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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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父亲是山，母亲是水。”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人。在我成长的岁月里，父亲一直是我最敬爱的导师和最坚强的依靠。
回忆起父亲，他中等身材，顺风头，方形脸，门牙上镶着一颗不锈钢牙，因伤走路时脚有点跛，但整体看起来仍然威武。
父亲于1930年出生在屠甸红星村王家头的一个贫民家庭，家里有兄弟姐妹五人，父亲排行老二。他从小聪明好学，随大人学做道士，练就了一手好书法。16岁那年，他在一次出门的“道场”仪式中被远村王家门的王道士相中，后来成了王道士王林槐的上门女婿。父亲与母亲结婚后的第四个年头，也就是他20虚岁那年，提出了参军当兵的念头。当时，老丈人心中有些想法，母亲更不用说了。经过父亲的耐心说服和请求，最终打动了老丈人和妻子的心。看到父亲报国心切，老丈人和妻子决定支持他报名参军。
1951年1月，父亲怀着报国之心，通过体检政审后，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新兵军训，父亲被编入彭德怀所属的部队。
父亲在部队算是有文化的士兵了，他性格开朗、为人厚道，善于帮助战友，深得领导赏识。他先后担任班长、排长，后晋升为正连级。1956年初，母亲有幸以随军家属的身份去了部队，并安置在北京飞机场工作，解决了夫妻分居的问题。夫妻有了照应，不久后就有了我姐姐。几年后，由于爷爷奶奶身体原因无人照顾，母亲无奈放弃了轻松的工作，回到老家照顾长辈，过上了艰难的生活。
父亲因政治素质过硬，善辩是非、立场坚定，有一套独当一面的保卫能力，被选拔抽调进中央调查组做保卫工作。他先后担任浙江、四川、蒙古等地巡查人员的保卫任务。在浙江巡查保卫任务完成后，父亲从杭州返回北京路过家乡时，请假短暂停留家中两天。当时，姑夫曾说：“你爸身穿‘北京蓝’四个袋的便衣中山装，身带防身手枪，可威风了。”
▲王其良夫妻 1961年春节 图右
记得196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姐弟三人和母亲晚饭后在房前乘凉，父亲肩上挑着两个包，腿一瘸一拐地回来了。看到父亲，我们姐弟三人扑过去，齐声喊着：“爸爸。”父亲连忙放下包，双手紧紧抱住了我们。母亲忙问父亲的脚怎么了，后来才知道父亲被造反派打伤了，头上还被打出了个肿块。父亲在家里养伤两个月才回部队。头上的肿块一直到父亲去世都没有消退。
1968年，父亲随部队进驻中国人民解放军甘肃省文县人民武装部工作组。1970年6月，父亲随部队参加水利电力部第五工程局的建设。1973年12月复员。1980年12月，父亲因病从水利部第五工程局退休。当时，父亲把我送到了他工作的原单位。因为我一直住在乡下，从未出过远门，要离家去那么远的地方，我心里有些胆怯。父亲告诉我：“好男儿志在四方，你已经长大了，应该出去闯荡闯荡。”
同年12月，经过政审，我有幸接了父亲的班，进入水电五局，成为了一名正式工人。
父亲非常孝敬老人，特别是对自己两头的父母，总是满怀愧疚。每次回家探亲，他都会尽力孝顺他们，以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父亲小时候认了两位干妈，每次回家探亲总不忘买些礼物，带着我们姐弟三个去寄奶奶家探望她们。寄奶奶见到父亲总是开心得合不拢嘴，烧了好多菜招待我们，直到她们过世。
父亲每年只探亲一次，大多只住一个月，但他每次回家都会帮母亲干一些自留地里的活。他还常常告诫我们：要听母亲的话，做人要诚实守信，做事要有担当，要懂得礼让，在生活中姐弟之间要互相包容、互相忍让、互相帮助，为母亲分担力所能及的事。父亲还会去学校了解我们的学习情况，鼓励我们好好学习。我们放学回家，他也会检查辅导我们的作业，用深厚的期盼送我们走进知识的殿堂，希望我们成为有学问的人。父亲的话虽然简单，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他的举动虽然平凡，但蕴含着对我们的殷切期盼。
父亲在外面打拼的日子里，母亲也总是以礼服人，从不打骂我们。在父母的教导下，我们都非常听母亲的话，争着做力所能及的事，姐弟三人和睦相处，从不出去惹事生非，尽量让母亲少操心。父亲不仅是我生活中的引路人，更是我精神上的导师。他的教诲是我一生的指南，照亮着我前行的方向，使我成为了一个能为社会作贡献的人。
1979年的一次信中，我大胆地讲述了个人感情上的事情，与邻村的一位女子有了爱意。父亲在回信中提醒我要慎重考虑，终身大事不可草率。父亲深知分居两地相互照顾不了的痛苦，我能理解他的担心。在父亲退休回家前的几个月，父亲提起我的个人事情时，我表达了个人的意愿，父亲最终尊重了我的决定。这件事让我感受到父亲深深的爱意，他通情达理且善解人意。这位女子最终成了我的终生伴侣，经过努力，她也成为了一名政府职员。在定亲前几天，父亲还给了我60元钱。当时，这笔钱对我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接过父亲的钱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第二天，我约了这位姑娘踏上古道前往海宁硖石繁华闹市，品尝可口的美餐，买了一套名著《水浒传》，当然少不了观看电影。
记得父亲带我去河北岳城水库参加工作时，我看到了他手上的上海牌手表，心里羡慕不已。他带我去见了几位老乡和老同事，返回老家前的那天晚上，我跟父亲说能否把这块手表留给我，把我单位补发的工资给他。父亲二话不说，摘下表来交给了我，并接过了我的工资。当时，这个举动让我觉得父亲有点过分，心里有些不舍。但细想，父亲是在暗示我：你已经长大了，有了工资收入，应该自食其力，不能永远依靠父亲。
记得九十年代初，我调回南方老家工作后，有一位老家是浦江的个体户找到我。那天是星期天，我们在乡下吃中饭。他急匆匆赶到我家，告诉我家中有急事需回浦江半个月，需要请假。当时乡下通讯条件差，还没有安装电话。父亲让我叫他一起吃饭，那人在我的盛情邀请下，终于同意了。饭后，他硬塞给我50元人民币，说给父亲买点香烟抽。我坚决不要，他就把钱放在了八仙桌上。父亲见状翻脸了，母亲也忙说这样不行，父亲狠狠地训斥了他。那人不得不把50元钱收起来。我深知父亲的用意，同时也在无意中告诫我：挣钱要走正道，不劳而获的钱是要不得的。
父亲在原单位和同事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在水电五局一分局工作期间，只要提到我是王其良的儿子，总能受到长辈们的照顾，他们也会教导我要做父亲一样的人。
我的父亲虽然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在我的心中却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是我最敬爱的人，更是我一生中最敬佩、最崇拜的大男人！父亲的言传身教，不仅塑造了我的人格，也激励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努力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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