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之中的小老板之变
——解析汪曾祺刻画以小老板群体为对象的小说（下）
陆忠场
（五）人性与兽性。民国时期的小老板也如手指一样，有长有短；也像其他阶层、群体的分子那样，有好有差。小老板群体中的人性反差很大，人性与兽性并存。小老板的美好人性，首先表现在公益互助上，随着时代的发展，互助精神不断发扬和光大。至于一些兽性，在后来的革命暴力和非暴力改造中，有所改善和改变,为此中华民族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三个人（指炮仗店老板、绳厂老板、画家）的名声倒都是好的。他们都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对人从不尖酸刻薄，对地方的公益，从不袖手旁观。某处的桥坍了，要修一修；哪里发现一名‘路倒’，要掩埋起来；闹时疫的时候，在码头路口设一口瓷缸，内装药茶，施给来往行人；一场大火之后，请道士打醮禳灾……遇有这一类的事，需要捐款，首事者把捐簿伸到他们的面前时，他们都会提笔写下一个谁看了也会点头的数目。因此，他们走在街上，一街的熟人都跟他们很客气地点头打招呼。”[26]人们对一个画家、二个老板扶危济困，乐善好施的善举，细看眼里、深藏心底。
侉奶奶是外地人，孤苦伶仃，生活贫困，靠给人家纳鞋底过日子。她在自己的草房附近，栽了八棵榆树，榆树一年年长大。被香店的杨老板看中，他几次委托丁甲长等人探口风，想买下这些榆树，侉奶奶不松口。一天夜里，瓢泼大雨，侉奶奶死了。有人找来侉奶奶的侄儿牛（姓名就一个字“牛”），丁甲长找到杨老板，杨老板说:不忙谈榆树的事，先垫钱，把后事办了。安葬之后，杨老板率人锯了榆树，把树干卖给木器厂，将树皮留给自己制香。“据了解，他卖的八棵树干的钱就比他垫出和付给牛的钱还要多。他等于白得了八张榆树皮，又捞了一笔钱。”[27]杨老板的人性是善还是恶？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汪曾祺没下定论，让读者思考。做生意，精于算计不是不好，尽量让利益最大化也能理解。如果置人（特别是病人、没有生命体征的人）于不顾，昧着良心赚黑钱，严重损害他人的利益，这还叫人做的“生意”吗？这样的“生意”还能长久吗？如果这类“生意”是由某种制度保障的，这种制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八千岁是一只螃蟹，有肉都在壳里。他是个正常之人，也有爱美之心。“虞小兰，八千岁也曾看过，也曾经放慢了脚步。他想：长得是真好看，难怪宋侉子在她身上花了那么多钱。不过为一个姑娘花那么多钱，这值得么？他赶快迈动他的大脚，一气跑回米店。”[28]八千岁见到虞小兰有所心动，让他在心跳中止步和跑开的，除了怕扔大把大把的银子外，可能也有守住人性底线的成分。
关老爷是八旗弟子，继承父辈的房产、田产、资金，过着骄奢淫逸的日子。他每年都下乡查看地里的庄稼（称之为“看青”），他将估产谈质议价的事交给田禾先生，由他和庄头、佃户洽谈、交易。自己则踏青、游玩、吃喝、念经，糟蹋由庄头安排的大姑娘、小媳妇。“他给陪他睡的大姑娘、小媳妇一个金戒指。他每次都要带十多二十个戒指”[29]直到花完戒指为止。庄头、佃户也清楚老爷的意思，穷苦农人备受欺凌，轻贱如泥，任人践踏。自他的儿子在新婚之夜，发现媳妇不是处女而大闹之后。关老爷变态了，他改了送戒指的“章程”，凡陪睡的若是处女（开始谋求处女），便给两只金戒指。这似乎各取所需，实际上是利用金钱和权势，嘚瑟强权和淫威。在庄邻，玩弄底层女子的伪善手段，具有更大的侮辱性和欺骗性，人性丑陋，龌龊透顶，令人发指。
（六）创新与守旧。那个年代的小老板们都渴望发财发展，但在遇有制度、环境、技术、资金、品牌、管理等门槛面前，有的穿“旧鞋”走新路，克服困难，招引人才，在模仿、拷贝中改进与创新，尚能有所进步和发展；有的墨守成规，抱着陈旧的工具、工艺和技术不放，由其自生自灭。八千岁因舍不得碾子，舍不得五匹大骡子，觉得碾磨的大米比机轧的香，而放慢了机械化步伐，在骡子的尿骚味中自我陶醉，其结局可想而知。陆长庚是鸭王，养鸭、放鸭的技艺首屈一指，远近闻名。因为没有治疗鸭瘟的药物和技术，多次吃亏，于是他放弃了养鸭、放鸭。他失业了，常在牌场上看后影子，“那就是陆长庚，这一带放鸭的第一手，诨号陆鸭，说他自己简直就是一只老鸭。——瘦瘦小小的，神情总是在发愁的样子。他已经多年不养鸭了，见到鸭就怕了，运气不好，老是瘟。”[30]
由于资本的积累和投入，小城的工商业进一步萌芽、成长，设备引进，技术创新有所拓展，有些碾坊升格为米厂、染坊改进了工艺。“我们城里后来来了好些机器，抽水机、榨油机、碾米机。来了好些‘老桂’，不知道为什么，管理机器的工头叫老桂。老桂也管修理机器。王锁匠斜对是一家米店，本来用骡子拉，后来改了，用机器。兴中公司三十二匹马力，很好。本来叫碾坊，改了名字叫了米厂了。老石碾子也在，不用了。起了一间房子，洋灰地。皮带盘、钢轴、车床、老虎钳、电磨石、螺丝洗、钢锯子……”[31]
炮仗店孟老板拥有“人是为人活下来的”[32]理念，积极参与各种公益事业。他家祖传做炮仗，他勇于学习、摸索、试验和创新，由做炮仗发展到做烟火，在本城和邻县的炮仗、烟火店中，孟家是领先的。孟家制造和表演的各类种的烟火，成了全城市民的节日。“各人占好地方，十番‘锣鼓飞动’放了！‘炮打泗州城’，‘芦蜂追秃子’……遂看得人欢声雷动，尽力喝吼，如醉如狂，踏的野地里草都平了。——最后，两套‘天下太平’牵上去，等着看高下了。孟家烟火放紫光绿光，黄色橘色，喷兰花珠子，落飞蛾雪花，具草木虫鱼百状情形。‘好’‘好，是好！’”[33]在大变局中，尽管孟老板致力创新发展，由于受制度制约和时局干扰，孟老板的生产经营走入下坡路，“北伐成功，破除了迷信，神像推倒，庙产充公，和尚尼姑还俗，鞭炮业自然大受影响。虽然‘打倒列强，打倒列强’唱了一阵之后，委员们又都自称信士弟子，忙着给肉身菩萨披红上匾，可是地方连年水旱兵灾，百姓越来越苦，有兴致放鞭炮的究竟少了，烟火更是谈不上。”[34]最后，竟然走到断炊、卖女的地步。
(七)物质与文化。小老板们是物质和文化、精神的传承者与创造者，这个群体也和其他阶层、群体一样，出现一些文化和精神上的负资产。在汪曾祺关于小老板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妥妥的工商业生产、经营文化，如以义为利，以信为本，抢抓商机，科技优先，贱买贵卖，薄利多销，有备无患，和气经营，抱团聚暖，招揽人才，奇谋生财，情感管理，赢得人心（包括顾客、专门人才、伙计、同行等人心），注重要素秉赋的融合等等，彰显小老板们的进取、生机与活力。做熏烧生意的王二，为人诚实，头脑精明，商品货真价实。他慢慢发达起来了，别人叫他“王老板”，他自己都有点不相信、不适应。王二的“生意真是三春草、雨后花一样的起来了。‘起来’最显眼的标志是他把长罩煤油灯撤掉，挂起一盏呼呼作响的汽灯。须知，汽灯这东西只有钱庄、绸缎庄才用，而王二，居然在一个熏烧摊子的上面，挂起来了。……王二的发达，是从他的生活也看得出来的。第一，他可以自由地去听书。……第二，过年推牌九，他在下注时不犹豫。王二平常绝不赌钱，只有过年赌五天。”[35]他“把五吊钱稳稳地推出去，心不跳，手不抖。”[36]
炕坊余老板“何以生意最好?因为有一个余老五。余老五是这行的状元。余老五“何以是状元?他炕出来的鸡跟别家的摆在一起，来买的人一定买余老五炕出的鸡，他的鸡特别大。”[37]由于余老五炕鸡鸭技术卓越，带来了滚滚财源，“每一家炕房随时都在等着他。每年都有人来跟他谈的，他都用种种方法回绝了。”[38]为了留住余老五这个技术尖子，余老板在薪资、福利等方面，自然会高于别人，还“真在泰山庙后，离炕房不远处，给他找了一块坟地。附近有一片短松林，我们小时常上那里放风筝。蚕豆花开得闹嚷嚷的，斑鸠在叫。”[39]把余老五的生与死都管好了，他自然铁定地跟着余老板。
小城的一些碾坊升格为米厂、洋面厂，老板在购进设备时，请厂家介绍技工（俗称“老桂”）同往调试、运营、保养。外地来的老桂“那一口话就没有人完全懂。他无聊极了，脾气大，动不动大发，要跟老板辞生意了。王锁匠（本地的）听呀听的，他的话懂得八九成了。”[40]“米厂里人多奇怪，嘻，这个机器人跟小王聊得挺好，不晓得说些什么，一聊一半天，指手画脚，点头磕脑！……这以后他要是再发脾气要小王跟他讲讲看。一讲，行！”[41]老桂要探家，厂里也识才、包容，同意老桂推荐的王锁匠前来代班，代班期间小王把各类机器管理得服服帖帖、井井有条，各方得利，皆大欢喜。
汪曾祺在介绍老字号“连万顺酱园”时，以随笔手法，叙述其经营之道和商业文化、精神，充分肯定连老板做产品时，工艺严谨，一丝不苟，几代人做的小小的茶干，能用上十几种药料，用现在眼光来看，其工艺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他“善于经营，会做生意”[42]汪曾祺在小说里情不自禁地站出来，直接概括连老板的三条生意经：“第一，信用好……第二，连老板为人和气……第三，连老板很勤快……一个人监制的一种食品，成了一地方具有代表性的土产，真也不容易。”[43]连老板故去多年了，五六十岁的人还“记得酱园内外的气味，记得连老大的的声音笑貌，自然也记得连万顺的茶干。”[44]也记得茶干里的商业文化。小老板群体在传统文化和商业文化的深厚土壤上，生成了自己的精神和品德之花。在各种挑战面前，他们所展现出的勤劳、诚信、坚韧、创造和社会责任感等优秀品德，不仅帮助他们在艰难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发展起来，还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看到上述汪曾祺关于民国时期小老板们生活的摘录和剪影，似乎有些碎片化、拼图化，也许还有掉书袋之嫌。但读完这些，若再耐心一点，将汪曾祺涉及小老板的20多篇小说全部读完。就会觉得这些小说，感性与理性结合，以感性为主；事实与创作结合，以创作为主。虽不是史诗，但是诗篇；虽不是宏大叙事，但是精微叙事。能够从中读到小老板们创业拼搏、竞争挣扎、商海沉浮的奋斗画卷和精神风貌，有着挥之不去的丰满感、沉重感和壮阔感。
（八）文史辉映。汪曾祺小说中的小老板艺术形象，都源于生活，有的还有生活原型。他的小说不是史志，是文学艺术的创造，但也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这里，我们不妨翻阅以下两则史料，就可看到汪曾祺塑造的小老板们，所处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以及具有何等的真实性、典型性。据史料记载，国民党政府当局看到经济危机，也制定和实施一些政策，鼓励发展农业、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但在具体执行中，事与愿违，连环打折。1946年初，政府当局通知伪中央银行拨出资金，以小本贷款的方式，发放给绥靖区农民、小老板，以应小本经营、发展生产之需，并组织若干督导团到基层检查发放、使用情况。督导一团一组“从扬州至淮安对八个县的……小本贷款的效果进行了抽查，……在农村调查时，农民说‘我们没有听说过政府给我们小本贷款，让我们生产自救，倒是我们乡长借钱给我们做生意，就是利钱太高，我们吃不消’”[45]从1951年起，高邮县城及部分乡镇“先后把铁匠、木匠、篾匠、铜匠和白铁匠等‘五匠’组织起来，分别成立铁业、木业、竹业、服装、纺织等社（组）。”还陆续将机米和面粉加工、酱坊、染坊、机械、商业（含日用百货、药店等）、诊所等工商业、服务业联合起来，先后成立各类生产、商业合作社（组），有的后来升格为集体、国营单位，生产中小农具、家具，经营各类日用商品，为城乡提供饮食、医疗、家俱等服务。
阅读和思考汪曾祺小说中的小老板群体，参阅高邮有关工商业史料，心生无数感慨。除了制度和传统禁锢之外，小老板当中多数是人中之凤，他们处在权力食物链的底端，常常只有被“欺”的份。在秋天里，小树即使落了叶子，破了皮，受了伤，过完冬天，还会蓬勃发芽、展枝。小老板们是坚实路基的重要材料，也是风雨兼程的赶路人。在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产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汪曾祺说过“秋天像一首歌，溶溶的把我们浸透。”[47]小老板群体的精神和品德也像一首歌，溶溶的把我们浸透。小老板们所受的苦难、折磨和荣光，也是我们民族的苦难、折磨和荣光；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滋养着他们，他们也以自己的奋斗精神和优秀品德反哺着民族。1941年，汪曾祺在《匹夫》中有一段话，这段话颇能表达我对民国晚期小老板们的认知。“脚下是路。路的定义必须借脚来说明。细而有棱角的石子，沉默的，忍耐的，万变中依旧故我的神色，被藏蕴着饱满的风尘的铺到很远的东方，为拱起如古中国的楼一样的地方垂落到人的视野以外去。可怜的，初先受至再一个白天蹂躏的还是它们。辅助着说明路的是树，若是没有人，你可以从树来认明。”[48]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定义，小老板是指个体工商户和个体经营者。按照这个标准，我国有8000多万户小老板，占全部市场主体的26.7%。今天小老板们与民国后期这一群体相比，在文化、智慧、科技、资本、体量、管理等方面，有了极大的飞跃。当下小老板群体所处的环境，与那时的战争、内乱、制度等，不可同日而语。今日之小老板们，心中有阳光，眼里是晴天，充分继承和发扬企业家群体的光荣传统和优秀品德。“不创新毋宁死”。我国的中小企业主会从“跟着学、仿着做，有些卷”的状态走出来，能够开新道、首创做、引潮流，以图新赢未来，以特色创品牌，以管理保久远。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我们相信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在史无前例的科技革命的大潮面前，中国的企业家们、小老板们会以新的业绩和姿态，走在世界科技、新兴产业的前列。
届时，汪曾祺会以现代企业家、小老板为原型，再写他们的创新之路、人生之境和心灵之旅吗？会的，肯定会的。汪曾祺老先生会以蓝天作稿纸，挥毫疾书。写累了，还会再吸几口烟，再来一杯龙井茶。
改于2025年1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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