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对普通人来说，产业即为高处，城镇也是高处。哪里的产业发展得好，哪里就是人的流动方向。农村是低收入区，城镇是高收入区，大城市是收入的更高地区。收入的高低，决定了人为什么要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
城和村的边界，只差着一道城墙的距离。从前，“人与财富”的流动并不受那堵墙的限制。如今，那堵墙早已拆掉，城与村的边界已经模糊。然而，在“想进城”和“想下乡”的人心中，却有一道看不见的墙。
农民的“城市梦”和市民的“田园梦”是相通的。然而，农民想融进城市不容易，市民想融入乡村也不那么简单。对于“人财物”的城乡互通障碍，到底是什么形成了那堵“看不见的墙”？
一、曾经的城与村，有一堵无界之墙
人虽生而平等，却也有着固化的社会阶层定位与自我认知。乡土中国里，有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的排序，其中“农”的社会地位很高。农人居于乡，专注于农事。治理者居于城，谋划庙堂之高远。
那时，城与村的距离只隔着两堵墙，一堵是城墙，一堵是寨墙。尽管两者之间都有墙，但其并没有谁想把两堵墙里面的人割裂开，不会成为阻拦城乡之间人财物自由流动的屏障。
两墙之内，大家各守其业、各安其命，一直处在一种相对稳定的自然平衡状态之中。没有谁尊谁卑的心理负担，亦没有谁高谁低的阶层歧视。
两者之间如果有边界，那么那道边界更多只存在于士子精英“进则天下、退亦天下”的人生抱负之中。那是士子精英们，一种出世入世的人生“进退智慧”；其所反映的，是胸怀大志者的一种价值观与人生观的道德素养，一种浩然正气与豁达心胸。
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除了社会学意义上的乡土文化特征外，所谓的“城”，更多时候，不过是万千乡村绿叶中的“几点红”。两者只有物理空间上的一墙之界，没有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
二、为什么会“叛离”土地
农民为什么愿意祖祖辈辈守着家中的那块土地，生于斯、长于斯、埋于斯，而不会轻易搬迁，随意远行？因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一旦丧失土地，农民就很难活得下去。农民可能会在很多事情上犯糊涂，但绝不会在“地”上犯糊涂。
土地是国家治理之脊，农民是大地生养之子。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埋种下了一种对土地的特殊情感。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土地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关乎一家人的温饱，关乎社会的稳定，关于国家治理的安全。
1840年至1949年，是整个中国社会深彻大变革探索的一百余年。在那个半殖民半封建、半挣扎半绝望的动荡年代，无论是士子精英还是从乡村逃出来的劳苦大众，出现了集体式的对乡土“叛离”。
不是背叛土地而离开，而是被土地背叛不得不离开。直到新中国建立，直到新的社会制度形成。
解放后的中国，虽依然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然而整个国家却已将发展的重心，偏向到了发展国防工业、重工业、轻工业和城市化建设上去。
当新的社会发展重心偏向工业和城市，留守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普遍出现了一种“工人高于农民、城市高于乡村”的攀比羡慕心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经历了数次人口迁移流动，其过程可谓大起大落，充满了艰辛与曲折。
————— 乡 剑 平 台 —————
1、《县域乡村整体推动实操指南》
2、《整村运营落地操作手册》
3、《如何让村集体持续增收》
4、《全国“小田变大田”改革》
5、《整村推进“小田变大田”践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