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写作与发表 I 张宝明：人文学术的问道意识

人文语义学以语言为抓手，但它不是或不仅仅是语言学问题，而是以观念词为寻绎对象的文化与思想命题。关键词是在多个学科领域被频繁使用，而且始终处于问题中枢的基本单位和具有结构性意义的词语。面对纷繁复杂的知识谱系，如何驾驭众多的文本材料以把握各自学科的硬核问题，精心挑选关键词进行深入剖析研究便是一个必要且可行的路径。可以说，雷蒙·威廉斯的著作《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不但开启了关键词研究的热潮，也为关键词研究奠定了学术范式。关键词研究试图对“关键”概念进行标准化处理，实际上存在着把复杂而丰富的意义简单化的问题，语词的意涵在使用中呈现、演变，如果把“关键词”固化为“辞典中的词条”，无异于将语词封进水晶棺，让人不由想起胡适在文白之争中的“死”“活”之喻。由此，在中国大行其道的辞典式的、去语境化的关键词研究，在给学界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带来种种隐忧。

观念词的提出是对关键词与生俱来之隐忧的弥补与深化。如果说关键词强调的是一个知识命题中位置的重要性，那么观念词强调的则是这个词语本身所包裹的错综复杂的人文意涵。观念词强调每个词语里面都包含着一定的话语议题或者反映着一定的思想观念，其宗旨在于通过语词研究来探讨语言的丰富性和观念的复杂性。一个语词刚刚发明的时候是单纯的，但当语词在不断使用中吸纳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领域的意涵后，便成为观念词。可以说，一个语词使用的人越多、范围越广、语境越复杂，其人文涵义就越丰富。对同一个语词“见仁见知”是普遍现象，而一个语词之所以能够成为观念词，必须要经历“见仁见知”的过程和考验。关键词研究试图确定一个语词明确的内涵外延，而观念词却不再停留于语词内涵外延的边界确定，而是旨在挖掘不同的人使用该语词时其指称和内涵的多元差异。“观念词”在被不同时代不同国族的不同人群使用的过程中，储存了丰富的人文表达印记，也蕴涵大量的人文思想意涵。观念词研究就是要揭示多元与深层的社会经验，呈现出一个语词的复数形态并解释其原因。

思想不能脱离语词而存在，语词在表达使用中也平添了思想性。当然，语词的思想或者说意义并非自然天成，“语词”意义的复杂性主要取决于它被使用的状况。“观念词”通过对“经验与意义”的历史分析来发掘语词观念的生成演变过程。只有当“语词”在历史脉络中所扮演的角色被发掘，形成一个彼此应和、互文参照的思想场域，“语词”及其在历史脉络中的“意义”才能够被充分描述。正是因为观念词研究本质上是研究语词观念的复杂性，所以普通名词、普通术语、普通概念等不能也无法进行“观念词”研究，易言之，观念词研究中的语词是需要精心选择的。中国古代的文化观念词，创生于先秦时期的五经和诸子，仁、义、礼、智、信、道、君子等语词处于古代人文意义网络中心或节点的位置，保留着古代思想文化序列的核心概念；而晚清民初的新名词，诸如民主、科学、共和、法治、人民、经济等，经过一百多年的应用、推广，已经沉淀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表达，内蕴着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系统的语词密码。这些观念词凝聚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反映和塑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历史文化，深刻而微妙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因此，不能按照关键词“词条”的方式研究观念词，也不能把观念词研究变成加强版的“名词解释”，而应该在人文观念的层面上研究语词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这其实正是观念词研究具有广阔前景的原因所在。

作为一门新建构的学科知识，人文语义学不可能将自我谱系的打造孤立于其他学科之外，在建构阐释人文语义学的过程中，概念史、观念史等研究成果无疑将成为潜移默化的“支援意识”。概念史与观念史在学界已经不是陌生语词，但关于概念大还是观念大的争论一直存在，概念史研究和观念史研究也有着学术理念上的紧张。不过，正是它们之间的张力为人文语义学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意义资源。

其一，人文语义学的语词阐释可以从概念史体系的建构中得以借鉴。历史地看，概念史是在批评对抗观念史研究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观念史的研究不像以往那样只是简单地追踪思想体系的哲学史研究，而是聚焦于“单元——观念”。观念史家注重的并不是思想家在具体历史处境下所面临的问题及其针对具体问题所进行的思考，而是将注意力集中于他们就某一“单元——观念”以及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那些“永恒问题”都说了些什么。

“概念史”认为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凭借概念成为历史，其关注的是“概念”意义生成的历史过程以及概念演化何以成为历史变迁的“晴雨表”，其兴起是针对洛夫乔伊“观念史”研究的一种历史反拨，“观念”在洛夫乔伊的“观念史”中被视为历久不变的“常数”，因此缺少历史的纵深与社会的广延。而“概念史”强调恢复“概念”的历史性与社会性的嵌入意义，探讨特定语言在特定时空语境下的应用。“概念史”这个术语最早提出者是黑格尔。在西方，研究概念史是指研究某个概念的生成发展变化的历史，该领域代表人物科塞雷克提出遴选历史概念的四个范畴标准：“时间化”“民主化”“意识形态化”“政治化”。概念史舶来中国以后，国内学者继承并修正了科塞雷克的范畴标准，并将概念史主要用于研究西方近代概念在中国被接受和普及的历史。

其二，人文语义学的语词阐释还可以从观念史那里找到支援。概念史是在反对观念史的过程中建构的，但现在人文语义学倡导重新回归观念史。之所以重回观念史，乃是因为不满于概念史在研究中偏执于理性、逻辑的周延性，而忽视了语言表达本身的模糊性与情理交融。概念是理性的、逻辑的，而观念则是理性与情感交融的多重表达。当一个概念在传播过程中被灌注社会性、政治性或历史性等内涵，它才由概念层面的语词变成观念层面的语词。在近代中国，自由、民主、科学、公理等语词是以概念化的方式译介的，但这些概念在推广使用中不断与中国人既有的观念相遭遇，在不断的中西博弈、古今转义中，形成包裹着层层观念的语词。由此可以说，概念（词）是明确的、理性的，而观念（词）则是更为立体的、情理交汇的。人文语义学倡导重回观念史，在于关注包裹着层层观念的语词，拆解语词中层层叠叠的观念，以处理“一与多”的关系，既尊重多元观念的客观存在，又要有着协同化一的理念诉求。

人文语义学倡导重回观念史是要再现观念在多元主体之间冲撞建构又不断重构的动态过程。观念史与概念史以及关键词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是一个复合性的用语。这个复合性是说，在肯定历史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个性、单数与特殊性之外，就某一个“类”（族、群）而言，它讲求的是综合、复数与抽象，是集合式、立体式、抽象的总体观念的综合，进一步说，它不但是某一个民族的、地域的、集体的抑或社会的概括与升华，而且还是另一个“他者”的总结与综合。在这个意义上，人文语义学是基于对历史的、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的梳理与盘点。其目的是从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语词观念出发，寻找到惠泽天下的人类共同的语义。

人文语义学不但要借鉴西方的理论资源，也要依托中国绵延千年而不绝的知识统绪。如果说西方的概念史、观念史为人文语义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那么中国的知识统绪则是人文语义学赖以存在的文脉与学统。在中国古人看来，语言、学术与政教兴废有着密切关系，学统、政统与道统相互制衡，正所谓：学不正，则道不明，道不明则政不彰。不管是古代中国以“雅言”为尚的语言传统还是近代中国以“白话”为尚的语言变革，都关涉语言与政治的互动，也关涉学统、政统与道统互动下的知识统绪建构问题。而人文语义学倡导的观念词研究也只有置于源远流长的知识统绪中才能挖掘出其真正的思想意涵。

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一脉相承的统系和结构，即以道统为核心，道统可以统摄政统、学统等，以相辅相成、相维互济的方式发挥作用，贯穿到人类的日常生活之中。在语言读写领域，学统、道统与政统的相维互济尤为突出。而人文的历史沉淀于人类的语言表达（辞）之中，它纵向可以联通过去——现代——未来，横向可以沟通学统——政统——道统。在学统——政统——道统三者之中，道是价值观念，学是知识体系，政是政治形态；学统是柔性的统绪力量，政统是刚性的统绪力量，它们互相影响，又都受到道统的制约。不管是古代的仁、义、礼、智、信，还是现代的自由、民主、科学、公理，这些观念词中都体现着形而上的“道”，同时传递出官方的诉求与民间的关切。考掘人文语义学的知识谱系，这是一个关乎古今、中西的命题。事实上，无论古今中西，知识统绪的关键都离不开转型时期尤其是加速转型期的语词表达。

作为语言学的分支，“语义学”是指对语言中的意义的研究，伴随思想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语义学被引申到历史研究领域，注重对特定词语之具体历史的分析，并视之为分析思想史的出发点，形成了历史语义学的理论方法。受到历史语义学的影响，学界对语词阐释往往满足于概念的内涵挖掘和外延界定。而人文语义学以关键词为依托、观念词为寻绎对象，阐释从概念到观念之起源、演绎、衍变，以深入理解语际交往中所蕴涵的复数的意义空间，进而触摸语词表达背后的文脉与学统。

人文语义学的旨趣并不是梳理、确证道统、学统、政统的精神统绪，而是以此为主脉去探讨思想与文化问题，它以“观念词”为抓手来观测中国道统、学统、政统协同互动中的语言实践，在古今中西的坐标系中探讨人文观念传承与断裂、移植与创生的内在密码，进而实现“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研究目标。

如果说问题意识解决的是“从哪里来”的问题，确定人文语义学研究的学术方位，那么问道意识思考的是“到哪里去”的问题，强调的是人文语义学的学术旨归。

问题意识是指人在认知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不明白的问题或者现象，并且通常会产生疑问、意欲探求的心理状态。这或许就是严复所说的“持果求因”。人文语义学的问题切入点，是今天广泛存在的“古今断裂”“中西误解”“圈层隔膜”，再回溯到人文观念的盘根错节之中，去梳理语词表达中的幽微曲折，以回应现实问题带来的自我追问、历史拷问、当下叩问。

人文语义学以问题为切入口，最终以问道为目的。过去，我们常说问题意识，其实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意识，那就是问道意识。问题意识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共执的支点，也是学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但是问道意识却是人文学科最为关键的执念或者说诉求。人文学科的高光境界应该是问道而不是问题。问题意识是人文学科共享的基本诉求，而问道意识才是人文语义学的最终旨归。人文语义学研究以观念词为路径去考镜源流、阐释元典，不是单纯地回溯往昔，而是有着再现过去以观照现在、映照未来的学术关怀。语言能体现民族的文化观念，在人文语义学视野下，“文化世界主义”还是“文化民族主义”，这是一个关乎胸怀与情怀的命题。

从问学的问题，到人文的问道，这乃是“人道的钟声”之“道义”的必然选择。问题意识下催生的本然、何以然与问道意识下的应然、所以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近代以降，中西文化冲突带来的重重问题摆在了先知先觉面前。从20世纪初年国粹派的代表人物对人类进步规律的认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派的筚路蓝缕，问题与问道意识同在。历史先贤的问题意识与问道意识，为人文语义学的学科路向提供了诸多可供参照的历史意义资源。人文语义学关注语词、聚焦观念，旨在联通过去与现在，沟通自我与他者，实现自由理性下的平等对话、交流。在意义诉求上，这也正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抱有同情之理解的人文关怀。在价值追求上，这则是反对以自我为中心的虚骄、排他，即维柯所说的“学者的虚骄”与“民族的虚骄”并由此导致的“讹见”——文化与学术的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