一论”“二论”“三论”，乐此不疲，并以一位叫张琼的老人矛盾百出的“回忆”作为论据。沈鹏年的拙劣做法虽然受到了应有抵制，无奈中国信谣者多，所以此类谣言仍不胫而走，流毒全国。唐先生对此颇有感慨。他在信中说：“沈鹏年‘三论’开了。我曾将张琼书面材料否定，现在他将漏洞百出之处代为补正，确是‘有心人也’，不过这样一说，可能有人会相信。《临沂师专学报》肯予刊载，即是证据。” (1984年1月 24 日函) 唐先生广泛收集撰写《鲁迅传》的资料，自然包括新时期鲁迅研究的新成果——尤其是近些年陆续出版的风格各异的鲁迅传记，哪怕是后辈学子充满稚气的起步之作，唐先生往往也以大海不弃细流的精神认真阅读。比如我写的《民族魂》，其实是一部面向青年的普及性小册子，但唐先生仍然给予了热情关注。他在信中说：“平心而论，《民族魂》是一部好书，语言材料，都有足取，只是那一节写法可考虑，有点把鲁迅写成共产党情报员, 那就不好了。”(1983年 10月18日函) “那一节”，指书中第28节：《一份珍贵的情报》，内容是介绍中央特科吴奚如向鲁迅了解当时轰动中外的“神秘西人案”的情况。这一节的资料，主要取自吴奚如的回忆和当时报纸的有关报道。唐先生不赞成对只有孤证的事件渲染过甚，表现出他作为一个史家的谨严态度。对于我撰写的《许广平的一生》，唐先生一直持鼓励态度，并在百忙中为此书撰写了一篇精彩的序言。令我感到遗憾的，是这部书写得比较仓促、草率，既缺乏历史的营养也缺乏文学的营养，有负恩师的厚望。书中附录部分提到一件事：1946年初，蒋介石派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郑彦芬送给朱安十万元法币，朱安以“长官赐不敢辞”为理由接受了这笔赠金。这件事见诸朱安与许广平的通信，郑彦芬先生目前仍健在，无疑是可靠的。一位鲁迅研究者怀疑此事真伪，给唐先生及其他一些人上书，提出不同意见。我虽不才，但行文从不虚构，便写信向唐先生辩白。唐先生复信说：“我当初写序时，仅看数节，未及全文。倘使看了全文，我会劝你将此节删去的。你的文章有根有据，这是事实，但世上有些事情，一落笔目，便着痕迹。对朱氏要求不能太高，反过来，对有些同志要求则要高些。君子爱人以德，同时亦成人之美，难道不应该这样吗?”这件事，也表明了唐先生对历史人物的宽厚态度。可以断言，如果以他这样的襟怀写传，无疑会写出新的境界和新的高度。
本文作者的著作《民族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