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在历时四年多的时间里，以摧枯拉朽之势歼灭国民党几百万军队，取得最后胜利。这其中，“国军”即便在局部战场上得到的小规模胜利也屈指可数，有研究者总结出解放战争中我军的9次失败，其中败于傅作义之手就有两次之多。在此前的1945年9月，晋东南爆发的上党战役被称为“解放战争第一仗”，我刘邓大军全歼晋绥军三万多人，活捉军长史泽波，击毙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可谓大获全胜。然而，同样在山西，同傅作义的作战就远没有这样顺利。其实晋北战役开始的时候进展得很顺利，最后结果却不尽人意。1946年7月，解放军相继收复宁武、代县、崞县、五台等。8月初，向忻州城发动攻击，但由于指挥员轻敌等原因，遂成久攻不下之势。但这仅是开始。解放军集中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主力，为夺取晋北重镇大同，成立了前线指挥部，张宗逊任司令员，杨成武副司令员，罗瑞卿为政治委员。由于前线指挥失当，解放军不仅没有实现原定作战目标，反而给自己造成重大伤亡，不得已撤出战斗。有资料显示，我军伤亡二万余，国民党军伤亡一万余。
这年7月20日开始，我军先后调集12万人，围攻大同。大同守军不多，且建制混乱，攻陷大同理应不在话下。这时，蒋介石将本属第二战区的大同划归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管辖，战场形势得以扭转。傅作义用的是围魏救赵之法，他不去直接救大同，而是转攻集宁。傅作义集中暂三军2个师，35军3个师及4个骑兵师共3.2万人左右，偷袭我军腹地集宁。
傅作义是山西临猗人，地处晋南，严格讲他既不是蒋介石的嫡系，甚至也不是阎锡山的嫡系，但他是带兵打仗的能手，早在军阀混战时期，他就在天镇、涿州战役中一举成名，更在绥远抗战中名震全国。将大同从第二战区划归十二战区，若在以往，阎老醯一定会心痛得跳起来，但此时也只能选择隐忍，谁让自己的部队那么不堪一击。
傅作义果然不负众望。我军由于对战场形势估计不足和指挥失误，致使集宁失守，主力受损，攻取大同已无可能，不得已撤回大同之围，导致了对敌斗争形势急剧扭转，并使西北野战军在战略上处于被动，使胡宗南无后顾之忧出兵延安，给党中央造成极大麻烦，并最终撤出延安。
晋北之战之后的傅作义有些得意忘形，他在《奋斗日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题为《致毛泽东的公开电》，“......最近由于你们背弃诺言，围攻大同，政府以和平解决的努力均告绝望后，本战区国军才迫不得已采取行动，救援大同，解救大同两万军民......你们相信武力万能，调集了17个旅、51个团之众，企图在集宁消灭国军，城郊野战和激烈巷战，继达四昼夜，最后你们终于溃了”。还说，“被包围被击溃被消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的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以及张宗逊、陈正湘、姚喆等全部主力......本战区国军，是你们认为人数最少、武器最劣、战斗力最弱的部队，然而你们竟一败于绥远，再败于大同，三败于集宁会战。试问如何与其他精锐的国军为敌？”并宣称，“只要毛先生参加政府，以政府一员的资格，向政府保荐贺龙或你们任何一位先生接替我现任的职位，我不但首先衷心欢迎，并愿尽力促成。你如果不嫌的话，我自己愿在毛先生部下当一个最低级的职员，而绝对忠实的服从你”。此信随后在国民党《中央日报》转载， 题为“傅作义电劝毛泽东，结束战乱参加政府”。傅作义的公开信，激起全党全军的强烈愤慨。杨成武“怒火中烧，愤慨已极”。延安《解放日报》却给与转载，朱德指示西北解放军向连级以上干部宣读，以激励将士牢记大同、集宁之辱。此为“激将法”。晋北战役的失利，主要原因在前线指挥员上，但晋绥军区首长贺龙主动承担了责任，他向军委写了报告，检讨了大同、集宁失利的原因。晋北战役的失利，使西北野战军在战略地位上处于被动，胡宗南立即出兵延安，而傅作义也更加嚣张。两年半之后的1949年2月22日，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傅作义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有罪”，“半生戎马，除了抗日，罪恶不少”。
