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监狱国」之称从何而来？从刑事政策的起落看大选背后的迷思

美国的监禁率高居世界之首，这或许是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信息。而高监禁率的背后，其实是不同理念的刑事政策在美国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博弈的结果：一边喊着要从根源上解决犯罪问题，却带来了加州「零元购」盛行的荒唐结果；一边喊着要「Law and Order」，但大规模监禁带来的财政负担和衍生出来的社会问题又该如何处理？

今年美国大选的其中一位候选人，来自民主党的哈里斯，此前就曾经担任过加州的总检察长，她在任期间的一些政策就颇有争议，为加州带来了「零元购」的 47 号法案也是在同一时期通过的。

民主党在加州支持率的下降和他们所实行的刑事政策有什么关系？加州的监狱如何成为美国最拥挤的监狱？让人匪夷所思的「零元购」法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出台的？以及，特朗普的上台会是历史的又一次镜像轮回吗，美国未来的刑事政策会走向何方？

美国的高监禁率是怎么回事？

美国一直标榜自己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但同时它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监狱国家」。美国的监禁人数从上世纪 七十年代开始迅速上涨，一直持续到 2008 年金融危机，在 2009 年之后才开始缓慢下降。但根据最新数据，疫情阶段监禁率又开始缓慢上升。美国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 5%，但它的监狱人口却占到了世界总监狱人口的 1/4，远远超过其他西方国家。

那么导致美国高监禁率的原因是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存在很多不同的解释。主流观点认为，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美国的犯罪率开始直线上升，致命的暴力犯罪、街头陌生人犯罪都在增加，财产犯罪的数量也在上升。到了八十年代，毒品犯罪率更是迅猛上涨。犯罪形势的持续恶化使得民众普遍感到恐慌，并开始责怪政府没有保护好他们的安全，认为政府对犯罪行为太过软弱（soft on crime），要求政府强硬起来，实行「严刑峻法」（tough on crime）。这样的诉求促使政府出台了很多严厉的法律措施，导致监禁率不断上升。

但是为什么六十年代犯罪率会上升？

提到六十年代的美国，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民权运动。早期的民权运动以和平示威为主，但后来开始转向暴力。在北方大城市的黑人聚居区，经常发生黑人青年与巡逻警察的冲突。同一时间发生的还有针对越战的反战运动，以及女权运动等，原本失权的群体开始争取自己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保守派政治家开始有意识地将政治抗议称为「骚乱」（riots），定性它们为犯罪行为，给民权人士和反战人士贴上犯罪分子的标签，并向民众宣称街头暴力就是这些所谓的犯罪分子造成的，从而使得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种对犯罪的恐惧。

六十年代海洛因也开始泛滥，不过美国真正把毒品作为严重问题来处理是在八十年代。那时出现了一种新型毒品叫快客，海洛因由于价格更高，主要是白人在吸食，而相对便宜的快客则在黑人社区迅速流行开来。在这之前，毒品问题更多被视为公共卫生问题，因为本质上是药物滥用。但从八十年代开始，保守派将其犯罪化，公共卫生问题于是转变为犯罪问题，毒品被认定为各种犯罪的根源。在随后的禁毒战争中，执法机构重点打击的是黑人吸食更多的快客，而非白人吸食更多的海洛因，这也被认为体现了刑事司法政策的系统性歧视。这场全国性的禁毒战争导致大量人员入狱，为美国的大规模监禁（mass incarceration）做出了重要「贡献」。

不过美国犯罪治理的相关政策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趋于严厉的，它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是的，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变化过程。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任的民主党的约翰逊总统，他就主张导致犯罪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社会的不平等这样的结构性问题，单纯地囚禁罪犯无济于事。刑法界有句话说「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这也是民主党一直奉行的理念。

美国在战后的五十年代经济发展非常兴盛，各个阶层都蒸蒸日上，大家能够看到更开阔的可能性，生活充满希望，所以愿意宽容和理解他人，也能够用更包容的政策对待所谓的罪犯。那时美国刑事政策的核心理念是矫治（rehabilitation），认为犯罪者可能是由于种种生活条件的缺陷而走上歧途，与此同时，约翰逊总统还启动了「伟大社会」计划，投入大量资金以改善经济不平等的情况，为弱势群体注入各种资源。但不巧的是，此时国内爆发了针对越战的大规模反战抗议，局势十分动荡，民权运动也在这时兴起，黑人开始争取自己的权益，这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白人的危机感。早期北方白人对南方三 K 党迫害黑人的行为还存有同情，但当黑人开始上街进行暴力抗议，被影响到日常生活的白人开始感到恐惧。

当美国社会因为这一系列抗议运动陷入混乱时，共和党开始指责是民主党的政策导致了社会失序，批评他们对犯罪行为太过软弱，对民众的安全不负责任。当时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戈德华特发表演说，强调「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将犯罪问题工具化，以此获得选举优势。

「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的说法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中又出现了。

特朗普现在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历史重演。对「法律与秩序」的强调是共和党一向的政策，但民主党却在这些议题上分裂成了两派，一部分人坚持原来的立场，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必须改变策略才能和共和党竞争，否则会失去选民。最终共和党在大选上的胜利使得民主党不得不妥协，也加入了强硬派的阵营。到了克林顿总统在任的时期（1992-2001），民主党在犯罪问题上的立场也变得非常强硬，这种基调一直持续到 2000 年前后。

美国的犯罪率从九十年代开始大幅下降，对此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其中有人认为是严刑峻法和大规模监禁起了作用，但这种说法后来受到了质疑，因为其他西方国家在六十年代也经历了犯罪率的上升，但它们并没有采取严刑峻法的治理方式，犯罪率在九十年代同样也下降了。总之到了 2000 年，随着犯罪率的持续下降，人们对犯罪问题的关注度降低了，而且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打击犯罪的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实行严刑峻法的共识，这个议题也失去了争议性。

在这样的契机下，一批「进步检察官」开始出现，为什么是检察官而不是法官呢？这与美国刑事司法体系的构造密切相关。在刑事司法领域，美国的联邦并不凌驾于地方之上，地方不必听从联邦指挥，各州、各郡才是刑事司法的主要决策者，联邦仅仅起到补充作用。美国在 1970 年代开始了一项重要的量刑改革，此前，法官在量刑时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实行「不定期刑制度」，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和犯罪人的表现确定大致刑期。服刑期间，假释委员会会定期评估服刑人员的改造情况，决定是否准予假释。

而随着刑事政策趋向严厉化，美国民众开始质疑法官的量刑权限过大，量刑过于宽松且标准不统一。为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各级司法机构相继出台量刑指南，联邦和各州都制定了各自的量刑标准，规定了在特定情况下的量刑区间。

与此同时，美国也开始推行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制度。

是的，随着法官权力的减少，检察官的权力随之扩大。虽然我们在美剧中经常看到检察官与律师在陪审团面前唇枪舌战的场景，但实际上约 95% 的案件都是通过辩诉交易解决，而不是通过庭审。

美国的违法行为分为三个层级：轻微违法（infraction）、轻罪（misdemeanor）和重罪（felony）。轻微违法类似于中国的治安处罚，一般处以罚款或社区劳动，最多拘留几天，而轻罪和重罪都属于刑事犯罪范畴。

「重罪」和「轻罪」的翻译其实有一定的误导性，因为它表达的并不是罪行的轻重程度，比如某些犯罪只能以重罪起诉，如谋杀、强奸等；某些则只能以轻罪起诉，如卖淫、公共场所醉酒等。也有一些罪名，如故意伤害、家庭暴力等，检察官可以选择以重罪或轻罪起诉，这往往取决于犯罪嫌疑人的配合程度。

检察官在量刑方面也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即使罪名无法改变，但如果犯罪嫌疑人认罪，检察官可以建议从轻处罚。但初次面对刑事司法系统的犯罪嫌疑人往往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虽然经济条件好的可以聘请私人律师，但大多数人只能依靠政府的公派律师，这些公派律师工作量大、案件收益低，很多时候可能无法提供实质性帮助。这种情况下，被关在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面对检察官提供的选择 —— 不认罪可能面临 25 年刑期，认罪只判 5 年 —— 往往会选择认罪。这种做法导致了许多冤假错案的产生，即使是被错误逮捕的无辜者，在检察官的施压下也可能被迫认罪。因此，辩诉交易的普及也让检察官成为了刑事司法系统中实质性的决定人物。

在 2000 年以前，检察官出于政治考虑和工作便利，普遍采取强硬立场。但 2000 年后，犯罪率显著下降，政治分歧减少，反恐成为了新的焦点，人们开始意识到大规模监禁的弊端，改革的契机出现。有观点提出，如果检察官能从「严刑峻法」转向「解决犯罪根源」，是否就能避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处理犯罪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进步检察官」应运而生。

哈里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步入了政坛，2004 年的时候竞选成为旧金山的地方检察官，2010 年成为加州总检察长，加州的刑事司法政策也从严打犯罪转向了所谓的犯罪预防。

没错，特朗普在这次的总统竞选里就指责哈里斯，认为正是她这种自由派的措施导致了旧金山财产犯罪的激增。我在 22、23 年到旧金山的时候就有一种体感，这里已经不止是「砸车之都」了，还是「零元购之都」，原来的店基本都关门倒闭，甚至会看到连面包这种商品都被锁在货柜里。而「零元购」这种说法的诞生其实是因为加州在 2014 年公投通过的 47 号提案，其中规定数额在 950 美元以下的盗窃都不再按照重罪处理，法定刑基本都在一年以下，可能交一些罚款，再做一些社区劳动就结束了。

听上去非常荒谬的法案当初是出于什么目的设计的呢？

加州虽然是一个深蓝州，但它的严刑峻法其实是很厉害的，监禁率长期居于美国各州之首，经常出现监狱关不下犯人的情况，甚至到后来还出现了连公共场地都住着人的「超级监狱」。这个时候美国的最高法院看不下去了，因为根据美国宪法的第八修正案，不得对人施以残酷的处罚（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s），此时加州监狱的情况肯定是违背了这一原则的，于是最高法院就敦促加州政府，必须在两年之内疏散一定数量的囚犯。

另一方面，严刑峻法也是有很高的经济代价的，政府把罪犯抓起来再关进监狱，其实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而在政府财政有限的情况下，如果在监禁上花了太多钱，教育、基建等等这些其他方面的支出就极其有限了，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加州居民对哈里斯还有她的政策不太感冒的原因，因为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了侵犯。

在这样的背景下，哈里斯的立场其实是相对温和的。她确实对一些包括持枪犯罪、家暴等罪名比较强硬，但也有自由派的一面，比如坚持不寻求死刑。另外，她还推动了回归社会计划，致力于解决导致犯罪的根源问题。有数据显示，经过这个改造计划的犯人的重新犯罪率仅为 10%。

但即使这个数据是真实的，普通民众也不会去关注这些报告。他们更直接的感受是 47 号法案通过后，「零元购」案件激增，包括吸毒的人也越来越随处可见。

不过这其实不能完全归咎于她个人。当时为了降低监狱的监禁人数，加州政府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比如将州立监狱的服刑人员分流到地方监狱，以及通过相关的法案，规定对非暴力、非严重、非性犯罪的「三非」罪犯不再收监。这就是为什么警察对「零元购」这样的案件不太积极，因为监狱已经人满为患，正在想方设法减少在押人员，怎么还会把好不容易释放出去的空位又填补上新的犯人？

这确实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现在陷入了两难境地。

47 号提案的初衷是通过减少监狱的服刑人员来节省开支，并将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解决犯罪根源问题 —— 比如预防辍学、提升心理健康、减少药物滥用等项目。虽然政府确实做了这些事情，但它的积极影响和相关数据大家并不了解，反而是由此产生的大量「零元购」事件在真实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美国在六七十年代完全倒向了严刑峻法，民众的心理基础跟现在其实是一样的？

确实如此。哈里斯作为有色人种为什么得不到黑人的支持，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有研究表明，虽然大规模监禁的对象大多是黑人，但在很多黑人社区中，包括社区领袖在内的许多人都支持严刑峻法，认为某些黑人检察官过分保护犯罪者的利益，反而罔顾了遵纪守法者的权益。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警察执法的偏差。当涉及黑人侵犯白人的案件时，警察会迅速出动；但对于黑人之间的犯罪，警方往往反应迟缓。这导致了一个矛盾的现象：黑人社区一方面经常受到警察的过度盘查，另一方面当他们作为受害者时却得不到及时的保护。2016 年特朗普竞选时就抓住了这一点，他意识到黑人社区对于严刑峻法有强烈需求，渴望安全的生活环境。他将黑人社区描述成「杀戮场」，强调「Law and Order」是减少犯罪唯一的出路。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美国的刑事司法体系中其实已经有相当数量的黑人警察、检察官和法官。但研究显示，这些进入执法与司法体系的黑人在面对黑人罪犯时往往不会心慈手软，有时甚至会更加严厉。

这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吗？

没错，他们会想：「我们都是黑人，我能有体面的职业，兢兢业业工作，你为什么要吸毒犯罪，屡教不改，给我们黑人丢脸？」这种出于自尊心和尊严感的态度，让他们对那些「败类」的惩罚更加严厉。

黑人男性似乎也是更支持特朗普的一个群体。

是的。其实大规模监禁的兴起，除了刑事政策的严厉化之外，还有一种解读来自美国学者 Alexandra 的畅销书《The New Jim Crow: Mass Incarceration in the Age of Colorblindness》。她认为大规模监禁其实是一种新型奴隶制，当黑人通过民权运动挣脱了旧式奴隶制后，白人至上主义者需要新的方式来维持控制，于是就把监狱系统作为新的奴役工具，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狱中关押的大多是黑人，这种观点在美国一度很有市场。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种解释「too quick, too simple」，大规模监禁的形成并非自上而下的设计，而是各方「无心的共谋」。美国有 51 套刑事司法体系，包括联邦和各州的系统，以及各郡的地方体系，整体结构松散，各个层级都在独立运作。

我个人倾向于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角度来解读。大规模监禁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经济转型和工业衰退，《钢的城》这本书里就详细描述了经济转型带来的变化：在工业蓬勃发展时期，白人、黑人、女性都能在北方城市找到体面工作，收入稳定，但随着工业衰退，劳动力过剩，黑人最先被排挤出劳动力市场，黑人女性转而进入照护行业，但黑人男性的处境依然困难。他们原本可以靠高中学历在工厂做工人，过上体面生活，但产业转型后，没有大学文凭的他们失去了立足之地，只能流落街头，为了生存，一些人不得不转向帮派和毒品交易。

这种性别差异在今年大选中表现得很明显，我们之前的节目中也讨论过，女性更倾向于进步主义，而男性则趋于保守。

这个语境下走向保守的就是所谓的红脖子白人男性，伯克利有位教授写了本很有名的书叫《故土上的陌生人》，他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美国梦就像在山顶，大家从山脚排队往上走，努力攀爬，期待有朝一日能实现梦想。但这些人排着排着发现，有人插队了。先是黑人以平权为名要求优待，说「你们以前亏待我们，现在该补偿我们了」，他们看到有些黑人不工作也能领救济；接着是女权运动，女性也要求自己的权益，现在又来了非法移民。这种心理落差让他们无法接受：「为什么会这样？」

如果说这种情况与六七十年代形成某种历史映照，那么接下来的几年相关政策可能会更加严苛。

没错，特朗普也在他的竞选网站上把「Law and Order」作为一个重要卖点。与中国的监狱体系不同，美国除了州和联邦的公立监狱外，还有私营监狱，有的甚至是上市公司，比如 Corrections Corporation of America (CCA)。这些私营监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监狱拥挤的问题，比如加州为了减少州立监狱囚禁犯人的数量，就把一部分犯人转移到了私营监狱。特朗普 2016 年当选总统后，股市立即做出反应，CCA 的股价大幅上涨，增幅超过同期其他所有股票。

一方面理性告诉我们应该进行更温和的刑事司法改革，但另一方面，当自己亲身经历过危险后，想法或许也会改变。

作为法学学者，我认同民主党和自由派的理念，但作为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犯罪时，我也会想「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就像有人说的，你所有的诗和远方，在具体的生活境遇中都会迅速坍缩。

要求普通人保持理想主义视角是非常苛刻的。所以虽然民主党的理念可能是正确的，但在现实中往往得不到支持，因为他们忽视了普通民众的常识（common sense）和日常生活经验。

犯罪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问题，是多种因素积累的结果，如果不解决教育、家庭、社区支持等问题，不完善出狱人员的再就业途径，单纯的司法改革并不能解决问题。比如加州将资金投入到庇护所的建设，却在撤销公立小学，这究竟是在减少还是在制造新的罪犯？

自由派的政策出发点是好的，但理念上的逻辑推论正确，并不意味着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就能取得预期效果。从民主党的失败中我们也需要反思，理想化的东西在真正落实后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这确实值得我们警醒。

感觉近 200 年来，理想主义落地后产生意想不到恶果的例子屡见不鲜。

以上对话整理自

声动活泼旗下播客「声东击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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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声东击西」

审校/可宣

编辑/Riley

排版/Riley

运营/Geor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