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磨历劫 倔强抗争
——悼川岛(全)
章廷谦(笔名川岛)
选自陈漱渝先生怀人散文集《昨夜星辰昨夜风》
作者 陈漱渝
诵读 西山红叶
编辑 林 枫
1981年5月 13 日下午, 我到北京大学开会, 刚进西大门,就碰到一位中文系的老师。他用低哑的声音告诉我:“章廷谦先生故去了。”听到这个噩耗,我感到沉痛而并不突然。因为老人家被疾病折磨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去年夏天,我跟子衍、朱正就到医院看望过他。那时他已患不治之症,整天辗转于病榻,仅靠两瓶酸奶度日,腿部肌肉已明显地萎缩,只是神智还很清楚,两眼仍然炯炯有神。我们对他讲了些慰安的话。临别时,老人家哭了。听说别人来探视时他也常是这样。我匆匆走出病房,不敢再回过头去。这就是我跟章先生的最后一面。
章廷谦一家人合影照片
本文作者(后排左一)拜访李霁野(前排右一)、刘文贞(前排左一)教授
大约是1975年,我想挤出点业余时间自学鲁迅,又深怕自己的文章被纳入“四人帮”反党篡权的政治轨道,于是便打算研究鲁迅北京时期与文艺社团的关系这类不“触及”时事的问题。为此,我尽可能请教了一些尚健在的鲁迅生前友好,其中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未名社的元老之一李霁野老师。有一次,李霁野老师来函,大意是说有关未名社的问题他已就其记忆所及提供给我了,语丝社的问题最好还是请教一下川岛先生。为了提携后进,李老师在百忙中以老友的身份给章先生写了一封信,请他给我以指导。我把李老师的介绍信连同自己的请教信一并寄给了章先生;但结果是渺无回音,我在失望之余也觉得有些不可解。后来解开这个疑团的还是章先生本人:原来这封地址上写明“北京大学中文系办公室转交”的信件他根本没有收到。在清队中,他是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处理的,因为他断然拒绝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又被“军宣队”定成了从严的典型,致使自己和家属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妻子瘫痪,儿子跳楼,自己被勒令扫楼道。那是一个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年代,有冤无处伸,有理无处说。不过,由于章先生的“顽抗”落实政策的时候问题倒解决得比较彻底,强加于他的诬蔑不实之词统统被推倒了。章先生后来对我说,另一位老先生因此很羡慕他。因为那位老先生一时屈于压力,违心地承认了一些并不存在的事情,所以“落实政策”时就拖了一条“尾巴”。我想,在受“四人帮”直接控制的“军宣队”的压力下,居然能够凛然不惧,“顽抗到底”,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恐怕也跟鲁迅“硬骨头”精神和求实精神的熏陶不无关系吧?相形之下,那种靠陷害他人保全抬高自己的“学者”“文人”,真是显得可怜而又可鄙。
我初次见到章先生,是在1976年9月的一天下午。那正是“四人帮”覆灭的前夕,章先生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这次会面是通过组织联系的,内容是谈语丝社的情况。可能出于“革命警觉”,还安排了两个“旁听者”,这使我感到有近乎探监的味道。不过我们确实是在谈学问,那两个“旁听者”因此越来越提不起精神,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就走了,谈话的气氛便逐渐活跃起来。
《语丝》刊物
我首先问到了《语丝》名称的由来。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有人说《三字经》中有“蚕吐丝”的句子在蚕为“吐”,在人为“语”,“语丝”二字即由此而来。有人说,丝是极细之物,用“语丝”作为刊名,含有人微言轻的意思。还有人说,“语丝”二字是取《礼记·缁衣》中“王言如丝”的典故。章先生以当事人的身份明确回答说:
“‘语丝’这两个字似通非通,似可解也不甚可解,原是语丝社开成立会时从《我们的七月)这本杂志中随便翻点的,没有什么微言大义,大可不必去探微索隐。”
我问:“关于语丝社的长期撰稿人,有两个名单,一个见诸《语丝》的石印广告,计有鲁迅、钱玄同、江绍原、章川岛、王品青、李小峰、孙伏园、顾颉刚、曙天女士、淦女士、斐君女士、林兰女士、春台、林语堂、章衣萍、周作人等16人。而荆有麟的《鲁迅回忆》一书也提供了一份名单,其中有11人与《语丝》广告所载相同,另有5人不同,即没有提到斐君女士、曙天女士、淦女士、林兰女士和春台,而写的是魏建功、许钦文、俞平伯、张定璜、刘半农。不知哪种说法准确?”先生说:“荆有麟的说法不准。刘半农当时在法国,许钦文跟《语丝》没有什么关系,魏建功、俞平伯、张定璜都不算《语丝》同人。不过,《语丝》广告上所列的长期撰稿人,有些是并不常写文章的。斐君女士是我的爱人,吴曙天是章衣萍的爱人,林兰女士是李小峰的爱人,淦女士(冯沅君)当时是王品青的女朋友。把她们的名字都列上,只是为了显示实力的雄厚。实际上《语丝》的真正长期撰稿者不过五六人罢了。
记得当时有一篇研究《语丝》的文章,说语丝社内部存在两条路线斗争,即以鲁迅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以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在这次会见时我请章先生谈谈他的意见。章先生笑笑说:“路线斗争是党内的概念,我们当时根本没有接触过这个名词。不过《语丝》的撰稿人在政治上固然有共同点,也确实存在分歧,相同之处大概是胆子大一点,想反抗黑暗,敢于说一些别的刊物不敢说、不能说的话,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又并不一致。我举几个例子:高君宇是从苏联归国的共产党员,我的中学同学。他死后,我写了一篇悼文交给《语丝》。周作人看后说色彩太浓,不予刊载。钱玄同当时在师范大学教书,家住马神庙大学夹道,下课回家要经过青云阁。青云阁是前门外观音街的一家商场,楼上有茶座,楼下有书摊。钱玄同在书摊上看见新书就骂。有一回他看到一本蒋光慈写的书,就愤愤然骂了半天。还有林语堂,当时拼命往‘现代评论派’一边靠,但‘现代评论派’不要他。”
山西籍早期中共党员,章廷谦的同学高君宇
最后,我问到鲁迅跟顾颉刚之间的矛盾为什么会这样尖锐。章先生说:“从政治上看,顾颉刚当时不仅对共产党没有认识,而且开始对国民党也持反对态度。在为人方面,鲁迅对他很鄙薄。林语堂任厦门大学文科主任之后,曾经安排我担任厦大国学研究院出版所干事。这是一个肥缺,一年能领到5万块钱经费。顾颉刚当时任厦大国学研究院教授,对这一安排表示不满,就到林语堂跟前说我的坏话,要语堂对我提防一点。听到这种情况,周作人劝我别去厦门了,但鲁迅却要我偏去。不料,我抵达厦门之后,顾颉刚马上换了一副面孔,给我送来两碗牛肉菜花表示欢迎。鲁迅听到这件事更加生气,不愿跟他为伍。当然顾颉刚也要用发展观点看,我讲的不过是当时的情况。”
《光明日报》刊登的《未发表的鲁迅书简致章廷谦》
这次见面时,我跟章先生还谈了一些有关语丝社的琐细问题,不知不觉时近黄昏,尽管谈兴犹浓,为了照顾章先生的身体,我只得起身告辞了。
打倒“四人帮”以后,我又直接到章先生家去拜访过他几次。那时他没有搬到北大蔚秀园,还住在中关园低矮狭小的平房里。去时他正在挥笔答复各地鲁迅著作注释组提出的问题。他说对他落实政策了,但是还没有必要的工作条件,手头连一些常用的书都没有,虽想写点东西但又无法动笔。这次见面,我主要请他谈鲁迅与周作人决裂的导因问题。自“五四”运动之后,鲁迅与周作人之间思想上的分歧确实日见明显,不过这似乎还不足以导致他们手足之情的破裂,如果单纯强调他们政治思想上的分歧,那何他们发生冲突的前不久兄弟二人还同游商场,同逛书店,同下饭馆呢?为什么决裂的第一步是由周作人迈出,鲁迅“欲邀问之”而周作人又“不至”呢?为什么鲁迅当时跟意见并不尽同的林语堂还保持着“老朋友”的关系,而跟周作人却成为参商呢?为什么兄弟和之后又仍然在语丝社协同战斗呢?当然,我还听到过一些其他的解释:如有人说他们失和是因为鲁迅无意中拆阅了周作人的信件;有人说是因为周作人的女儿若子被日本人在北京开设的本山医院误诊致死,而鲁迅对山本医院的院长山本贤孝却仍然很信任,引起周作人的不满,等等。这些说法,都使我莫衷一是。于是我便摆出来请教章先生。章先生说:“他们兄弟吵架的起因是周作人听信他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的谗言。羽太信子亲口对我讲,鲁迅在她的卧室外面听窗。这不仅是对鲁迅人格的诬蔑,而且不合理,因为当时她的窗下遍栽着花木,根本没有立锥之地。其实主是经济问题:羽太信子挥霍成性,糟踏了鲁迅的血汗钱还不知足,竟然恶语伤人以泄私愤。他们吵架之后,周作人拿出一篇题为《破脚骨》的短文给我看,‘破脚骨’,在浙江方言中是‘流氓’的意思。周作人就是这样昧于事理。鲁迅当年对他爱护备至,他却恩将仇报。”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章先生是八道湾的常客,跟鲁迅、周作人双方都有来往。他的解释,我想至少可以聊备一说吧。鲁迅与周作人的决裂,事实上已成了不少人关注的问题。与其让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散播流言蜚语,倒不如将一些知情人的说法公诸于众,让大家分析判断。鲁迅的文章道德是铁铸一般的客观存在,决非谎言谣诼所能摇撼的。
北京八道湾11号,鲁迅与周作人故居处
1977 年以后,章先生又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当我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他的《读〈鲁迅日记〉杂记》等文之后,真是感到有如老树新花,别有一番香色。我是多么希望他能在有生之年提供出更多的有关鲁迅研究的“活资料”以弥补文献记载之不足呵!在此期间,我还就有关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的问题写信向他求教,每次都及时得到了他的函复。直到重病不能握笔时,他还请他的外孙朱泰同志代复我提的问题。每当收到他从蔚秀园寄来的那一封封认真不苟的复信,我都是发自内心地感激。他信中提供的一些宝贵资料,我曾写进《关于“现代评论派”的一些情况》一文,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辑,故在此不再赘述。章先生在《大师与园丁》一文中曾经谈到如果青年们有事给鲁迅去信,他一定写回信;有去找他的,他也总接见。“他的爱护青年、重视青年、为青年们服务,也就是他为祖国服务的一部分。”我想,章先生对我的关怀教导,不正是他学习鲁迅精神培养青年的一个实例吗?杜甫《春夜喜雨》一诗中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句子。章先生和其他一些前辈学者不正是在默默中用知识的春雨滋润着后辈学子的心田吗?我们这些在“十年浩劫”中知识濒于干涸的中青年人,是多么需要这种及时的春雨呵!
章廷谦(笔名川岛)在《人民日报》刊登的《读<鲁迅日记>杂记》
今年是鲁迅诞辰 100周年。令人痛心的是,作为鲁迅同乡和生前友好的章先生竟不能跟我们一道隆重纪念这个日子了。但是鲁迅的光辉品格是必将感召着一代又一代尊重他的人们的。鲁迅的宝贵遗教是必将为一代又一代景仰他的人们所遵循的。我想,这就是对鲁迅的最好纪念,同时也可以告慰于章先生的在天之灵。
在“十年浩劫”中饱经忧患而始终不屈的倔强的老人,愿您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