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职位是“权发谴三司使”，三司使又称“计相”，负责主管国家经济。“权发谴”，是临时委派、暂时代理的意思。他很可能是古今中外的科学家中，官做得最大的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一年，“拗相公”王安石被第二次罢相，永远退出了政治舞台。皇帝领导的变法必须坚持（总不能说皇帝错了吧？），变法中的诸多问题搞得天怒人怨、朝野撕裂，也必须进行重大调整。沈括也很快拿出了一整套针对“改革”的改良方案。比如整顿盐法、缓解钱荒、调整募役法。募役法，是王安石改革中备受争议的一条政策。多年之后，旧党主政，尽废新法，但在募役法这一问题上，旧党内部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苏轼和司马光，就因此争锋相对。免役法之前，宋代长期实行差役法，也就是让老百姓给朝廷服徭役（免费干活），比如帮官府运输物资、追捕盗贼。其实，历朝历代的百姓都要服徭役，孟姜女的丈夫去修长城，就是一个经典案例。现代社会为什么不太需要服徭役了？主要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国家有钱了，可以雇佣庞大的公务员群体和各种“临时工”，不太需要动辄征集百姓来干活了。服劳役，对于百姓来说，当然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王安石的改革方案，是把“出力”改为“出钱”，再用征收到的钱来雇佣劳动力。这一政策，受到了很多百姓的欢迎；朝廷作为中间商，也可以乘机赚差价。比如说收税一千万，拿出五百万雇人干活，净赚五百万。任何社会，“没钱的人”都是大多数。宋朝虽然“经济发达”，但发达的主要是汴京、杭州这样的大城市，以当时的生产力，哪怕是那些家里有上百亩田地的富户、大户（古人往往是一大家子人生活在一起），平日里也不过温饱，遇到灾荒年月，就有饥馑之忧。“收钱”这件事，总会引发矛盾。实行差役法的时候，很多家庭（比如单丁户、女户、官户等）本就不需要服徭役，现在却要支付免役税，成了受损失人群，当然不开心。出力很痛苦，出钱也很痛苦。百姓拿不出钱的时候，又势必和如狼似虎的官吏们发生冲突。朝堂之上，很多官员激烈辩论；地方上，还发生了群体事件。沈括曾经负责在两浙地区推行免役法，对其中的优点和缺陷都熟谙于心。他提出的改良方案是：第一，直接减免掉那些贫困家庭的免疫钱，只向其他人征收。第二，搞财税转移支付，用其他方面的税金，来支付募役的费用。第三，百姓可以选择出力（服徭役），也可以选择出钱。这套被称为“新旧并行”的改良方案，光是在两浙地区，就让两万八千户人家获得免税。可以说，相比王安石和司马光、苏轼和司马光之间非A即B的激烈辩论，沈括提供的，是一套最不坏的改革方案，有点像现代管理学大师史蒂芬·柯维提出的“第三选择”理论。![]()
有一种办法能够解决大多数分歧，那就是：不要坚持你的方案，也不要坚持我的方案，而是把我俩的方案加起来，形成一个第三选择。比如说，周末你想看电影，我想玩桌游，我们可以看完电影后一起玩桌游。再比如说，左派主张增加税收补贴穷人，右派主张降低税收发展经济，那么也可以形成一个第三选择：降低税收，同时左派和右派一起捐款来帮助穷人。因为根据调查，左派喜欢呼吁帮助穷人，右派实际捐款更多，理论上，双方可以达成共识。美国政府经常给一些伟大人物比如特蕾莎修女颁发纯金的奖牌。要不要花纳税人的钱来奖励这些伟大人物？左派和右派当然会吵起来。同样的钱，到底应该用来奖励英雄还是留给纳税人自己花，哪一个选项价值更大？这当然是一个伦理难题和经济学难题。但美国著名政治家荣·保罗每次都会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在场每个议员捐一百美元就搞定了。甚至不需要这么多钱，只要那些举手支持颁奖的议员每人掏100美元就轻松搞定了。这就是第三选择，不是你正确，也不是我正确，而是我们都正确；不是选择A，也不是选择B，而是选择A＋B方案；不是我战胜你，也不是你战胜我，而是我和你共赢。如果说王安石变法是一个让北宋士大夫集团陷入撕裂的困境的话，沈括对免役法的改良，其实就蕴含了破局思路：那就是，王安石和司马光，改革派和保守派，传统和革新，可以都正确，可以整合并行。比如说，王安石喜欢兴修水利，苏轼也喜欢兴修水利，但是苏轼却坚决反对王安石的“水利法”，因为他知道，全国性的大兴水利，蕴含着劳民伤财的巨大风险。那么，解决之道是什么？就是承认王安石和苏轼都是正确的，他们可以分享自己兴修水利的经验和教训供大家参考，让全国官员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决定要不要兴修水利，而不是以“水利法”的名义强制划一，变成一种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王安石的青苗法也不是什么创新，相反，范仲淹等官员主政地方时，就尝试过这种小额贷款。地方官员们的放贷行为，并没有受到质疑和批评，也没有法律禁予以禁止。有些地方官愿意搞金融，有些地方官讨厌搞金融。青苗法也完全可以让官员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各地情况来自由选择，而不是搞一刀切，理解不理解都要执行，不换思想就换人。现代学者对“王安石变法“研究的一个共识是，变法在不同地方效果迥异，比如存在明显的南北差异；又因为执行者不同，效果截然不同。从结果倒推，“第3选择”并不是异想天开，而是最符合实际的改良方案。其实，北宋的地方治理，本来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探索。比如范仲淹等人在地方上搞小额贷款、苏轼在杭州建设公立医院，每个地方的经济情况不同，地方长官的能力和偏好不同，这些探索，并不适合搞全国性的强制推广。王安石和新党成员，可以分享自己关于改革的各种奇思妙想和实际经验，让地方官员自由选择，要不要去探索尝试。（其实，旧党官员们在地方治理上也有很多创新。苏轼就是一个典型。）如果采用这种自愿改良而不是强制改革的方式，党争本可以避免。无数人友谊的小船，也不至于说翻就翻。社会也不会因此陷入巨大的撕裂。遗憾的是，沈括被另一位新党重臣蔡确视为“反复无常的小人”，在蔡确的疯狂弹劾下，最终被罢免三司使，调任地方。（这可能是王安石下野之后新党内部的权力之争）。他的改良之路，没有走通。蔡确弹劾沈括的理由是，你当年在地方上主持免役法的时候，有意见怎么不反馈？王安石一下野，你就改弦更张？这说明你是一个狼子野心的小人。不过，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在一个强势的领导面前，大家有意见不敢提，等到领导下台自己掌握权力后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其实是一种政治常态。新党的多数骨干都被王安石视为反复无常的小人，恰恰是因为王安石本人没有理解这一点。无论是沈括，还是其他新党重臣，这些人也是饱读诗书的士大夫，他们也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野心，他们是帝国的高官，是王安石的同事，而不是变法的工具人。理解不了这一点，对“变法”的理解，对古代“党争”的理解，就完全错误。所谓新党、旧党，只是一种标签而已，并不是现代政党，更没有组织和纪律（皇权社会也不可能允许这种存在）。如果说大家要忠诚于谁，也是忠诚于皇帝，而不是在王安石下野后，依然百分之百的忠诚于他当初设计的那套变法蓝图。对人性不切实际的期望与控制欲，当然会带来巨大的幻灭。不是王安石识人不明任用的全是小人，不是人走茶凉，而是人性本就如此，每个人都想做自己，而不是做别人的工具。如果新任领导只能百分之百地继续贯彻老领导的蓝图，那奋斗又有什么意义。研究者认为，王安石和沈括的决裂，根本原因在于，王安石欣赏沈括是一个技术专家，非常适合做变法的执行者。但是沈括也有自己的想法，当他掌握权力后，他更想执行自己的想法，而不是继续当工具人。这也是王安石和其他新党重臣决裂的重要原因。当吕惠卿等人推出新的变法政策时，王安石就激烈反对。他并不希望这些人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创新。当然，这种性格也很好理解。现实中的很多父母、领导和老师，也都是这种风格。沈括是新党干将，因为参与变法一路青云直上。同时，他也是一位有着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的政治家，二十岁起就在地方上担任基层官吏，后来在司法、天文、经济、军事等不同部门担当重任，不断升迁。现代研究者认为，沈括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最看重的，并不是政治立场，而是实践操作。对我们现代人来说，这当然很好理解。毕竟，我们眼中的沈括是古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而不是一位政坛大佬。可惜的是，在王安石眼里，在保守派眼里，在《宋史》记录中，沈括和其他新党重臣，都被归类为反复无常的投机小人。历史的标准叙事是：王安石很伟大，变法蓝图很正确，可惜任用了这样一帮投机小人，所以变法失败了。看不到真实的人性，只看到一群面目模糊的道德脸谱，就像戏台上的白脸奸臣。而今天的大多数历史书，依然延续着这种愚蠢的道德叙事，没有任何长进。简单粗暴的道德判断，从来就无助于提升人们理解复杂世界的智力，从来就不会给人们带来任何长进。那个弹劾沈括是小人的新党领袖蔡确，后来被弹劾为毫无廉耻的小人，被贬谪岭南，直到死亡。不走出简单粗暴的二元对立，就走不出互相伤害的永恒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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