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高邮拜访汪曾祺纪念馆
郭初阳
汪曾祺纪念馆还是得去,否则怎么看得到小英子原型的照片,如何确定菩提庵的位置所在,更无从知晓1980年10月《北京文学》小说专号上《受戒》标题旁的空白处,小和尚的头像下,有作家的墨笔题字,“这不是我!汪曾祺 1991年10月”,多生动!
一、合影
我沿着傅公桥路往北走,先看到了一方院子,汪老坐在角落里的扶手椅上,手持烟斗,身后一株黄叶树。看他独自坐着怪寂寞的,我把背包放在旁边的椅子上,和他合了个影。
二、门厅
纪念馆在傅公桥路与东大街的交叉口,小马路对面就是张氏蒲包肉,秦邮派蛋品,金霞饺面店……清水泥墙面加上立地玻璃,宽敞明亮,走进去转头向右,就是汪老的大幅照片,老先生戴着鸭舌帽,透过玻璃幕墙往外在看,嘴巴一撇,若有所思,阳光照在他的西装上,很有暖意。
可惜,照片下面摆满了简易支架:高邮湖幸福号游船购票须知,新时代文学实践点,纪念馆场地使用服务价格……七七八八挤在一起,一个文学纪念馆,弄得像个乡镇文化礼堂,看看这些易拉宝,再抬眼望望汪老照片,感觉他有点不高兴,所以皱着眉头撇头向外,“难得最是得从容”,清清爽爽的多好,何必堆放这些东西呢。
三、中庭
纪念馆的中庭一无所有,唯有阳光与三只天鹅,也许是一家子(一引吭,一低首,小天鹅在父母身畔)。为什么是天鹅?也许是呼应着小说《天鹅之死》,小说里芭蕾舞演员白蕤被折磨、玉渊潭的天鹅被杀,交织在一起,让人难过:
天鹅在天上飞翔。
某某成了“工宣队员”。他每天晚上都想出一种折磨演员的花样。
他叫她们背着床板在大街上跑步。
他叫她们做折损骨骼的苦工。
他命令白蕤跳《天鹅之死》。
“你不是说《天鹅之死》就是美吗?你给我跳,跳一夜!”
……
四、涂白
展厅仿佛一本大书,让人走进作家的书页,走进字里行间。一面墙上挂着《果园杂记·涂白》,配着作家范小青的一段文字:
“我读其中一篇《涂白》感动不已,这是一篇写冬天为了防冻给树刷石灰的小文,只有几百字,甚至说不上是一篇散文或者随笔,差不多就是一篇说明文,却使我眼中蕴含泪水。这样的一种文字的力量,这样的一种与文字的缘分和感情,许多年来一直陪伴着我,不离不弃。”
那么,《涂白》的动人之处,到底在哪里呢?我想,也许在以下几处:
就小处看,文章虽短,每个字都用得恰到好处,就像一支小小队伍里的小兵,每一个的面目都很普通,但各归其位而精气神十足,集合在一起就有了与众不同的阵势。所谓恰到好处,是指用得准确,请看:树是不动的,是人在动,涂白剂有待人来熬,来担,来涂——涂与刷不同:墙壁是平的,可以刷,整齐漂亮;树干是坑坑洼洼的,刷之不足,继之以抹画圈点,不求整齐漂亮,而在均匀厚实,这就是涂。
整体观之,是由一个孩子的天真之问(无知),引出了一番经验之谈(知),再告诉读者具体的操作(行)。文章展开的姿态如行云流水,内里的章法严谨,丝毫不乱。
另外,每一个好故事都是两个故事(请想一想文德斯《完美的日子》),每一首好诗都是两首诗(请想一想卞之琳《鱼化石》),这里的涂白也是双重的:初冬时,人工的涂白;深冬时,天公的涂白,“雪就落下来了,果园一冬天埋在雪里”。
五、师恩母爱
每个读者都会有自己的偏爱,范小青爱极了《涂白》,我喜欢《敬呈文英老师 》:
五小幼稚园第一班学生 汪曾祺
1981年11月
1996年,汪曾祺写了一篇《师恩母爱——怀念王文英老师》,里面记载的幼儿戏剧教育,体育器械(这种体育器材叫做“巨人布”……),寥寥几笔,非常有意思,值得小学与幼儿园老师一读。汪曾祺回忆道:
我在五小毕业,后来又读了初中、高中,人也大了,就很少到幼稚园去看看。十九岁离乡,四方漂泊,一直没有回去过。我一直没有再见过王先生。她和我的初中的教国文的张道仁先生结了婚,我是大了以后才知道的。
一九八一年秋,我应邀回阔别多年的家乡讲学,带了一点北京的果脯去看王先生和张先生,并给他们各送了一首在招待所急就的诗。给王先生的一首不文不白,毫无雕饰。第二天,张先生带着两瓶酒到招待所来看我,我说哪有老师来看学生的道理,还带了酒!张先生说,是王先生一定要他送来的。说王先生看了我的诗,哭了一晚上……
两位老师做了一辈子的教育,纪念馆里有他们的一张合影,黑白老照片清晰度不高,眉眼看不太分明,然二人神情中流露出一派敦厚平和。
教育是合力,一个人的成长是从他所经历的一切人事中吸取营养,如果没有王文英老师,也许我们就读不到如今汪曾祺的作品,世事多奇妙。
六、汪曾祺的诗
有人说汪曾祺小说、散文、戏剧皆属一流,唯独诗歌不在行,对《汪曾祺诗歌全编》的评价不高,我以为,《诗歌全编》里只要有这三首诗在,就值得买一本藏着。
一首是《敬呈文英老师》,除了“白髭盈腮”,其余的句子都是入耳即懂,再看看“白髭盈腮”四个字,一看就想笑,多么可爱,盈字把白胡子滋养得水灵灵的,再看又想哭,这么老了!但还有比这老头儿更老的老师在,他得回到幼稚园做白髭盈腮的学生,反差带来了幽默,老莱娱亲,描画了一个高龄社会的景象,有可爱的一面在。
一首是1957年的组诗《早春》,收纳了五首短诗《彩旗》《杏花》《早春》《黄昏》《火车》。
《彩旗》,邓友梅、邵燕祥都赞不绝口;
《杏花》《早春》都只有两行而已,两首诗的第一行都结束于省略号,省略号说:“我死也要死在这里!”(这是我替那两个省略号说的心声)
我用《黄昏》上过一节课,小学生颇有共鸣,记录在《忽然路燈亮了,像是輕輕地拍了拍手》一文中。
《火车》为什么没有人来上一节课?两副笔墨,八个“突”字,光影变幻,可以回味之处很多。江弱水老师论《雪》与《好的故事》时说:“以凝重坚固的物体,做迅疾流转的运动,真是鲁迅的拿手好戏。”在这方面,《火车》毫不逊色。
还有一首是《为宗璞画牡丹并题》:
人间存一角
聊放侧枝花
临风亦自得
不共赤城霞
好一首反诗,幸亏写于1986年,要是写于五六十年代,估计麻烦就大了,汪朗回忆道:“他写的《早春》中有这样一句诗:远树的绿色的呼吸。批判的同志说,连呼吸都是绿色的了,你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污蔑到了什么程度?”
汪曾祺小说、散文全编,我都有了,见到纪念馆里有一册诗歌全编,扉页有章“汪曾祺印”,就买下做个纪念,付款时盖了纪念馆的三个章。
七、纪念馆里的书房
纪念馆的二楼的一角存了一些家具,书桌、靠背椅,一对布艺沙发,几个书架,放满了书,藤筐里卷着几轴字画,应该都是汪老的物品。
我凑近了看书架上的书,看到《鲁迅书信集》上卷的旁边,是《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的第一册,看到民间文库《聊斋汊子》续集(做书人@涂涂的最爱)被倒着插在书架上,看到林斤澜的两本小说是夹在《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和《汉书》之间的……
这些家具缩在角落里,显得有点空落,不太自在。如果可以改进,我觉得不妨考虑“屋中之屋”的做法,也是博物馆常用的手法。
华盛顿Smithsonian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里,连地基与房顶,把一幢百年小楼搬进厅内,娓娓道来在小屋里曾经住过的那些人家,以此看出历史的变迁;香港历史博物馆也把整个祠堂、天后庙都放进馆里。
我想,汪曾祺的书房也不大,倘若原样复刻,四壁连顶都挪来,让访问者能走进作家的书房,那该多好,那样的话,书桌书橱沙发也都各归其位,有了着落,不至于显出孤单寥落之感。
纪念馆有些设计还是不错的,比如可以沿着馆外的一条坡道登顶,四望与纪念馆毗邻的屋舍,看到隔壁老伯正在晾晒酱肉,看到电线杆与梧桐树并立,纪念馆与民居挨在一起,尤为亲切。
八、故居
出了纪念馆,绕到西面的竺家巷9号,汪曾祺故居犹在,牌上写着:“汪曾祺12岁以前居于此处。”门窗紧闭,好像有人住着。
我拍了照发给樊阳,他说:“我们问当地人了,故居是他弟弟一家的后代住着呢。”
有人住着的屋子是活的屋子,游客在外面看看门面,足够了。
九、龙井
回来读书,读到汪朝记录的汪老住院后的一句话:“哎,出院后第一件事就是喝他一杯晶明透亮的龙井茶!”
杭州人读到这里,又悲又喜。
悲的是汪老到底没有喝成这杯茶,喜的是他在病床上渴想的饮料,产于杭州。对于翁家山梅家坞的茶农来说,多好的宣传语啊,拿来就可以用。
这也提醒了读者,读书宜配合饮料。
汉书下酒,汉书是汉书,酒不知是什么酒。
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配点водка,读辛波斯卡可以配一小瓶kwas,读古诗十九首可以配半盏西凤酒,读鲁迅可以配二两黄酒,读汪曾祺,可以配一杯狮峰龙井,用古法冰冻琉璃杯,沸水下去,热气上来,停一会儿,定睛在一片晶明透亮里,看绿叶浮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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