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小红花”的故事
戚晓曜
我上小学时，老百姓的物质生活匮乏，但文艺生活并不匮乏，几乎所有的厂矿机关学校都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记得县里的总工会宣传队，曾在人民剧场上演《智取威虎山》全剧，一票难求，轰动全城。县文教局也不甘落后，学习南京小红花宣传队，照葫芦画瓢组建了高邮小红花宣传队。队员来自县城各个小学，然后全部转到东方红小学集中学习和排练，我所在的小学只有两三名学生被选中，同学们羡慕不已。
对家长而言，家里有朵“小红花”，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堪比现在小孩考上985、211大学。我母亲看得眼热，见我整天调皮捣蛋闯祸，也想把我变成一朵“小红花”，去学一点吹拉弹唱，以后“上山下乡”少受皮肉之苦。于是，便找到小红花宣传队的一位老师，她们曾经是同事，希望她网开一面让我进“小红花”，但一直没有下文，不过也好理解，找她的人太多，照顾不过来，再说我确实也没有什么表演天赋。
县城不大，每当有“小红花”演出，我差不多一场不落，诸如《数鸭蛋》《洗衣舞》《草原英雄小姐妹》《黄鼠狼给鸡拜年》等节目，百看不厌，至今记忆犹新。我有印象的有两个：一个是报幕员，个头不高，苹果脸，笑起来眼如弯月，总是蹦蹦跳跳到舞台中央报幕，很受观众喜爱；另一个是《草原英雄小姐妹》的姐姐，也是许多舞蹈节目的领舞，瓜子脸，眼睛不大不小，眉梢有点低，按照那时挑眉大眼的标准，不算漂亮，但觉得也好看。现在看来，其实那种好看是一种带有忧郁风的古典美。在我的心目中，这些能歌善舞的小女孩，犹如一个个小仙女，可望不可及。
后来，我们小学来了个马老头，会拉二胡，学校便选了一批苗子跟他学习，开始有十几个学生，后来只剩下四五个了，我便是其中之一。几个月下来，我一首曲子练习几遍，便不用看简谱了，甚至一首曲子听多了，凭感觉也能拉上个七不离八，是学校二胡队里的头牌。我曾在学校表演过，还在夏天晚上乘凉时为邻居们表演过，他们认为我二胡水平比卖艺的张瞎子要高。可惜的是马老头过于业余，如果我当初混进小红花宣传队，有专门的老师指教，说不定也能成为一个二胡高手。
每个周日，马老头要我们去他家练习二胡，而他的家就在东方红小学附近。当我夹着二胡走街串巷去他家时，常常与小红花宣传队不期而遇，看到“小红花”们排着整齐的队伍，面带彩妆，穿着统一的青灰色样板服昂首挺胸走过，我不由得自惭形秽，恨不得有个地缝钻下去。我的二胡是用布袋子装的，人家的是用盒子装的。
我上初中时，拜吴万林先生为师学习画画，陆学智是他的小舅子，近水楼台，也在学习画画。隔三岔五，我会带着自己的习作去陆学智家，接受吴万林老师的指点。听说，陆学智有一个妹妹，名字叫陆玉梅，是一朵“小红花”，很是好奇，可惜一直没有见到真人。直到有一天，陆学智不在，陆玉梅在家，一看居然是《草原英雄小姐妹》的那位姐姐，竟然紧张得说不出话来，临走时她送我到门口，还客客气气说常来玩，搞得我激动了好几天，整个董永见到七仙女下凡的感觉。
恢复高考前，“小红花”可以说是高邮上世纪60后一代少年的集体偶像，并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前两年，我参加一个饭局，其中的一位在介绍自己夫人时，特别提到曾是一朵“小红花”，那神态那表情，跟我见到过的一个老板介绍夫人是空姐时差不太多，可见“小红花”的地位不一般。时光荏苒，“小红花”们都已迈入退休行列，但影响力犹在。几天前，我回高邮参加吴万林老师的个人画展开幕式，又一次见到了陆玉梅，方知她的舞台已转移到老年大学，作为民族舞蹈班的老师，正在辅导当年那些没有机会跳舞的女孩，圆上“小红花”的梦想。
时过境迁，如今的孩子们可以享受到更多更丰富的文艺生活，虽然个个都是家里的“小红花”，但被沉重的书包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过早地失去了前辈们做“小红花”、看“小红花”的快乐。希望将来的日子，孩子们在祖国充满阳光的大花园里，开开心心、无忧无虑地健康成长，从小红花绽放成为对社会有用的大红花。
本文原载《高邮日报》2025年1月10日悦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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