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076年，王安石被二度罢相。
深受皇帝信任的王安石为什么会被罢免？
史书记载是因为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在政治斗争中不择手段，勾结朝臣伪造中央文件（在原文件中夹入私货，行为接近矫诏）来打击政敌，事败后羞愤交加，导致原来的病情加重而死亡。
受这一事件的打击，王安石心灰意冷，辞去相位。
“王安石变法”在晚清以来的宣传中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所以大部分历史作者在讲到这件事时都一笔带过，惋惜王雱的英年早逝对王安石的打击。但王雱的行为，放到任何朝代（哪怕是现代社会），都是骇人听闻的严重犯罪和政治丑闻。
被王安石大骂一顿之后英年早逝，可以说是他本人的幸运，也是王氏家族的幸运。
不然，有这么一个耻辱，家里所有人在官场上都很尴尬。
出了这样的丑闻，任何人处于王安石的位置，都要上书请罪、请辞。如果换一个朝代，王安石甚至会被治罪。你的儿子，勾结一批你的心腹，伪造中央文件去打击你的政敌，你说你对这件事毫不知情，你觉得大家信吗？就算你毫不知情，你就没有责任吗？
当然，王安石不会被治罪，他是神宗变法的旗帜，这面旗帜不能倒。
不过，王安石下野，也已经成为了逻辑上的必然。出了这样的丑闻，还怎么在朝堂上立足？政敌和你辩论的时候，会不会质疑：王相公啊，我今天反对你，你会不会又让家人在背后伪造朝廷文件来迫害我？
关于王安石二次罢相，史书中的记载，其实非常清晰。抛开先入为主的政治正确，用历史常识和政治常识，其实很好理解。
02
不过，同样的事实，研究者们可以提出不同的解读。
有人认为，王安石二次罢相，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君权和相权的冲突，登基多年之后，神宗皇帝已经成长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他决定亲自领导变法。他已经不能容忍一个强横的宰相像老师一样，动辄教训自己该如何做人做事。
有人认为，是理念分歧。王安石和诸多的新党重臣为什么由朋友变成了敌人？就是因为他们虽然都主张变法，但在很多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无法妥协。其实，王安石和宋神宗分歧更多，比如人事安排，比如要不要坚持市易法。分歧越来越多，隔膜越来越深，最终也就渐行渐远。
这两种观点，读书的时候经常遇到，很常见，也都很有道理。
不过，我最近读到的《忧患：边事、党争与北宋政治》一书中，历史学者林鹄却提出了一个新观点，他认为，王安石罢相，既无关变法理念，也无关权力斗争，而是源自对辽政策。
“我们注意到，王安石离开政治舞台后的第二个月，拖延了三年之久的宋辽边界谈判最终落幕，宋方割地数百里，换取和平。而熙宁八年王安石回朝重任宰相后，关于宋辽边界纠纷的处理，是他和神宗之间唯一的重大分歧。”
这一年，面对辽国使臣的威胁，宋神宗不顾满朝大臣反对，选择割让数百里土地求和。
要完成这样一项政策，性格强硬、脾气暴躁的王安石依然留在朝中主政，难免会引发争吵。
在我们的印象中，宋神宗是一个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君主，甚至在对西夏的战争中一贯态度强硬，为什么会选择割地求和？
林鹄认为，这是一种“对辽恐惧症”。从澶渊之盟到庆历增币，辽国这一军事强国给宋朝君主的内心投下了巨大阴影。辽国的威胁，不过是唤醒了神宗内心的恐惧。
从我们后人的视角看，宋代君主对西夏的轻蔑和对大辽的恐惧，当然都是不合理的。因为西夏（的军事实力）并不弱小，辽国也没有那么强大。但站在宋朝君主的立场看，西夏（相对于大宋来说）就是一个小国，辽国就是一个无比强大、有可能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的庞大帝国。
为什么要变法？为了搞钱；为什么要搞钱？为了打仗；要怎么打仗？先打败西夏，后出兵大辽收复燕云十六州。完成这一计划，就是光辉史册的千古明君。
但问题是，通过变法（经济改革），钱虽然搞到了，但针对西夏的战争并不顺利，更不敢同时与辽开战。
宋神宗，输不起。
变法这么多年，背负着无数争议，贬谪了无数重臣。如果打输了赔款割地，要怎么面对天下人？要怎么面对列祖列宗？
变法的效果到底如何？是让老百姓过得更好还是更差了？其实说不清。有的地方效果好有的地方效果差，那也可以说是下面的人执行有问题。对西夏的战争，有输有赢，也不过是在边境上和一个小国作战。
但如果和大辽开战，两个超级大国的战争，那种风险，就是无限高的。如果战败了，自己的名字，就有可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按照神宗的原计划，先打败西夏，建立自信，再去与大辽作战，收复失地。但这种自信，并没有建立起来。
几年之后，1082年，永乐城之战。宋朝动员30万大军却遭遇惨败。神宗闻讯后彻夜难眠，痛哭失声，从此不敢轻易言兵。
深受打击的他，短短三年后就去世了。
03
宋朝的“弱”，并不是因为贫穷。
除了农耕民族和“蛮族”士兵在个体战斗力的差异，宋朝的问题众所周知，那就是以一种糟糕的军事体制（重文轻武、防范武将）来对抗周边的军事强国。
永乐城之战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宋朝军事体制的失败。徐禧、沈括这样的文官，节制种谔（种家军领袖）这样的专业武将，外行领导内行。种谔反对在敌人异常重视、且“三面绝崖而无水泉”的永乐筑城，结果却被弹劾。从狄青的郁郁而死到岳飞的蒙冤入狱，宋朝的“弱”是这种军事体制的必然。
从旁观者视角看，想要改变这种“弱”，就要改革军事体制。否则，搞多少钱，都无济于事。从变法的目标来看，改革一开始的重点方向就错了。
应该搞军事改革，却搞了经济改革。神宗变法，不过是走了一段弯路。
虽然嘴上说着“变法”，整天为了“变法”争吵不休，但大宋的祖宗之法里，最核心的防范武将重文轻武，无论是皇帝，还是新党旧党，可能并没有一个人想要改革。
不直面那头房间里的大象，妄想通过绕远路来达成目标，结果就是永远也无法抵达。
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就是直面问题，但是，直面问题会让人承受巨大的痛苦、压力、风险，甚至会让人绝望、精神崩溃。（如果你是宋朝皇帝，你敢改革军事体制，赋予前线将领充分的自主权吗？你不怕出现第二个赵匡胤吗？）于是，很多人的奋斗方式就是绕开核心问题，永远在准备，永远在迂回……
通过经济改革搞到了钱，大宋的军事胜利就有希望了，真的吗？奋斗多年搞到钱后，女神就会接受你了，真的吗？读完一百本书，就可以开始写作，实现我的作家梦想了，真的吗？
多少积极进取，只是另一种回避；多少变法革新，并没有触及劣根陋习。无限迂回的好处是永远有希望，坏处是永远也无法成功，而且，难免会在某个时刻迎来幻灭。
再“积极进取”的人，面对失败和争议，也有承受的极限。王雱的犯罪身死，让王安石从此心灰意冷，退出政坛；永乐城的军事惨败，让神宗深受打击。这些事件本身也许并不那么重要，而是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让人的内心开始动摇：我的方向真的正确吗？我的奋斗真的有意义吗？
今年春天，《孤星之旅：苏东坡传》的作者周文翰来成都讲座，他叹息说：“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这些人一生争来争去，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1076年，罢相后的王安石，在墙壁上一遍遍的题写唐人薛能的诗句：
“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做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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