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理论周刊”公众号，原载于《北京日报》 2022年1月17日理论周刊版，原题为《凡是回答问题的历史研究都离不开理论——理论在历史研究中作用的若干例说》，作者王学典先生。
所有的宏观研究、过程研究、结构研究、问题研究，一步都离不开某种特定的理论。凡是回答问题的历史研究都离不开理论。让我们通过一些例子来看看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概念工具的作用。
凡是回答问题的历史研究都离不开理论
王学典
关于五种生产方式理论
《20世纪中国历史学》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
《新史学与新汉学》
关于“中国原始社会”
迄今为止，对中国史学界影响最大的理论著作，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可以说，没有《起源》就没有今天对中国上古史的透彻研究。“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等概念，使得“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等历来被看作荒诞无稽之谈的材料得到解释，具有了意义。另外，石器时代、木器时代、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等概念，及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等概念，使中国上古社会也变得可理解了。没有《起源》这部人类学著作，我们根本无法从上古神话传说中清理出一个“中国原始社会”来！理论的作用有多大，中国上古社会的研究可以说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例证！
关于“乡土中国”
关于陈寅恪先生的四大工具
陈寅恪先生治学有一套观念工具，家族、门第、文化、婚姻是他治学的四大工具。研究一个在古典社会时期的中国社会，家族、门第、文化、婚姻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工具。马克思在做社会分析的时候，他的工具叫阶级，奴隶主阶级、贵族阶级、农民阶级，还有其他阶级。
可以这样说，马克思是用阶级概念，陈寅恪先生更多地是用家族、门第、婚姻来谈。所以陈寅恪先生得出了很多结论，如贵族与庶族的差别不在于门第而在于文化，北方少数民族的差异不在于种族、不在于血缘而在于文化。陈寅恪先生将这些概念使用得游刃有余，用文化来解释，用婚姻来解释，用门第的高低来解释，用贵族和庶族来解释，用不同的婚姻集团、通婚集团来解释，当然会给人一种很别致新鲜的感觉。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阶级论相比较起来，别有洞天。原因在于，在不同的理论概念之下，事物往往会呈现不同的侧面，尽管陈寅恪在使用婚姻、门第这些概念的过程中，一定吸收了马克思的阶级论的某些成分，但是他不用这个概念来表述，而是用更多带有文化色彩的工具来解剖。这些问题都会给我们非常大的启发。
关于现代化范式
现在，用现代化理论、现代化模式来书写历史逐渐成为潮流。原来把1840年以来的历史写成一部革命史，现在可以写成一部不断现代化、不断向西方学习的历史。现代化范式这一写作模式开始于蒋廷黻先生，蒋先生的《中国近代史》非常典型，完全从文化的角度、从向西方学习的角度，即现代化的角度来描述这段历史。近30年来传入了一个大理论——市民社会理论，商会、商帮、市民社会等概念一段时间之内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影响很快就消沉下去了，因为中国的社会情况很难用市民社会来解释，但市民社会理论的引入在一段时间内的确给历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另外张仲礼先生提出一个概念“士绅社会”，与费孝通先生一样，他致力于从本土提炼概念，像“士绅”这样一个概念就能解释非常多的东西，这些概念都对历史研究产生很大的作用。
一些史学家在史学界能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相当程度上来源于他们所使用的理论，来源于他们所运用的概念工具，这是现代史学和传统史学一个非常大的差异。理论有什么作用，作用在哪里，我就举这些实例来分析。
作者介绍
王学典，1956年生，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著有《新史学与新汉学》《20世纪中国历史学》《把中国“中国化”——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当代中国学术走向观察》等。
文字编辑 | 白琳谛 张睿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