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IGARASHI, Hiroki, & SAITO, Hiro.(2014). Cosmopolitanism as cultural capital: Exploring the intersection of globalization, edu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 Cultural Sociology, 8(3), 222-239.
摘译：王思禹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在过去十年中，社会学家们开始研究人们如何获取和表达世界主义资本（cosmopolitanism）——一种对外国他者和文化开放的态度。近年来，一些批判性声音开始围绕Pierre Bourdieu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展开，探讨世界主义资本作为文化资本的新元素，作为在全球化世界中争夺主导地位的斗争焦点。
在本文中，我们通过探讨世界主义资本如何作为文化资本运作成为日益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分层的一个核心要素，来考察Bourdieu方法的分析潜力。
世界主义资本与Bourdieu理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开始将世界主义资本视为一种实证现象，而非规范性理想。这些社会学家通常将世界主义资本定义为对外国他者和文化的开放态度，并探讨它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实践和制度中出现。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坚持从更为批判的视角探讨世界主义资本，分析它在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与社会分层相互交织。这些持批判态度的社会学家，无论是明确地还是隐含地，都借用了Pierre Bourdieu的核心概念，尤其是“文化资本”，来探讨表面上看似令人向往的世界主义资本，实际上它却可能会延续社会分层，即群体内部不平等的权力分配。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世界主义资本是否是通过教育体系成为文化资本的制度化形式，如果是的话，具体是如何实现的。在我们进一步探讨Bourdieu视角下世界主义资本与全球化世界中的社会分层关系之前，必须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
世界主义资本、教育与社会分层
最初，现代教育体系并未推动世界主义资本的形成，因为它们主要作为国家建设的工具而发展。然而，近年来世界政治体制理论的比较研究表明，全球各地的教育体系现在正逐步普及化一种以人类共同性而非国籍为主要参照框架的世界主义图式。具体来说，越来越多的教育体系将理想的个人特质定义为：个体需要掌握一门世界语言——几乎可以确定是英语。个体还应能够作为超国家公民发挥作用，并从更普遍的视角反思本土和国家历史。因此，教育政策和学校课程越来越多地强调对外部他者的开放态度以及在全球化世界中与其他文化共处和合作的能力。
此外，教育对在全球化世界中运作所需能力的重视，也得到了新自由主义对教育政策和学校课程日益影响的强化。过去，教育体系被定义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工具，而新自由主义则将焦点从国家经济转向全球经济。在这种背景下，新自由主义教育将世界主义资本视为个人在全球经济中茁壮成长所需的重要特质：它的目标是培养“战略型世界主义者……能够在全球竞争不断变化的情境中脱颖而出，无论是作为工人、经理还是企业家”。总之，不仅是人权教育，新自由主义教育也将世界主义资本视为在全球化世界中顺利运作的前提。
世界主义资本的不平等获取
要使世界主义资本作为文化资本得到普及化并发挥作用，其获取必须是不平等的。文化资本之所以成为社会分层的关键因素，是因为它在特定领域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根据现有的证据，全球教育领域正逐渐形成，并且该领域呈现层级结构，从而导致不同群体对世界主义资本的获取存在不平等。
首先，高等教育作为赋予学术资格并将其视为文化资本的关键制度，在构建全球层级结构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这一过程的背景是21世纪初全球大学排名的出现。这些排名通过根据相同的标准对全球大学进行层级排序，从而不平等地分配声望，进而使“全球”成为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竞争的适当程度。
此外，大学在回应全球排名时的“定位”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教育领域的层级化。大学管理者在制定提升学校声誉的战略时，通常会参考这些排名，并力图为学校在全球高等教育领域中找到独特的位置。换句话说，全球大学排名和大学管理者的相应举措共同推动了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全球竞争，争夺“象征资本”，即对某些评估标准普及性的权力。
选择到国外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在构建层级化的全球教育领域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具体而言，越来越多来自中国、印度和韩国等非欧洲国家的学生选择前往北美和西欧攻读本科和研究生学位。用Bourdieu的理论来解释，非西方国家的学生通过内化偏见，参与了全球高等教育领域的制度化进程。
因此，全球大学排名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组织和个人反应，似乎将北美和西欧的大学学位制度化为世界主义资本的象征。因此，鉴于全球领域的层级结构，西方国家的人们从相较于非西方国家的人群，一开始就可以逐渐积累优势。
父母的文化、经济和社会资本的媒介作用
首先，父母将文化资本以具体形式传递给子女，而这种在社会化初期阶段的习性在决定孩子后续文化资本获得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已有研究表明，来自高社会经济地位（SES）家庭的孩子更容易追求作为文化资本的世界主义，因为这些家庭的父母更可能本身就拥有世界主义资本：教育水平与对外部文化的开放程度密切相关。
其次，不同家庭拥有不同数量的经济资本，这决定了孩子能够选择的教育轨迹。然而，家庭经济资本的多少并不直接决定孩子的教育轨迹。一个重要的中介因素是家庭的阶层背景，即尽管这两个阶层家庭的经济资本量相似，但由于其不同的阶层背景，他们的教育选择却可能截然不同。此外，孩子自身的学业表现也可能在家庭经济资本与其教育轨迹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第三，不同家庭拥有不同数量的跨国联系，这些联系可以作为社会资本，帮助孩子获取作为文化资本的世界主义资本。
世界主义资本的地域性收益
为了使世界主义资本能够充分作为文化资本运作，它必须能够转化为劳动市场上的“收益”，使其拥有者能够获得那些需要与多国人士广泛互动的职位，因为文化资本的制度化状态被概念化为“进入越来越多职位，特别是主导性职位的普及条件”。
现有证据表明，几乎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学生、家长、大学管理者和雇主——都认为能够体现世界主义资本的学历在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中会带来更好的就业机会。当然，世界主义资本是否真的能带来收益仍是一个需要实证研究的问题；然而，如果利益相关者根据这一信念采取行动，他们的想法可能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从而促使世界主义资本逐步制度化，并在劳动市场上转化为实际收益。鉴于来自非西方国家的学生不断涌向西方国家寻求高等教育，世界主义资本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真正转化为收益。
现有证据表明，北美和西欧的大学学位作为一种世界主义资本，能够为持有者在需要与不同国籍的人进行广泛互动的职位竞争中提供优势。不过，目前世界主义资本并未在全球范围内完全流通，而是根据地区、国家和劳动市场的不同细分领域，其收益率存在差异。
事实上，不仅是世界主义资本的收益，甚至其定义本身也往往受到地区和国家背景的深刻影响。例如在欧洲，世界主义资本主要通过泛欧洲的态度和能力来定义。类似的世界主义资本定义差异也可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找到，这取决于这些地区与西方大国之间的殖民和后殖民历史。因此，作为文化资本的世界主义资本所构成的全球争夺领域，显然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
此外，我们认为，世界主义资本的收益和定义在地理上的不均衡性受到全球化背景下民族主义持久存在的放大作用。这种世界主义资本与民族主义作为制度性逻辑的并存表明：世界主义资本的较大体量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在劳动市场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中更高的成功机会。最大化成功机会的，似乎是“正确的”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学历的结合，这种结合能够显示学历持有者在全球和国家领域中有效运作的能力和素质。实际上，世界主义资本与民族主义如何相互交织依然是世界主义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但尚未得到明确解答。
结论
本文通过探讨Bourdieu的方法在世界主义资本分析中的应用，阐明了世界主义资本如何作为文化资本在全球化世界中运作，并成为社会分层的一个核心机制。具体而言，基于现有研究，本文提出教育体系是将世界主义资本制度化的关键机制，并通过三个步骤实现这一过程。
首先，教育体系将世界主义资本普遍化，认为对外部文化的开放态度以及轻松应对这种开放能力应该是全球化世界中每个人应具备的普遍素质。
其次，教育体系在获取世界主义资本的机会方面存在不平等。在生产层面，教育体系在不同国家、学校和课程中不平等地分配世界主义资本，尤其是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存在明显的层级差异；而在消费层面，拥有大量文化、经济和社会资本的家庭更容易获得与大规模世界主义资本相关的教育机会。
最后，教育体系将传递世界主义资本的学历与需要广泛跨国互动的职位挂钩。因此，教育体系通过将世界主义资本定义为普遍渴望的文化资本，并使其获取和收益在全球范围内的不同行为群体中不平等地分配，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阶层化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