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工作时，被人问起老家在哪，我总回答说河南，因为爷爷奶奶在那，我的出生地也在那。来到广东生活，被人问起家在哪，我总回答说安徽，因为爸爸妈妈在那，我的心也在那。
———前言
岁近天命，一事无成，私下总想做些什么，方觉不负父母给予的生命。于是这些年回乡，我总会缠着父亲问这问那，再拼凑上自己小时候的记忆，零零星星，断断续续，也便有了下面的文字。
那年的岁末，我在父亲那第一次看到秦氏家谱。那是一个用红棉布包裹的蓝色书盒，上书秦氏家谱四个大字，书盒里是五卷线装书。我记得那一日下雪，天空阴森冰冷，父亲捧出家谱的手被冻得青紫。
爷爷、父亲和弟弟的名字出现在家谱的第二卷上。家谱是一九八六年修的，那时弟弟还没有成家。于是父亲用钢笔在弟弟名字的边上补上配氏沈，下面注明生一子，立辰。从侄子立辰往上，家谱上一共记载了二十世，一世祖是德福。
二十世总该有四五百年的时间吧，一世祖应是明朝人，只可惜家谱上只有一个名字，除此没有任何信息。当然家谱上大多数人都仅有一个名字，唯有少数有官职有品级的人才会简单标注官衔，或是读书取得的功名。二十世中最先有标注的是四世祖伦，他有六个儿子，均是读书人，有县典史，有明寿官，有生员，有山东任城县经史，可以说家无白丁。
官衔最高的是八世祖升，官至五品，考授州同。查百度，得知州同知是明清官名，考授州同知既是吏部考满其原职后授予州同知的新职。明代州分为直隶州和散州，满清分直隶州和府属州，相当于现在的市和县。八世祖可能是一县之长或更高。
八世祖的四子季曾同样靠读书求取了功名，考授县承，娶赵氏女为妻，可惜无子（也可能有子早夭），从孙辈中过继友崇为后。友崇被郜封武略骑尉，夫人王氏，郜封为六品安人。友崇的长子延进蒙祖上余荫，例赠武略骑尉，配薛氏，例赠六品安人。友崇的次子延申英年早逝，妻子刘氏年轻守节无子，从延进那过继家泰，延续了烟火。家泰一口气生了五个儿子，其二子永瑚生同贵，同贵生体福，于是一脉传到了我的爷爷和父亲。
当翻阅几册泛黄的线装书，并在其中理出家族的脉络后，我无比兴奋，仿佛看了一场煌煌大剧，目睹了数百年的家族兴衰。祖上的发起始于四世祖治家有方，教育几个孩子读书明理，积下了阴德，如此才有了后世的入仕为官，渐渐积累了一些家业。传到太爷爷体福，家中有一百多亩良田，是非常殷实的人家。太爷爷晚年得噎食症（现在的食道癌），家中为他请医用药，当掉一些土地，当不同于卖，只是地归别人种一些时间，时间到了再收回。太爷去世后办丧事又当掉一些土地，最后家产仅剩七十多亩，三个儿子和风、和顺、和山各分了二十多亩地。这些都是听父亲说的，父亲对太爷爷的事也所知甚少，因为在父亲出生不久，太爷爷就过世了。七十多亩地在秦庄仍是了不起的家业，在村里排第二，排第一的是周爷叫体仁（音），可惜几个儿子不正干，赌博吸大烟，家产很快败了。父亲说起这些兴旺转衰败的故事，每每感叹，意在提醒我们莫将钱财看重。
三爷爷和山，最赋传奇，娶了褚庙街上的李氏，在丈人家的鼓励下走上了当兵的路，顶峰时手下有几十号人，几十条枪，可惜在一次同日本人的交火中被日本人打死了。三奶奶年轻守寡，无儿无女，提出要过继我的父亲，奶奶没有同意。奶奶一生养育二男四女，最后仅有一男三女存活下来。父亲下面有一个弟弟（小名六斤），一两岁便没了，另有一个妹妹，都长到会挽篮子下地割草了，得伤寒病没了。
这些都是翻看家谱时父亲断断续续介绍的，我从来都只当父亲是家中的独子。然而在父亲的叙述中，这些生命的来和去都是平常的事，并没有多少悲伤。
三爷爷走了以后，三奶奶无儿无女，一个人在秦家留不下去，不久又改嫁了一个人，也是个当兵的。不料嫁过去不久，那个人也没了。于是家里人就归于三奶奶命硬，克夫。再后来的故事便不听大人说了，想必三奶奶带着克夫的光环已很难再嫁，只好回到娘家孤苦了此残生了。
三爷爷的地一直交爷爷代耕，不仅仅因为爷爷是种地的能手，更是为了大爷家孩子多，日子过得紧，三奶奶不放心交给大爷，只交给爷爷种，她取一定的收成。村里无地或者少地的人家会从爷爷这里租些地去种，收成按三七或四六分，这样的人在家里被称为小pi（读三声音同痞）子，以前听爸爸说起小pi子，总不解，还以为是品行不端之人，这次看家谱总算彻底明白了。父亲看着家谱，有时看到某人会补充，这人租过我们家的地，做过我们家的小pi子。
我爷爷在兄弟中排行第二，最是干庄稼活的能手，奶奶过日子又极其节俭，因此在爷爷奶奶手上又将祖上当出去的土地渐渐赎回，最多时家里有四十多亩地，自己耕不过来，农忙时会雇人来耕种。这些土地在土改时不但被全部充公，还要将爷爷划成地主，只因爷爷从来没有脱离劳动，才又改划成富农，连家里的老宅子也被工作队征去做了办公场所。爷爷奶奶因此吃了很多苦。这些事也教育父亲后来对家产看得很轻，他说爷爷奶奶当年辛辛苦苦置家产，置的都是害。
想父亲年幼时生活虽不富裕，也算得上衣食无忧，然而在土改后家境便跌到了谷底，不但穷还受气，带着富农的帽子在村里抬不起头来。父亲去褚庙上初中，家中拿不出两块五角钱的学费，多亏姨奶奶（在农场工作）的赞助，爸爸才不至于辍学。受这段经历逼迫，父亲比别人更发奋读书，后来上了黄河水利学校，脱离了农村，也将一家人从农村带出来。
然而什么是福，什么又是祸呢？若没有祖上积攒下来的家业，单凭爷爷奶奶的勤俭持家，也难以购置那么多土地，爷爷也就不会被划富农。而若不被划为富农，也许不会有父亲的发奋苦读，也就不会有我们一家人现在的生活。我们也许会在祖辈们流过汗水的土地上世代耕种，在受商品经济冲击的今天，我们也许会出门打工，在繁华城市里的某个幽暗角落卑微生活。
然而虽然这样，我们仍然应该勤俭持家，我们仍然应该辛勤劳作。只是我们不能忘记那个特殊的年代，因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奶奶背负了很重的精神负担，受了极大的屈辱，她不理解自己恪守本分、省吃俭用置办的土地，为什么成了她的罪，成了被人看低的理由。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奶奶也没想明白。
水有源，树有根，茫茫宇宙中，一个人的出生是那样的偶然，又是那样的不偶然。说偶然，为什么是我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出生于那样的一个家庭和那样的一个环境，说不偶然，我现在的一切所思所想都能从先辈那里找到影子。我的善良和胆小怕事，一定来自于爷爷，而我的倔强以及对于传统的坚守，又一定来源于奶奶。
虽然爷爷奶奶离开了很多年，我却感觉他们从未走远。
我的爷爷（1916-1992），名和顺。人如其名，和顺极了。印象里只见过奶奶发火，从未见过爷爷发脾气，无论是面对艰辛的生活，还是面对无休止的批斗，爷爷永远是微驼着背，低眉顺眼地忍受着。
爷爷住秦庄，准确说是北秦庄。秦庄在南面，叫大秦庄，大秦庄上有老祖坟，有三四个碑记。父亲说我们这一支是二门，祖上在北边治地，渐渐发展成村庄。这个位置早先叫左塘，有个左塘庙，小时候父亲还拜过，庙里有十八罗汉，有关老爷。祖上在这里居住后，这里便被称为北秦庄，左塘这个地名渐渐没人喊了。我记起老家村前有个水塘，水塘边的高地上有水井，常年有人在水塘边洗衣服。是不是左塘之名得于它，不可知。
爷爷在弟兄中行二，一个种地的哥哥，一个舞枪弄棍的弟弟。有关三爷的印象都是从父亲那听说的，有关大爷的记忆多是我自己的。大爷与爷爷家前后院，只隔一堵院墙，我家堂屋的后山墙就是大爷家的前院墙。大爷家有磨房，家中没有面粉了，小姑便会领我去后院推磨，一种大石磨，推起来咕噜咕噜的，既费力又无趣。偶尔也会拉出小毛驴推磨，须得用布蒙上小毛驴的眼睛，否则小毛驴拉两圈就不走了。记忆中织布染布也在后院，一大群婆子在阳光下说笑着忙碌，将一匹匹粗棉布染成或红或绿的颜色，俗艳又热闹。
大爷家孩子多，日子过得苦。听说大爷家里有个闺女，又漂亮又能干，到了做饭的时间，家中什么也没有，她就到集上买或到亲戚家暂借，得了谷子回家磨成粉，再来做一家人的饭。可能是日复一日，感觉日子苦得没头，最后喝农药自杀了，年纪轻轻，大家很是惋惜。
爷爷有两个姐姐，大姑奶奶嫁北张楼，育三子一女，家境贫寒，难以为继。丈夫到淮南挖煤矿，她也随着去了，后来丈夫死在矿上，她带着几个孩子回家，一路走旱地，走了一个多月，路上没有吃的就沿路乞讨，一个小儿子被迫留在了庙里，后来家人去寻找也未寻见，不知是死是活。
想我爷爷弟兄三人从祖上继承祖业，虽谈不上富有也算衣食有着，何以出嫁的姑奶奶贫困至此，真是无奈。叙述中，父亲忆起一段往事，说自己高小时在学校打篮球，伤了胳膊，在北张楼一个接骨医生处住了二十多日。近八十岁的父亲说着还举起左胳膊比划，我仿佛看到了父亲说的那个球场上的少年。
二姑奶奶幸运得多，嫁王回子庄赵松林，是个生产队的饲养员。何以王回子庄的人不姓王姓赵，父亲只说住杂了。这个姑奶奶受丈夫疼爱，回娘家一住都住一个月，回回要等丈夫驾车来接才回。她与我奶奶最要好，多半住在我家。“你奶奶多会疼人”这是父亲最爱讲的一句。我知道奶奶的为人，自己再没有，也要让人吃好。“自己吃了填坑，别人吃了扬名”，这是奶奶的生活准则。
爷爷最是种地的好把式，记忆里他总是天不亮出门，一直到晌午才回来吃早饭，之后又下地干活，傍晚天擦黑了才回来吃晚饭。我小时在家，也随大人下地，虽只是玩耍也多少感受到了一些艰辛。犁地、耙地、播种、收获，一年到头地里有忙不完的活。家里养了牛、驴子、羊，爷爷心疼牲口，冬天都要把牛拉进自己住的屋子，夜里还要起来给牛添几次料。爷爷有一回上褚庙赶集，被人诓着参与了一次赌博，结果输掉了耕牛，人来家里拉牛时，家中哀声一片。父亲说他自那次事件后发誓这辈子不赌博。2014年，父亲和我去澳门游玩，在那无人不赌的环境里，父亲也信守了诺言。
奶奶（1914-1985）姓石，名永兰，是个小脚老太太，受家学影响恪守孔孟之道。奶奶的姥爷是个秀才，饱读诗书，被大财主李再连（音）聘到家里做私塾先生。李家十分富有，有几百亩良田，可惜儿子是个败家子，染上吸大烟的恶习不能自拔，家产几乎败光。李再连无奈，只觉百年后无脸见列祖列宗，有一日，向儿子说明道理后，亲手开枪结束了儿子的生命。这个故事悲凉得令人吃惊，仿佛只在书上才有。奶奶虽不识字，但从姥爷处听了不少书，如要求女子贞洁的“好马不把双鞍配，好女不嫁二夫男。”以及勤俭持家的“吃不穷，穿不穷，不会算计一世穷。”奶奶又用这些朴素的道理教育几个子女。
奶奶的祖上在山东，听大姑说，她小时候随奶奶去山东上过老坟。奶奶的生母姓贾，早亡，只生了奶奶和她一个姐姐（嫁史庄）。奶奶的父亲续弦，娶了田家姑娘，又生了二子一女（给父亲学费的就是这位姨奶奶）。本应上演后母虐待子女的悲惨故事，但太姥爷会治家，一家人却相处的非常好，奶奶与两个舅爷比同胞姐弟还要亲，庄里的人都称奇。记忆中大舅爷和二舅爷在石庄住一前一后两个大院子，院子里有棵大杏子树，年年春节奶奶都带我回石庄拜年，大人孩子站满一个院子，压岁钱没法正经给，舅爷都是抓几把钱往空中一撒，孩子们就开始满地抢，那种快乐至今难忘。
奶奶哪一年嫁到秦庄不得知晓，按当年的习惯，总在奶奶二十岁上下吧。那年的爷爷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在北秦最中心的位置筑起了自己的院子，迎娶新人。院子建在一个高坡上，是那种北方最典型的四合院，有门楼，进门楼是影墙，绕过影墙，左手边是厨屋，右手边是爸妈住的东屋，正面是三间堂屋。堂屋的地坪比院子高，有几步砖砌的台阶迎上去，台阶两边有小扶手，可以坐人。早上，奶奶坐这为我梳头，用染了色的粗棉绳给我扎上两个小辫。院子有两棵枣树，一棵伶伶枣，一棵木枣。伶伶枣脆甜，不待红就可以吃，木枣绵，要熟透了红了才吃。年年腊八，奶奶会用煮熟的枣泥祭枣树，奖励枣树一年的幸苦，又祈求来年的丰收。
记忆中家中的大事小情都是奶奶拿主意，奶奶面庞清瘦，嘴角总是倔强地抿着，十分严肃。一次家里急用钱，爷爷瞒着奶奶将家里一头正在哺乳的母羊拉到集上卖了。为此奶奶与爷爷吵翻了天，不是当时说说了事，而是之后的很长时间，只要奶奶生气就会拿这事与爷爷理论。这也怨不得奶奶，母羊卖了以后家中一头嗷嗷待哺的小羊没了口粮。不得已，奶奶用布缝了一个三角形的口袋，其下的一个角留个洞，玉米糊糊装进布口袋里，小羊就可以吸食了。小羊就这样一天天喂大，直到可以自己吃草，奶奶对爷爷的责备也直到小羊长大才消停。
奶奶的持家宝典就一个俭字，吃不穷，穿不穷，不会算计一世穷。这话在今天看来也很对。这个俭第一便从吃上下功夫，奶奶自己总吃得最少最简单。家中的白面馒头是为我单做的，爷爷、奶奶和姑姑都吃杂面窝头。爷爷和姑姑要干活挣工分，窝头自然紧爷爷和姑姑先吃，到奶奶自己吃饱吃不饱都是一顿。但奶奶的省从来都只对着自己，家中若来个客人，倾其所有也要招待好。“自己吃了填坑，人家吃了扬名。”这是奶奶的理论。老家待客的菜有这几样，先是四个凉菜给客人喝酒，水煮五香花生、凉拌藕片、炒鸡蛋、凉拌鸡杂或猪耳。每每这时节爷爷便显出一家之主的样子，他坐在八仙桌旁陪客人喝酒说话，奶奶和姑姑在厨房里忙碌，在老家女子基本不坐席。客人喝过酒再上热菜和馒头，热菜有大瘦肉、小瘦肉、五花乱肉。大瘦肉、小瘦肉都是肉裹上面粉过油炸，再配上各种调料蒸熟，年下会做很多，客人来了只需拿出来蒸上，五花乱肉是肥的瘦的猪肉煮上一锅，都是年下事先备好的，不需要现做。这样的菜年年如此，家家如此，但就是吃不厌。当然那个年代也不可能吃厌，一年到头只在年下里才会杀头猪，要想这样敞开来吃又需要等一年。
正月里会有花子上门讨饭，平时很少见，讨得方式也雅。通常是带着三弦，在大门外支上，咚咚咚一敲，然后唱上一段非常吉利的唱词，不外乎是祝家中老人健康长寿、儿孙金榜题名的话。奶奶一听，便知有花子来了，将事先准备好的素饺、窝头端出来，花子会准备一个布口袋，专装这些食物。讨得人得到食物，施的人得到祝福，讨的人和施的人都开心。现在一年四季都遇到花子，多是端个小盘，里面放些零头碎脑的票子，乘人不备从后面猛地伸出来，往往吓人一跳。像老家那么雅的花子，再也遇不到了。
曾经有个风水先生，在我家住了十多天。奶奶会疼人，每日里好吃好喝地招待。临走，他说我家老院子要出三个秀才，还为奶奶指了一块上好的坟地。三个秀才的话所言不虚。我的爸爸初中毕业考取开封的黄河水利水电学校，是第一个秀才。我的堂哥兴领，小名豹，因家里穷借住在我家的东屋里。他夜夜苦读，灯油燃烧后的烟将东屋的墙壁熏了一道长长的黑印子，后来他参加文革后的首批高考，如愿考取郑州大学，在当时极为轰动，这是第二个秀才。我算是第三个秀才，在东屋出生，后来考取武汉工业大学。
堂哥家本来家境贫寒难以娶妻，考取大学后立即有很多人上门提亲。他选了刘家姑娘，听说还是亲上加亲。他办喜事时我在老家，记得新媳妇高高个子，梳两条长麻花辫，结婚那日屋里屋外挤满看热闹的人。我这堂哥上学毕业后，留在了城市里工作，他后来做了现代陈世美，与单位里一个四川女人好上了，要与家里的老婆离婚，家人自然不答应，他便不再回家，婚最终还是离了。听说刘家姑娘虽然离了婚，却也没有离开婆家，到最后还为两个老人养老送终，也算个奇女子。想刘家姑娘嫁给堂哥时也是满心欢喜，仿佛在戏文里嫁了个状元，不知受了多少姐妹的羡慕，不料竟落得这样的结局。
写到这我忽明白一些道理。以前，读书本总觉书里的故事传奇，仿佛现实中不可能发生一样。现在想想，其实只是年代久了，或地域差异太大，感觉此时此地不可能发生的事别处也不会发生，其实生活在任何时候都是千姿百样的，只是自己少见识而已。
庆幸的是我父亲不是那样的人。父亲迎娶母亲也是在他考取大学的那一年，不同的是，父亲在参加工作以后将我们一家带出了农村，带到了更广阔的天地里。
父亲出生在1939年12月，他虽是家中的独子，爷爷奶奶却也不记得他具体的出生日期。父亲在参加工作后要填表，填出生年月，他便随手填了12月25日，不料多年以后西风渐进，他发现自己竟然无意中与圣诞老人在同一天过生日，实属巧合。
父亲小的时候不太会务农，记忆里他提得最多的童年趣事是割草。北方农村家里多养牛养羊，牛羊冬天吃的草要在夏天储备，于是家家户户在夏天都要割草。这个活不重，村里小孩子大都有割草的经历。父亲贪玩，大热天，大人让割草，他总是躲到树上摘桑葚吃，于是草没割多少，口袋却被桑葚染紫了。到要回家的时候，他也自觉草割得太少，担心挨说，就用手把篮子里的草暄一暄，让草看上去多一些。爸爸的小动作被村里人看在眼里，常被拿出来说笑。父亲一生本分，这大概是父亲做的为数不多的坏事之一，爸妈心情好时，常常也拿出来说一说，每每这时候，爸爸都笑得特别开心。
父亲在秦庄读的小学，四年，称初小，另两年在褚庙读的，称高小，打篮球摔伤胳膊就在那时候。初中三年也在褚庙，只两个班，与我大舅赵修竹相识，同学不同班。我是有一年中秋节回家探亲知道这段往事的，书中有很多故事都是某位主人公假期去同学家里玩，无意中认识了他的妹妹，便有了一段好姻缘。我于是好奇问爸爸，是不是因为与大舅同学才认识妈妈的。爸妈两个人几乎是异口同声说不是，是住赵庄的一个老家亲戚介绍的。妈妈真是幸运，嫁给了爸爸，虽然她自己并不这么认为。
爸爸初中毕业一口气考上了黄河水利水电学校，并在同一年底(1959年)迎娶了二十二岁的妈妈。爸爸说大舅送给他一支钢笔，在当时极珍贵。大舅自己没考好，只上了技校，毕业后到洛阳轴承厂上班。爸妈结婚时工作队还闹的厉害，爷爷家的房子和姥爷家的房子（姥爷家成分更高是地主）都被工作队占了去，借了赵庄的一间空房子结了婚。结婚后爸爸就到开封上学，妈妈独自在家，这样的时间断断续续有六年。
说断断续续是因为爸爸的学校虽是四年制，但中间有两年因为自然灾害停办了，学生都回家务农，也有学校再也没有恢复上课。所幸爸爸的学校不但恢复了上课，毕业生还特别紧俏，有一个班被要求提前毕业，充实到工作岗位上。那时的大学生活真真比现在丰富，爸爸在学校里学习过跳伞，游泳也是在大学学会的。我家中至今还有一个叫不上名字的琴，也是爸爸那个时候弹的，爸爸还曾做过乐队的鼓手。爸爸多才多艺，这是我们姐弟们没法比的。
毕业时爸爸有两个去向可以选择，四川和安徽，四川离家远，爸爸想也没就选了安徽。前年回老家，看到父亲刚参加工作时在合肥逍遥津公园照的一张相。照片中的父亲身着中山装，围着围巾，端坐在公园的石凳上，青春年少，意气风发，比电影里的男明星还要英俊。想当年，父亲刚刚大学毕业，该有多少的理想和抱负，而他无论如何遥想，都想不到自己会在安徽生活一辈子，在一个与爷爷奶奶远隔千里之遥的地方，直到耄耋之年也没有能够回到故乡。多年之后，我又重复了父亲的老路，离开安徽到广东工作，与父母千里相隔。
如果能预知这些，奶奶还会让她唯一的儿子读书求取功名吗？其实答案是肯定的。如同父亲对于我，以及我对于自己儿子，同样不会后悔给予子女的教育。父母给予孩子的爱总是最无私的。
姥爷的祖上原在山东拐谭（音），不知哪一年闹天灾，祖上挑着筐子逃荒来到河南，在赵庄落下根来。姥爷家祖上靠织布卖布发了家，到姥爷这一代家中开油坊，什么油都炸。姥爷家地不多，仅十八亩，但因开油坊脱离了劳动，土改时被划成地主，于是家里房子被占，姥姥陪嫁的好些家具都被人抬了去。姥爷的父亲更惨，去别人家玩，被人家玩枪走了火，打死了，那一年，也不知姥爷有多大。姥爷读过几年私塾，写一手好字，年年春节，一个庄上的人都请姥爷写对子。老家对子贴的热闹，井台磨坊哪里都贴，记得井台上写川流不息，形象得很。
妈妈是家中的老大，1937年11月生，下面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我姥姥家在集上，家里条件好，养得娇，不太能劳累，因此妈妈从小就能劳动，干活最多，却没有机会读书。姥爷是老脑筋，说女孩子是别人家人，读书没有用。其实还是条件问题，我的两个姨都读了书，大姨聪明书读得很好，但因家里成分高，受限制没能读大学，否则她能读个大的，这是妈妈的话，意思能上个好学校。妈妈吃了不识字的苦，因此上叫我们几个孩子拼命读书，自己再忙再累，家务从不叫我们伸手。
说到小时候，是妈妈最开心的时刻。她说自己属牛，累了一辈子，只小时享了几年福。我姥姥娘家姓宋，住林七集上，祖上传下一些家业，地租给别人种，家里还请了一个干粗活的，算是家里的长工。太姥爷腿脚勤快，疼孩子，我妈她们一回去，他必到街上端好吃的，一天能跑几趟。正月里听戏，太姥爷一家都赶着大车子，人坐在大车子里听戏暖和，戏场里什么吃的都有卖，边吃边听，很是惬意。前年回老家，爸妈在林七十字街找糖糕，应是当年常吃的。
我在老家的那几年，逢年过节，必走姥姥家。然而我对姥姥却没有什么印象。弟弟五岁那年，妈妈领他回老家，那是妈妈离开家乡八年后第一次回去，留下了一张大合影，照片上的姥姥文静斯文，一副大家闺秀的模样。
妈妈出生那一年，正赶上日本人侵略中国。那时仗都打到家门口，有一回打仗，家人让她带大舅躲到林七姥姥家，那一晚枪声响了一夜。妈妈说她一辈子苦，什么罪都赶上了，先是打仗，后是土改，又是60年大饥荒，饿死了不知多少人。闹饥荒的时候，妈妈已经嫁到了秦庄，但爸爸在开封上学，妈妈仍是“单身汉”，与赵福芝（音）一道被抽调到大队做事。在大队最大的好处是一顿有两个角子（音），估计是一种杂面的大饺子，里面多包萝卜一类，奶奶过年时包角子打发乞讨的人。但在60年，这就是了不起的吃食，我妈妈一顿省出半个角子，这样一天可以省下一个给我大姨吃。我大姨那时在集上读书，吃不饱，晚上就跑到妈妈那找吃的。经过这样的生活，妈妈一生都很节俭，特别是对于吃的，只要是能吃的东西，从不舍得浪费一点，连吃了菜的菜汤也不舍得，还要拿出一块馒头蘸了吃。她总说，这在60年能救活一个人。
1966年4月爸爸妈妈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姐姐）出生。那年妈妈已经29岁，是个标准的高龄产妇了。当时爸爸已经毕业到安徽工作，生姐姐时他还没赶到家。奶奶紧张，执意将妈妈送到水闸医院生产。妈妈常回忆这一段，想必在当年是很轰动的事，因为大部分妇女都是在家里生产的。生完姐姐，奶奶还留妈妈在医院住了好几天才回。
妈妈一人把孩子带得极仔细，连奶奶都埋怨她带得太干净了。姐姐小时穿的小棉裤只要有一点弄脏了，她都要拆了拿到塘里洗干净，烘干又连夜缝起来。今年爸爸回家过清明，表叔带他去山东曹县玩。妈妈听到了回忆起姐姐小时候缺钙打摆子，爷爷拉车送姐姐去曹县医院，妈妈跟车后跑，三十多里地一日来回。姐姐身体底子好，从小壮实好强，小时候拎笆斗去地里割草，见自己比人割得少就急得哭。这是前年回家一个老家人回忆的，姐姐现在已经是有两个孙子的奶奶，仍有老家人帮她保存着幼年时的趣事，真是幸福。
三年后，也就是1969年妈妈又生我。生我的时候奶奶已经没那么讲究，我是在褚庙医院出生的，已经入冬。爸爸为我起乳名冬梅，寓意坚强如寒冬的梅花。我小时候闹夜，整整哭了两个月，一到晚上就哭，很难带。有一次，妈妈带我回姥姥家，那一晚下了一夜的雨，快天亮了，妈妈忽惊醒，起身抱我坐起来，就在这时一扇门板正打下来，打在我和妈妈刚才躺着的地方。妈妈说，若不坐起来，我们娘俩就都没命了。那是妈妈和我大难不死的一次。
妈妈白天下地干活挣工分，奶奶在家带孩子，姐姐和我都是奶奶带大的。1971年冬天，农闲了，爸爸写信来邀妈妈领孩子到电站玩（我爸爸工作的地方）。奶奶没有阻拦，让爷爷推了几十斤麦子到集上换了粮票，交给妈妈带上。妈妈就领着姐姐和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电站摸，妈妈说那时年轻胆子也大，一路又是火车又是汽车，走了三天才到。那是我第一次离开老家，妈妈说我那时候还走不稳路。到姥姥家告别的时候，姥姥说妈妈：“你这一去就回不来了”。还真被姥姥一语言中，妈妈到了电站便在那留下来，直到八年后才第一次带弟弟回老家探亲，与姥姥的那张大合影就是在那一年照的。
家中的三个孩子只有弟弟是在安徽出生，那是1973年3月。爸爸为弟弟取乳名怀豫，寓意我们的根在河南。弟弟属牛，与妈妈同属相，妈妈总说属牛的人是累命，她和弟弟都累了一辈子，她也最心疼弟弟。爸爸是家中的独子，弟弟又是家中的独子，因此将弟弟看得极其金贵。生弟弟的时候，奶奶也到了电站，那是奶奶出的唯一的一次远门。临走，奶奶说妈妈一人带不了三个孩子，提出把我带回老家。妈妈虽不舍得，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说奶奶带我走的那一天，她在路口站了很久。就这样在我四岁时被奶奶再次带回老家，一直到1977年我已经上三年级时才又回到父母身边，独自在老家有五年之久。这段日子，我虽然离开了父母的羽翼，但在奶奶的呵护下，也过得十分幸福，也正是这段时光成了我最宝贵的童年记忆。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段金色闪亮的日子，我的童年是在河南老家度过的，虽然那只是贫寒的乡村，虽然那里没有电灯也远离一切文明，但那段时间却熠熠闪光，照亮我的一生。因为只有童年的快乐是纯粹的，无关贫富。
再次跟奶奶回到老家时我已经是个四岁女童，那时我已在电站上了幼儿园，学了点唱歌跳舞之类的技能，这些家乡的孩子是无法企及的。我于是很愿意表演给人看，得了很多的夸赞，也因此增强了我的虚荣心。我也深知自己与众不同，因为有个远方，一个既文明又美好的远方等待我回归。
老家地处黄河流域，四周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有最适宜耕种的肥沃土地。冬季，大地白茫茫的，田里基本上只有一种作物，就是刚发苗的小麦，在雪窝里露一点青青的嫩头。地头是已经收割过棉花但不及抱回家的棉花秸秆。这种秸秆易燃，烧起来噼里啪啦，是家家户户烧饭的最好燃料。老家的主要作物是小麦，另有玉米、高粱、棉花，都是些旱地作物。小麦永远不够吃，全家只我一个人可以长年吃白面馒头，奶奶蒸一锅白面馒头就用柳条筐装起来吊在厨房的房梁下，到吃饭就拿几个给我热上，爷爷、奶奶和小姑则吃杂面窝头。
爷爷总是天不亮出门，肩上扛着小笆斗。如是赶牛赶羊，便将牛粪羊粪及时收集起来，即便不赶牛赶羊，也可以拔点草或拾些烧锅的柴禾。一天只吃两顿饭，早上先下地干活，上午九十点吃一顿，中午不吃，傍晚五六点再吃一顿。家里吃得简单，玉米糊配馒头或杂面窝头，菜就是胡萝卜切成细丝，条件好的人家会伴上麻油。因为吃的不顶饿，家里的碗也都大，端在手里像个小盆。吃饭的时候爷爷喜欢一手端碗，碗下夹个馒头，一手拿个筷子（有时没有筷子就撇个小树枝），去村东头小树林子下吃饭。我也尾随爷爷端个碗出门。到地点，爷爷脱一只鞋给我坐下，他自己坐另一只鞋。村里的男人都喜欢聚在那里吃饭，边吃饭边交流各种消息，没有消息也可听听各种新闻旧闻，当然也不乏流言蜚语。吃完饭，爷爷用手bu啦bu啦（老家人读二声，相当于普通话的拍打拍打)脚上的土 ，将鞋重新趿拉上回家。在村东头的聚餐受天气限制，一般多在夏天，更多时候是与爷爷、奶奶、姑姑围着锅台吃饭。咸菜和窝头摆在锅沿上，玉米糊在锅里，吃完随时盛。有时也会吃玉米锅贴，玉米粉合成面，用手拍成粑粑，贴在锅边，熟后一面焦一面软，十分香。
烧饭由奶奶和姑姑负责，爷爷负责种地喂牲口。我偶尔好玩似地在灶间烧锅，看柴禾在锅灶间噼里啪啦地响，随着风箱的拉动，火苗会一上一下地窜动。当时家里不烧煤只烧柴，因此任何可烧的东西都被当成宝贝拾回来。一小截木棍，棉花秸秆，玉米秸秆，连玉米的根须也被拔起来，晒干拍掉根须上的土拾回。棉花秸秆最好烧，玉米根须往往会熄火，冒出一阵呛人的烟，不得不更加卖力地拉风箱才行。烧锅对于我不是苦行，我会借机为自己烤上一把豆子，或是一根玉米棒。一根小铁铲上放上一把豆子，在锅洞里烧不长时间，边可听到豆子炸裂的啪啪声，那诱人的香气无可比拟。
我更多的时候是与村里的孩子疯跑，我有几个玩伴，一个女孩叫俊（家里的读音ZUN四声），一个女孩叫老虎妹妹（不知本名，因她哥叫老虎得名），一个男孩叫雷，年龄都相仿。我小时候营养不良，长得又黄又瘦，头发也是长短不齐。奶奶早上绑在我发辫上的头绳，往往很难幸存到中午，回来时头发就凌乱了。我只一双眼睛长得好看，大眼睛，双眼皮，是我的骄傲。估计小时候没有男孩子喜欢我，女孩子也只是玩伴，谈不上友谊。记得有一次在老虎家门口，我与老虎妹妹扭打在一起，她的妈妈站在坡上并不下来劝阻，反而给她的闺女助威。我本不是一个壮实会打架的孩子，但当时的情形却激发了我的斗志，我用力将老虎妹妹摔倒在地赢了她。这件事一定令我很自豪，我至今都记忆犹新。我与俊玩得比较平和，常常一起跳房子，在地上划上格，拾个瓦片踢来踢去。我们玩得很入迷，晚上没有灯，在月光下也玩。初一那年冬天，我和爸爸回家看奶奶，找到俊她已经在准备嫁妆了，其中一样就是纳好看的鞋垫，而我那一年还不知嫁人为何物。与玩伴雷玩的东西要冒险很多，春节放完鞭炮，没开花的炮筒被我们抢着拾起来，一人一下对墙仍，炮筒碰到墙就反弹回来，反弹远的为赢，可以将输的一方的炮筒赢过来，有点像现在孩子玩的打卡。有时也跟村里的孩子玩打仗游戏，村头的一个土坑做壕沟，将人分两组，一派守一派攻，学电影里的样子冲来冲去。我们往往都玩到天黑，有哪家的大人过去喊孩子回家吃饭了，大家才一哄而散。
我小时像个野小子，会爬树。院子里的几棵枣树碗口粗细，我可以爬上去，大门外面的两棵槐树几可合抱，我也可以爬上去。我有一次奉奶奶之命去邻村人家还东西，我与那家的女孩同学，放学一同去她家。到的太早，她家的大人都还在地里干活，小孩子便爬树玩。爬的那棵树主干斜斜的，我快爬到树梢时，忽然摔下来，之后就没了知觉。迷迷糊糊醒来时，我正爬在那家大人的背上，正被背着送回家。奶奶当时一定吓坏了，但也并没有禁止我爬树，那时的孩子不金贵。爬树的本领陪伴了我很多年，中学时我还可以爬上学校操场边的高杆，因此得了“monkey”的绰号。但长大以后，可能是发现自己要做个淑女之后，就爬不上任何东西了。
六岁那年，村里办学校，老师挨家挨户招学生。那是个年轻的男老师，到我家时我正独自在院子里玩，他问我叫什么名字，几岁了，我都一一回答。他又问我会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我拿根树枝，在院子的地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秦兴会”。本来应该是“慧”字，太复杂我就自己简化成“会”字了，可这个“会”字我也写错了，下面的云写出了头，老师当时就给我纠正过来。我本是想表现一下，给老师一纠正当下惭愧起来。这个片段在我的记忆里极其深刻，那种感觉一辈子都记得。
我就这样成了小学生，比别的孩子小一岁。教室就在村西的一间屋子里，好像是大队的牲口棚，冬天牲口就栓在隔壁，很大的味。教室没有正经的桌椅，桌子是高点的一条土墩，椅子是矮点的一条土墩，村里也没几个孩子。不记得都学了什么，也不记得有没有课本，我那时喜欢年轻的男老师，学习很认真。放学回来，搬凳子在院子枣树下做功课，从1写到10，我为了写得整齐好看，将每个字都写得向右倾斜一点，像英文字母的写法。
在村里上课时间不长，顶多一年，我们又被集中到队里上课，那里就有正规的教室和桌椅了，一排平房，有四五间教室。想来应该是正规的学堂，分算术和语文上课，也有分开的老师。但我那时的学业很差，记得被老师叫到黑板前写字，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好呆呆傻站着。我长大后也算聪明伶俐，最后还上了重点大学，但在当时一点表现没有，以至于姑姑得知我考上了大学都奇怪，与小时候那个调皮的黄毛丫头怎么也对不上号。
1976年冬天，父亲回老家探亲顺便接我回电站上学。我在老家没有玩够，也舍不得爷爷奶奶，坚决不跟父亲走，他到哪我就不去那，一定躲开。父亲不得已，又独自回电站，我于是在老家又多玩了一年，直到八岁才离开家。
那时的学校课很少，劳动却很多，常常组织学生下地劳动。在学校的组织下，我们到田里拾过麦穗，摘过棉花，冬天还拾过番薯干。我从小瘦弱，这些劳动都不是我的强项，拾麦穗总是落在队伍的最后，别人手上一大把，而我只有几小根。但孩子的心理又乐于表现，我就走别人可能不到的地方，希望能有好运气。日后这些关于劳动的回忆总是温暖而快乐的，阳光明亮的日子里大家来到田野，脚下是刚收割过留在地里的麦茬，空气中混合了泥土和麦茬的香味，那是丰收的气味。
学校收的学费也多种多样，记忆里我曾经割草交到学校，学校里也养了羊，我曾经在冬天到田里拾红薯干交到学校。在老家，田里的作物很有限，主要是小麦、玉米、高粱、棉花、番薯、胡萝卜。收获的番薯为了保存，有一种办法是洗净切片，摊在地里晒干。于是地里是一片一片的白，都是等待晒干的红薯片。收拾后，地里会有细碎的红薯片留下来，孩子们便去捡来交给学校，想必学校里养了猪，红薯片是喂猪的好饲料。
我常怀念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大自然给予的一切都是珍贵的。以玉米为例，除玉米可以入食外，玉米的包衣可以编制用具，玉米杆和它的根可以做燃料。麦子也一样，小麦入食，麦麸做牲口饲料，麦秸做燃料。冬天入睡前，爷爷会从院子里抱回一把麦秸，在屋子的地上燃着，将被子的一头抓紧提起，另一头便散成一个喇叭筒，在火上快速一撩，再钻进被窝里就暖和了。晚上，客人来家里说话，也会把人赶快请进屋里，抱一把麦秸烧了取暖，要想久一点，还要加把棉秆，棉秆燃烧起来噼里啪啦的，火花四溅。客人就从袖筒里伸出手，放在火堆上烤，边烤边说话。
夏天，我喜欢到村东树林里捉蝉，也就是知了。蝉从土里钻出来是深褐色的，没有翅膀，只会爬行。如果它爬上树梢，在黎明前它会慢慢褪去厚厚的壳，展开它的翅膀。刚退壳的蝉是浅绿色的，身体十分娇嫩，在阳光的照射下渐渐变成黑色，就可以飞行了。我们捉知了的时机是在它钻出地面顺着树往上爬的那一段，用手顺树干摸。我捉知了的目的是为了打牙祭，那时间仅年节才可以吃肉，人极馋。知了捉回家，先用瓷缸扣着，第二天让奶奶用油和盐煎了吃。有的知了经过一夜，已经准备褪壳了，背部裂开身体微微隆起，就这样也被下油锅。我小时候对这样的做法还生不起慈悲心，只是希望多捉一点解馋。家里有一只爸爸从电站带回的手电，当时在村里是稀罕物，我会央求爷爷打手电去树林里找知了，多的时候一晚上可以找到十几只。长大读法布尔的书，知道蝉要在地底下生活三四年，成熟后才会到树上繁殖后代，但时间很短，仅仅一个夏天，秋天一到便会死去，因此上有“噤若寒蝉”的成语。而我却利用它到树梢生儿育女的机会抓住它，真是残忍。
我就这样在老家疯玩了几年，也渐渐感受到远离父母的孤单。1977年夏天，父亲再次回家接我回电站读书，这一次我如同中了魔一样跟在父亲后面，生怕不小心他一人溜走了。他蹲地上与人说话，我就蹲在他怀里，他的手从后面抓住我的手，边与人说话，边拍啊拍啊，这是记忆里与父亲少有的亲热举动。长大后，我离开家到广东工作，多次央求爸爸妈妈到广东玩，他们就是不答应，一直到儿子读了大学，父亲才随我们来了一次广东。我陪父亲去了香港，在浅水湾的海边，我们都赤了脚在海滩边走，我担心父亲滑倒伸手过去抓住他的手，如同小时候他护着我一样。
自1977年夏天离开故乡，我便跟随父母在安徽生活，读书求学，毕业后又分回安徽工作。2007年，年近不惑，我离开父母到广东独自生活，开始了对父母的日思夜念，更加能够体会父母对爷爷奶奶的牵挂。2014年，儿子思达选取了离安徽较近的学校，大学的四年时间他可以时常回家陪伴老人。这都是后话。
现在想来，我独自在爷爷奶奶身边陪伴的那段日子多多少少弥补了奶奶对于父亲的思念。院子里的东屋是爸爸妈妈住的，爸妈去安徽后东屋就空了。东屋山墙边有一棵大石榴树，年年夏天顶满树的红花，秋天结的石榴咧嘴笑。奶奶将收的石榴各家送，而最好的一定留在地窖里，和一块中秋节的月饼，留给在外工作的儿子回家吃。爸爸常常几年时间才能回家一次，而无论爸爸是否回家，奶奶都会留一块中秋的月饼给父亲。1982年春节，父亲带我回家过年，奶奶从出地窖中拿出月饼给父亲，月饼已经一股霉味了，但父亲还是低着头小心捧在手上吃了。父亲吃的很慢，昏暗的灯光下我无法看清父亲的表情。而我每每回想到此，都会泪流满面，特别是自己多年后也远离父母，独自在广东漂泊。
有一次在杂志上看到一段话：“匆匆来去的候鸟，它们不停地迁徙，只为了追逐温暖的阳光。”我感觉是在说我。“每一个人都可以回到故乡，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回到童年。”我感觉也是在说我。我同时也深知，这些引起我共鸣的句子，也同时打动着每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
1985年秋天，奶奶走了。爸爸妈妈赶回老家料理丧事我们并不知情，爸妈回来时，我看到他们手臂上带着孝才明白，我当时在水池里洗花生。我一句话没有，爸妈一句话也没有，我的眼泪一个劲地往下流，流到水池里又都看不见了。
多年以后，大姑来家里玩，才听到一些奶奶临终的情况。她说奶奶总有病，为了划成分的事，奶奶一辈子也想不明白。奶奶走的那天很快，晌午说不舒服便赶车往县里送，大姑跟着，石庄的两个舅爷也跟着，过水闸还没到赵庄，奶奶说想吃点东西，奶奶一辈子从来没要过东西吃。姑姑忙着递上去了，奶奶没吃几口，一口气上不来便走了，那一日是农历七月二十九日。奶奶在赵庄的东边咽的气，没能送到县里。爸爸也没能在身边。
1992年冬天，爷爷也走了。我没了奶奶走时的悲伤，心里淡淡的，仿佛爷爷和奶奶终于又在一起了。
2013年春天，弟弟一家陪父母回老家探亲，这是弟弟继五岁回老家之后，仅有的一次探亲，他那时已经娶亲生子，也成了一个父亲。在外甥的婚礼上，我和弟弟遇到一起，他向我了描述扫墓时的情景。在一片绿油油的麦田里，镌刻有爷爷奶奶名字的石碑高高耸立着，那是泰山石。我顾不上周遭的热闹，只是流泪，泪眼朦胧中，仿佛也看到了那片绿油油的麦田。
2015年秋天， 我和姐姐陪父母回老家探亲。家中的一切都不复是记忆中的模样，老宅子不在了，小姑一家在院子里重新盖起了二层小楼，当年东屋的位置现在是厨房，而厨屋的位置又种满了花草，枣树、石榴树、榆树都不见了踪影。村南边的池塘，现在都快平了，池塘边的水井也废弃了，干干的没有一点水。小时候的玩伴，有的嫁走了，有的外出打工，一年也难得回来一次。村口遇到一位晒太阳的老太太，父亲忙上前招呼，喊她二嫂子。我仅偶遇了俊的妈妈，她仍然记得我是她女儿的玩伴，只是惊讶我怎么长成这样了。有个白发苍苍的二大娘，仍记得姐姐小的时候去割草，比别人割的少便急得哭，又说姐姐上次回来，是奶奶过三年。真是佩服老家人的记忆。
回家的第二日去给爷爷奶奶上坟，姑父事先收了地里的玉米，玉米秸直接碎在地里做肥料。父亲领着我们踩着软软的玉米秸往里走，见爷爷奶奶的石碑高高的耸立在玉米地里，石碑后是几棵柏树，父亲说本来种了四棵，但有一棵怎么也活不了，补种了一次，还是死了。我们都在坟前跟爷爷奶奶说了话，我是在心里说的，更多的时候只是流泪。旁边仍有大片没有收割的玉米，母亲顺手撇下一根，递给我和姐姐当甜秸吃，她自己也拿起一根来嚼，记得小时候甘蔗很稀罕，在地里劳动，常找这种玉米秸来解馋。妈妈已经78岁了，但嚼玉米秸的顽皮样子又好像回到了小时候。我也一下子释然了。
在奶奶走后三十年，我终于来到了爷爷奶奶安息的地方。
时光的河流永远流淌，从不因我们的悲喜而停留片刻。我知道每一个人的精神家园里，都保有那样一片净土，没有受世俗，也没有受尘世的一点污染，更没有受时代的影响而变迁，她一直存在那里，在我们记忆的最深处，并从那里给予我们生生不息的动力。
【作者简介】秦兴慧 字敦敏，号如玉。河南民权人，1969年生，武汉工业大学（现武汉理工大学）毕业，社会供职深圳能源。中华诗词协会会员，望岳雅集公益诗词学校首期高研班毕业生，见山诗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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