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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收入分配研究、不平等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社会逐渐出现从“寒门出贵子”到“中产出贵子”的趋势，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的发生呢？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数据，分别考察了贫穷阶层、中产阶层、富裕阶层家庭孩子的成绩，以及影响孩子成绩的主要因素。通过有序Probit模型并使用工具变量进行计量分析，发现：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成绩最好，贫穷阶层家庭的孩子成绩最差。研究结论进一步揭示了造成孩子成绩差异的原因主要有“别人教”和“自己教”两方面：家庭对孩子教育的资金投入不同、父母能否让孩子上得起课外辅导班、父母有时间有能力教育孩子的“言传”差异、父母是否可以给孩子起到以身作则的“身教”作用。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可以直接影响个人的收入，进而影响家族财富的积累和社会地位的获取。教育的成败不仅关乎学校名声、个人收入、家族兴衰，更关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存亡。我国无论是自隋唐确立至晚清废止的科举考试制度，还是晚清以来“西学东渐”所形成并逐步演进的带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制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空前的腾飞，与此同时，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然而，教育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系列教育不平等的问题。如何让教育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尽管我国义务教育已基本全面普及，义务教育质量却有着很大的差别，正是这种义务教育质量的差别带来了“天价学区房”的现象，再辅以各类教育辅导机构，形成了某些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的现实。对于农民工家庭，他们的孩子要么在农村成为留守儿童，要么随父母在城市成为流动儿童，这些孩子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远远少于拥有城市户籍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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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嘉玲:《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9-202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
在高等教育尤其是名牌大学的入学学生中，我们可以看到上述一系列由基础教育中的不公平问题所带来的结果。在名牌大学的学生中，我们越来越难看到出身贫寒家庭的学生，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来自公务员、教师、白领等职业家庭的大学生。具体而言，中产阶层的子女更多地进入“双一流”高校学习，而工人农民等贫穷阶层的子女更多地接受高职院校的教育。一言以蔽之，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出现从“寒门出贵子”到“中产出贵子”的趋势。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的发生呢？ 为了揭示中产阶层教育成功率高的原因，本研究围绕对孩子教育投资的两个因素——父母人力资本和教育资本投入进行分析。父母人力资本（也就是“自己教”）可分为父母的时间陪伴和榜样作用，即为中国传统教育理念中的“言传”与“身教”，而资本投入就是对子代教育的资金投入（也就是“别人教”）。在讨论过程中，我们假定遗传带来的先天禀赋和运气等因素不会对教育过程产生显著影响。中产阶层家庭对孩子的资金投入保证了孩子可以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中产阶层父代有能力亲自辅导子女，有时间参与到亲子教育的过程中，他们以身作则的规范言行强化了教育的作用。所以，我们在中小学可以看到来自中产阶层家庭的学生成绩更加优异，中产阶层家长对孩子教育有足够的资金投入。相比于既往文献，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两方面：首先，在现实观察和数据统计的基础上，提出“中产易出贵子”的结论；其次，在机制分析方面，发现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可分为“别人教”和“自己教”两方面，“自己教”又可以拆分为“言传”与“身教”两部分，这更为立体和全面地剖析了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过程，也更贴近中国一般家庭教育子女的现实。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需要改革教育培训市场，以消除由于上不起校外辅导班而带来的教育差距；对于家长而言，尽管自身受教育水平很难提高，但可以提高自己的言行素养以给孩子更好的“身教”榜样作用。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了相关文献，第三部分提出影响子代教育因素的理论分析，第四部分介绍数据和描述分析，第五部分报告了主要回归结果和内生性检验，第六部分是结论。20世纪20年代，马歇尔提出家庭在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个人在儿童时期所接受的教育投资最为重要，然而在儿童时期，子代不能独立决定自己的教育投资，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其父代对他们教育的投资决策。尽管教育不像财富那样可以合法继承，但几乎所有的相关研究都表明，父代、祖代等所形成的家族背景、家长职业、家庭财富、父母教育程度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后代的教育获得。因此，个人的受教育水平不同，必然归因于其所在家庭的异质性。 家庭异质性分析的最直观方面是每个家庭财富各不相同，因此就会造成每个家庭对子女教育的资金投入不尽相同，而家长对子女教育的资金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贫穷家庭的父母由于对子女教育资金投入的不足，阻碍了子代的人力资本积累；相反，高收入家庭和受教育程度高的父代会在子代的教育上投入更多的资金，他们的子女也因此在儿童时获得了更多的人力资本，在成年后取得更高的收入并占据更高的经济社会地位。Ryu and Kang利用韩国初中生的微观调查数据，发现家庭教育支出能明显地影响学生在校的成绩，并且这个影响程度和政府公共教育支出与学生成绩的影响程度大小相当，因此突出了家庭教育支出的重要性。薛海平等发现参加过课外培训学生的成绩显著高于未参加课外培训的学生。在家庭影响孩子人力资本积累的其他因素中，父母教育子女的时间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十分重要。不同家庭背景的父母对教育子女的时间投入存在差异，父母的时间投入对于处在幼年时期的孩子的认知发展尤其重要，并且这种时间的投入是无法通过增加教育资金的投入来进行补偿的。父母的时间投入包括和孩子交流、辅导孩子功课、陪孩子吃饭运动、与孩子的老师交流等方面，这是子女教育获得成功的关键。关于中国的经验研究也验证了父代对子代教育的时间投入与子代人力资本获得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此外，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子代教育获得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针对墨西哥的研究发现父代受教育水平提高可以改善子代的受教育程度；对英国的研究发现如果父母受教育年限较高，那么这些父母通常也会让他们子女接受相对较高水平的教育。邹薇等、杨娟等、林莞娟等和黄等学者利用中国的微观调查数据，从不同角度也揭示了父代的受教育年限越长，子代的受教育程度也越高。道德教育是父母影响子代的另一种方式，“德育”通过温情效应促进了子女的学习，并且可以给社会带来正外部性。为了更为全面立体地刻画家庭是如何影响孩子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近年来阿塔纳西奥、贝克尔等试图将主要影响子代教育获得的因素囊括进统一的分析框架，本文与这些研究密切相关。早期的人力资本函数包括了遗传禀赋、健康水平、资金投入、家庭背景、认知能力以及随机冲击。贝克尔等将上述错综复杂的影响因素总结为子代的人力资本积累受到来自家庭的父代的资金投入和父代自身的人力资本两因素影响，富裕家庭会对其子代进行更多的投资。古里安等也发现高收入和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会对其子女教育投入更多，所以他们的子女在教育上表现出更高的成就。尽管在欧美国家，教育成就高的学生主要来自于富裕家庭，几百年来都没有发生转变，甚至还呈现出固化的趋势。然而，在中国，教育成就高的孩子的父母却是专业人员、公务员、教师等白领职业，而这些家庭背景的孩子的父母是由于什么原因才能培养出教育成就高的孩子，还缺乏在统一框架下的经济学理论解释与经验验证。通过总结我国教育成就高的孩子的家庭背景，本文提出我国的中产阶层家庭子女的教育成就更好，即“中产出贵子”的结论，并通过微观调查数据揭示了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与富裕阶层和贫穷阶层的孩子相比在校成绩更好的现象。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揭示了我国不同阶层家庭对孩子成绩的影响渠道，并将中国传统文化中“言传身教”的教育理念引入家庭教育的实证分析框架。综上所述，解释家庭背景如何影响子女教育一直是人力资本理论发展的方向，而子女教育主要受到家长对教育的资金投入和家长人力资本两方面影响，立足于这一理论，本文利用中国数据，发现中产阶层培养的子女在学习成绩上表现更好。我们围绕家庭对孩子教育投资的两个因素——父代人力资本投入和资金投入进行分析。具体来说，父代人力资本投入可分为父母的时间陪伴和父母的榜样作用，即“言传”与“身教”，而资金投入又可分为经济约束和教育的资金投入。 “言传”也就是父母自己辅导孩子的学习功课。现代教育要求家长更频繁地参与到孩子的教育过程中，家庭教育是子女教育取得成功的关键。“言传”的成功有两个必备条件，一是父母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二是父代有足够的时间去辅导孩子。中产阶层家庭的父代职业往往是公务员、教师、医生或公司白领，这些职业的从业者一般拥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通常具备较强的再学习能力或与基础教育相关的知识架构，因此，中产阶层家庭有自己辅导子女学习的第一个必要条件，而这一点往往是以工人、农民等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代为代表的贫穷阶层家庭所不具备的。从陪伴孩子的时间来看，中产阶层家庭的父母几乎是朝九晚五固定作息的工薪阶层，他们大多数在20世纪90年代接受过高等教育，而那一时期的高等教育回报较高，因此他们是享受过高等教育所带来的稳定回报的人群，所以他们有时间也有动机亲自辅导孩子功课。而贫穷阶层的孩子一部分是农村的留守儿童，他们和爷爷奶奶生活在农村，父母在外打工，所以父母无法辅导孩子功课；另一部分跟随父母在打工地入学，父母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难以辅导孩子的功课。综上所述，有能力也有时间亲自辅导孩子，就是中产阶层“言传”成功的原因。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研究假设1：家庭教育中的“言传”会促进孩子的学习成绩；“身教”指父母言行举止对子代教育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就是道德教育。父代“身教”所传递的思想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更容易被孩子接受，并转化为自己的思想道德观念，这种思想道德品质作用于孩子的学习生活，对孩子的学习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大量经验研究表明，在欧美国家，富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品质往往更低，类似地，在我国，往往也能看到富人做出违背当今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由于孩子会把父母视为榜样，父母良好的行为或不良的行为都会被孩子部分地“继承”下来。相反，中产阶层家庭的父母在职场上兢兢业业，他们的收入稳定但不丰厚，因此在生活上勤劳节俭，他们的“言传”与“身教”合一、言行一致，也就是他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行为通常与孩子从学校老师和书本上学到的诸如勤奋、简朴等品质也高度一致，中产阶层标准的行为规范无形中加强了“言传”和学校教学的效果，因此我们常常看到中产阶层的孩子往往在学习中认真努力。据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设3和研究假设4：研究假设3：家庭教育中的“身教”会促进孩子的学习成绩；孩子的成长除了父母的亲子教育，还需要资金的保障。结合我国基础教育的实际情况来看，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医疗费用需要父母资金的投入、孩子上重点中小学要求家里有学区房、家长还得花钱让孩子上各式各样的补习班，我们将资本投入分为经济约束和资金投入（“别人教”）两方面进行讨论，资本投入的不足让寒门难出贵子。 在资本投入的经济约束方面，中产阶层和富裕阶层远远优于贫穷阶层。所谓经济约束的边界，是指父代的收入可以刚好满足家庭的正常运行，而不需要子代去工作以进行贴补。贫穷阶层的家庭很多达不到经济约束的边界，也就是说，这部分处于经济约束之外的贫穷家庭，不但承担不了子女的学杂费用，还需要子女在很小的时候就打工赚钱或者操劳家务，对家庭生活进行补贴。随着法制的不断健全，现在我们很少看到在工厂打工的童工，然而，却能常常看到农村的留守儿童养鸡养猪干农活、做饭做菜干家务，这些家庭生产活动需要占用孩子的很多学习时间，给他们造成教育方面的巨大劣势。 资金投入，也就是“别人教”，即父代对子代在资金上的教育投入，教育资金投入的不足进一步加剧了贫困阶层子女教育的劣势。中产阶级家庭稳定的收入保证了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子女的教育，如前文所述，得到了教育回报带来利益的中产阶层父代希望子代也能从教育中获益，他们对子代进行各式各样的教育投资，如报名各种兴趣班、提前购置学区房等。贫穷阶层的家庭往往是多子女的大家庭，这让本来就不宽裕的资金分配到每个孩子的身上就更少了。根据贫穷心理学的短视性理论，穷人往往更偏好当期的贴现，即贫穷阶层的父母往往只看重当前的收入，而教育的回报通常是长期的，尤其在当下的中国，大学生不再统一分配工作，农民工、外卖员等临时职业的收入与白领阶层的收入差距并不大，因此教育回报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激励贫穷阶层的父代对孩子进行教育投资。贫穷阶层中的农民和农民工的子代，由于入学的户籍条件限制，其孩子往往只能进入老家的乡村学校或城市中质量低下的民办农民工学校，这些学校与城市中重点中小学的师资差距极大，所以，贫穷阶层的孩子难以获得其他阶层孩子所拥有的受教育条件。不过，让孩子参加过多的辅导班可能会对孩子的成绩产生负面影响，这也是我国政府在教育改革中一方面努力提高农村地区教育水平，同时给城市中小学生减负的原由所在。由此，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研究假设6：贫穷阶层家庭在“别人教”方面远远落后于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总的来说，中产阶层家长对孩子教育的资金投入保证了孩子可以进入城市的公办中小学就读、可以参加相应的教育辅导班，中产阶层家长有能力亲自辅导子女，有时间、有动机参与到亲子教育的过程中，以身作则的规范言行强化了教育的作用，这些都能促进孩子的学习成绩。所以，在基础教育阶段，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中产阶层家庭的学生成绩更加优异。即研究假设7：本文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来验证上述假设，目标样本量为2534。“中产阶层”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莱德勒在1912年《现代经济发展中的私人基础》一书中提出，经过百年的研究，社会学学者分别从收入、财富、教育、声望等领域对中产阶层做出界定，然而这些界定只是不断提出对中产阶层定义新的争论，却没有对中产阶层的界定达成共识。为了建立客观统一的界定标准，经济学家常用人均收入平均值乘以百分比来确定中产阶层的界限。本文将中产阶层界定为收入水平处于家庭人均收入平均值至平均值2.5倍之间，低于家庭人均收入平均值的为贫穷阶层，高于平均值2.5倍的为富裕阶层。结合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 228元，贫穷阶层标准为家庭人均收入低于28 228元，中产阶层标准为家庭人均收入位于平均收入水平（28 228元）到2.5倍平均收入水平（70 570元），富裕阶层标准为家庭人均收入大于70 570元。表1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教育培训支出用万元/年作为计数单位，父代教育孩子时间以小时/周作为计数单位，子代年龄以年作为计数单位，子代成绩分为优、良、中、差四个等级，分别记优=4，良=3，中=2，差=1。父代受教育水平是一个有序变量，1～8分别代表了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大学本科、硕士、博士。选取“您有多幸福”来衡量父代的行为标准，幸福度越高的个体，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越融洽，平时的个人行为越有正能量，该变量评分为0到10分，取值越高，说明越幸福。卡塞和里安以及迪纳的研究也指出主观幸福感可以预示帮助他人的行为、关心他人等人性的正向品质。子代性别设定男性为1，女性为0。子代户籍设定城镇=1，乡村=0。子代能力更多的是指可以影响其学习成绩的能力，而专注程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孩子的成绩，因此，子代能力选取问卷中孩子的注意力来衡量子代能力。从表1中对比贫穷阶层、中产阶层、富裕阶层的数据，可以看到，贫穷阶层子代的平均成绩2.710明显低于中产阶层（3.049）和富裕阶层（3.037），中产阶层子代的平均成绩略高于富裕阶层子代的平均成绩。在本文所分析的16岁（含16岁）以下学龄儿童，“贵子”的标准是成绩好，因此，从描述性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到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更多地成为“贵子”，这与梁晨等和李春玲观察一致。![]()
贫穷阶层孩子的能力平均分为2.384，是三个阶层中最高的，这印证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然而，贫穷阶层的孩子大多数上不起校外辅导班，他们上得起校外辅导班的概率仅为16.7%，明显低于近半数上辅导班的中产阶层（41%）和富裕阶层（54.2%）的子女。贫穷阶层的子女教育投入约为中产阶层子女教育投入的一半，上校外辅导班的比例远远低于中产阶层的子女；中产阶层的子女教育投入不足富裕阶层的一半，但他们的子女上校外辅导班的比例与富裕阶层仅仅相差约12个百分点。更值得注意的是，中产阶层用不到富裕阶层一半的资金投入所培养的孩子，他们的成绩并不低于富裕阶层的孩子，可见，教育的资金投入不仅边际效率递减，过多的资金投入还会对孩子的成绩产生负面影响。父代受教育水平、父代教育子代时间、父代行为标准随阶层的上升而逐渐增加。贫穷阶层的父母平均受教育水平最低为3.467，平均陪伴孩子的时间也最少（10.771小时）；富裕阶层家长陪伴孩子的时间是最多的，这可能是由于富裕阶层父母中的一员是全职母亲或全职父亲，他们常常相对配偶来说受教育程度较低、赚钱能力较差，尽管他们教育孩子的时间可能最多，但由于受教育程度限制，可能导致教育孩子时间的效率比较低。从户籍上可以看到，贫穷阶层的子女仅有半数拥有城镇户籍，远低于中产阶层和富裕阶层的孩子，户籍会通过影响贫穷阶层子女进入城市的教育水平较高的公立学校而影响孩子的成绩。本研究中的主要回归中的被解释变量子代成绩是排序数据，对这类数据的分析有序Probit（Ordered Probit）模型进行估计。本文基础模型设定如公式（1）：![]()
其中Yi是被解释变量子代成绩，mid代表子代的父代是否属于中产阶层，Xi是表示子代特征的控制变量（子代年龄、子代性别、子代户籍、子代能力），α、β和Γ是参数。通过第三节的分析，我们知道家庭背景主要通过“别人教”“言传”“身教”三种机制来影响子代的成绩，为了检验这三种机制的中介效应，本文建立拓展公式（1）的计量模型。如公式（2）：其中edui代表别人教的变量（是否参加校外辅导班、教育培训支出），self1i表示“言传”的变量（父代受教育程度、父代陪伴时间），self2i表示“身教”的变量（父代行为标准）。为了检验家庭背景是否中产阶层对这三种变量的影响，我们根据各自的数据结构，类似公式（1），分别用有序probit模型来计量是否中产阶层对于父代教育程度、父代行为标准的影响，用OLS模型来计量是否中产阶层对教育培训支出、父代陪伴时间的影响，用Probit模型来计量是否中产阶层对于是否参加校外辅导班的影响。![]()
第6列是基于公式1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中产阶层的家庭背景与子代的成绩在1%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换句话说，“中产易出贵子”，这是对大学生家庭背景的研究的拓展，描述了中产阶层家庭的子女往往成绩更好的社会现象，验证了研究假设7：与富裕阶层和贫穷阶层相比，中产阶层家庭的子女成绩最好。城镇户籍可以让孩子得到城市公立学校读书的资格，而城市公立学校具有优质教育资源，所以成绩更好；而农村户籍的孩子很少能进入城市的公办中小学读书，他们要么在当地农村中小学读书，要么跟随进城打工的父母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读书，这些学校教育条件较差，所以他们成绩相对城镇户籍的孩子来说更差。 本文用逐步检验回归系数的方法进行中介效应的机制分析。从表2的第（1）（2）（3）（4）（5）列可以看出，中产阶层家庭的子女上校外辅导班概率更大、得到的教育培训投入更多、父代受教育程度更高、父代陪伴孩子的时间更长、父代行为标准更规范，且这种相关关系是显著的。这分别对应验证了研究假设2、研究假设4和研究假设6，中产阶层家庭的这些与孩子教育情况密切相关的特质铸就了“中产易出贵子”的现象，中产阶层在“别人教”和“言传”“身教”上的优势是本文的创新性发现，中产阶层在这三个渠道上比富裕阶层和贫穷阶层有更多的优势，因此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成绩更好。从表2的第（7）（8）（9）（10）列可以看出，除父代陪伴孩子时间与子代成绩之间无显著相关关系外，其余的机制均与子代成绩之间显著相关。第（7）列说明了孩子上校外辅导班与成绩之间正相关，教育的投资与成绩之间也正相关，这一发现印证了本文第三部分理论分析中的“别人教”机制，即研究假设5，这也与薛海平等的研究发现类似。第（8）列说明了父代的受教育程度与子代成绩之间显著正相关，即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1，这与邹薇等的研究发现一致。第（9）列说明父代的行为规范与子代成绩之间也是显著正相关的，这验证了研究假设3，龙的研究也印证了我们的观点，结合第（8）列则可以说明中国传统教育观中重视“言传身教”是不无道理的。 接下来，我们运用逐步检验回归系数的方法检验中介效应是否显著。由于表2中第（6）列第一行系数0.265在1%水平下显著，第（1）列和第（2）列第一行系数0.484和0.400在1%水平下显著，且第（7）列第二行与第三行系数0.260和0.083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是否参与校外辅导班和教育培训支出这两机制的中介效应显著。类似地，父代受教育程度和父代行为标准的中介效应显著。汇总来看，在表2第（10）列中，由于是否中产阶层的系数仅在10%水平下显著，因此综合“别人教”“言传”和“身教”三个因素接近于完全中介效应。父代的阶层地位相对于子代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是外生的，不过在有的时候可能会存在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比如子代的成绩可能会通过影响父代教育孩子的精力投入而影响到父代的收入水平，进而影响到父代是否处于中产阶层这一水平。为了检验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父代的职业类型作为工具变量，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简称2SLS）来进行处理。父代的职业类型多数在子代出生前就已经确定了，因此，父代的职业类型不会与子代成绩之间产生直接的联系。![]()
表3报告了基于模型3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PanelA报告了2SLS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父代的职业类型与是否中产阶层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之间高度相关，F值为40.42说明选用的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Panel B报告了2SLS第二阶段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到，父代是否中产阶层依然对子代成绩存在1%水平上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表2的第（6）列，估计系数有所增加，说明表2的估计存在低估的问题，父代是否中产阶层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子代的成绩。 为了使2SLS估计满足一致性，必须说明父代的职业类型与公式（3）中的残差项不相关。有针对中国数据的研究表明代表遗传因素的个人禀赋（如相貌、身高等）会对子代的成绩产生显著影响，这类研究能否真实反映中国的现实本身就存疑。比如，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难分辨进城务工的低教育水平劳动者的长相就不如大学生的长相，在学校中，更难看到成绩好的学生和成绩差的学生相貌有明显的不同，遗传因素能对子代人力资本产生多大的影响是很难度量的，因此，贝克尔等人就忽略了遗传因素的讨论。退一步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是从“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转变的过程，父代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更多地是考虑党和人民的需要，不能说从事某种职业的人的遗传水平就比另外一种职业要高。我们估算出处于同一阶层中不同职业类型对子代成绩没有显著影响，如果父代职业类型影响子代成绩的原因不是父代所处社会阶层，那么应该可以预期同一阶层中父代的不同职业对子代成绩也有明显的影响，然而我们的估计否定了这一预期，也就是说，父代职业类型只通过父代所处的社会阶层这一唯一因素对子代的成绩产生影响。本文研究了子代家庭背景是否为中产阶层与其成绩之间的关系，并讨论了内在的机制。首先，家庭背景是否为中产阶层对子代的成绩有显著的影响，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成绩更好。其次，为了探讨内在的影响机制，本文分析了“别人教”“言传”“身教”三种传导机制。具体而言，是否参加校外辅导班、教育培训支出、父代受教育水平、父代行为标准都会对孩子的成绩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本文用父代职业类型作为工具变量检验了内生性问题。 “中产易出贵子”的现象，一方面解释了当下的中国社会为什么“富不过三代”，在儿童时期，出生在富裕阶层家庭的子代成绩并不高于出生在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那么，当他们成年后，富裕阶层子代的人力资本回报不高于中产阶层子代的人力资本回报，所以，我们很难看到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涌现的富裕阶层以及城镇化时期由于拆迁以及征地富裕起来的那批人的后代依然还处于富裕阶层的情况。另一方面，“中产易出贵子”的现象告诉我们，中产阶层与富裕阶层之间存在流动的可能，富裕阶层家庭的孩子的成绩也仅仅是稍低于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然而，贫穷阶层家庭的孩子成绩却是远远低于中产阶层家庭和富裕阶层家庭的孩子，那么，从代际流动性的角度来看，贫穷阶层可能有固化的可能性，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问题，因为它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更阻碍了共同富裕愿景的实现。我们的机制研究给出了促进教育平等化的一些启示。第一，由于“别人教”会正向影响学生的成绩，而每个家庭的经济条件不同，给予孩子教育的支付能力也不同，所以要让各阶层家庭的孩子获得等质的教育资源，就需要政府采取相应的手段进行调节。另外，我们建议加大力度推广教师的轮岗制度，校外培训只是“别人教”的一个方面，对教育的投入更多地体现在父母购置学区房，旨在让孩子能够就读重点中小学，那么，就需要加大力度推广教师的轮岗制度，以实现城市内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年轻教师和有经验的教师全面地轮岗。第二，尽管“言传”会促进学生的学习成绩，但家长的教育程度往往是在孩子出生时就决定了的，那么，这就需要学校重点去关注那些父母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学生，学校可以组织教师利用网络课堂等方式，去辅导这部分学生的功课，去解答这部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难题。第三，对于家长而言，“身教”促进孩子学习成绩的作用是可以通过父母的身体力行而实现的，无论是处于哪一个阶层的家长，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在孩子面前做到好的榜样的作用，就可以将这种榜样“遗传”给孩子，孩子好的习惯就会促进他们的学习成绩，这需要家长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帮助他人、勤奋工作、节俭持家，也需要社会宣传“身教”的重要作用。家长言行所体现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除了能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外，还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我们相信，通过政府、学校、家庭的共同努力，可以极大地缩小由于父母社会经济地位而造成的孩子成绩的差距，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不同阶层之间代际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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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编辑 | 白琳谛 张睿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